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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欧洲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彼此之间的交往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多向交错的复式结构。这种多重构造有时会发挥缓冲与稳固作用，有时却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形成某种制约。
　　考查中欧关系要有整体感和全方位意识，对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约束机制要有相当充分的认识与把握。当触及这一层面时，美国因素就明显地居于最突出的位置。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与美国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不因一时一地的变动而消失。对于美国来说，与中国或欧洲的关系都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之间产生重叠性的影响是必然的，也是重要的。
　　一 关于“美国因素”
　　影响中欧关系的美国因素与中美欧大三角关系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美国的存在对中欧关系产生的主客观作用，多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曲折地甚至十分隐晦地折射出来；而后者则是中美欧之间的平行关系，通过直截了当的较量甚至对抗的方式表现出来，是一种主动的外交行为。中美欧大三角关系多为国家利益的权衡，而影响中欧关系的美国因素所涉及的内容则更为繁杂，包括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与排斥。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在调节着美欧关系的核心机制，使得美欧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义务与责任发生相应变化。随着经济贸易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分量与作用的不断加重，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被过分渲染了。由于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西欧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因此美欧经济制度较之其政治体制具有更大的相异性。有些学者就由此认为，在切割亚洲、特别是中国这个大市场的过程中，美欧的争夺会呈白热化，经济利益的冲突促使它们推行不同的对华政策，从而使中国能够充分地利用美欧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打乱或分化西方联手对付中国的潜在危险（注：《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2期。）。这种愿望是建筑在忽略或无视其同质性与亲缘性和夸大美欧矛盾基础上的一种判断，缺乏对美欧政治经济利益的综合考虑。
　　实际上，美欧市场经济模式的差异是量而非质的差异，美欧惯常的贸易战以及有损欧盟利益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达马托法案》等都具有应急色彩，不是完整的政策改良，没有实质性改变。美欧经济摩擦有时会导致美欧之间的冲突，但它们总能够在关键时刻把摩擦与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或另辟缓和与化解的途径。美欧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双边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不断完善，则为化解摩擦与冲突提供了相当充裕的余地。正因为如此，美欧经济矛盾不会恶化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也不可能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破坏性冲击，或改变其根本性质。无论由体制互异还是由集团化与单边化所造成的美欧经济矛盾，实质上都是在相互依存的经济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由于受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的支配，所以具有很强的易于缓解性。
　　欧元的启动并未改变欧美的利益牵连，大西洋合作在欧元启动后仍符合美欧双边利益。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不久前甚至这样表述：实际上“欧元是向欧洲经济美国化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注：英国《观察家报》，1999年11月25日。）。而且，许多欧洲公司的经理和银行家都希望如此，正尝试形成一种完全类似美国公司模式的欧洲工商体制。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已在寻求与欧洲中央银行建立紧密合作，使美国公司从中受益，并增加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贸易。欧洲中央银行为确保欧元成功，也需要获得美国的支持，需要加强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有效合作”（注：美国《世界政策研究》，1999年秋季号。）。因为欧洲需要美国来平衡欧元可能带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欧元最终促成欧盟范围内的政治与安全防务的一体化，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也仍需要把美国包括在内，只有这样欧洲的稳定才能持久。
　　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在欧洲国家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会不断主动或被动地借鉴美国对华政策来加以“匡正”和“校对”。也就是说在对华政策上，欧洲不会完全背离美国。当然，并不是中欧关系的所有内容都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是涉及到欧美战略利益最强烈的地方，或者触及到西方整体利益的地方，抑或美欧有明显共同倾向的地方，美国因素就成为这部分中欧关系的重要参数。
　　二 经济利益的实质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呈现了复杂的态势，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奋力拼搏，而欧洲在欧元的持续疲软中强力支撑，都需要进行对包括转轨经济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战略的反思。
　　亚洲金融危机使美欧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失，特别是使西方在亚洲推行的市场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受挫。美国的新兴大市场战略并不限于在经济领域牟利，还包含有明确的政治安全目标。美国对中国及整个亚洲经济前景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欧洲。欧洲方面十分留意美国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制造了“贸易陷阱”。例如，它们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点，强压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用“实物比较法”把中国划为发达国家，然后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
　　从国际经济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大部分动力实际上源于美欧，跨大西洋的生产金融结构的高度融合，推动了全球性生产结构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经济全球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密切了美欧交互的共同利害关系。从目前的趋势看，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化的过程，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跨国公司在母国以外的生产量已超过世界贸易，民族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成为跨国公司的“车间”。
　　美欧在强调加强国际性管理机制的同时，又在想方设法制定出更多的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贸规则，这种欧美联手实行的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已在其对外经贸关系中日益体现。为了能在开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过程中维持西方传统准则，美欧注意加强双方的相互协调，维护有利于西方整体利益的传统国际准则。由此，欧洲无形中接受了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既注意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又刻意强化反倾销措施，指摘中国对欧经贸的某些方面与国际脱轨。究其本质，所谓“与国际接轨”或“按国际惯例办事”，就是接上源于西欧而兴盛于美欧的世界市场经济之轨。
　　中欧近年来的经贸往来大体呈良性循环态势，但摩擦和争执时有发生，这里面有一些非经济因素在起作用。美国与欧洲已下定决心，建立起一张世界性的“社会安全网”（注：英国《金融时报》，1999年10月15日。），包括应付贸易逆差等问题，并把此类问题纳入“综合安全”的范畴之内。
　　三 集团政治的战略冲击
　　北约是连接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军事纽带，它在冷战后的角色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在美国主导、西欧主要大国积极配合下，1999年4月出台的北约“新战略概念”，从扞卫成员国领土不受侵犯的“集体防御”，转向扞卫盟国的“共同利益”（注：《和平与发展》，1999年第3期。）。总体来说，北约的战略目标大大突破了欧洲防区的传统限制，把美国的欧亚事务以及非军事的“挑战与威胁”统统串联起来。
　　美欧之间虽然在北约防务职能变化方面有分歧，但只限于欧洲本土利益与美国在欧洲利益之间相互协调的问题。在欧洲安全日益与世界安全融为一体的时候，“大西洋支柱”和10万美军的驻防是不可或缺的。在这种背景下，北约一旦将其触角伸入亚洲事务，欧洲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会“顾全大局”，照顾美国的“面子”。
　　美欧都意识到，安全问题已在日益全球化，这是全球化进程的一种结果。美欧把伊拉克、利比亚、伊朗等视为“不确定因素”和制造恐怖活动的“大本营”，特别担心它们与非西方大国形成某种“隐性联盟”（注：《当代亚太》，1999年第3期。）。在此背景下，美欧国家更加明确地提出“全球安全”、“综合安全”、“人类安全”与“合作安全”等一些大而无当、界限不甚清晰的概念。实际上这种“模糊性”正是美欧及其北约所刻意追求的一种“效果”，使其在必要时毫无遗漏地将地球上的每一个目标纳入其中，包括对华政策的随时调整。
　　“模糊学”是数理科学的重要分支，西方国家正把它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为了在下一世纪实现世界性的“西方价值同化”，为全面干预国际事务确立尽量不忤法理的可行原则，它们处心积虑地打破国际法严格规定的或者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传统界限，鼓吹国内冲突与国际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试图通过模糊各国的内外事务界限，为新干涉主义寻找更多的切人点，并把这些国家纳入包罗万象如影随形的所谓“联合机制”。
　　虽然联合国在诸多方面已经形同虚设，但它毕竟是成员国陈述己见的一个国际场所，中国的一些国际作用也是通过联合国得以发挥的。但美欧越来越无视联合国的作用，特别是在科索沃战争中（注：《中国合作新报》，1999年5月17日。）。这些行为传递出某些信息，即：在重大战略利益相互对峙甚至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西方国家不会按牌理出牌，而会通过“极端手段”或“极端渠道”寻觅“解决”问题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北约在这方面提供的“启示”，是本世纪初必须正视的严峻课题。
　　虽然美欧在诸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方式与内容等方面存有歧义，但并未从根本上阻碍双方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充分合作。不论美国还是欧盟，都希望以西方价值观来构筑冷战后的国际体系，而这种观念上的一致奠定了有利于双方合作的意识形态基础。所以，欧洲在调整其对华政策时，需要而且必须考虑与美国在战略安排上的“统筹”与“衔接”，有时并非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而是自觉地向美国的战略意图靠拢。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有时并非美国操作的直接结果，而是美欧关系在互相调适状态下的一种惯性使然。
　　从发展趋势看，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高峰逐渐过去。据经合组织统计，199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8%，2000年预计为3.1%，2001年为2.3%，呈走低趋势（注：美联社巴黎1999年11月16日电。）。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未来两年将面临急剧增长的危险，去年为1.4%，今年将上升为1.9%，明年则可能升至2.3%，呈攀高趋势。据有关专家估计，20年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从20世纪的平均30%降至10-15%（注：美国《华尔街日报》，2000年1月3日。），不足以支撑其霸业。因此，美国要想维持主宰世界的统治地位，并行之有效地限制或控制中国与俄国战略力量的发展，就必须获得北约欧洲盟国的支持，并说服它们一道来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通过建立一种相对持久的“全球秩序”来保卫美国的主体利益。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最近袒露心迹：“对欧洲有利的事情就对我们有利。欧洲的强大对美国有利”（注：美国《华盛顿邮报》，2000年4月5日。）。美国寄希望于利用欧洲盟国的合力来制造声势，形成美欧携手维持西方战略强势的局面，以此阻碍多极格局的形成，或者尽量推迟多极格局的到来。同时在不影响西方整体优势的前提下，适当减轻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负担。当然，这种“联合称雄”骨子里仍是美国主宰的单极霸权。
　　四 新干涉主义与“主权过时论”
　　在1999年10月第54届联合国大会上，克林顿的发言着意强调了美国国家利益的绝对重要，并将其涉及的范围扩展到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他提出美国要在下一世纪强化和扩大“干预功能”（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9年11月1日。），这是被媒体称之为“新克林顿主义”的核心。
　　克林顿主义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一种宏观性的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早就以新干涉主义的面貌推行于世。克林顿主义与新干涉主义的一个共同本质是，系统地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并有条件地否认民族国家的正统性。这是在国际关系领域最能产生冲击力的一种观点，从长远看，也是对中欧关系最具杀伤力的要害之处。
　　新干涉主义在谋求国际事务主导权方面正在“探索”一条全新的路数，使“海外干预”的方式与手段多元化，可能会在不动声色的“黑箱作业”中，就完成了对某一国家的主权侵害或西方根本利益的实现。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浸透克林顿主义精神的新干涉主义会成为欧洲制定对华政策的一种“底色”，为该政策定下某种基调。在国际领域的双边关系中，这种基调就是淡化国家主权，突破用主权和民族利益所防守的“阵线”。
　　21世纪，美国将继续扮演“大宪兵”的角色，它所提倡的主权有限或主权过时的说法都是相关配套的产物。这些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基本得到了欧洲盟国的认可。一些美欧政治家主张，内战并非内政，人权高于主权，应重新界定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在使主权虚无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安全”和“国际干预机制”（注：《现代社科文摘》，1999年第8期。）。这种“国际干预机制”仅靠美国的单边行动是不能胜任的，必须与其他西方大国形成多边网络，以增加干预的“合理性”和“实效性”。
　　五 接触与遏制
　　美国的对华政策面临诸多选择，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在中长期内，中国不可能构成军事威胁，也不具备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足够力量；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按照美国的全球战略原则，不论该国具有何种社会制度，只要成为该地区最强势国家，就要联合次强国家打击之（注：《当代亚太》，1999年第3期。）。中国是东亚地区潜在的或正在实现的最强势国家，因此美国在战略安排上就要做两手准备，制定出“双重标准”，也就是美国兰德公司和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提出来的“对华有限接触政策”或“遏制性接触政策”（注：美国《世界政策研究》，1999年秋季号。）。
　　欧洲不会照搬美国的对华政策模式，但会密切注意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欧洲媒体已对美国对华“有限接触论”和“遏制性接触”作出了及时反应。一些评论认为，欧美在对华政策方面遇到同样的困难，即：都有一个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如何权衡的问题（注：英国《金融时报》，1999年10月15日。）。既不以中国为主要敌手，又对中国的发展存有很大戒心；既希望将中国融入国际体制之中，又担心中国的影响增大对己不利。
　　为了使国际战略环境朝着于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赞成甚至支持欧洲与中国建立某种军事交流关系，以促进所谓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尽可能将对美国不利的危险因素化解在萌芽之中，尽量避免构成对美国的“现实威胁”。
　　同时美国也联手欧洲作好另一手“硬的准备”。克林顿之所以将美军作战目标由“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改为“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推进以信息战为龙头的“新军事革命”，就是要维持美军21世纪“压倒优势”的实力地位。美国内定的“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一场在中东海湾地区，另一场在朝鲜半岛。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新分析，北朝鲜将需要时间决定是否利用美国在“第一战区”的情势，来调动部队发动进攻。一项五角大楼命名为“四年防御计划修正案”的现行战略分析说，美国届时会在完成海湾地区行动的同时，遏止第二敌人的军事发展，必要情况下在第二战区发动反击（注：参见1998-1999年美国国防部《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而朝鲜半岛毗邻中国，唇齿相依，不可能不涉及到中国。在1999年初提出的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中，有关中国的论述就比1997年5月发表的报告中多5倍（注：参见1998-1999年美国国防部《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当然，中国在美欧各自安全战略中的位置不能等量齐观，但中国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呈加重趋势，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会提升中国在欧洲战略布局中的“档次”。
　　六 “第三条道路”的“潜台词”
　　“第三条道路”是美欧中左政党90年代以来的一种政治探索，以期解脱传统巢臼的束缚，在21世纪初实现新的复兴。无论从政策纲领还是具体实践上看，“第三条道路”都不等同于冷战时期那种在两极体制夹缝中生存的所谓“中间道路”。
　　对“第三条道路”的评价，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这里所要涉及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模式使美欧战后一代新的领袖人物寻找到一面可资利用的共同旗帜，使缺乏二战患难与共经验的大西洋两岸“新生代”拥有一条自己锻造的纽带，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产生对第三方的“优势效应”。也就是说，这种“优势效应”的发挥很可能是不经意的，但它们一旦形成规模，就会增加大西洋体系的活力与合力，其影响则更多地从内政范畴向外交领域渗透，以至于在对外决策的运筹过程中输入新的政治理念。
　　“第三条道路”在国际事务中产生的“间离作用”是曲折的和隐蔽的，但有时却是方向性的，它牵扯到美欧盟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选择和政治取舍，甚至规定和制约着它们在对华关系方面的“口味”与态度，扩大了美欧在协调对华政策上的对话基础。
　　美欧国家扩大了对“第三条道路”的认同感。迄今为止，“第三条道路”尚未形成统一的模式，在美国称之为“渐进主义”，在英国叫作“布莱尔主义”，德国是“新中间力量”，而在荷兰被称为“紫色联盟”理论（注：《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11期。）。但这只是一种包装上的变化，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在考察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时，应该注意到美欧在“第三条道路”上行进的步调。
　　七 理性的整理
　　克林顿加以调整的全球新战略共有三大支柱：经济安全、军事优势和全球民主化（注：克林顿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见2000年1月4日因特网。）。一方面提高军事干预的频率，另一方面把美国的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等同视之，这被国际观察家称为“强硬的威尔逊主义”和“新的十字军运动”。
　　美国的价值观就是西方的价值观，而西方的价值观又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其他文明体系的抵制和挑战。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前景也促使西欧国家保持与美国的“精神联系”，把美国作为西方价值观念的强有力的“守望者”。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提出“重振道德文化”的问题，意在使美国的霸权具有政治哲学上的“合法性”。美欧坚持对中国的所谓“人权记录”进行针贬，就是要把人权、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作为“保留节目”，保持一种优越姿态。这不仅仅出于在意识形态上保持“冷战思维”，而是要把西方价值观作为全球战略的一种归宿，保持超越非西方文明体系的强势状态。
　　西方国家不会把奄奄一息濒于死亡的文明体系作为竞争的对手，它们认定的竞争对象是蒸蒸日上或复苏中兴的文明体系，因为只有这种文明体系才具有鼎足而立或凭势抗衡的潜质与实力。在现存的非西方七大文明体系中，美欧一些学者认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东方文明体系最应给予长远的重视。而最有资格代表这种东方文明价值体系的中国，也将成为推动多极化格局形成的主力。
　　对于美欧来说，多极体系是一种较之单极体系或两极体系更为危险的力量结构，因为多极体系容纳了更多的对立体，实力的不平衡更为普遍，威慑更难保持，各极的战略意图更难以估计，引起突发性争端甚至战事的概率更高。所以美国着名国际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主任米尔海斯默曾撰文《为什么我们很快就会怀念冷战》，表达出对多极结果的“强烈忧虑”（注：美国《外交季刊》，1999年第3期。），而这种观点在欧美都不乏知音。因此，不能主观地过分强调欧洲谋求“独立的世界一极”的意图，对西方安全战略的整体性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为保持现有国际格局的“稳定”和“均衡”，在对华政策上美欧会不时地做一些“手脚”。它们对中国的发展与繁荣可能没有异议，但不希望中国强大到成为“世纪主宰”的地步。西方战略家们正在谋划一些软性制肘或迂回牵制的办法，必要时从侧面阻缓中国跃升的势头，或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增添一些联动的“缓冲因素”。
　　由于未来世界有可能向“无极化”或者“泛极化”转移，美欧合力的优越性就会更加突显。通过量化可以看出，美欧基本上控制了世界直接投资的主要份额，分别为25%和44%（注：叶江：《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30页。）。凭借对世界直接投资的控制，美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形成了巨大影响，可以说依然左右着世界经济的走向。目前欧盟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超过2190亿美元，美国在欧盟的直接投资亦达2010亿美元。跨大西洋相互贸易的增长虽有所减缓，但仍维持着近2000亿美元的年贸易总额。（注：叶江：《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1页。）这些都说明美欧不仅仍处于世界经济的重心，而且双方又互为中心，这种从大量双向贸易与投资中取得的利益会有助于缓和可能出现的有限摩擦。
　　美欧双方总产出之和超出了全球总产出的一半以上，美欧出口的总体水平也接近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今日美欧总产出中的高科技比重大大高于除日本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因此质量上也具有强势。况且美欧这种高水平的高新技术战略联盟，眼下正呈上升之势。
　　综上所述，对中欧关系内美国因素的新审视应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考察欧洲对华政策时需要分析在某一方面产生影响的美国因素；另一层是中国在制定对欧政策时也需“联想”到美国因素，将对欧政策立体化，力争从中国方面为中欧关系确立一个现实基点。
《欧洲》京73～79D6中国外交肖元恺20012001就现代中欧关系而言，无论是广度还是纵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着东方与西方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厚度，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而对这种整体性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美国因素”。也就是说，在“暗合”中欧关系背景情状的综合成因中，“美国因素”居于最重要的地位。然而，本文不准备探讨中美欧大三角关系，尽管这种大三角关系构成了本文议题的基本框架。作者从一个更宽泛的新视角，分析了联系和制约中欧关系走向的“隐性环节”。中欧关系/美国因素肖元恺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作者：《欧洲》京73～79D6中国外交肖元恺20012001就现代中欧关系而言，无论是广度还是纵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着东方与西方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厚度，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而对这种整体性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美国因素”。也就是说，在“暗合”中欧关系背景情状的综合成因中，“美国因素”居于最重要的地位。然而，本文不准备探讨中美欧大三角关系，尽管这种大三角关系构成了本文议题的基本框架。作者从一个更宽泛的新视角，分析了联系和制约中欧关系走向的“隐性环节”。中欧关系/美国因素

网载 2013-09-10 20: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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