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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是由日本学者大谷光瑞的藏书所组成。其中国文献收藏，因为颇具特色和内容丰富，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这批珍贵典籍的传奇经历，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东传与回流的重要线索。
　　　　　　一、大谷文库的由来
　　大谷光瑞(1876-1947)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二十一世主持大谷光尊的长子，早年留学英国和法国，明治三十六年(1903)接替主持职位，法名镜如，是日本着名的佛教领袖。据《柯公全集》中的《大谷光瑞师》一文介绍，大谷光瑞对动植物学，博物学以及亚洲大陆的地理非常熟悉，他不仅是位佛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学者，对中国文化有着渊博的知识，收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书及西文和日文书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把这批藏书转让给了满铁大连图书馆，满铁大连图书馆则把这批藏书单独建库存放，形成着名的“大谷文库”。
　　关于大谷文库建立时间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说法。日本着名汉学家伊藤漱聘教授认为，大谷文库建于1930年（见日本汲古书院编《汲古》杂志，1986年第九、十号连载的《大连图书馆藏“大谷本”的来历及其现状》一文）。这个说法的主要根据是文库中所藏的《鼓掌绝尘》一书中钤有日本昭和五年(1930)七月十八日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印。此印确是大谷文库藏书中所盖的入藏时间最早的藏书印之一，但我们认为，尚不能以这枚藏书印钤盖的时间来断定大谷文库建库的时间。因为大谷文库的藏书印系后来整理时所钤印的，而且整理的时间也比较长。例如：文库中所藏明清小说《杜骗新书》中也盖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昭和五年七月十八日”的藏书印，而同样是清代小说《遍地金》所盖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印的日期是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端也有“大谷光瑞氏寄赠”的朱文小长方印。再如：《艺文类聚》中所盖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印的日期是昭和十年（1935年）八月二十五日，而《大明一统志》藏书印的钤盖日期为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月二十二日，《明季南略》中所钤藏书印的日期是昭和十六年（1941年）一月二十八日。我们不可能说，大谷文库从昭和五年七月十八日一直建到昭和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才告结束。这因为大谷文库的藏书虽不是分批存放于满铁大连图书馆，但却是分批进行整理的，因而其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以大谷光瑞把这批藏书转让给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时间，作为大谷文库建立的时间较为合适。据文献记载，大谷光瑞把这批藏书转让给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时间，为大正十四年(1925)十一月。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出版的《满铁附属地沿营沿革全史》第一部第十四章介绍：“大谷光瑞的藏书，最初是委托满铁大连图书馆保存的，大正十四年十一月寄赠给大连图书馆收藏”。当时的《满蒙年鉴》在“社会教育”栏内，也作了同样的记载。就是说，大正十四年十一月，满铁大连图书馆已经对这批藏书拥有所有权。因此，我们把大谷文库建立的时间定在大正十四年十一月，即满铁大连图书馆真正接收了这批藏书的时间，当不致有误。
　　前引《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一书中所说的话，自然会使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谷光瑞最初只是委托大连图书馆保存这批藏书，而大正十四年才寄赠，亦即转让给满铁大连图书馆呢？《镜如上人年谱》一书，给了一个较清楚的答案。据该书介绍，大正三年(1914)，因为西本愿寺在财政上的一些问题，大谷光瑞被迫辞去了教团主持的职位，到南洋及中国等地传教，并经营农场等事务。大谷光瑞是大正四年(1915)八月迁到旅顺新市街居住的，后来因为经费不足，向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借了一笔巨资，于是便用自己的藏书及其它财产作担保，并将其藏书寄放在满铁大连图书馆作抵押，后来由于无力偿还借款，便于大正十四年十一月，正式将这批书转让给了满铁大连图书馆。鉴于这批藏书的特殊性，该馆没有分散上架，而是集中存放，并命名为“大谷文库”。
　　　　　　二、大谷文库所藏中国古典小说
　　大谷文库藏书十分丰富，其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有着很高的版本价值。中国古典小说，可以说是大谷文库的精华所在，共有中国古典小说一百五十种（不包括戏曲）。很多小说不仅刻制年代早，刻工精良，而且不少已成为海内外孤本、稀见本。
　　比如，明刻本《警世阴阳梦》，清初刻本《后水浒传》，日本抄本《珍珠舶》以及存卷较多的《连城璧》，已被公认为稀世之珍。另如《凤凰池》《醒名花》《醒风流》《金兰笺》等三十余种清刻本小说，也系鲜见。如《醒名花》除了大谷文库外，仅美国哈佛大学存有一部残本。《醒风流》也仅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还有不少小说，海内外虽有收藏，但远不如大谷本刊刻年代之早，刻工之精良。初刻本多，也是大谷文库藏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特色。
　　系统收藏一个作者的作品，是大谷文库的又一特色。如清代着名小说家天花藏主人所创作的小说现存十六种，即《人间乐》四卷十八回，《梁武帝西来演义》十卷四十回，《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王支砚小传》四卷二十回，《锦疑团》十六回，《玉娇梨》四卷二十回，《平山岭燕》二十回，《两交婚小传》四卷十八回，《金云翘传》四卷二十回，《幻中真》十二回，《后水浒传》四十五回，《飞花咏小传》十六回，《麟儿报》四卷十六回，《画图缘》四卷十六回，《赛红丝》十六回，《定情人》十六回等。除《梁武帝西来演义》《锦疑团》《幻中真》外，其余十六种，该文库中皆有庋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是收藏天花藏主人作品最多者。
　　再如，《世说新语》一书，很早就传入日本，由于它的艺术性很高，以及在历史、语言、文学上的价值，在日本流传很广，而且出现了各种译本及研究着作。大谷文库中不仅收藏有汉文刻本，日本刻本，且搜集了大量研究着作和注释本。大谷文库中所藏该书的几个版本都是比较早的刻本。其中汉文本《世说新语》是清初刻本，日文本《世说新语补》是元禄七年(1694)林九兵卫刻本。日本刻本《世说逸》是宽延二年(1749)刻本，该刻本可以说是在日本译的《世说新语》中，颇有特色的一种。王世贞《世说新语补》传入日本后，刘义庆的古《世说新语》反而被淹没。因此，该书搜集了《世说新语补》所删去古《世说》中二百五十二篇文章，对《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起到了促进作用。大谷光瑞似乎也受了《世说逸》的影响，在元禄七年本《世说新语补》中，用朱笔作的很多校勘，也常常是用古《世说》作依据，同时也参校其它版本。如该书卷一“陈仲举为豫章太守”一句，他校曰：“古《世说》‘为豫章’上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四句”。又如卷九有“体中佳时，晚复看耳”句，上栏有注曰：“一本‘佳’上有‘不’字”。显然是从几个不同版本比较来读此书的。另外文库对《世说新语》的研究着作也十分重视，不仅收藏有日本刻本《世说笺本》，也有宝历十二年(1762)刻的《世说钞撮》和宝历十三年浪华书肆刻的《世说新语补国字解》等书。《世说新语补国字解》共五卷，该书是用日语写成的诠释《世说新语补》中词语的着作。该书流传很少，即使在日本也不多见。
　　大谷文库中何以拥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古典小说珍本，这个问题涉及如下重要课题。
　　　　　　三、中国古典小说的东传与回流
　　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历史久远，规模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派遣唐使及留学生、留学僧将汉籍带回国。如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汉籍就有《唐礼》《太衍历经》《乐书要录》等多种。日本宽平年间(889-898)编的《日本国见在目录》着录了日本国藏书处遭祝融之灾后保存下的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汉籍，可见隋唐时期，中国典籍东传日本数量之大。
　　中国典籍第二次大规模涌向日本，是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基本上实行锁国政策，但对中国仍大开门户。宽永十六年(1639)至安政元年(1854)间，将通商口岸限定在长崎港。此时正值我国明清之际，印刷术处于发达时期，这时由中国商船带到日本的汉籍，数量之大，胜过往昔。《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关西大学出版部，1986年版，第50页）中记载中国商人余柳桥回答日人曰：“我邦典籍虽富，迩年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此语虽为推测，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书籍传入日本的盛况。黄遵宪《日本杂咏》自注中说：“长崎与我通商，既三百余年。每岁舶以八九月至……近世文集，朝始上木，夕既渡海。东西二京文学之士，每得奇书，则珍重箧衍，夸耀于人。而赝鼎纷来，麻沙争购，亦所不免。修好之后，得之较易也。”黄氏此注中“朝始上木，夕既渡海”一语，虽有夸张，但大致说明这些中国书籍的出版地在江、浙一带。王士祯《居易录》卷十四中说：“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变，城郭丘墟，都无刻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也认为：“吾按文简时，金陵、苏、杭既远过闽蜀。”可以证明从中国运载书籍往日本的船多是从江、浙一带出航的。
　　江户时代，正是我国明清小说创作和出版的高峰期，而出版明清小说的书坊又大多在江浙一带，那么，通俗小说的大量东传，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正是由于中国通俗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大约在享保初年(1716-1735)，激发了日本人对中国白话小说的极大兴趣，很多日本人借此学习汉语会话。当时很多着名的汉学家学习汉语，都是从读白话小说入手的。1797年皆川淇园在日译本《通俗平妖传》中介绍了中国通俗小说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余与弟章幼时闻家大人说《水浒传》第一回‘魔君出幽将生世之事’，而心愿续闻其后事，而家大人无暇及之，余兄弟请其书，枕籍以读之，经一年后粗得通其大略。乃十八九岁，得一百回《水浒》读之。友人清君锦亦酷好之，每会可举其文奇者以为谈资。后又遂与君锦共读他演奇小说，如《西游》《西洋》《金瓶》《封神》《女仙》《禅真》等诸书，无不遍读……此距今四十余年前事也。”序文中例举了数种通俗小说，可见通俗小说在日本流传之广。江户时期究竟有多少通俗小说传入日本，尚无精确统计。但宽政三年(1791)大阪书林曾编了一部着名的《小说字汇》，是一部俗语辞书，以帮助日本人读懂中国小说。该书共征引了流传日本的中国小说一百五十余种，是研究中国通俗小说东传问题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字汇》中所征引的一百五十余种小说中，与大谷文库藏本相同的有九十六种。大谷文库藏中国通俗小说共一百五十种，有五十多种《小说字汇》中亦未收入。排除一些刻本较晚的小说，可以断定，1791年以前东传日本的中国通俗小说在二百种以上。
　　现在我们对大谷文库藏书的渊源作一介绍，以弄清其与中国通俗小说东传与回流的关系。大谷文库的藏书，是大谷光瑞从日本六甲山腹地二乐庄旧房运到中国的。关露香在1916年出版的《大谷光瑞》一书中说，大谷光瑞来中国时带了万卷书籍，二乐庄为之一空。从大谷文库中的藏书印来看，主要有四枚印章。一种是“写字台之藏书”朱文长方印，一种是“写字台之藏书”椭圆印，一种是“写字台之藏书”大字双行长方印，一种是“大谷光瑞藏书”方印。“写字台之藏书”印，当是“写字台文库”的藏书印。写字台文库是西本愿寺的藏书处，已有数百年历史，沿用至今。不同的印章，可以表明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钤盖的。如宽文十年(1670)刻本《三国志》钤有长方印，日本抄本《珍珠舶》则钤有椭圆印。所以我们认为大谷文库藏书是多年积累的，可以反映出中国通俗小说东传的历史。据考证，就中国通俗小说而言，大谷文库所藏之数量超过了日本所有藏书机构，而且其质量之高，也远在其他藏书机构之上。尤其文库中的许多日本刻本及抄本小说，足以反映该种小说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及影响。
　　中国通俗小说大量东传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书籍反而在中国失传。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少学者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寻访，以使其回流中土。如清末学者杨守敬在出使日本期间(1880-1884)便遍访失传珍籍，撰有《日本访书志》，还影印出版了《古佚丛书》。近代着名藏书家李盛铎，也在出使日本期间遍寻佚书，尤其对日刻汉籍进行潜心地研究。许多和刻本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尤其一些日本汉学家对汉籍的校注，记录了汉籍在日本的传播及在日本研究的状况。他大量购买和刻本，使中国古籍的回流具有了双向交流的意义。《世说新语》古写本在日本发现，中国学者罗振玉在1915年至1916年顷，多方奔走，从神田、小川、山田、小西四位收藏者手里借到他们分别珍藏的唐写本残卷，遂加以刻印出版，使这些珍贵的小说文献回归中国人手中。再如，在日本流传最广的《剪灯新话》及李昌祺(1376-1452)仿作的《剪灯余话》，反而在我国很早就没有文本流传，1917年，董康搜集了日本庆长年间(1596-1614)的话字本《剪灯新话》和元和年间(1615-1631)版的《剪灯余话》加以翻刻，使中国人又重睹二书的芳容。着名小说研究家孙楷弟先生，也曾专程赴日访书，撰写了《东京所见通俗小说书目》，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回流，做了大量工作。
　　大谷文库本中国通俗小说，经历了数百年流传日本的历史，最后又传奇般地回到中国，虽然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或者说纯属偶然，但客观上确为我们保存了很多珍贵的版本，这批书的东传与回流，应该称得上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日本研究沈阳88～91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张本义20002000 作者：日本研究沈阳88～91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张本义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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