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世界历史”观念是黑格尔首次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述的。黑格尔以敏锐的洞察力“对历史作总体的思考”，较为深远地预见了近代以来世界日趋一体化的特征。这一划时代的观念成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理论前提。本文试图就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作出合乎实际的概述，敬请学界同仁赐教。
　　　　一
　　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是近代史贤圣哲孜孜以求和探索的重大历史哲学课题。早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就已萌芽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思想。古希腊史学家曾朴素地论及到了世界历史问题，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巨着中就涉及到了许多民族的历史，包括在他所能了解的每个“世界”的历史。但是，直到１５世纪以前，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科学技术的落后，由于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基本上处于一种分散孤立、各自闭关自守的状态，即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尚未确立，作为有机整体的世界历史尚未形成，所以就不可能产生关于世界历史的重要认识成果，１５世纪以后，当大工业开辟了世界市场，并创造了打破限制民族交往的自然隔阂的生产手段，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不断增多和加深，“世界历史”的形成成为了可能。这意味着，开辟世界历史进程是同生产力的巨大解放连接在一起的。随着世界历史整体的逐次形成，对世界历史的综合研究以及关于世界的系列观点也应运而生，伏尔泰、维柯、康德、赫德尔、费希特等历史哲学大家提出了各异的并为后来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丰富资料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这些圣哲史家的研究成就主要表现在从空间上对世界历史进行总体的和综合的认识，而在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含有内在必然性的统一过程方面，他们只提供了一些合理的可供借鉴的猜测及零星认识，“世界历史”的概念虽不遥远但并未明确指出来，黑格尔则自然而然地提出并论述了“世界历史”的概念和基本内容；很显然，只有当近代已形成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在先贤奠基的丰富材料和机智观点的基础上，人们（主要指黑格尔）才可能从观念上对这种转变和学术成果进行概括和总结。
　　具体说来，黑格尔从“圣贤哲人”那里批判吸收了以下有关世界历史的思想养料：
　　１．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与部分紧密联系的完整的链条的思想。那些先贤圣哲认为，世界历史就象一个完整的链条，各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都是这一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或一个部分。康德把世界历史描述为一种合乎目的性的矛盾运动过程，指出世界历史运动的目的只能在整个人类的实践理性活动中得以展示，而不会仅表现在某一个别事件中；由此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或系统，其中各个部分与环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赫德尔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一书中认为，世界上各民族历史的共同发展，构成了一个统一的链条，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前一个环节和后一个环节紧密相联，甚至每一个人都是和这个链条不可分割的。他告诫世人：“假如我把人身上的一切都归结为个人，并否定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个人与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话，那么人的本性和人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便始终是难以理解的了，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光靠自身都不能成为人。”［（１）］显然，赫德尔这是在借用人的各个器官与其整体以及人与其他人的联系来比喻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费希特则更明确地揭示了世界历史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他说：“我在每个部分中都看到整体，因为只有通过整体，每个部分才成其为部分，但通过整体，部分也必然是部分。”［（２）］
　　２．世界历史不是几个少数民族的历史，而是包括世界各个民族在内的历史的思想，伏尔泰认为，所谓世界历史就是包括中国、印度、埃及、波斯等东方各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那种只涉及欧洲个别民族的历史的看法不能认为是合乎世界历史状况的历史理论，因为那种把世界历史局限于地中海周围地区和西欧国家的狭隘范围内的做法，无疑是把广阔的整体世界历史变成狭隘的民族史，德国历史学家施洛赛尔指出，世界历史应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一切已知的重大事件”。［（３）］他强调，每个已知或未知的民族都是在世界历史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民族，民族大家庭的合力推动着世界历史进一步开放和发展。
　　３．世界历史是一个具有各种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性过程的思想。１９世纪初以前的世界历史观普遍承认，世界历史学科不是单纯为了罗列事实，而是要揭示这些规律性和因果关系，使之成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学科，伏尔泰指出，历史学家应当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写出具有概括性的哲学意味的历史。维柯在《新科学》中第一次提出人类社会历史是带有规律性的统一过程，并试图揭示历史事件的必然联系和各民族历史的共同规律。他说，各民族的发展“尽管在细节上有些差异”，但它们的深层次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进程在“骨子里”“大体上都是一致的”。施洛塞尔也认为，世界历史应当起到一种综合概括的作用，着重阐明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用事实来说明的哲学。他断言，世界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一个合乎因果链条特征的过程。
　　４．世界历史是由某种内在的力量驱动并呈阶段性进展的思想。在维柯看来，历史的进程是各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进程，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是按照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内在法则有规律运动的过程。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都经过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他写道：“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的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不间断的次第前进。”［（４）］赫德尔认为，世界历史内在的有机力量比外部因素的作用大得多，它是历史进步的主要驱动力或动因。这些力量是按照内在规律发展的。是被人类历史的本质所规定的。而人类历史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会不断加强，是终将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整体性境界。正如后来费希特所言：“在将来达到那个首要目标以后，在地球的一端发现的一切有用东西立刻为其他一切地区所知晓，并传达给其他一切地区以后，人们就会没有停顿和倒退，而不断地用共同的力量和统一的步伐把自己提高到我们现在还缺乏了解的文明境界。”［（５）］
　　　　二
　　黑格尔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俯瞰世界历史的盛衰变迁，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世界历史”这一相当诱人的有价值的思想。
　　　　１．世界历史是受必然性支配的、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
　　世界历史统一于世界精神。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到客观精神阶段——客观精神在世界历史中则表现为世界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世界精神表演的舞台。世界历史的本质和最终目标是世界精神，所以世界历史本身就统一于世界精神。
　　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统一于世界精神的观点，包含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其一，世界历史是一个合乎目的——合乎世界精神——的过程，世界精神既是世界历史的本原又是它的最终目标，它规划着世界历史运行的轨迹。换言之，世界是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含有历史发展的全部因素，正象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６）］精神的发展便是历史的展开，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在时间中的展开，比如民族精神就在于民族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风俗、宗教、信仰等全部过程中，并随着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而展开。其二，世界历史统一于世界精神的实现意味着“自由意识”的增进。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７）］无非是自由渐次提高与实现的过程。他说，自由既是“‘精神’的唯一目的”，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８）］当精神认识自己，返回自身时，自由成为了现实，也完成了世界精神统一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自由精神的实现与世界历史统一于精神的完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方面）。世界精神统治着世界历史或世界历史统一于世界精神，是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心点。
　　世界历史整体的形成根源于世界历史普遍联系的确定。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起点并非就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因为“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当世界历史建立了普遍联系时，世界历史的形成才成为可能。同样，一个民族只有当它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同世界历史的过程建立“联系”时，才是世界历史民族，因为部分只有同整体建立联系时才成其为部分。在他看来，波斯帝国之所以作为第一个世界历史民族而荣登世界历史舞台，在于它“走上了历史联系”，［（１０）］在于它的历史与亚、欧、非三大洲结合部的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密切相连。中国、印度、撒哈接以南的非洲、美洲大陆、北欧、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民族之所以是非世界历史民族，在于它们远离了世界历史中心，同世界历史各民族始终没有任何联系，始终是在闭关之中作自身内部的调节。黑格尔把世界历史舞台局限在地中海周围，忽视其他地区的历史地位，这是其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个明显缺陷，但他对世界历史的形成与世界历史普遍联系之确立的关系的看法，不乏真知灼见。从黑格尔对上述二者关系的考察可知，一个民族要成为世界历史民族，首先要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联系，如沿海地区和多样性地形；其次是各民族文化汇合的集散地，同时还必须具备进行“外向”发展的性格，闭关自守的专制主义就很难同其他世界历史民族建立联系。
　　“世界历史的行程”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应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服从某种法则的有规律的演进，正是由于这个规律性，世界历史才具有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只有把握这种规律，才能真正洞察世界历史的盛衰变迁。他说：不错，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但“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１１）］从表面上看，在世界历史中，各种人物纷纷登台演出，民族的兴衰、制度的更迭、权势的转移等等，都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偶然现象而实现的，但是，从历史的深层次看，这种偶然机会的背后却隐藏着固定不移的必然性，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一定的，即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小到罗马帝国的灭亡是由于“趋向于最高主权和军事力量”［（１２）］这种必然性，大到整个世界历史的四个时期的行程，也是由于历史必然性的新旧更替，由于在理性主宰下的自由程度的不断提升。
　　总之，黑格尔认为，世界理性主宰的世界历史受必然性支配，世界历史中的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各个部分具有内在的普遍联系，由于这种必然的内在联系，世界历史才具有总体性。
　　　　２．“世界历史的行程”与“世界历史民族”的交替运动，契合于自由精神的进展
　　“世界历史的行程”与自由精神的进展之吻合。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具体的、经验的行程，应当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有自己的阶段划分，在他看来，亚细亚是世界历史的起点，而欧洲是世界历史的终点。世界历史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过程。尽管地球是圆形的，但亚细亚却是绝对的东方。太阳从东方升起，游落于西方，象征着自由精神的展开。在东方专制主义政体下，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而这一个人就是专制君主；在希腊、罗马民主政体或贵族政体下，“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但这一部分的“自由像昙花一现”，不能维持长久［（１２）］；在日耳曼民主政体下，全体人都是自由的，从而自由精神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但是，自由精神决不是达到了绝对完美不能发展的极限，要达到它的完全成熟状态，还有一大段距离要走。黑格尔还按照生命发展的原则比附世界历史的行程。他说，东方世界是世界历史的“幼年时期”；古希腊世界是世界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世界是世界历史的“壮年时代”；而日耳曼世界则代表了世界历史的“老年时代”。黑格尔强调，自由精神的“老年”并不意味着自然界“老年时代”的衰弱不振，而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的标志，世界历史以“精神”的身份重新回到统一，自由也以它自己绝对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内容，体现出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
　　“世界历史民族”的交替运动是世界历史进步的内在机制。在黑格尔看来，与自由精神（意识）的进展的诸阶段同步，世界历史民族也不断移位，相互交迭，世界历史表现为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合理的发展机制。黑格尔断言，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而且在特定的时间内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就是“世界历史民族”。不同的世界历史民族在自己的历史中体现着世界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殊原则以及自由程度的高低。在世界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民族只有一次体现着世界精神，只有一次机会成为世界历史民族。不仅如此，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民族都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衰亡的三部曲，其中前一个世界历史民族的衰亡过程就是后一个具有更高精神的世界历史民族的产生过程。前后相继的世界历史民族之间呈现出辨证否定的发展形态，正是这种“扬弃”式的交替运动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黑格尔指出，波斯是第一个世界历史民族，“波斯历史的开始，便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１３）］日耳曼民族（包括在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民族）则是世界历史发展至今最理想的世界历史民族。就此，笔者认为，黑格尔并非把日耳曼民族看成世界历史上最后的世界历史民族，因为黑格尔曾谨慎地预言：“亚美利加洲是明日的国土，那里，在未来的时代里，世界历史将启示它的使命……，对于古老的欧罗巴这个历史的杂物库感到厌倦的一切人们，亚美利加洲正是他们憧憬的国土。”［（１４）］“美洲是一块未来的土地，在我们今后世代里的世界历史的重任将在那里显示出来。”［（１５）］黑格尔这些言论不是无的放矢的，或许是他那个时代最巧妙的回答，对此我们要认真地挖掘和审视。
　　　　３．世界精神之“经线”与人类热情之“纬线”的相互交织构成世界历史发展的网络
　　“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１６）］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和自然一样是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一个阶段。世界历史是精神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精神“表现了它自身最具体的现实，［（１７）］因此，精神既是世界历史的实体，又是历史的目的，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内容的方向。精神的实质就是自由，因此，“整个世界的最后目的”就是“精神方面对于它自己的自由的意识”或“自由的现实”。［（１８）］在变化万端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只有这一个目的不断在实现和完成它自己：在终古不断的各种事态的变化中，它是唯一不变化的事态和透渗这些事态的真实有效的原则。”［（１９）］（世界）理性支配世界，因而世界历史才表现出合规律的、合目的的必然进程，即“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２０）］这是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形而上学规定，如要把这些规定变成历史哲学的原则，还须加进现实的历史动力和历史行为。只有把这些规定溶于现实的世界历史活动中，才能真正解说和说明世界历史。这也是黑格尔遇到的棘手的问题，因为抽象的、内在的、普遍的（世界）理性无法直接说明现实的历史世界。
　　由自私心产生的人类欲望和热情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现象的动力。黑格尔认为，主宰世界历史的理性本身毕竟是一种抽象普遍性，它在时间中的展开，在世界历史中取得确实性，必须借助工具或手段才能实现，而由人的自私心产生的欲望和热情——“最广义的人类的活动”——就能使普遍内在的抽象理性得到客观化和现实化。他认为，“个别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由自私欲望产生的恶劣的情欲，“比起维护秩序和自制，法制和道德的人为的、讨厌的纪律训练，对于人们有一种更直接的影响”。［（２１）］在世界历史中活动的人们都抱有自己特殊的目的，但一定的目的之所以成为目的，只不过是因行动的主体在里面贯注了自己希望实现的东西。人们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必须有主体的利益在其中，必须使主体在这一行动中能够得到某种满足。只有如此，才能够使他们活动起来，从而驱动世界历史的年轮。黑格尔把对这种利害关系的关心，称为“热情”（一译为“情欲”），并断言：世界上“假如没有热情”，“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２２）］
　　我们看到，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世界历史的“经线”，热情是世界是历史的“纬线”，世界历史就是一张由经线和纬线交织而成的五彩斑澜的大地毯。显然，作为世界历史“经线”的精神与作为世界历史“纬线”的热情，其地位并不是平行的，其中，精神（或理性）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而规划着世界历史运动的轨迹，作为历史的现实的动力的热情则以变化无定的殊多性影响着世界历史行程，并不时地使世界历史表现出摇摆性。然而，有精神始终“留守在后方、在背景里”，即使热情的驱动呈现出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情状，世界历史也在精神给定的模式里向前迈进。精神为了达到世界历史自由的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而玩弄“理性的狡计”驱使热情为自己卖命的。这样，实体性的动力与现象的动力共同构成世界历史波浪式前进的动力机制，使世界历史表现为一种合理的过程。
　　　　三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博大精深，但也有荒诞之处。在他那里，“世界历史”和“世界精神”的关系是颠倒的，真实世界历史进程不过是精神的验证或脚注；人类的全部成文史，都可笑地被视为精神运动的历史。而且，他对东方民族和其它落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歧视态度，以及他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日耳曼人的自我优越感，也同他表面上所倡导的“世界精神”格格不入。不仅如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从本质上也掠去了历史的属人性质，剥夺了人的主体体，这也与他关于人类的热情是世界历史上一切伟大事业成功的源泉的观点相矛盾。
　　但是，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上看，其理论之瑕玷是次位的。“他在给‘理念’以应有的估计以后，就赶快下降到具体的历史的基础上，寻找社会现象的真实原因，但已不是在理念的特性中，而是他当时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本身中寻找了”。［（２３）］黑格尔的突出才能在于他具有宽宏深远的历史感，他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第一次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他提出的“世界历史”这一观念，是对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隘狭的民族观念的超越，是对近代以来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深远预言。黑格尔的宏伟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即新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２４）］
　　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联系性、外在性和整体性等观点向人们表明，当今世界，闭关自守必然导致落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坚持对外开放。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只有当它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同世界历史的过程建立“联系”时，才是世界历史民族。每一个民族、国家只有同其它民族、国家结成一定的关系，进行“外向”的发展，才能成为现实的世界历史的个体，人类历史才能成为世界历史。他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历史虽然古老辉煌，但这个帝国自己产生出来，跟外界似乎毫无关系。闭关锁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然而，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历史在向世界历史转变”，［（２５）］世界已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还不同其它民族建立横向联系，不进行外向发展的话，它就会脱离世界历史整体，落后于时代潮流。历史上的封闭所产生的恶果以及当今世界整体化发展趋势，昭示我们决不能错过这次机遇，要坚定不移地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者，“现代化”已不是一个狭隘片面的民族概念了，而是一个世界历史概念。中国作为世界整体的一分子，要实现现代化，决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必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做世界公民。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确立和实行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奇迹，有效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能力。实践已经证明，对外开放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有利于我国的长治久安。
　　注释
　　（１）阿·符·古留加：《赫尔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８—６９页。
　　（２）、（５）费希特：《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９９页。
　　（３）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２５页。
　　（４）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５９页。
　　（６）（７）（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１９５８年版，第５６、５７、５８、２１６、５７、５６—５７、２１６、１３０—１３１、６４、５５、５８、５８、４８、５９、６２页。
　　（９）（２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２１页。
　　（１５）转引自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北武译，社科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５页。
　　（２３）普列汉诺夫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俄译文第１版的注释，见人民版１９７２年版单行本第６７页。
　　（２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２页。
　　
　　
　　
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050-055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王连喜19951995 作者：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050-055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王连喜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59:4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