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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认为：一、《隆中对》“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并非绝对相互排斥而是仍有共存的一面。赤壁之战前后，孙吴不仅是联盟的首倡者，而且对维护联盟的重要性有着清醒认识，对刘备亦持扶持态度。刘备入蜀后，双方在荆矛盾加深，但只要曹操这一主要威胁继续存在，双方均不敢轻易破坏联盟抗曹大局。二、如果不是关羽一系列失误给孙权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孙权不敢贸然进攻荆州，因为他既无必胜把握，更不愿两败俱伤而让曹操坐收渔利。刘备荆州之失并非是由荆益之间地理条件的不利因素所“注定”，而是在“人谋”上输给了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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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史学界对《隆中对》的探讨十分活跃。而在《隆中对》诸问题中，又以“跨有荆益”的得失利弊问题更能激起人们的兴趣，从而成为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看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因为围绕它开展争论的许多论点尚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而一些新见解也只有经过反复探讨方有可能成为人们的共识。下面拟就三个问题略陈浅见。
　　　　　　对“跨有荆益”究竟如何理解
　　过去人们在探讨《隆中对》时，对“跨有荆益”的得失利弊问题十分重视，而对其本身的含义却并不注意，以为“跨有荆益”无非就是跨荆州、益州而有之之意，难道还会有别的解释或另有新意吗？新近田余庆先生对此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提出“诸葛亮草庐作对时所说的‘跨有荆益’，主要不是指据三峡而跨荆益，而是指据汉沔而跨荆益”。其依据大致有二：一是隆中之西历来属益州汉中郡之西城、上庸、房陵，此三县东汉末脱离汉中郡而分置为三郡，蜀汉谓之“东三郡”。自襄阳向西浸润至于益州东三郡，就可以算是“跨有荆益”。诸葛亮指画天下大势，不会忽略近处。二是虽然不能断言诸葛亮完全没有想象到由长江入益州的可能性，但要溯三峡急流仰攻入益，毕竟是很危险很困难的，诸葛亮未必作此设想。这一见解对《隆中对》来说真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按此说法，人们对《隆中对》“若跨有荆益”后面大部分内容的理解都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1〕。因此， 谁如果想继续研究《隆中对》，谁就不能不首先弄清这个问题，否则下面的文章便无从做起。
　　那么，对“跨有荆益”究竟应作如何解释呢？本人的拙见是：
　　第一，《隆中对》描绘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方略，一张粗线条的战略“示意图”，而并非详细具体的作战计划。这一点我们从《隆中对》本身就足以得到证明。《隆中对》在谈到“跨有荆益”时称：
　　荆州北据汉沔，地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从以上不难看出，诸葛亮在此向刘备详细论证的，只是荆益二州如何重要，必须取得，而且也有条件取得。只有取得荆益二州之后，才谈得上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若跨有荆益……”，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可见，诸葛亮在此根本没有涉及到如何夺取荆益以及从哪条路线实现“跨有荆益”的问题。
　　第二，从地理条件看，自荆取益，溯三峡急流仰攻诚然是很危险很困难的，但取道崇山峻岭的东三郡，其艰险程度可能更甚于前者。从历史上看，不仅有过公孙述守白帝一度出入三峡的先例，更重要的是还有过岑彭、吴汉率水师溯三峡而上最后消灭公孙述的成功事实〔2〕。 诸葛亮指画天下大势，自然不会忽略近处，但东汉初年刘秀大军溯三峡而上一举消灭公孙述的成功经验，恐怕更能引起他的注意和重视。再往后看，东晋时桓温的灭李势，刘裕的灭谯纵，也都是走的长江水道〔3〕。这些都说明溯三峡仰攻入蜀虽然有很大的困难，但并不是行不通的。因为总的看来，连接荆益二州的主要通途毕竟是长江水道而不是东三郡。至于说“西道巴蜀”可以理解为自襄阳沿东三郡通过汉中进入巴蜀，亦即先取张鲁再夺刘璋之说，恐怕是对《隆中对》的一个误解。因为《隆中对》所云“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只是对荆州地理位置的描述，指出它东西南北通向何处而已。故此处的“西通巴蜀”，只是说荆州向西可以通往巴蜀，而并不含有走哪条路线去攻取巴蜀的意思。
　　第三，自襄阳向西浸润至于益州东三郡，如果仅从地跨两州而论，虽然也可以称作“跨有荆益”，但毕竟很难说这就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的“跨有荆益”的确切含义。《隆中对》所云之“跨有荆益”，似应理解为占有荆益二州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如果仅仅是把襄阳和东三郡连在一起，那只是“跨有荆益”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和价值了。但《隆中对》所说的“跨有荆益”又是应该包含把襄阳和东三郡连成一片这一内容的，否则就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跨有荆益”。过去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现在看来也是欠全面的。刘备在夺得汉中后，立即派孟达、刘封攻占东三郡，就是力求达到完整意义上的“跨有荆益”。故笔者虽然并不完全同意田先生的新见解，但确实又从这一见解中深受启发，并认为这对纠正过去认识上的片面性，加深对“跨有荆益”的全面理解是大有好处的。
　　　　　　“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并非绝对相互排斥
　　“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即孙刘联盟）是绝对相互排斥还是仍有共存的可能，这是人们长期争论的焦点，至今仍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认为首先应分清两种情况。一是在《隆中对》设想中“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是个什么关系。二是在《隆中对》实现过程中二者又是什么关系。《隆中对》称：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很明显，在《隆中对》设想中是先“跨有荆益”，然后才是“外结好孙权”。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后者只有在前者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诸葛亮作如此考虑，是从刘备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因为此时的刘备不仅力单势孤，而且荆州与东吴势同敌国，刘备依附刘表，自然也与孙权处于敌对状态。在此情况下，怎么谈得上与孙权结盟的问题。故诸葛亮认为只有在刘备取得荆益之后，才能走上外结好孙权这一步。如上所论《隆中对》设想中的“跨有荆益”乃是指其全部或绝大部分，与以后实现过程中只占有荆州之一部分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认为《隆中对》设想中的“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倒是完全可以共存的。因为如果刘备完全占有了荆益二州，那么其力量就会和孙权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孙权。这就不仅使刘备具备了与孙权结盟的实力基础，而且也迫使孙权不敢贸然打荆州的主意，当然也就更不存在什么借荆州、还荆州之类的问题了。这与夷陵之战后孙权巩固了对荆州的占领，蜀汉力量大为削弱，从而放弃了对荆州的争夺，反倒使吴蜀联盟不再受到威胁同是一个道理。
　　然而，《隆中对》设想虽好，但要付诸实现却又是极其困难的。在这个设想的取荆、入蜀、联吴、抗曹诸环节之中，取荆是关键，是突破口。如不能取荆，则后面三事均无从实现。但以刘备当时的实力和处境而论，取荆又谈何容易！我们推测诸葛亮充其量也只能建议他一面扩充实力，一面静待时机而已。至于是什么样的时机，何时到来，诸葛亮未必能够预料。然而有意思的是，就在《隆中对》问世的次年，曹操的南征即给它的实现带来了契机。因为曹操此举不仅促成了孙刘联盟，而且使刘备在赤壁之战后获得了荆州之一部分〔4〕。可见， 在《隆中对》实现过程中是先有孙刘联盟，取荆只是双方抗曹的结果；不过由于荆州被一分为三，“取荆”变成了“分荆”而已。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奠定了双方为抗曹而结成的联盟关系。为了维护和巩固这个联盟，孙权在一个时期内还对刘备实行若干让步，如“进妹固好”，将吴军所占的江陵让给刘备等等。第二，正因为孙权在赤壁之战中起了主要作用，并在战后又取得了荆州之一部分，这就为日后孙刘争夺荆州埋下了伏笔。这说明孙刘联盟既是双方抗曹的共同需要，又存在着争夺荆州的深刻矛盾。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一矛盾，特别是在刘备取得益州之后，这一矛盾是否就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或者说“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是否就是绝对相互排斥而决无共存的可能。
　　如所周知，自建安五年孙权采纳鲁肃建策后，就把攻占荆益，“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当作自己的国策〔5〕。 但孙权要实现这个宏愿同样是极其困难的。一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并非是个一打就倒的纸老虎。赤壁之战前孙权曾于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进攻荆州。特别是最后一次，孙权动员了大量兵力，虽然斩其江夏太守黄祖，虏其男子数万口，但始终未能占领荆州东境江夏郡〔6〕。 二是鲁肃的建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北方诚多务”，使曹操未遑南下，才有可能“剿除黄祖，进伐刘表”〔7〕。但随着曹操的南征与刘表的病死， 形势陡变，鲁肃建策中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鲁肃也就及时地改变了过去的方针，提出了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新主张〔8〕。可见，最先谋求“跨有荆益”的是孙吴，主动放弃这一追求，提出与刘备联盟抗曹的也是孙吴。不仅如此，在赤壁之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孙吴，在赤壁战后一段时间内对刘备作出一系列让步的亦是孙吴。兹据《资治通鉴》及《三国志》各人本传，将赤壁战后孙刘在荆州的利益分配和争夺情况罗列如下：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皆降。备以诸葛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以赵云领桂阳太守。
　　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周瑜攻占江陵，领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屯沙羡。刘琦病卒，孙权以刘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刘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权以妹妻备。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刘备至京口见孙权，周瑜劝权留之。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揽英雄，不从。会周瑜卒，鲁肃代之，劝权以荆州（按指南郡）借刘备，共拒曹操，权从之。《通鉴》所云“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胡三省注曰：“荆江之南岸，则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地也。”按此四郡本为刘备所攻取，为什么还要周瑜分给他？再则此时刘备已是荆州牧，周瑜只是南郡太守，他又有什么资格将此四郡分给刘备？此事原出《江表传》，赵翼早已指出其“皆出吴人语也”，不足为据〔9〕。因此， 我们认为这只是指周瑜将南郡在江南的那部分土地分给刘备。可见，此时周瑜对刘备的态度仍算得上是友好而宽容的。特别是建安十五年，孙权不但拒绝了周瑜等人扣留刘备的建议，反而采纳鲁肃的意见，将南郡让给刘备，充分说明孙权对巩固联盟以共抗曹操这一大局有很清醒的认识，为了这一大局，不惜牺牲局部利益。
　　但自刘备入蜀之后，情况就在不断发生变化。
　　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刘备入蜀，权闻备西上，遣舟迎妹。
　　建安十七年，曹操攻孙权，权呼备自救。刘备却乘机进攻刘璋。
　　建安十九年，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等入蜀，仅留关羽守荆州。是年刘备取益州。
　　建安二十年，孙权遣诸葛瑾从刘备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权遂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遣吕蒙取三郡，刘备引兵五万下公安。正当双方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曹操乘机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遣使求和于权，权亦遣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七月，曹操入汉中，八月，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
　　建安二十二年三月，孙权令都尉徐详诣操请降。十月，刘备进兵汉中。鲁肃卒，吕蒙代之，蒙劝孙权进攻关羽，权善之。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取汉中。七月，刘备称汉中王，关羽攻樊。八月，关羽灭于禁等七军。十月，孙权致笺曹操，请以讨羽自效，吕蒙取公安、江陵。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一、孙权对刘备入蜀虽极为不满，但也只是遣舟迎妹而已，并未乘刘备、诸葛亮等先后入蜀，荆州兵力实虚之际攻取荆州。二、刘备取蜀后，孙权先是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讨还荆州，此路不通，才诉诸武力。正当双方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曹操攻汉中，刘备主动求和，形势对孙权大为有利；但孙权并未乘人之危，而是以大局为重，积极响应，双方达成妥协，避免了联盟的破裂。不仅如此，孙权还乘曹操进攻汉中，东方兵力空虚之际，率10万大军围攻合肥，从而在客观上起了支援刘备的作用。三、曹操取得汉中后，“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以后刘备全力与曹操争夺汉中，时间长达两年半之久，根本无暇东顾。这又是两次进攻荆州的绝好机会，然而孙权并未这样作。四、吕蒙代鲁肃后，一反鲁肃的方针，把关羽的威胁说成比曹操还严重，认为与曹操争徐州，不如攻关羽取荆州。孙权虽“尤以此言为当”，但却并不急于付诸行动。关羽攻樊后，吕蒙再次上疏，力主乘关羽后方空虚之际偷袭其后方。孙权一方面积极部署，一方面似乎仍处于犹豫之中，甚至在关羽一举消灭于禁等七军、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之时，还未下定最后的决心。这一点可以从司马懿、蒋济的言论中得到证明。《通鉴》卷68载二人说操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可见，此时孙权尚未行动，以至于急得曹操派人去求其出兵。直到关羽擅取东吴的湘关米，孙权才最后下定决心，发兵击羽。以上充分说明尽管孙权对刘备取蜀极为不满，尽管他时刻都想占有荆州全境，但他又不能不考虑来自北方曹操的这一主要威胁，轻率破坏孙刘联盟。有的论者认为在孙权看来，刘备对他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曹操，这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否则上面所论之事便无从解释。由此可见，刘备“跨有荆益”虽然和“外结好孙权”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只要来自曹操的这一主要威胁继续存在，双方均不敢轻易抛弃联盟抗曹这个大局。也就是说，“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并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它们仍有共存的一面。如果不是关羽攻樊打破了三方在荆州的均势，如果不是关羽一错再错给孙权提供了天赐良机，如果不是关羽盛气凌人使孙权忍无可忍，这种共存的关系可能还会维持下去。
　　　　　　荆州注定要丢掉吗
　　近来在探讨《隆中对》时，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似乎刘备的荆州是注定要丢掉的。持此论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从地理上看，荆益二州并不是联结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区域，它们基本上处于对抗状态。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无法利用荆州控制益州，或利用益州来控制荆州，从而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此二州之上。因此，“跨有荆益”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
　　这一说法从根本上否定了“跨有荆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我们认为这首先是过分夸大了荆益二州在地理上的差异及其作用。从地理上看，益州属长江上游经济区，荆州属长江中游经济区，扬州属长江下游经济区。虽然它们各具特色，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又都属于长江流域经济区——这才是它们最本质的共同点。诚然，荆益之间的交通条件是不如荆扬之间便利，但总不能因此而断言荆益二州就基本处于对抗状态。且不说它们均属长江流域经济区，经济类型基本相同，根本谈不上处于对抗状态的问题；即使它们属于不同经济类型，难道就一定处于对抗状态吗？按照这种说法，长江流域经济区与黄河流域经济区岂不始终都要处于对抗状态！至于政治、军事上的对抗与否，则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经济类型的异同和交通条件的好坏。否则，为什么赤壁之战以前刘表占据的荆州与刘璋占据的益州并未处于对抗状态，反倒是与孙权占据的扬州势如敌国。为什么东晋南北朝时期益州地区绝大部分时间都属于东晋南朝，从而并未与荆扬处于对抗状态？这不正好说明益州与荆扬是可以联结为一个整体，较长时期地建立起政权吗？其次，赤壁之战以后的事态发展，业已证明“跨有荆益”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刘备已基本将这一设想变成了现实。问题只是在于刘备究竟能将“跨有荆益”实现到什么程度，能否坚持下去，能否有所发展而已。
　　持此论者主要依据之二是孙权一定会用武力夺取荆州，也一定能够夺取荆州，刘备丢掉荆州只是迟早的事，关羽攻樊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只不过是加速了刘备据荆力量的覆灭而已。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是把事情看得太绝对化了。我们认为刘备在荆州的地盘充其量只能说有丢掉的可能性，但决不是注定要丢掉的。这首先是因为孙权未必就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把荆州对自己的威胁看得比曹操还严重，为了争夺这部分土地，不惜破坏自己苦苦经营的孙吴联盟大局。其次就是孙权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上文说过，赤壁之战前孙权曾三次进攻刘表，但始终都没有占领荆州东部的江夏郡。赤壁之战后，曹操主力北撤，仅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周瑜、刘备以数万之强兵，挟大胜之余威，全力围攻江陵长达一年有余，才迫使曹仁撤离。这都是孙权亲身经历之事，他自然能从中认识到自下游逆攻上游是何等困难！何况此时镇守江陵的关羽不仅是一位名震遐迩的大将，而且拥有一支3万多人的精兵〔10〕， 实在远非当年黄祖、曹仁辈所能企及。面对如此强大对手，孙权实无一举将其速歼的把握。而如果孙权不能一举速歼关羽，刘备势必以最快的速度全力支援。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发展成为一场孙刘双方全力相拼的持久战。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岂不正好让曹操各个击破！孙权是三国时期杰出军事家之一，他是不会见不及此的。我们这样说，是有事实依据的。建安二十年双方争三郡时，吴军尚未与关羽正式交锋，刘备就已亲率大军东下支援。孙刘双方决战尚未开始，曹操就欲乘机进攻汉中。幸而双方在此紧要关头看清了形势，悬崖勒马，才避免了两败俱伤而让曹操坐收渔人之利的厄运。建安二十二年吕蒙极力鼓动孙要进攻关羽，夺取荆州，孙权虽“尤以此言为当”，但又迟迟不敢下手，究其原因，还是出于上述顾虑。
　　不是别人，正是关羽的攻樊及其一错再错为孙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创造了连孙权也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
　　第一，据《孙权传》记载：“（建安）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孙权这样作可能是试图以此换取在与刘备争夺荆州时，能够得到曹操的支持或至少持中立态度。然而，在曹操看来，与其让孙权将刘备势力逐出荆州，还不如保持现状更为有利。故这只是一次试探性行为，双方均未当真，也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自从关羽攻樊，全歼于禁等七军后，形势为之大变。《三国志》卷36《关羽传》称：
　　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由于关羽打破了三方在荆州的均势，打痛了曹操，才迫使曹操主动向孙权求援，从而使孙权在三方中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因为这样一来被夹击的正好是关羽，而曹操则唯恐孙权不能成功，故孙权不仅可以放心大胆地干，而且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关羽攻樊之始，本来只是“乘利而进”的突袭，即乘曹仁悬军，无有远虑，水潦方生，便于水军作战的有利时机，一举攻下樊城〔11〕。而且从“多留备兵”这一点来看，他对孙吴可能袭其后方还是有所警惕的。然而，攻樊本来已属贪图局部利益而不顾严重后果的短视行动，更大的错误还在于水淹七军之后并不主动撤军，而是被胜利冲昏头脑，分兵攻襄阳，结果久攻不下，不但使曹孙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被迫将防吴备兵全部调至前线，从而造成后方空虚这一致命弱点。更严重的是他在得知孙权即将进攻公安、江陵的确切消息后，还“自恃二城守固”，仍不退保后方，终于失去了自救的最后机会。
　　第三，关羽在荆州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何况建安二十年孙刘达成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的协议后，不再存在荆州的“借”“还”问题。但关羽为人太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根本没有外交头脑。如孙权遣使为子求其女，不同意也就罢了，为何又要辱骂其使者！消灭于禁等七军后，孙权对此本来就十分“不愿”，为何还要“擅取湘关米”，这种赤裸裸的侵犯行为，自然如火上浇油，促使孙权下定进攻荆州的最后决心。关羽这种自大狂的心态，其实又是最容易被利用的，故终于在陆逊的甘言逊词面前，丧失了对东吴的起码警惕。关羽这种性格上的缺陷，在处理内部关系时，则表现为对同僚和下级的简单粗暴。本传称：“又南郡太守縻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按《通鉴》作“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粗暴凌下早已引起芳、仁的不满而不自和，反而委以镇守后方（亦即防吴前线）的重任。既委以重任，又不仅未能安抚其心，反而威胁要严惩其人，这不正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吗？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刘备荆州的丢失，固然是孙曹夹击的结果；但孙曹夹击的形势，则完全由关羽攻樊所促成。再加上关羽的一错再错，屡次失去挽救危运的时机，才终于使孙吴几乎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备荆州的丢失，并不是孙权通过殊死战斗夺过来的，简直就是由关羽的失误而白送给孙权的一份厚礼！有人认为“大意失荆州”是皮相之谈，我倒认为它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尽管从地理和交通条件看，荆扬之间的联系要比荆益之间密切、方便一些，因而在争夺荆州时蜀方相对处于不利地位。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是还有“人谋”的作用。在事物的成败诸因素中，“人谋”不但十分重要，而且往往起着决定作用。“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逐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诸葛亮就很看重“人谋”的作用。当年刘邦之所以能够从封闭的益州打出来，并最后消灭强大的项羽，不也是“人谋”起了决定性作用！刘备比起刘邦来起码还多了半个荆州，而孙权则远不如当年的项羽强大，为什么刘邦能够战胜项羽而刘备却不能够保住其苦心经营了10年之久的荆州呢？这正好说明刘备的荆州之失，并非由荆益之间地理条件所“注定”，而是失在“人谋”上输给了孙权。＊
　　注　释：
　　〔1〕请参阅《〈隆中对〉‘跨有荆益’解》， 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2〕见《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卷17《岑彭传》、卷18《吴汉传》。
　　〔3〕见《晋书》卷98《桓温传》、《宋书》卷2《武帝纪中》、卷48《朱龄石传》。
　　〔4〕请参阅拙文《〈隆中对〉实现过程中的条件与机遇》， 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5〕〔7〕〔8〕见《三国志》卷54，《鲁肃传》。
　　〔6〕见《三国志》卷47，《吴主孙权传》。
　　〔9〕见《廿二史札记》卷7，《借荆州之非》。
　　〔10〕见《三国志》卷53《甘宁传》、卷47《吴主孙权传》。
　　〔11〕参阅拙文《关羽北征之谜试解》，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86-92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杨德炳19961996 作者：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86-92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杨德炳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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