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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特别是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取向问题，近年颇为研究者所关注。（注：近年中国大陆学者专论此一问题且较具代表性的着作主要有：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张岂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上二文均见《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唐文权《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见《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林家有《关于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态度的探讨——兼论孙中山与陈独秀文化思想的异同》（见《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9集）；段云章《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见《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论〈孙文学说〉人文精神的新构建》（见《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姜义华《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见《广东省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郭齐勇《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评》（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张磊《孙中山与儒学》（见《学术研究》1996年第10期）等。）笔者曾撰有《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一文对其加以探讨，（注：见《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然而该文仅就孙中山1924年所作的《三民主义》演讲而立论，似尚不够全面，今特扩大其范围，根据孙中山晚年之各种资料再申论之。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孙中山“晚年”所指时限问题，以往研究者的认识不尽一致。有的认为系指1923年以后，即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时期；有的则将1917年之后视为孙中山的晚年；也有的主张从1919年或者1920年算起。笔者认为“晚年”一词首先是一个与“早年”、“中年”相对应的年龄上的界划概念，同时它又必须结合具体人物思想和活动的阶段性来加以确定。孙中山一生享年59岁，其中50岁之后的1918年可以说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第一次护法运动于是年失败，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发愤“闭户着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页。）同时思想上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积极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因此本文将1918年作为孙中山进入晚年的起始之年，到他1925年逝世止，共约7年时间。
　　　　　　一、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的主旨
　　对于自己的文化思想，孙中山不曾作过专门的、系统的论述，但是他的许多着作和讲话都涉及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与文化构建问题，从中不难窥见其文化思想的主旨。
　　1918年2月，孙中山在《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员时的演说》讲到中国制宪问题时说：“今民国已成立七年矣，所望速日产生完全优美之宪法，驾于欧美以上，作为一个中西合壁的中国；表示我国宪法为二十世纪以后之法，且表示中国人之中国为最早开化之国，将见各国效我国之成规，抄袭我国之宪法，此兄弟所馨香盼祷于诸君者。”（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2页）1921年3月，他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成立会上讲到自己的三民主义学说时指出：“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5页。）在《实业计划》一书结尾，他从宏观上概括“建设新中国之总计划”，认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但其进行之方，不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应当有所创新，“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7-398页。）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里写道，他是“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同年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更归纳其所持之革命主义是“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并于阐述民族主义主张时称：“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1924年1月至8月间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题的系列演讲，是他晚年思想的结晶，其中在论及“五权分立”学说时明确表示：“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3-354页。）
　　从上述言论不难看出，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的主旨是融合中西、兼收众长、走文化综合创新之路。将这一文化思想主旨与其前此的思想主张相比较，应当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早年就曾表示，自己的志向是“驱逐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48页。）1906年孙中山在同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该鲁学尼等人谈及中国未来所要实行的政治制度时说：“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两大优良制度，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9-320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更明确提出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要“外瞻世界之大势，内察本国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图民生之幸福，……使中华民国确列于世界文明国之林”。（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3页。）“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当此新旧潮流相冲之日，为调和计，当平心静气博取兼收，以使国家发达。”（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3页。）于此可见，孙中山从来就不是完全离异传统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从来不是单纯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从早年投身民主革命时起，就主张在文化上“外瞻内察”、融贯中西，既要学习、吸收外国之所长，又要继承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努力做到博取兼收、开创文明发展的新路。这样一种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和文化构建思想，对于孙中山来说乃是一以贯之、始终加以坚持的。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同样遵循这一态度和架构，其主旨与早年、中年保持了一致性和连续性。
　　　　　　二、“文化复归”说不能成立
　　有些论者根据孙中山晚年一些夸赞中国传统文化、批评欧美文明的言辞，认为他的文化思想主旨已经出现了变化，即产生“文化复归倾向”，或曰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我觉得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其理由如次：
　　第一，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奈赞和对欧美文明的批评并不始自晚年，而是早已有之。在投身革命活动之初，孙中山就十分推崇中国的上古治世，认为“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9、173页。）对于欧美文明，他在努力效法的同时也已指出其弊端：“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造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327-328页。）民初他更倡言：“我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我们物质上文明，只须三、五年即可与外国并驾齐驱。我们道德上文明，外国人是万万赶不及我们大。”（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3页。）他尖锐地批判了西方“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这些言辞与晚年的相比，虽有轻重、多少的差别，并无性质上的不同。
　　第二，孙中山晚年的着述和讲话中诚然较多地提到孔孟儒家的一些言论，甚至号召恢复包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在内的“我一切国粹”，但是他并不主张地传统文化作无批判的全部继承。他在《三民主义》演讲里曾说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而且即便是他认为需要继承的好的传统，也并非无改造地简单加以恢复或还原。段云章先生在仔细爬梳孙中山晚年主要着述后指出：“孙中山早年和晚年都引用儒家言论，但都不如相应时期引用的西方言论多；……严格地说，引用西方的，往往是择其所需，直接汲纳，转换为他的革命学的某一组成部分；而引用中国古代的，则多是加以近代化乃至革命化的解释，不少已失去原意。”（注：段云章：《放眼世界的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3页。）应当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三，孙中山晚年虽然对欧美文化屡有批评和贬抑，甚至说过“欧美的文明，只在物质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3页。）“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之类武断的话（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5页。），但他的本意主要是为了强调对西方文化不可盲从和机械地照搬，并不是反对向西方学习，所以他晚年又多次讲道：“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人提倡，……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页。）“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落后。”（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而且还应看到，孙中山对欧美文明所作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流弊，而对西方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革命，他则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趣。他说：“欧战发生了之后，社会的进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经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时期。凡是从前不理会社会主义的人，在此时也跟上社会主义的路来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9页。）“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页。）这表明他始终坚持向西方学习和“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原则；
　　第四，孙中山没有系统论述文化问题的专着，作为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他的文化思想和主张散见于论述自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鼓吹革命的一些着作及演讲中，而这些着作及演讲由于所论问题不同和发表的时间、地点、对象不同，往往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有时甚至为了宣传鼓动的需要而有意无意地夸张其词。例如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当讲到民族主义问题时，他为了动员人民群众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振奋民族精神，较多赞誉中国固有之文化和号召恢复“国粹”，而当话题转入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时，他则强调“顺应世界潮流”、学习外国之所长等。在向党内同志讲解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时，他坦言：“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93页。）但为了驳斥有人将三民主义讥讽为“再制列宁及其他近世社会主义者之糟粕”的论调，他又对外宣称：“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2页。）因此，不能仅仅根据他的一、二篇文章或者一两句话，即断定其文化思想的主旨业已变化，而应当综合其在这一时期各种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的言论，加以全面分析，从总体倾向上加以把握，方能得出较为切合实际的结论。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孙中山晚年虽然在某些着述和演讲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较多肯定和赞美，对欧美资本主义文明时有批评，甚至说了些带有武断性的话，但其融贯中西、博采众长、勇创新路的文化思想主旨并未改变，“文化复归”说不能成立。
　　　　　　三、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的特点
　　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与早年、中年相比，虽然在主旨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其内容却较前大为丰富，并且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兹就其最要者论列之。
　　（一）加强对文化问题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视。孙中山早年和中年在从事反清、反袁革命过程中，曾配合武装斗争开展了一些文化宣传活动，但是总的来说对这方面的工作相对重视不够。中华书局出版的11卷本《孙中山全集》共收录孙中山生前各种文字448.8万字，其中1918年以前的仅有3卷半100余万字，占全书不足四分之一，就很能说明问题。晚年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革命思想理论的构建和宣传工作，因此他加强了对这方面的重视。1918-1919年间，孙中山发愤闭户着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页。）先后写成《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书，连同此前所作之《民权初步》，后来合编为《建国方略》刊行，成为孙中山一生主要的理论着作之一。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力辩“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之非，强调思想文化建设（孙称之为“心理建设”）的重要，认为“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必须“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这种重视文化思想建设的心态贯穿于孙中山的整个晚年，他一再指出：“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页。）“要消灭那一般军阀，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6页。）“从前把枪炮的力量比宣传的力量看得太重，少向宣传那一方面去奋斗，所以用枪炮奋斗，虽然是已经成功，论到革命事业，还不能得甚么结果。”（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9页。）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总结自己的思想学说，对三民主义作系列之演讲和阐释，给世人留下了他后期从事文化思想建设的理论丰碑。
　　（二）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孙中山一向认为，文化应适应于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绝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必须与时俱进，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晚年他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所带给人类的灾难和战后世界各地“民族自决”的普遍趋向，特别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国内五四运动的推动，对于世界大势与历史潮流有新的、更加清醒的认识。（注：据段云章统计，孙中山晚年所着两部主要着作——《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提及的国家有55个，包括世界各主要人种、主要民族和主要宗教；列举的外国人士有117人，其中包括英、法、美、俄、希腊等国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提到的主义、思想、政治观念更是纷然杂出；对着称于国际舞台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国际组织和政党以及一些在世界上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俄国革命、欧洲战争、凡尔赛会议等亦有所论列。见《放眼世界的孙中山》第206-207页。）因此，他在思考文化构建问题时更加突出了其对世界历史潮流的认知，时代意识愈显强烈。一再指出：“世界潮流无可遏抑，革命是顺应世界潮流的行为，所向无辞。”（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25页。）“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页。）“现在世界的潮流，都是进到新的文明。我们如果大家能醒起来，向新的文明这条路去走，我们才可以跟得到各国来追向前去。”（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37页。）那么，究竟什么是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呢？孙中山晚年除了继续将其一贯主张的民主政治、工业化等视为中国必须顺应的历史“正轨”外，还更加鲜明地提出了对世界潮流的若干新认识，其中包括争取民族解放、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功利强权、倡导“替众人服务”和“人类互助”的新道德等。他说：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乃“一种新世界势力也”，“亚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将必起而抵抗欧洲强权”；（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2页。）“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注：《孙中山全集》，?10卷，第156页。）“现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至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是有这种提倡。由此可见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8-409页。）在学习和吸收欧美文化问题上，孙中山这时强调“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要“驾乎各国之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页。）凡此皆表现出他对于文化时代性的认知较前又有了新的进步。
　　（三）注意了文化的民族性。孙中山晚年对文化民族性的注意较前也有大的加强，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出于反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需要。他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遭受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民族地位“一落千丈”，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而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就需要利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发挥中国“固有之文明”的活力。另一个因素则是他总结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认识到任何先进学说和制度在中国的实施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并使之民族化。他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办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页。）基于这两个因素，孙中山在晚年比较多地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一再强调对于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认真总结和继承，万万不可妄自菲薄或轻易抛弃。他批评那种“极端的崇拜外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指出：“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7、243页。）他注意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思想营养，发掘可资利用的材料和现代化因素。例如，他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伦理道德观念加以继承、改造和利用，剔除其封建主义内涵，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倡人们“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要象“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那样“实行仁爱”，（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要在国际交往中讲信义、爱和平、“扶倾济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他提出除了应该“恢复”中国的这些“固有道德”外，还应该“恢复”中国“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即“恢复我一切国粹”。（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甚至表示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去建设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东方文化”。（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页。）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和思想动向尽管如前所述，并不表明他融贯中西的文化思想主旨有何改变，但也确实反映出他的民族主义情结，说明其对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日益关注。
　　（四）创新意识更加强烈。孙中山晚年对于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有了更多了解，对于中国国情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深感中国不能走欧美文明发展的老路，在文化思想上创新意识更加强烈。他指出：“要造成彻底的新民国，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自己便要另想一个新办法。这种新办法，欧美还没有完全想到，我们能不能够想到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自己便不可以轻视自己，所谓妄自菲薄。”又说：“中国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种资格。”（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4-345页。）很显然，孙中山这时已经不单只是在实施民权等具体政治运作方面追求创获，而且努力要走出一条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这条文化发展新路按照孙中山的设计，应当是融合中西文化、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有时代性又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道路，也就是既“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又“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的道路。孙中山的这一创新思想，不但在20世纪10-2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中曾产生相当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综上所述，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继续坚持了他融合中西、兼收众长、走综合创新之路的一贯宗旨，并在若干方面有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其文化思想业已日臻成熟。这也是他晚年能够站在时代最前列，愈进愈勇，实现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巨大飞跃的文化思想基础。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加之他本人一生的精力主要是用于政治和军事活动方面，自投身革命后很少有时间系统地读书和集中思考文化问题，因而他的文化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弱点，主要是缺乏系统性和严密性。就其文化思想主旨而言，融合中西、博采兼收、综合创新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进步的，但是中西文化如何进行融合？究竟博采兼收哪些东西？怎样从事文化的创新？对于这些更深一层的问题，他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晚年亦复如此；就他对中西文化一些具体问题所持态度而言，虽多有精辟高明的见解，但相互矛盾与混淆不清之处也屡有所见，至晚年则更加明显。例如，对于自己的三民主义学说，他时而强调它就是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其思想渊源主要来自欧美民主革命，时而却又说它出于中国古代的孟子、二程，“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既有“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的断言，又有仿效欧美近代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大量表示，前后持论差异之大有时确实令人感到惊讶。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尽管所有这些都同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乃是由政治而文化，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所采取的策略有关，但也确实反映出其内心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和惶惑。孙中山辞世之后，一些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都可以从他晚年的言论中找到能为自己所用的词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晚年文化思想所带有的这种弱点。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广东社会科学广州101～107K3中国近代史赵春晨19991999赵春晨　广州师院历史系　教授　邮编　510400 作者：广东社会科学广州101～107K3中国近代史赵春晨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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