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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梁启超先生是辛亥革命前“保皇改良”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在坚持保皇改良和反对国民革命上所起的作用,较之康有为更大。
但是,他一生能够时时做到“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是故,辛亥之后,他非但能够对反袁复辟的护国运动殊有贡献,而且在国民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之际,由衷地赞扬辛亥革命,坚定地维护中华民国,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结果。
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潜在的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如今请先说头一件的精神。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糜弱,碰着外来游牧骠悍的民族,很容易被它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个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如何。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家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旦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
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来,跟着什么北魏呢,北齐呢,辽呢,金呢,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州,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吞没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的这份财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就象同胞兄弟一样,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傲也罢,总之我们断乎不肯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份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地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
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州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中国人被满州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州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州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所以晚明遗老象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倡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刺激,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结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了。
第二件再说那民主精神。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纪各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一个铺子打比,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征服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犯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咱们断不能容忍。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什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的高,一般的大。一个乡下农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
事实上能得到什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底,如何能够实行共和政体。我对他说,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底,只比欧洲人发达得早,并没有比他们发达得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得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对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回顾当时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们的信条相背,安得不一起动手端茶碗送客呢?
当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不算革命党。但主义虽算不同,手段却又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州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州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象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呢,起事呢,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呢,弹劾呢,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地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地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起迸现的结果。现在咱们中华民国,虽然不过是一个十岁小孩,但咱们却是千信万信,信得过他一定与天同寿。
从今以后,任凭他那一种异族,野蛮呢,文明呢,日本呢,欧美呢,独占呢,共管呢,若再要来打那统治中国的坏主义,可断断乎做不到了。任凭什么人,尧舜呢,桀纣呢,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呢,王莽、朱温、袁世凯呢,若再要想做中国的皇帝,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种事了。这回革命,就象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就象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推不倒贵族阶级的世界。
所以从历史上看,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诸君啊,我们年年双十节纪念,纪念什么呢?就是纪念这个意义。为甚么要纪念这个意义?为要我们把两种自觉精神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别要忘记。如其不然,把这双十节当作前清皇太后万寿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懒,难道我们的光阴就这样不值钱,可以任意荒废吗?诸君想想啊!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梁启超 2010-07-15 08: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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