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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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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夕阳晚霞照在军营的大旗上，战马也伴着萧萧的北风不停地嘶鸣。
[出典] 杜甫《后出塞》
注：
1、《后出塞》其二 杜甫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2．杜甫的《后出塞》共计五首，此为组诗的第二首。本诗以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的口吻，叙述了出征关塞的部伍生活情景。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首句交待入伍的时间、地点，次句点明出征的去向。东门营，当指设在洛阳城东门附近的军营。河阳桥，横跨黄河的浮桥，在河南孟县，是当时由洛阳去河北的交通要道。早晨到军营报到，傍晚就随队向边关开拔了。一“朝”一“暮”，显示出军旅生活中特有的紧张多变的气氛。
3、“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显然已经写到了边地傍晚行军的情景。“落日”是接第二句的“暮”字而来，显出时间上的紧凑；然而这两句明明写的是边地之景，《诗经·小雅·车攻》就有“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句。从河阳桥到此，当然不可能瞬息即到，但诗人故意作这样的承接，越发显出部队行进的迅疾。落日西照，将旗猎猎，战马长鸣，朔风萧萧。夕阳与战旗相辉映，风声与马嘶相交织，这不是一幅有声有色的暮野行军图吗？表现出一种凛然庄严的行军场面。其中“马鸣风萧萧”一句的“风”字尤妙，一字之加，“觉全局都动，飒然有关塞之气”。
4、天色已暮，落日西沉，自然该是宿营的时候了，“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两句便描写了沙地宿营的图景：在平坦的沙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成千上万个帐幕，那些行伍中的首领，正在各自招集自己属下的士卒。这里，不仅展示出千军万马的壮阔气势，而且显见这支部队的整备有素。
5、入夜后，沙地上的军营又呈现出另一派景象和气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描画了一幅形象的月夜宿营图：一轮明月高悬中天，因军令森严，万幕无声，荒漠的边地显得那么沉寂。忽而，数声悲咽的笳声（静营之号）划破夜空，使出征的战士肃然而生凄惨之感。
6、至此，这位新兵不禁慨然兴问：“借问大将谁？”——统帅这支军队的大将是谁呢？但因为时当静营之后，他也慑于军令的森严，不敢向旁人发问，只是自己心里揣测道：“恐是霍嫖姚”——大概是象西汉嫖姚校尉霍去病那样治军有方、韬略过人的将领吧！
7、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以时间的推移为顺序，在起二句作了必要的交待之后，依次画出了日暮、傍黑、月夜三幅军旅生活的图景。三幅画都用速写的画法，粗笔勾勒出威严雄壮的军容气势。而且，三幅画面都以边地旷野为背景，通过选取各具典型特征的景物，分别描摹了出征大军的三个场面：暮野行军图体现军势的凛然和庄严；沙地宿营图体现军容的壮阔和整肃；月夜静营图体现军纪的森严和气氛的悲壮。最后用新兵不可自抑的叹问和想象收尾。全诗层次井然，步步相生；写景叙意，有声有色。故宋人刘辰翁赞云：“其时、其境、其情，真横槊间意，复欲一语似此，千古不可得”（《杜诗镜铨》卷三引）。
8、《前出塞》和《后出塞》：这是用组诗形式写成的。组诗，是杜甫的一种新的创造。前出塞九首，大约是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前后写的。“后出塞”大约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写的。《前出塞》诗，指的是当时唐王朝对西北的边塞战争。《后出塞》诗指的是以幽州为主的北方边塞战争。这两组诗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当然也反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朝廷的反叛，他在这些组诗中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这些都表明了杜甫对这类战争的态度。
9、在《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前出塞》和《后出塞》等作品中，作者都化身为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而自叙经历，即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说故事，因之，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也就更容易地发挥抒情的特点，使它们从首至尾都带着浓烈的抒情因素。在叙事诗中着力发挥抒情的因素，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是杜甫叙事诗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他既超过了乐府歌辞，也是其后的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制作所不能企及的。
10、《后出塞》组诗叙写开元天宝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着，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
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 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
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11、从这《后出塞》五首的内容可知，这个时候朝廷的拓边好战已使百姓士卒疲于奔命，有的连年征杀已疲怠于无可忍受之中，以至于开小差的现象成为普遍且已被社会及文人同情和认可。据史记载，唐玄宗在开元初曾为靖边安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彻底改变了此前边防废弛的状况，在必要的戍边之战后，多与境外族群部落达成了和平协议，此后边防无事，国泰民安。但随着他奢侈安逸思想的不断增生，边防建设渐乏于冷静和谋略，从开元25年至天宝10年这十五、六年间，接连不断的对境外黩武用兵，而且败仗颇多。杜甫的诸多诗就是对这个时期徭役和战事的实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