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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问题，历来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命题之一，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在批判康德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更是将理性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一点上可视为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从近代过渡到当代的根本性的转折（注：参阅俞吾金：《论黑格尔的理性观》，载《俞吾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 页。）。理解黑格尔的理性观，对于理解全部黑格尔哲学乃至马克思哲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尤其在二战前夕，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实证主义思潮以及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主流意识形态，或将黑格尔哲学与反理性等同，或鄙视、摈弃黑格尔哲学，甚至将其视为反动哲学等等，在学理上与政治实践上都造成了严重后果。正是在此严峻的社会背景下，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对黑格尔的理性观作了深入剖析，并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
　　　　　　一、马尔库塞理性观的涵义
　　马尔库塞通过对黑格尔理性观的阐发，提出了批判理论的理性观，它包括四层涵义，即否定理性、辩证理性、自由理性和批判理性。
　　　　1.否定理性
　　马尔库塞首先肯定作为黑格尔哲学核心的理性概念在哲学领域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法国革命表明了理性是战胜现实的最终力量，理性能够主宰现实。马尔库塞借黑格尔之口，提出了“主体就是客体”的主客体统一思想，认为客体的现实也就是主体的实现，并重新解释了黑格尔“凡合乎理性的东西是现实的，现实的东西是合乎理性的”命题。现实并不意味着实际存在的一切（更应称为现象），而仅指在形式上与理性原则一致存在的一切。由此，现实并非都是合理的，惟独合理的才是真正现实的。即凡是现存的（现象），已丧失必然性的东西必然灭亡，而合乎理性的，主体必将将其实现，成为客体的现实，因为这个主体是能够实现的现实性。黑格尔在晚年论道：“现实的东西是合理的。但并非实存的一切都是现实的，是合理的，恶劣的东西是种其本身就是残缺和渺不足道的东西。自由是什么，这是需要理解的，只有这样，理论的精神才会使自己解放。精神不能作概念理解的，就是同它对立的东西，对它便是一种他物。……与这种理论的意趣相联系的，是实践的意趣，概念在今日正是这一时代的观点。人们根本不再把单纯基于权威的东西看作有效的东西，法律通过概念才能使自己合法”（注：参阅俞吾金：《论黑格尔的理性观》，载《俞吾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这段话说明了黑格尔本人对“现实”与“实际存在”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对于什么是真正现实的，进而是合理的，这需要进行理论认识。在此，马尔库塞从“左”的方面发挥了黑格尔的命题，指出了黑格尔理性概念内蕴着的批判性。
　　在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中，他进一步分析了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的性质，指出了“否定”乃是理性的本质：“事物通过与其它事物的对立表明了其自身的性质，它是其自身对立面的统一，或是自为的存在与为它存在的统一体”（注：马尔库塞： 《理性与革命》， 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 260、 377页。）。这个“自为的存在”和“为它的存在”构成了每个存在的两个概念要素，而“否定作为事物统一体内自为存在和为它存在间的差异出现。……事物的规定包含着它的内在潜能，内在潜能和仍未融于事物本身的外在条件相对立”（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页。）。这种矛盾有一种“应该”的力量，这种“应该”的力量迫使人去实现还未存在的一切。这就是理性的力量。“理性的现实化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任务。客观呈现的物质形式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形式。仅仅给定的首先是否定，这与它真正的潜在是相当不同的。它只有在克服其否定性的过程中才能变得真实，所以真理的诞生要求着给定事实的消亡。黑格尔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对给定概念的消解之上。所有的形式都经过对理性的溶解运动而获得这个运动取消并改变着它们的（外在形态），直到它们达到与其概念的吻合。黑格尔的哲学，因而是一种否定的哲学，……真理只能通过其消亡才能成立。”（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页。）马尔库塞认为，这种更改的现实化不从属于一个道德或宗教的领域，而属于一个实际的实践领域，并直接导向革命。
　　马尔库塞通过对黑格尔“有限”与“无限”、“无”与“存在”等概念的辩析，论证了辩证理性的批判特质。
　　　　2.辩证理性
　　否定并不是虚无主义的否定，否定的同时也即肯定，是“扬弃”，故又是辩证理性。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哲学的确被称为反思的哲学。那个体现一般感观的假设事实确信，作为真理的实证标志存在于现实真理的否定中，是一种原初的动机。通过这种否定，使真理能够被承认。辩证法的力量存在于批判的确信之中，全部的辩证法都被一种弥漫着本质否定的存在形式的概念联系着，这种概念的内容和运动也是被否定所限定的。”（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页。）他认为尽管康德与黑格尔的认识论都涉及到知性与理性，但康德只在认识论的某一部分探讨理性，理性被局限于“调整”功能，而黑格尔深刻地批评了知性的缺陷，认为康德哲学“完全是知性哲学”（注：转引自薛华：《黑格尔和普鲁士王国的关系》，《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在黑格尔那里， 理性渗透到逻辑学的每一部分，理性成为普遍的思维方法。在知性范围里，概念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它固执对立，因而是分离、有限的；而理性则促使对立着的范畴彼此转化，是流动的：“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从而克服知性达到理性。而这个“真正的统一体”并非正、反、合的空洞的先验形式，而是指主体、客体和二者统一体三个要素作为一个对立面的力量的统一体，它消除了常识的可靠性，证明了“常识所认定的直接的确定对于哲学来说并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对“常识”的怀疑、对物质事实的反诘正是真正的“革命”的精神实质所在，他称之为“真正的怀疑论”，是任何一种真正哲学的“自由成分”（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 235 —238、256、260、377页。）。他进而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诉诸于常识的实证主义，“事实并不能代表现实所能代表和应该代表的，为了一个虚幻和外在的世界，实证主义最终放弃人的真正潜能。”（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页。）同样，否定也成为了事物的“真正的辩证过程”，它是“所有能动性的最内在的源泉，是生活和精神上自我运动的最内在的源泉。”（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页。）马尔库塞认为存在的所有直接的形式都是“恶”的，只有当直接状态被否定时，当存在变成“主体”并使其外在状态适合于潜在时，真正的存在才开始了，在此，马尔库塞回应了黑格尔“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必然包括着否定阶段和肯定阶段，包含着重新成为虚假的过程后回归到真理的阶段。作为这样的体系，辩证法因而是哲学的真正方法。这表明了哲学所探讨的对象存在于一种“否定”的状态中，通过它自身的存在的力量，在回归真理的过程中被扬弃。
　　马尔库塞对于辩证理性的这种认识充满了历史感，在他看来，真理、理性、自由等都是一个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像数学定理那样被表达为一个命题，也不能由其自身来证明。真理需要展开，理性也不能省略构成其理性的历史内容，它的证明不是认识的外在过程，而是由人类的历史所提供的。他极其敏锐地看到日益增长的那种与现实保持一致的妥协的、实证主义的单面肯定思维极有可能断送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落实到社会现实层面上就暗含着自由主义被极权主义代替的危机。
　　　　3.自由理性
　　作为对自由潜能的实现，马尔库塞的理性概念与自由同义，理性的要求就是对自由的召唤。马尔库塞认为理性与自由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互为条件，理性的实现就在于激发人们追求自由的潜能，从而突破现状，追求更高的合理性的自由。理性以自由为先决条件，以根据真理去行动的力量为先决条件，以形成与潜在相一致的现实的力量为先决条件。自由也以理性为条件，因为自由仅是对知识的理解，而知识是主体获得的，并发挥其力量的。理性实现了自身，而自由恰恰是主体存在。作为黑格尔辩证哲学的扞卫者，马尔库塞对于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哲学高度推崇。他指出，由于德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之下，十八世纪后期的德国并非黑格尔理想中的国家，与法兰西相比，德国没有强大的、自觉主动、经过政治教育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无论是贵族还是市民资产阶级都无力形成和实现任何有威胁的反抗力量，这使得当时的德国人转向内心世界寻求理性的自由，向内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求自身生命的实现，这种倾向，成为德国唯心主义思想来源的社会成因。唯心主义的学说在本质上并非主宰着事物的自身，毋宁说它主宰着事物的理念。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状况下还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是值得肯定的。黑格尔把理性和自由作为“我们的原则”，而其哲学中具体的历史因素使它突破了唯心主义构架。
　　在马尔库塞看来，要继承和发扬唯心主义学说的这一巨大的进步意义，就必须重树理性的权威，必须为恢复理性的革命批判精神呐喊，尤其不能消除理性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不能消除理性的怀疑一切和超越现实的精神。确实，传统理性主义过于推崇形式思维，过分强调普遍性而导致对个体自由的忽略，马尔库塞汲取了非理性主义的因素——充分重视人的存在本质，重视人的自由和潜能的实现，强调个性和情感思维，批判实证思维和技术理性等等，以此改造黑格尔的理性观，建立起一种既保留了理性的批判否定精神，又兼顾人的存在和本质、人的自由和潜能的实现的新理性观。在马尔库塞看来，真正的“理性”蕴含着为自由和合理生活秩序而顽强抗争，洋溢着人的主体性精神。
　　　　4.革命理性
　　作为实践、批判的理性，马尔库塞的理性观直接通往革命的道路，构成独特的革命理性观。他借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宣称的“观念与现实的溶解”一说，认为“当哲学系统地阐述了理性实现了的世界的观点时，哲学已达到了它的顶点。……哲学最后的终结，同时也就是哲学的让位。……然而，其结果并不是思想遵循于存在的秩序。批判的思维并不能终止，不过是表现出一个新的形式。理性的努力转变成了社会理性和社会实践。”（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 260、377页。）正是在此意义上， 他认为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遗产的真正继承人，二者同属于理性主义传统，也是真正的革命理论的缔造者。“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有范畴终止于存在着的秩序中，与此同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范畴则触及对这些存在着的秩序的否定。……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 —238、256、260、377页。）。马尔库塞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确实已发生了“不同的真理序列的变化”，但这丝毫不影响马克思对黑格尔革命的理性观的继承。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理性还是一个封闭的观念体系，但在它的唯心主义的形式中已内蕴了得出超出其唯心体系的结论——革命，而到了马克思那里，对现实的否定——理性，已变成了一个历史条件，一个与社会的特定历史形式相联系的社会条件，这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对经济事实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分析，已深深触及到实际人类内容的经济关系的结构。像资本和劳动、资本和商品、劳动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和商品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理解为人类的关系，理解为人类的社会存在关系。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一样，就是“否定辩证法”，即“每一事实不仅是一个事实，它又是一个否定的和对真正可能性的限制。”（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页。）而“共产主义，由于它积极地废除了私有制，因此它的真正本性乃是个人主义的新形式，不仅是一个新的不同的经济制度，而且是不同的生活制度。……存在于黑格尔哲学和所有传统哲学内部的矛盾，将在这个新的社会形式中得到解决，因为这些矛盾都是根源于阶级社会对立的历史矛盾。哲学思想一旦被置于批判理论的微观考察之下，被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所把握，那么，它所表达的是脱离它的哲学形式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 256 、260、377页。）
　　　　　　二、马尔库塞理性观的效应
　　由于马尔库塞的理性观是在对黑格尔理性观的阐发以及对马克思理论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再解释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对马尔库塞理性观的再评价就必然涉及到两个层面：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理性观的剖析是否符合黑格尔的原意？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是否成立？只有在弄清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出对马尔库塞理性观得失的评价。
　　　　1.马尔库塞与黑格尔
　　马尔库塞紧紧抓住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作为解剖黑格尔全部哲学要义的钥匙，他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的理性观在其形而上学的外观下隐含着颠覆现实的革命性，凸显了理性对常识的扬弃并直指现实实践领域——革命。正如科莱蒂指出的，马尔库塞着重区别了“实证思维”和“否定的思维”，“前者是与知性相联系着的，遵循着常识和科学的无矛盾的物质主义原则，后者则与辩证法和‘理性’哲学概念相联系。实证思维是一种只承认世界实存，注重‘事实’，真实和权威的思想，而否定概念是一种对‘事实’加以否定的思想。”（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 260、377页。）科莱蒂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马尔库塞把这两种思想对立起来，赞成后者，否定前者，在理性和革命之间建立了同盟。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理性观否定批判性内涵的揭示，是符合黑格尔理性观的真义的。黑格尔也正是通过理性概念突出强调人的崇高地位，强调了理性与革命、自由的紧密关系：“世界历史是永恒理性的产物，正是理性决定了它所有伟大的革命。”（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四卷，第306页。）
　　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解释也引起后来者的种种置疑。如美国学者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认为“马尔库塞对待黑格尔及黑格尔派学说的态度，既不是黑格尔本人的，也不是马克思的，马尔库塞应被列入左派或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理性概念系统是否运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马尔库塞从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注：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马尔库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也就是说马尔库塞始终还是停留在概念系统中对理性加以阐释。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拉科夫斯基也将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解释归为“几乎等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他尤其不同意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看法。他认为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评价“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是不确切的”。
　　应当指出，马尔库塞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实证哲学，而是有所特指的，他是在二战前夕法西斯主义政治日益猖獗的背景下提出对代表了德国官方哲学的实证主义思潮的批判，从而将黑格尔的哲学与非理性主义区分开来。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理性观阐发的偏失之处倒并不在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而在于他过于强调了理性否定的一面，而没有真正将黑格尔的思辩理性贯彻到底，在张扬其否定性的同时，忽略了黑格尔哲学理性的肯定性一面。而在黑格尔那里，肯定的理性作为认识真理的最高的阶段，既扬弃了知性的确定性，又扬弃了理性的否定性，从而达到了包含否定在内的肯定。马尔库塞对这种肯定理性的忽略，受到后来一些研究者的严厉批评，原苏联学者A·C·鲍戈莫洛夫等人认为马尔库塞“将黑格尔哲学解释成只是一种‘否定的’即完全‘否定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同时代现实与非理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相符合的”，“将黑格尔的‘理性’变为全面反抗的象征，相应地将‘悟性’与调和的方法论基础混为一谈，试图运用这些解释来为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一般极‘左’辩护，为那些既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人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五十——六十年代起了相当大的混淆视听的作用。”（注：A.C.鲍戈莫洛夫等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481页。）
　　　　2.马尔库塞与马克思
　　马尔库塞再三强调在黑格尔的理性与马克思的理论之间已经架起了一座桥梁，并把马克思看作是黑格尔革命遗产的唯一真正的继承人。他认为，尽管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发生了“不同的真理序列的变化”，（从哲学理论向社会学理论的转变），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二者实质内容上的对立，恰恰相反，马克思直接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最富革命意味的理性主义，并且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理性观的继承上。他认为马克思把《精神现象学》视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注意到了《现象学》中蕴含着的批判力，并加以肯定：“《现象学》是一种暗含着的，自身还模糊不清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批判；但是，既然《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那么，在它里面就潜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具有了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完善和成熟的形式。”“包含着——尽管还是以异化的形式——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页。）
　　马尔库塞也指出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观的扬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他指出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有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这是因为马克思把实践和社会的存在引入关于人的本质的存在的定义中，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人的存在还是一种抽象的，不受先定“自然”约束的，既创造自身又创造一切对象，而马克思从感性（对象化）出发，把人的本质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这种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道路并不是以彻底抛弃黑格尔为特征的，相反，在革命理论的来源方面，马克思在改造的基础上再次吸取了黑格尔的决定性的成就，马克思超出了费尔巴哈而回到了黑格尔那里，吸收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并把它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真正的实现。即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将黑格尔的“方法”加以改造后运用到新的领域中去，而是重新追溯到黑格尔哲学的基础问题，并采用了这些问题的现实的内容。他认为马克思理论的意义和目的根本不是哲学上的，而是实践的和革命的，即通过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而实践不仅仅存在于理论的终点，而且在理论开始之时就已出现。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理论的阐述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发挥一样，也存在着一些疑点，他对马克思的解释正确吗？麦金太尔认为：“马尔库塞把不属于马克思的成熟着作的那些黑格尔观点带到他对马克思成熟着作的分析中去，……（不仅如此），他还把一种马克思从未有过的与黑格尔的决裂归于马克思。”麦金太尔认为，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的程度表现在他不同时期的着作中是不一样的，而“当马尔库塞从解释黑格尔转向解释马克思时，他恰恰是把说明绝对理念自我实现的黑格尔特征加到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上去”。“他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6年就已抛弃的黑格尔术语。……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嘲笑了黑格尔的‘更高存在’和‘理念’等术语。在某种程度上，这使人想到马克思可能同样也将嘲笑‘否定’一词。”（注：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马尔库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3页。）这说明马尔库塞在暴露马克思哲学黑格尔主义来源的同时，有可能忽略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一面的体察。马尔库塞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忽略了理性实现所必需的政治—经济的要素，这使他对马克思理论的阐发不免执于一端，也使其自身的理性观蒙上了空想的成份。因为他未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现实生活过程和生活条件来考察人和历史，也就未能历史地批判现实的生活关系，反之，他在论及理性与革命的真正领域之时，却回避了他一度赞赏的具体的历史因素，转而还是回到主观意识领域为其理性观找到一处栖身之地。他片面地把理论的效用夸大为改造社会的力量，把理性的自我实现与改造现实的革命理论完全等同了起来，实际上是将精神的力量加以理想化了。在他后来的一系列着作中，尽管深刻地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人们的愿望与焦虑，但却未能真正揭示造成这种矛盾的政治与经济根源，从而也就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故他的这种批判理性观既是激进的、深刻的，但又伴随着理论上的空想和浓重的思辩气息，最后只能走向审美的乌托邦和悲观主义。
　　马尔库塞在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理论遭到来自各方歪曲和攻击的背景下，对黑格尔理性观革命性的阐发以及他本人的理性观的提出，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的。他不仅仅对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互相关系的研究作出了重大推进，而且极富洞见地指出了马克思理论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乃是经过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改造。
　　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当人们日益惯于用观察自然的实证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实践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于行动，理性的追问更多被权威、服从、整体等字眼所遮蔽之时，重温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理性观含义的挖掘以及对其蕴涵着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张扬，无疑对我们更好地解读马克思和黑格尔，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较高的理论起点；同时，也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现实、批判和改造现实不无启迪。
浙江学刊杭州43～47B6外国哲学潘非欧20002000本文着重考察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中的理性概念，揭示其理性观的四层内涵，即否定理性、辩证理性、自由理性和革命理性，认为马尔库塞理性观极大地发挥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具有批判现实的进步意义。辩证地分析马尔库塞的理性观，弃其糟粕，扬其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涵义，重视开掘理性的批判功能，从而不断对现实进行反思并作出新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马尔库塞/黑格尔/理性/革命/马克思潘非欧，女，1969年生，浙江省社科院邓研中心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25） 作者：浙江学刊杭州43～47B6外国哲学潘非欧20002000本文着重考察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中的理性概念，揭示其理性观的四层内涵，即否定理性、辩证理性、自由理性和革命理性，认为马尔库塞理性观极大地发挥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具有批判现实的进步意义。辩证地分析马尔库塞的理性观，弃其糟粕，扬其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涵义，重视开掘理性的批判功能，从而不断对现实进行反思并作出新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马尔库塞/黑格尔/理性/革命/马克思

网载 2013-09-10 2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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