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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43(2000)04-0035-04
　　一
　　虽然说“谈到趣味无可争辩”（休漠语），但就中西审美文化尤其是针对艺术领域来说，审美取向差异的不同表征是十分明显的。
　　就绘画艺术来看。西方绘画强调真实性，主要强调对客观物体的真实描模。自柏拉图的影子说，亚氏的模仿说便确定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审美倾向。到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认为：“画家的心应该象一面镜子。”在绘画中讲求数理关系，黄金分割律的发现，为人体艺术美提供了科学依据。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达·芬奇发现了绘画透视法：焦点透视与空气透视，将数学原则与物理科学（光学）结合，使绘画对客观物理世界的描摹显得更为真实。
　　中国绘画艺术虽也讲求“师法自然”，但不是以求真态度去模仿对象，而是摹状对象之形去传达人物的内在精神，传神写意，感物写志是艺术家的主要任务。中国绘画艺术追求艺术之真主要表现在感情之真，“合情为真”。在艺术形式上要求在“似与不似之间”。写意水墨山水画最合中国艺术之精神。“应物象形”，“观物取象”的艺术原则规定了艺术的人文关怀，甚至为情为意而变形，抽象自然对象。在艺术的形与神之间，神是灵魂，是统帅，形仅是传神的符号载体。更为甚者，中国绘画艺术有“以白计黑”的独特美学原则。《庄子·田子方》中有“解衣般礴”“是真画者也”。因此，中国绘画艺术将描形状物居于次要地位，而表现人文关怀，情感体悟为第一要事。自古就有“文品如人品”、“画品如人品”的美学理论。
　　就中西文学审美倾向看。西方以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为源头。希腊神话是多元神，众神之父宙斯体现奥林匹克精神，日神阿波罗(Apollo)表现世界之甜美、静穆。但在希腊人的精神中最有影响的还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它使爱智、追问宇宙本体者为何的希腊人处于“激情状态”，这种“激情状态”是在勇于探寻宇宙、征服自然而自然力量暂时处于绝对优势时不可缺少的精神。这种斗天斗地的精神在荷马史诗中有很彻底的表现。荷马史诗的众英雄被神化，这种神化不是宗教情感，而是人类征服自然和命运之神但暂时又不具有的那种力量，那种精神的文学表达。象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故事经德国考古学家考古发现，证明在历史上确曾有其事。
　　古希腊悲剧艺术因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结合而诞生（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持的观点）。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过的那样，悲剧艺术是对人生之苦的超越，是积极的意志追求，借助艺术手段使世界和人生成为审美的对象，人即使在悲剧英雄的毁灭中也能看到美，在痛苦中也能感到一种“更高的征服对方的欢乐”。而不是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悲剧使人“意识到这个世界和生活永远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因此，它们不值得我们去爱，悲剧精神也就在于此，所以它把人引向退让。”由此，他认为我们在悲剧里得到的快感不属于美感，而属于崇高感。悲剧美学在西方文学中十分发达，崇高感是西方人审美取向的最重要的一个向度，无论是基督耶稣受难、复活的宗教情感，还是《安提戈涅》《哈姆莱特》的人文情感；无论是《拉奥孔》塑像的极度痛苦之崇高美，还是科隆大教堂圆拱尖顶飞向天国的宗教启示、上帝拯救苦难的神秘性力量，都体现崇高的美学原则。
　　与西方注重审美崇高感不同，中国文学审美则倾向性与理的调和。《诗经》成为中国古代抒情艺术的源头，抒情言志是诗的主要功用，政治教化更是诗教的直接目的。抒什么情？如何抒情？在最早的《毛诗大序》中已作了规定：“发乎情，止乎礼义”，抒情言志要“主文而谲谏”。情与礼义的矛盾的解决就是儒家的“执两用中”的贯彻，中庸之道是艺术成功与否的标准，它不单是人们行事立身之道。而且“为情造文”是中国古典文学笃守的一个美学原则。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这与西方文学审美向外表达人与自然或异己力量斗争的崇高感不同，中国文学审美是向内转，抒发感物感时而生发的个人情绪。在文学中，人与自然溶为一体。清人王船山论情景关系时强调“景中生情，情中含景”，主张情景交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强调“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成为文学诗词追求的至境。
　　中国艺术的“固心造境”成为传统的美学原则。景完全因情而转移，境因心而生发。宗炳的“澄怀味象”，刘禹锡的“境生象外”都强调心与境的关系。景成为情感、品德、情操、气节的外射物。君子以玉比德。屈原以鲜花香草比附自己的品质修养。“自然”在中国文学中已被人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亲和关系在文学中得到贯彻。
　　就建筑艺术而言，西方建筑艺术具有外倾性特征。古希腊罗马建筑的门楣上多用三角形或圆拱形，给人一种稳固感；建筑列柱的粗壮、高大、均衡排列，表现希腊人刚毅品质与雄健之美。宗教教堂建筑，圆拱形的门洞、橱窗，圆拱尖顶的挺拔高耸，外观宏伟而稳重，内部空间高深宽阔，下部阴暗，上部明朗，昭示着光明来自天国，使虔诚教徒产生由内向外的宗教情感冲动，同时也是对个人自我能力的否定。无论从建筑艺术本身，还是人们对建筑艺术的审美感受，都是一种外倾性的。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西方相异其趣，表现一种内倾性特征。从现存的乡村古建筑和文献资料看，四合院式建筑在中国广布。从乡村民间小四合院到清代故宫大四合院，从家到国，这种建筑都是传统血缘宗族制，家长制观念的物化表现。在此种观念的箝制下，既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私家少女的哀怨，又有对朝廷“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奢靡生活的批判。城墙、护城河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组成部分，从中透露出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勾心斗角”这个成语源于古代建筑艺术。“勾心斗角”表明房屋建筑的每一部分，四个方位都是朝向一个中心，房屋的座向，地脉走势都是从房屋建筑中心出发，又归于中心。中心是什么？即人。天地人三才，人居其间。因此从建筑的勾心斗角的特征也可透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人居中心地位，人的主体精神得到张扬。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勾心斗角风格与西方圆拱尖顶风格将中西不同的审美取向具体物态化，成为审美意识的永恒雕塑。
　　就音乐艺术看。西方在古希腊时代，诗（戏剧）乐同源，这与中国周秦时代情况类似。在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音乐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在这时，音乐精神表现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而且酒神精神是居首位的。音乐在悲剧中通过合唱队来表演，主要用来营造悲剧氛围，以激发观众的一种宗教情感。自基督教诞生以来，主宰精神道德的是宗教，虽然人们向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和平共存的现实世界，但却背负着原罪把美好的理想寄托于空设的“大国”。教堂唱诗班的音乐，尤如上帝的代言人，是对原罪者的洗礼和召唤。宗教音乐唤起教徒对上帝的崇敬感，使他们更加确信自己是有罪的。文艺复兴之后，音乐又从大国回到人间，但音乐精神主要表现人与命运的搏斗的精神，一种外倾性的英雄精神。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我们几乎可以确信，西方音乐最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意志精神力量，这与英雄精神，酒神精神是相一致的。只是到了尼采，音乐所具有的酒神精神一面被推向了极端——强力意志。因此，尼采认为华格纳的音乐是悲剧在德国重新诞生的希望（后来他对此有所否定），尼采说的音乐悲剧精神就是强力意志。
　　中国古代的“乐”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诗乐同源，诗乐虽有分离的时期，但总表现为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从诗经到汉代乐府诗；从宋词到元曲。礼、乐、诗、书、易、春秋并称“六艺”，而且礼、乐并举，在社会实践中，礼乐互助。孔子说，“兴于诗，主于礼，成于乐”“乐教”在中国古代儒家教育中居有极重要的地位。关于“乐”，在《礼记·乐记》、《苟子·乐论篇》、《吕氏春秋》中都有论述。归结于一点，都认为“乐”本乎人心，感物形声。配之于乐器，陶冶性情。如果说“礼”是人的道德修养的外在规范。那么“乐”是本乎人心的内在道德涵养。《礼记·乐记》说“乐者，所以象德也。”“德者，生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孔子在齐观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钱钟书说：“乐无意，故能涵一切意。吾国则嵇中散《声无哀乐论》说此最妙，所谓：‘夫唯无主于喜怒，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声音以平和为主，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正因为“乐”无意，所以音乐落实于每个个体的感受性，具有个别的自律性，从践形尽性，达到“生命的和谐”之美。
　　二
　　“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一切民族都有对自然的宗教崇拜的历史，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这种崇拜发生了分化。中国古代与古希腊时代，人对自然不同的观念就是这种分化的最好说明。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中，人与天地自然是亲和关系而不是分离对抗关系，对自然的态度是同情与关怀，关怀自然就是关怀人自身。天命即人性命，天地合德是谓仁，仁乃人之本性。在儒家，周代已开始把“尊天”与“敬德”等而视之。孔子以“仁”为道德核，虽然也提出“礼”这种外在的规范，但也必须以内在的道德修养或内在的本心作为实现“礼”的基础。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说的正是外在的礼与内在道德修养的关系。孟子在继承孔子“天人合德”思想基础上进而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心性说比孔子的仁说更进一步。“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把人性“善”作为“天道性命”的根本内容。强调人自身的觉悟的功能，内在善性，以此来约束自己，通过道德修养，提高人格，以达“内圣”境界。“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天道与人道同一，“天”被赋予了完全的道德内涵。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因此孟子把“人格之天”“命运天”都纳于他的道德体系之中。正如孔子说的“仁由己出”，道德理性成为儒家哲学的追求，终极关怀。显然这种道德理性不是依靠法律、政治制度来维系，而是依赖于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伦理社会关系。《大学》首章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修身——内在的道德修养——是一切之根本，甚至天下治乱兴哀皆因道德兴废为转移，这必然导致“内圣”者治平天下的“人治”社会理想。
　　这种道德价值标准是本乎人自我的以自我为天地人德本位，“由己及人”。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立，则立于人”孟子也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种人性自足，道德自足说，“每个人都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程灏语），人就没有什么需要向外在世界寻求的了。
　　道家哲学同样是内在超越性的，老子哲学的最基本概念是“道”。“道”在《老子》一书中有多种含义，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超越性的恒常的普遍法则。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为《易》之原理。老子的“道”不是宇宙本体，而是宇宙发生和构成的本体，普遍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要归返的自然是混饨为“一”的自然，是天、地、人未分的自然。这是因老子生活于春秋时代，战争、物欲、权力、财货使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即人在天、地间无法安顿生存，按庄子说“仅免于刑”的人生实在是有失人之本性。历史经验中也无不包含着道：“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庄子·秋水》也说：“牛马四足，是谓自然，穿牛鼻，落马首，是谓人。”可见道家的自然观是要摈弃人为之作，欲念之求，与儒家将自然、“天”纳入道德范围是不同的，与儒家强调内在心性休养，格物知至不同，而是沿自然无为无欲这一路发展。
　　如果说，原始的天人合一，还是一种感受，朴素的哲理认识，那么在这种哲理的推进下产生的审美文化，便是高级的天人合一，它形成的是审美意识。这种天人合一，是超功利的，超伦理道德价值的，没有道德规范的限制。但它不是激越动荡的。不是矛盾的，给人震惊的，而是安宁静穆的，恬淡无欲，神旷自适的。这是优美的特征。儒家以人内在道德为自足，由内向外扩展，把人性外化为自然，又由外在的自然落实到人的心性之中，达到天人合一，完成内在超越。道家以自然（混沌未分的“一”）为自足，由外在自然向内扩展，使自然内化为人的质朴的人性（从质朴无妨害于他人看，也具有道德价值），使人与自然合一。两家出发点不同，归宿点是同一的——人性的自足，人的自我本位。
　　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哲学思考仅止于以上二家是不够的。印度佛教自东汉传入东土以后，虽遭敌视，但经过改造后，渐与儒道融贯会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尤其是慧能禅宗与原印度佛教相比，已完全中国化，本土化。禅宗破除信仰权威和现实权威，把人的信仰由彼岸世界拉回到人的自我内心。原印度佛教信仰（真如）而超越生死轮回即寻求彼岸的外在超越世界，人的生死轮回使人在现实世界中永世苦难，人的肉身是苦难的根源之一，只有否定自身信仰真如才能达到彼岸超越生死轮回。这与中国的儒道两关怀现实人生，人的自然超越完全不相容。因此禅宗破除原印度佛教信仰权威，破除念经拜佛、坐禅等一切外在束缚，提出“明心见性”，认为“见性成佛”或“本心是佛”，佛不在遥远的彼岸世界，而在每个人的心中。禅宗讲“一念迷即众生”“一念觉即佛”。这种一念之间即可成佛的“顿悟成佛”说，把宗教归于人心，只在内心下功夫，完全靠悟性，即可达到佛境。到这时儒、道、释三家真是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会通并存的境界。“发韧于唐代的‘心宗’佛教，至宋明则被理学家所吸收，它们结合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遂把中国传统‘心’的文化推向高峰”。（张岱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交融会通，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倾性格”，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引导了审美文化的审美取向。
　　中国古代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人的历史，那么西方古代史几乎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的历史。西方民族的自然观（前面已提到）使其文化思想是一种外倾性格，是人征服自然的外在超越性哲学思想。关于人的自我本位几乎是失落的（除了智者派代表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可惜在古代没有人进一步探讨）。
　　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策源地，他的神话，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始终影响着西方人的文化追求和审美取向。
　　古希腊神话是多神世界，主要有影响的是巴库斯神（或狄俄尼索斯）。宙斯是万神之父，是奥林匹克神，但在神话的原始典型并不是宙斯，而是普罗米修斯。普氏从天上盗来了火，却因此遭受承世的苦难，宙斯代表“静穆”的情感，是理智的审慎的。而普氏代表英雄精神、热情，对宇宙好奇，对苦难的抗争，有了普氏人类才有了火。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人们由衷地对诸神景仰，从他们那里获得力量，获得帮助。
　　巴库斯神是酒神，又是丰收之神。酒对信仰它的人只是一种象征，因为他们追求酒带来的那种“激情状态”的沉醉。这是与神合一的沉醉。“巴库斯礼”这个名字在字源上指进入崇拜者的体内，神与崇拜者合而为一。希腊人对自然的宗教热情致使他们发展出一种探讨的精神，征服自然的勇气。
　　古希腊原始宗教已具有较浓厚的基督教气味，当时人们就已渴望着一种启示作为宗教权威的根源，这种启示正是基督教的特征。基督教设定了上帝、大国、彼岸世界，上帝给人以启示，人们只能遵从上帝的启示或教诫。（教会传达的教义）以行动。基督教兴起以后，明确认定人生来是有罪的。这种原罪观认为现世世界是罪恶世界，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背负着原罪的人。在这种观念中，其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外在的，绝对的。虽然西方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人们对宇宙自然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天人相分，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对立。就算康德雄心勃勃地要调和主客体的分离对立，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但还是得借助“物自体”这个先验之物。西方传统哲学把宇宙自然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在自然宇宙之外，又设定一个更真实的本体存在。这必然导出知识形而上的思潮，以征服自然和获得知识作为人类的主要任务。
《曲靖师专学报》35～38J1文艺理论邹丹20012001中西文化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绘画、文学、建构、音乐四个方面。西方重客观、尚激情和雄健之美，体现出浓厚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强调感悟和体验，重视性与理的和谐，展示出“天之合一”的自然之理。美学史/中西美学观念/比较研究/哲学背景收稿日期：2000-04-15邹丹 蒙自师专中文系教师 云南蒙自 661100 作者：《曲靖师专学报》35～38J1文艺理论邹丹20012001中西文化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绘画、文学、建构、音乐四个方面。西方重客观、尚激情和雄健之美，体现出浓厚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强调感悟和体验，重视性与理的和谐，展示出“天之合一”的自然之理。美学史/中西美学观念/比较研究/哲学背景收稿日期：2000-04-15

网载 2013-09-10 21: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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