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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中产生的谣曲体长篇叙事诗歌《王贵与李香香》，不仅被认为在叙事主题和体裁形式等方面，以“警奇的成就”，“反映了历史转换期的一定社会真实”，“完成了我们多年来所期望的艺术和人民的深密结合”和“创立了一个诗歌的新范型”[1-p12]。并且，随着中国革命及其新的国家政治权力的形成，以及“文学新方向”的确立及其“当代”转型[2-p14]，这首被确定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之一的叙事诗歌作品[3-p73]，也成了建构这个“伟大的开始”及其“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3-p69]，尤其是当代中国叙事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传统资源的“经典”化及其审美选择过程中，不断地通过多种方式在对这首作品的编辑出版、版本修改和“文本”内容、“副文本”因素的调整，达到并体现出当时国家对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高度组织化”的权力要求，反映出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阅读接受与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调节与控制，以及它们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典范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新文学文献资料学的研究角度，以对《王贵与李香香》的版本变迁及其文本的修改等为中心，在对其“新善本”[4-p112]的考订及校勘等基础之上，探讨它处于不同时期及其时代背景之下的政治印记及意义变化等[5-p6]“文学史”研究内容与学术意味。
　　一
　　事实上，从版本学的考察及相关资料可以发现，1946年9月22日至24日连载在延安《解放日报》第4版副刊上的谣曲体长篇叙事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此前曾以《红旗插上死羊湾》的标题及韵散相间的民间说唱体形式，在作者李季当时担任社长的中共三边地委宣传部所属的油印报刊《三边报》上刊出发表过作品的第一部分及其章节。随后是在《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黎辛的建议下，由作者删去了说唱文本及其形式的散文说白叙述，保留并借鉴模仿陕北民歌“顺天游”的形式及其表现手法，以《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的新题目，并以“反映边区人民艰苦卓绝的自卫斗争，暴露胡匪的惨无人道，毁灭边区人民（从生活条件到肉体），毁灭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创作立意及叙事“主题”等[6]，将其改编修改为一首长篇叙事诗歌。最后，经过黎辛改定及作者同意，才终以《王贵与李香香——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为题目，在《解放日报》上得以公开发表[7]。并且，正是在开始连载的当天报纸上，黎辛还使用“解清”的署名，撰写了一篇《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的推荐性文章，热情肯定并高度评价这首“用民歌‘顺天游’的形式写的三边民间革命和爱情的历史故事”。称赞它“不仅题材新鲜，风格简明，而且极生动极有地方特色的为我们刻绘了一幅边区土地革命时农民斗争图画”，因而“可以预测这将是广大读者所欢迎的作品”[8]。随后不久，《解放日报》副刊又刊载了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读了一首诗》。文章中赞称“我以极大的喜悦读了《王贵与李香香》，因为这是一首诗”，并且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及其建构出发，指出“自从文艺座谈会以来”，尽管“比较来得更迟的，就是诗了”，但是《王贵与李香香》“这样的新诗”有了以后，则使“我们看到：文艺运动突破一重重关，猛晋不已，出来了新的一套，出了一批新的人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表示了新民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新的文化在一个一个的夺取旧的文化的堡垒”[9]。
　　《王贵与李香香》在《解放日报》上的正式发表及其获得的巨大声誉，也使其在当时东北、山东、晋察冀等新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产生了广泛的传播及影响。不只作者李季被陆定一称赞为“文艺战线上的战斗英雄”，而且这首诗作也被称为20世纪40年代末“延安文艺”运动中“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将“照耀着今天和明天的文坛”[10-p1]，标志着“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是“人民诗篇的第一座里程碑”[10-p3]。因而，尽管据说此前也曾有过在三边地区的许多乡镇干部中间一时“洛阳纸贵”的影响，但是，从新文学版本注重的“文献价值”及其高低等方面看，这首谣曲体叙事诗作的初刊本，还应当是这首被推荐到《解放日报》并被编辑改名后的《王贵与李香香》。所以，早在1946年10月初，《解放日报》就通过响应所刊登的“一读者”来信中所提出的“希望《王贵与李香香》出单行本”的要求，答复称“你的意见很好，《王贵与李香香》是一首好诗，值得印单行本，我们已向出版机关建议了”等[11]。同时紧随其后，抗战胜利后从山东、晋察冀等地抢先进入东北，创刊于沈阳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以及中共冀东区党委机关报《冀东日报》，也分别在1946年10月23日的第4版和1947年3月的第3期增刊上，先后连载了《王贵与李香香》这首叙事诗歌。并且同期的《东北日报》除了重新发表陆定一的《读了一首诗》之外，还在“编者按”中重申：“现在我们将原文转载，并将陆定一同志的《我读了一首诗》也介绍给读者，并供给做文艺工作的或做实际工作而喜欢写作的同志们作一个参考”[12]。而《冀东日报》上则以署名“葆”的长篇评论《人民的诗歌》，肯定其“是一篇优美出色极有价值的叙事诗”，所以“的确无论在主题的教育性，故事的描述，人物的刻画，用语的精巧都堪称为一首成功的人民诗歌”[13]。
　　于是，从1946年底前后开始，在包括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以及“国统区”等其他地区，由新华书店及其各地区分店主导编辑和出版发行的《王贵与李香香》各种不同版本及出版物，通过明确的编辑出版规划及其发行网络，一直延伸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初。如1951年前后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作家出版社等专业出版机构及其发行网络，并且通过不断再版及连环画改编等方式，从而使得这首叙事诗歌作品及其版本，迅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6年底至今，其中先后流行的、主要的《王贵与李香香》版本有：1946年底出版发行的东北书店版；1947年2月的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版；1947年3月由周而复主编、香港海洋书屋出版发行的“北方文丛”版；1947年9月的山东渤海新华书店版；1948年初的晋察冀新华书店版；1948年底的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版；1949年8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版；1952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排版；195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学小丛书”版；1961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插图本；1963年10月出版发行的作家出版社版等，以及近年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编辑出版的《王贵与李香香》“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版(2000)和“新文学碑林”版(2001)。除此之外，还有由多家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多种《王贵与李香香》“连环画”版，以及翻译成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文的版本流传于世。
　　然而，在《王贵与李香香》的版本系统中，除了连载于1946年9月22-24日的初刊本，由于保存了作品本来的及完整的面貌，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及可靠依据，具有无可争议的新文学文献价值外，最值得注意的两种版本，应当是1947年出版并被列入由周而复在上海主编，旨在向“国统区”及港澳、东南亚等地区的读者介绍及传播“解放区文艺”及其成就的“北方文丛”本，和入选由周扬主持下，柯仲平、陈涌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编辑、1949年8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包括1952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排本）。这其中，一是通过版本的校勘可以发现，尽管“北方文丛”本存在着许多因印刷排版造成的讹、脱、衍、倒等版本错误，甚至有明显的漏掉段落的现象，但是，这个版本的优点及其价值主要在于：首先，作为在解放区以外出版发行的一个单行本，在版本源流方面直接依据于《解放日报》的初刊本，所以具有《王贵与李香香》初版本的性质①；其次，作为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二辑之一，其中还附有郭沫若“序一”、陆定一以《读了一首诗》代之的“序二”，以及周而复撰写的“后记”，强调《王贵与李香香》“是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奇花，是人民诗篇的第一座里程碑，时间将增加它的光辉”等[10-p3]。从而在其版本系统中，显示出较为明确的编辑意旨并有着鲜明的特色。二是从文学传播学及其接受过程的角度能够看到，《王贵与李香香》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虽然开始编辑于第一次“文代会”之前，但却是在当代中国所想象及建构“新的人民的文艺”及其审美选择，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所谓“一体化”的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之中，由被赋予国家权力意志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体制内的“国家”级出版机构，通过明确的编辑标准及目标设计，以及“文学工程”的具体运作及策划控制出版发行的一种单行本。因而在《王贵与李香香》的版本系统及其变迁中，该版本不仅因纳入到“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之中，并由此成为“当代”中国能够“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的“经典”性作品之一[14]。同时，得力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体制化”及文学批评的支持赞扬，文学接受“期待视野”的结构性调整与改变，即“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3-p69]，以及“特别重视被广大群众欢迎，并对他们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文学规范及其编辑标准[14]。所以，尽管还存在着明显的脱文及“缺卷”，以至于难称之为“足本”，但是这个版本从1949年8月初版之后，就被不断地再版及重印，可说极为畅销。如仅至1950年1月的第3版，就有15000册之多的发行量。而在其基础上，1952年9月的“足本”《王贵与李香香》重排本，仅据四年之后1956年9月的第10次印刷数字统计，印数就已经达到近8万册。所以，作为最能够体现“当代”中国文学审美趣味及其艺术形态，以及随后作家通过修改适应而代表了自己创作意志的一个版本，包括其与1963年10月作家出版社本、195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本、1961年10月的插图本及近年来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本、“新文学碑林”本之间直接的版本源流关系②，都使其自然而然地具备了《王贵与李香香》版本系统中所谓“定本”或“精校本”等新文学“善本”的根本性因素和基本特征。
　　二
　　在《王贵与李香香》的版本变迁及其源流系统的考察过程中，可以清楚发现的是，从文本阐释及其批评，以及接受反应理论的角度来看，它作为一部有待读者接受和文学批评者及研究者阐释的“客体”或“对象”，可以说从1946年9月初版之后，也经过了作者生前及编辑出版者重排或重印等多次的修改[15]。不过，在其传播及其接受的过程中，以1952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排本为标志，事实上形成了明显不同的前后两个文本修改时期或者阶段。其中，和后来通过作品内容的删改及作者或编者意图的实现，以及“副文本”因素对文本意义的参与等，从而产生的新的文本意义及话语结构不同，最初阶段的作品修改，更主要的将注意力放在了因为排版、印刷过程中的误植和脱衍等原因所造成的错讹和倒乱，以实现其作品版本与文学文本的一致性及客观性方面。
　　因此，本节主要以《王贵与李香香》初刊本作为“底本”，并以40年代末、50年代初影响最为广泛的1947年“北方文丛”本、1949年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为“校本”，从文献学的角度并运用对校比勘的具体方法，将这其中大约近百处的修改补版“异文”及其文本的内容差异，大致归纳为如下三种类型或形态：
　　一是文本传播及其印刷过程中形成的文字误植及错讹。如“北方文丛”本的“穷汉们就怕过荒年”，除了多余出“们”字外，还将“闹荒年”错讹为“过荒年”；“王麻子三天没有一颗米”句中的“没有”应为“没见”；“家里又有一枝花”句中将“只有”错印为“又有”；“就像那灵水珠在草上淌”句中，将“露水珠”错讹为“灵水珠”；“二爷我虽老有银钱”一句错讹为“二爷我好有银钱”；“紫红犍牛自带耧”中的“耧”错印成“褛”字；“心急等不得豆煮烂”中的“豆煮烂”错印成“豆腐烂”；“到天明大队开进死羊湾”中的“开进”错印成“闯进”；“听见闹革命崔二爷心骇怕”中错印为“听谁”；“顺着捆来横着绑”错讹为“顺着捆着横着绑”；“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盘”中“收起”错印为“收拾”；“眼泪珠噙着不敢滴下来”中“噙”错印为“擒”字；“两耳发烧浑身麻”中的“发烧”错印为“发鸣”；“第二枪响时跳下炕”中的“第二”错印成“第二声”，多余一个“声”字；“游击队和咱穷汉们是一家”的“穷汉们”错印为“穷人”；“救上王贵松开了绳”错印为“救上王贵开了门”；“王贵娶了李香香”中的“娶了”误植为“要了”；“王贵笑的说不出来话”中的“笑”错印成“哭”字；“看罢香香归队去”中的“看罢”误植为“看吧”；“三查两问查出来了”中的“两问”错印成“二问”；“两根麻绳吊起了”中“吊起了”错印成“吊起来”；“想发我姓崔的洋财是枉然”中的“洋财”错印为“洋钱”；“满脸笑着把门堵住”错印成了“崔二爷满脸笑着把门堵”；“崔二爷害臊往回跑”错印为“崔二爷害羞往回跑”；“一天来劝两三遍”中的“两”错印成了“二”；“一天哭三回，三天哭九转”中的“转”错印为“回”；“一圪塔石头两圪塔砖”中的“砖”字错印为“碑”；“送去鞋子把话捎”中的“去”错印成“下”；“当兵的每人赏了五毛钱”中的“五毛钱”误植为“五元钱”；“红绸子袄来绿缎子裤”中的“绿缎子裤”错印为“绿绸裤”；“两三个老婆来强固”中的“强固”错印成“强围”；“脑筋不转只是个哭”误植为“脑筋不转只是个笑”；“这个女人生来贱”中的“生来”错印成“本来”；“人逢喜事精神爽”中的“喜事”错印成“喜气”；“满院子火把亮又明”错植为“满院亮又明”。而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中，可以发现的仅有如“樱桃小口糯米牙”句中的“糯米牙”错讹为“糜米牙”；“为啥要跟我这个揽工的受可怜”中多余出的“个”字；“香香担水上井畔”的“担水”错印成“抬水”；“狗腿子开路狼跟在后边”的“开路”错印成“开跑”等少量的文字误植或错讹，以及分别错误地将后面的两句诗，各自未分行印成了“二恨王贵给他揽工没明没夜当牲灵”，和“时常拉着王贵的手两眼流泪说”一行。
　　二是文本段落及文字的错漏、衍落或诗句分行、分节及文字的颠倒。其中，最显眼的脱文错误，就是1949年新华书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中，将第二部第四章“自由结婚”中的五节十句诗，从“沟湾里胶泥黄又多，挖块胶泥捏咱两个”，直到最后一节“捏完了泥人叫：‘哥哥，再等几天你来看我”全部遗漏掉。除此之外，出现最多脱宇漏词的就是1947年的“北方文丛”本。如“老狗你莫非想命来抗”句中漏掉了“想拿命来抗”中的“拿”字；“白起红落不忍看”句，漏掉“不忍心看”中的“心”字；“旧社会的庄户不如牛马”句，漏掉了“庄户人”中的“人”字；“六月里翻穿老羊皮”句中漏掉了“六月天”中的“天”字；“惹恼了二爷你受不了”漏掉了“不”字；“井绳断了桶掉在井里头”多余出“在”字；“黑夜也不睒一睒眼”句中多余出“也”字；“崔二爷没给过一个一个工钱”句中重复衍出“一个”；“连着打断了两根红柳棍”中漏掉了“了”字；“过罢河来你拆了桥”中漏掉了“了”字；“年轻人没有把握我知道哩”句中多余出“有”字；“闹革命成功我翻了身”印成“翻身了”；“那个也没有香香好”中漏掉了“有”字；“肥羊肉掉在狗嘴里头”中漏掉了“狗”字；“革命带来了好光景”中漏掉了“了”字；“革命救了咱们庄户人”的“咱们”一词漏掉了“们”字；“天生的穷骨头想发便宜财”中“穷骨头”漏掉了“头”字；“崔二爷的东西都要回去”中漏掉了“崔”宁；“嘴里吃来屁股里巴”中漏掉了“里”字；“请上这个央那个”中的“请上”文字颠倒为“上请”；“铁石的人也心变软”错乱成“铁石的人儿心也变软”；“树叶落尽你还不回家”中漏掉了“落”字；“炕围上边画你眉眼”中衍字并颠倒成了“炕围子上边画你眼眉”；“人里头数不过咱俩可怜”错衍成了“人里头数不过咱两个可怜人”；“庄稼里数不过糜子光”中漏掉了“糜”字；“叫一声哥哥快来救救我”中漏掉了“一”字；“得空就来把香香劝”中漏掉了“来”字；“我娶这小房靠大家”中漏掉了“这”字；“众位不帮忙就没办法”中漏掉了“办”字；“本来该叫她来敬敬酒”中漏掉了“来”字；“东捣西捣没脱过我的手”中漏掉了“的”字；“咱们游击队势力壮”衍漏成“咱们的游击队势壮”；“乖乖的都给游击队缴了枪”中的“缴了枪”错乱成“缴枪了”；“上身穿红下身绿”中的“下身绿”错衍为“下身穿绿”。同样，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中，也出现个别错漏的字词。如“白灵子雀雀白灵子蛋”句中漏掉了“子”字；“玉米结子颗颗鲜黄”句中漏掉了“黄”字；“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句中漏掉了“来”字；“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好”句中漏掉了“头”字等。
　　三是文本形式及个别词句的修改，尤其是标点符号的订正。这特别表现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对《王贵与李香香》的初刊本、“北方文丛”本中一些由于印刷错误、方言词语及使用规范的修改方面。其中除了删去初刊本及“北方文丛”本的“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的“副标题”之外，具体的诗句修改及文字订正，首先如：“穷汉们饿的像只丧家狗，崔二爷狠心见死他不救”中的“穷汉们”、“狠心”分别被修改为“穷汉”、“心狠”；“崔二爷来胡日弄”的“胡日弄”修改为“胡日鬼”；“崔二爷又羞又气恼”修改成“崔二爷气的像疯狗”；“崔二爷当炕上睡大觉”的“当炕上”改为“在炕上”；“听见枪响往起跳”的“枪响”改为“枪声”；“游击队的同志个个眼圈红”中的“同志”改为“同志们”；“太阳出来满天红”的“满天红”改为“满地红”；“红旗倒了大家都糟糕”修改为“红旗倒了大家都糟殃”；“拿着鸡毛信不住气的跑”的“拿着”改成了“拿了”；“东家查来西家问”的“查”改成“搜”；将错印的“两把种条一把刺”中的“种条”订正为“荆条”；“分的东西赶快往出交，你们的红军老子靠不着了”，改成“分的东西赶快往外交，你们的红军老子靠不住了”；“崔二爷想香香，心还没有死”改成“崔二爷对香香心还没有死”；“树叶落尽你还不回家”中的“落尽”改为“落净”；“两三个老婆来强固”修改成“两三个女人来强拖”；“连长翻墙往外跳”改为“连长翻身往外跳”；“两人对面拉着手”修改为“两人见面拉着手”等。其次，是将初刊本中的一些词语，如“骇怕”改成“害怕”；“混身”改为“浑身”；“老狗日”改成“老狗入”；“年青”改为“年轻”；“洋烟”改为“大烟”；“黑里”改为“夜里”；“廿三”改成“二十三”等，以及对于“得”与“的”、“那”与“哪”词语正确运用的调整等。最后，也是最多修改的地方，是诗行句节和标点符号的调整。这除了表现在初刊本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都没有如“北方文丛”本及随后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修订本那样，全部的诗行都是由二行一节构成；同时，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对初版本及“北方文丛”本都进行了较明显的订正。如将“有一件伤心事，出在三边”、“还不起租子，我还有一条命，这辈子还不起，来世给你当牲灵”、“小香香，我又回来了”、“打开窗子，把话说个明”、“沙梁梁高来，沙窝窝低”等类似诗行中的标点省略；修改如“赤卫军，少先队紧跟上”、“长枪，短枪，红缨枪”、“大刀，马枪，红缨枪，马枪，步枪，无烟钢”等诗句中的逗号为顿号；调整及订正如“那块地不属财主家”、“那一群牛羊不属他家”、“毛手毛脚干啥哩”、“打听谁个随了共产党”、“照不见亲人在那里”、“姓崔的你怎么不娶你老妈妈”、“不见我妹妹在那里盛”等诗句的疑问语气，改疑问号为感叹号及句号以突出其确定的意味等。
　　三
　　1948年春夏之际，在周扬主持下开始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实质上就是以一种“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文学艺术规范及其评判标准，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解放区文艺”及其创作成果，以及其创作经验和“工农兵文艺”的普及和推广等，作为向当时解放区及“国统区”展开的新的文艺运动，以及“当代中国文学”及其文学艺术传统的建构活动。1949年5月以后，尤其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解放区文艺的主题、人物、艺术方法和语言，以及其文艺运动及其斗争经验，被确立为“当代中国文学”根本性的、“唯一”的文艺方向及其艺术资源之后，1952年开始由新成立的国家级专业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接编并直接沿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原名称和编辑方针，重排及再版这套大型文学丛书，以适应新中国读者及其文化建设需要。所以，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这套大型文艺丛书也应当因此而被认为是“代表了‘新中国文艺前途’、体现了对于新中国文学的想象和规划、构成了‘当代文学’的雏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
　　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环境及其文学制度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作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诗歌选本之一的《王贵与李香香》，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3月及1959年9月的重排本、1959年“文学小丛书”本、1961年的“修改本”和“插图本”等，以及作家出版社及多家省级出版机构的重印单行体、连环画改编等，都使得这首叙事诗歌作品及其文学文本，开始随着中国社会及其政治的变化，“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趣味及其艺术规范的调整，尤其是“当代文学”及其“革命叙事”的“经典化”要求，在不断地被编者或作者修改，以及被“当代文学”重新认同和“现实化”之中，逐渐形成了这首“经典性”叙事诗歌在五六十年代“当代文学”视野之下的新的“定本”③。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排本开始，这种对作品及其文本的艺术形象、表现手法、插图封面，以及语言修辞的“规范化”等方面的“完善”，也使《王贵与李香香》作品内容及其文学文本的修改，就和40年代末的版本订正及文本修改不同，而将重心放在了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方面。因此，运用对校比勘的具体方法，来考察及把握五六十年代《王贵与李香香》传播及接受过程中，比较明显或重要的文本修改，透视并分析这些诞生于作品不断修改中的“新”文本，以把握其在适应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规范当下需要的同时，所留下并烙上的“当代”中国文学及其叙事诗歌艺术演变与成长的时代特征和审美意味。
　　于是，在本节以《王贵与李香香》的初刊本及1949年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作为“底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52年、1956年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排本，以及1959年的“文学小丛书”本、1961年的“修改本”和“插图本”等版本及其文本的对校及参校过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50年代初以后，在“当代文学或者说社会主义叙事文学”所追求并实践的根本目的之下[16]，《王贵与李香香》也开始由最初的一首“用民歌‘顺天游’的形式写的三边民间革命和恋爱的历史故事”，以及“边区土地革命时农民斗争图画”[8]，演变为突显其“陕北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怎样对地主进行斗争的故事”，并且“写出了他们对地主的仇恨，以及他们坚持斗争的英勇精神；同时也写出了地主残酷无耻的罪行”等文学的“当代性”内容[17]。在这近四十处的文本修改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作品中有关“中华民国”纪年和某个政治人物等内容的删节及修改。如《王贵与李香香》的初刊本及1949年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中，从“第一部”第一章的“崔二爷收租”开始，所使用的都是中华民国纪年法，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52年重排本，以及其后的其他文本中，都修改并采用了公元纪年法。因此，也将首句“中华民国十九年”，以及“民国十八年雨水少”、“十九年春荒人人愁”、“十八年庄稼没有收”等，分别修改为“公元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二九年雨水少”、“第二年的春荒人人愁”、“天旱庄稼没收成”。除此之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初版本及1949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的“第二部”第一章“闹革命”中，“头名老刘二名高岗，红旗插到半天上”一节里，所提到的和刘志丹同样都被视为“领导陕北老百姓革命的领袖”[10-p65]的“高岗”，由于1954年高岗作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犯自杀身亡，以及随后被开除党籍和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等，政治上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因此，从1955年4月第六次印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本及其后的作品文本中，都删去了“高岗”的姓名，而这一节的诗句，也被修改为“领头的名叫刘志丹，把红旗举到半天上”。从而以新的民族国家意识及其历史观念，对作品及其文本叙事内容进行有意识的过滤、遮蔽和遗忘等，以适应“当代文学”的话语规范及其叙事目的。
　　其次，突出并完善作品的“革命故事”内容及其文本的“阶级斗争”叙述，以及“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单一化性格特征。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952年重排本的“第一部”第一章“崔二爷收租”、“第三部”第一节“崔二爷又回来了”中，仍有的“坟堆里挖骨磨面面，娘煮儿肉当好饭”，和“分的东西赶快往外交，你们的红军老子靠不住了”两节，为避免读者把其“看成是劳动人民的残忍”和政治上“对地主阶级的反动观点”引起误解等④，因此在1955年的修改本里分别被修改成“百草吃尽吃树干，捣碎树干磨面面”或删去。同时，随后的修改本中，将“王贵揽工”的最后一句诗，由“老牛死了换上牛不老，杀父深仇要子报”，修改为“老牛死了换牛犊，王贵要报杀父仇”；“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中的“你是人来我也是个人，为啥你这样没良心”，改作“你是人来我也是个人，你的心为啥这样狠”，以及“老狗入你不要耍威风，不过三天要你狗命”，修改成“老狗你不要耍威风，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将“团圆”一节中“红绸子袄来绿缎子裤，两三个女人来强固”，改成“红绸子袄来绿缎子裤，死拉硬扯穿上身”等。从而强化“正面人物”对于新的人性及其政治伦理的“当代”认同，突出王贵大义凛然及其无产阶级“信念”与“复仇”气质，以及李香香刚烈忠贞、顽强不屈的精神等。而在1956年以后的修改重排本中，则对那些有损于正面人物及其形象塑造与刻画的描写，尤其是此前文本中使用的地方性“粗话”及用语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如将作品中李香香与王贵骂崔二爷用语中明显具有性含意的及民间的俗词粗话：“钱”、“胡日弄”、“大坏”、“球眉鼠眼”、“老狗入”、“样子”等，以及用来描绘“穷汉们”的“丧家狗”等，分别采用“臭钱”、“胡打算”、“大坏蛋”、“老狗”、“鬼样子”及“皮包骨”等词语代替。
　　再次，是从1952年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之后，直到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集本”，为适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字改革及汉语规范化要求，作者及编者多次对于初版本及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文本中，以往所使用的陕北地区方言词语及繁体字进行调换与订正。这其中不仅修改了一些方言诗句，如“快里马撒红了个遍”改为“陕北红了半个天”；“太阳没出满天韶”改为“朝霞满天似火烧”，以及将原来在作品中“注释”的一些词语用汉语普通词汇代替：牲灵—→牲畜、大—→爸爸、牛不老—→牛犊、迩刻—→而今、到黑里—→黑夜里、一满高—→高又高、活人托—→活人脱、粪爬牛—→屎蚵螂、那达—→哪里、那里盛—→哪里，而且除此之外，还将一些句子词语次序进行了调整及修正，如“马兰开花五个瓣瓣”中的“五个”改为“五”；“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好”，修改成“马里头挑马四银蹄，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你”；“手指头五个不一般长”改为“五个手指头不一般长”；“活像个剥了皮的牛不老”修改成“皮破肉烂不忍瞧”；“狗咬巴屎你不是人敬的”改为“狗咬巴屎人你不识抬举”；“小香香就成了我的了”改为“小香香就成了我的人”；“二爷心里改了主张”改为“崔二爷心里改了主张”；“红旗插在崄畔上”改为“红旗插在山畔上”；“游击队的同志们个个眼圈红”改为“同志们个个眼圈红”；“太阳出来满地红”改为“太阳出来遍地红”；“王贵和香香受的折磨数不清”改为“他们俩受的折磨数不清”；“就好像人人都短他们二百钱”改成“就好像谁都短他们二百钱”；“浑身打成肉丝丝”改成“浑身打成血丝丝”；“香香又羞又气又害怕，低着头来不说话”，改成“又羞又气又害怕，香香低头不说话”；“满脸笑着把门堵住”改为“满脸笑着把门堵”；“崔二爷脸上叫抓了两个血疤疤”改成了“狗脸上留下了两个血疤疤”；“当兵的每人赏了五毛钱”改成“每个当兵的赏了五毛钱”；“穷骨头王贵挣又强”改为“穷骨头王贵争又抢”；“大刀、马枪、红缨枪，马枪、步枪、无烟钢”，改作“大刀、马刀、红缨枪，马枪、步枪、无烟钢”；“不见我妹妹在那里盛”中的“那里盛”改为“那里”或“那厢”；“两人见面拉着手”改为“两人见面手拉着手”；“好比那一条手巾把嘴塞”改为“好比一条手巾把嘴塞”等，以及将“抗”改成“扛”、“裂”改成“咧”、“棱”改成“棱”及“的”与“得”的词意调换等。
　　最后，是五六十年代对作品标点符号及文本形式方面的修改订正，尤其是作品封面和插图等“副文本”因素的意义参与及阅读导引，为作品主题及其文本阐释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味。比如1949年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诗句排列的形式和《解放日报》的初刊本相同，都是不分节的长律体。但是，作品的最后一句“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却“独一无二”的使用了一种似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与它们更为不同的是，在此期间的“北方文丛”本及随后的所有文本，则都毫无例外地采用了一般读者熟悉的二行一节的“信天游”体。同时，自从1947年2月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王贵与李香香》封面开始使用一幅“参军送别”主题的木刻画后，随后可以看到的版本中，还有1948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1948年初的晋察冀新华书店版封面等，都以不同风格的黑白木刻版画艺术形式、平远的透视和朴素客观的表现手法，叙述及描绘出“王贵”神情昂然地“扛枪挥手”，与在“沟底里”背面而立的“李香香”的“送别”场景。这幅可以说是突出了“送夫参军，解放全国”叙事内容的黑白版画，也一直为1952年9月及其后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排本和修改本的封面所使用。然而，和这些版本仅有的封面“副文本”因素不同的是，1961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插图本”，则由“延安文艺”时期成名的着名美术家彦涵创作并在作品的每一章节中分别增添了一幅插图。因此，包括封面采用的“闹革命”插图在内的十三幅套色木刻版画，就以鲜明浓烈的色调和冷静浪漫的场景，集中地叙述并表现了王贵遭受的苦难压迫和李香香的美丽纯朴，刻画出崔二爷的猥亵丑陋与李香香的反抗不屈，尤其彰显了革命战争如火如荼的烽起和最终取得的占领式全面胜利等思想内容。相比之下，也就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200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珍藏版”及少数民族、外文版的封面及插图中，突出并张扬的男女主人公爱情主题有着明显的文本差异及其时代特色。
　　［收稿日期］2007-03-10
　　注释：
　　①1982年4月出版的《李季文集·第一卷说明》中，认为“《王贵与李香香》，1946年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初版于1949年”。显然是将1949年8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视为初版本。（见《李季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4月版）。
　　②这其中，2000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中，《王贵与李香香》采用的版本并非作者生前的历次修订本，而是基本采用和依据这首作品的初刊本及“中国人民文艺从书”初版本出版的一个单行本。
　　③收入1982年4月出版的《李季文集·第一卷》中的《王贵与李香香》，就是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根据作者生前修订之版本。个别字句稍有改动，并进行了必要的勘误工作”的作品文本。见《李季文集·第1卷·出版说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4月版。
　　④引自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王贵与李香香》1953年2月版的1959年借阅读者“评点”批语（索书号：851、487/157）。
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29～13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荣20082008
新的人民的文艺/谣曲体叙事诗/版本变迁/文本修改
A Study of the Edition Alteration and Textual Modification of Wang Gui and Li Xiangxiang　　WANG Rong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延安“解放区”的叙事诗歌《王贵与李香香》，随着建国前后“新的人民文艺”建设及其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变迁，作品版本也经由出版者及作者的多次修改而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文学版本及其文本形态。本文从文献学及版本资料研究的角度着手，通过对其作品版本的流传及其变迁与文本修改的汇校及分析，探讨不同时期及其时代背景之下“当代文学”的政治印记及意义变化，以及中国当代叙事诗歌的艺术建构及其文学史叙述等。
作者：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29～13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荣20082008
新的人民的文艺/谣曲体叙事诗/版本变迁/文本修改

网载 2013-09-10 21: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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