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事实首倡“双百”

父亲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也非常高。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由父亲直接口头翻译的。

父亲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他的文章从来不让秘书代笔，几十年来都是自己在“爬格子”。他笔耕勤奋而且谦虚好学，对不熟悉的领域和不懂的问题，都会虚心请教，学术上非常严谨。例如，上个世纪60年代，他对原子物理了解不多，就拜专家为老师，还专门请何祚庥来给他讲课，一直坚持上课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赞叹说：“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还如此学习的，没见过。”

父亲是中国“新闻”定义的提出者。早在1942年4月，父亲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就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父亲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短短的13个字，是各种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条，但却涵盖了新闻的所有特质。

他明确指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强调新闻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东西”。他始终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和及时准确性，反对那种以“政治性”为借口，以“政治”为理由而篡改事实的做法，认为这就失去了新闻的真谛。父亲对新闻的定义虽被林彪、“四人帮”肆意批判，但深受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支持和拥护，至今仍被大学新闻系的教科书沿用。

历史上着名的“双百”方针，其内容也是由父亲提出的。他在1956年4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提出“双百”主张，被毛主席在28日的总结发言中肯定，其“双百”的名称则是由陈伯达建议的。1956年5月2 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父亲在中南海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毛主席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l 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主席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主要管文教卫体宣，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在这个范围内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父亲在50年代那种大政治环境中，提出“双百”方针，提出要允许不同学术派别自由辩论，不要乱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压一派，“要允许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的 “四大自由”，提出“要把学术和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是十分不易的。

父亲在晚年时曾对我讲：“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文化、学术领域能创造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这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狂涛急流中的坚定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母亲反对叶群和林彪，被打成反革命，抓捕入狱。当时父亲正在外地视察，他回到北京在机场才被通知妻子被抓，而且全家已被搬离中南海的消息。

之后我们几个孩子随父亲搬到安儿胡同一个有两进院的房子。我们住里院，外院是警卫班，形同监禁。但这种看似平静的日子也没过多久。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来人，把孩子们叫到外院谈话。没多久我们就听到里院很乱，感觉肯定是出事了。当我们冲出来的时候，父亲的影子都没了，连告别也不允许。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被抓进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个6平方米的单人囚室，里面没有床,只有地铺，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年份;1——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父亲的名字就被这个“68164”所代替，而且这一代替就是13年。

整整13年，父亲被隔离关押。毛主席对“秦城监狱虐待犯人问题”批示后，被关押干部的亲属被允许定期“探监”，但我们却13年都不能见父亲—面。究其原因，是因为父亲始终坚持不认“罪”，而且不揭发其他“党羽”，是“态度恶劣”。—位参加公审“四人帮”陪审团的何访拔同志(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来和我谈起父亲的狱中情景时，非常感慨地说：“我看过所有被关押审查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审讯材料，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一个知识分子被吊起来拷打审讯，态度依然那么硬。”

父亲被抓后不久，江青又点了四个孩子的名：陆德、陈小鲁(陈毅之子)、粟寒生(粟裕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中央文革小组要这四个人到公安部投案并接受审查。其中我是唯一从清华大学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的，之后在监狱待了6年。在监狱中他们要我揭发父亲，按着他们的调子说，不然就不给饭吃，还要挨打。一次我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几个人轮番踢打。我还在“学习班”挨批斗，遭殴打，最终被打断了一根肋骨。

当时为了整掉父亲，中央专案组采用的是“株连九族”的做法，不管有无问题，凡是主要亲属都抓起来，被关押的多达63人。我的外婆和叔叔被整死，一位不愿说假话的证人被专案组打死，一位副部长自杀。我妈妈被戴“背铐”5年多，两手铐在背后，吃饭睡觉都不让摘。但这都不能摧毁他们的意志。

我蹲监狱的时候，弟弟妹妹也被赶出家门。妹妹陆瑞君终日低头沉默。弟弟陆健健在清华武斗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要去火车站长凳上过夜。由于陈伯达批示只给陆定一家“最低生活标准”，故—个月弟妹只能领到12元生活费，每天4毛钱，只够大学里的两顿饭费。但是就这样，得知我在狱中得了肝炎，弟弟每月探监时还会给我带两斤红糖。出狱后我才知道，这是用他每天省一顿饭的钱买的

父亲在遗嘱中写道：“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过去，大至政治主张，小至个人品质、个人道德，都是没有什么遗憾。古来志士仁人，老来都有‘悲慨’，我没有这种悲慨，因为我亲自参加的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统治，把中国扶到富强的道路上。哪里还有什么‘悲慨’可言。我怀念革命中牺牲的无数有名无名的烈士们，相信中国人民将会永远纪念他们……我已老迈，不能为革命和建设做更多的贡献，相信必定后继有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千年的事业……这个事业必定胜利，但它又必须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实现。”

父亲临终时讲：“参加革命几十年，几经生死，我无怨无愧。”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