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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贝恩哈德（Thomas Bernhard，１９３１—１９８９）是二次大战后开始活跃于奥地利文坛的作家，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从他引起轰动的长篇力作《寒冻》（１９６３）问世以来，他所得到的褒贬在当代德语文学批评界也是罕见的，崇拜与厌恶始终伴随着他的全部创作。誉之者说他是“卡夫卡式的作家，未来的时代将会深有感触地认识到，他的作品是何等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像只有后人才真正理解了卡夫卡一样。”［①］毁之者说他的创作充满“怪僻离奇、荒诞不经的东西”，称他是“极端的玩世主义者。没有一个戏剧家像他那样抱有如此满腹的偏见，蓄意的盲目。”［②］不管意见多么分歧，贝恩哈德在奥地利及德语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则是无可争辩的。
　　贝恩哈德青少年时代坎坷不幸，特别是法西斯的统治在他的精神和心灵上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和创伤，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有幸在当作家的外祖父的熏陶下，从小就跟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他要“抱着自身固有的、一切怪僻的、粗暴的、丑陋的、困惑的和离奇的东西走一条离经叛道的路”，成为一个“倒行逆施的作家”［③］。贝恩哈德沿着这条自我选定的艺术之路走完了他的人生。
　　贝恩哈德以诗歌步入文坛，曾出版了不少诗集。他的诗调比较低沉，风格在某些方面近似２０世初奥地利表现主义诗人特拉克尔。他诗中的“我”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地狱，无处不充满着冷酷、压抑、失望和痛苦：“来自午夜的绝望／打量着我，仿佛我早已死去／眼睛在五光十色中昏黑，大脑在其中疲倦……／在这病魔肆虐的土地上／那惶惶不安的死神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④］
　　无论作者的思想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表现在这里的主题几乎贯穿于他全部的创作中。对贝恩哈德来说，写作“就像是死心塌地把脑袋往一块丑陋不堪的石头上撞，而且始终在同一个地方”。［⑤］他作品里笼罩着人生就是不治之症的忧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的关系被扭曲了。精神沉沦崩溃，一切生存的努力只能导致精神错乱，一句话：“死亡是最彻底的宁静。”［⑥］
　　贝恩哈德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戏剧，其表现的空间环境不外乎偏僻的山村、闭塞的庄园和混沌的维也纳。批评家时常称他的小说为“反面的家乡小说”。［⑦］此言不无道理。对他笔下的人物来说，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乡可言。家乡是“黑色的”，是“世界舞台上一块阴森的墓地，无情地摧残和窒息着一切精神生灵”。［⑧］置身其中，就逃脱不掉趋于病态和毁灭的厄运。正是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上，贝恩哈德勾划出一系列被扭曲了的人的形象。他们厌恶现实，往往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的、颓废的、与世隔绝的天地里，奢望在这自我选定的“真空”里摆脱现实的困惑，实现自我。然而，现实的追踪却咄咄逼人。在极端的矛盾状态中，他们要么变得多愁善感，神经过敏，要么在思想的顶点疯狂。贝恩哈德的人物世界就像是一家“高级疯人院”。在这个特别的人生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精神狂人在歇斯底里地大发作。他们以极端荒谬的自白凝聚着一个极端荒谬的现实。
　　从他的第一部小说《寒冻》起，贝恩哈德就拉开了“疯人院”表演的序幕。《寒冻》写的是画家施特拉赫出于厌恶和恐惧世间的一切，隐居到荒凉寒冷的山村温格。但他在那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寒冷的现实。无法回避的矛盾使他在精神和心理上受到的摧残日益加重。他变成了一个精神狂人，最终冻死在雪中。
　　画家隐居的温格山庄，居住的是蒙昧没有文化的世俗之人。小说的叙述者一开始谈到温格人时说：“我可以想像得出来，如果人们像我来温格的途中和在这里至此所感受到的一样去持续地感觉的话，如果他们不是通过辛劳、消遣或相应的活动——比如乱伦、祈祷、酗酒或诸如此类的活动——来自我解脱的话，天长日久，他们都会发疯。”［⑨］这里，小说的叙述者并没有向读者倾诉他感受的原因，也没有使自己的感觉具体化。但他的感受显然是对具体环境的感受，他所主张的解脱是从无法忍受的生存现实中的解脱。他的感受铺垫起了主人公命运的必然。不言而喻，在如此一个失去价值的生活世界里，画家何以谈得上自我实现呢？只要有感受，就避免不了痛苦与挣扎。温格成了画家人生经历中“最阴暗的一个地方……这块土地实在令人毛骨悚然”。［⑩］温格不是他的避风地，而成了他企图要逃脱的那个现实的缩影。如果说他此前还在断断续续地作画，那么现在他发誓放弃任何创造性的活动，因为在观察和感受中，他失去了作画的能力，无法再行动了。他陷入“孤独的原始森林里”，［①①］只有彷徨、迷惘、苦恼和幻灭。他关门封窗，与世隔绝，但生理上的恶心厌食却与日俱增，最后发展到无所不厌。世界成了人生的地狱，他感受到的只是“瑟瑟逼人的寒冷”，“刺进大脑中心的寒冷”，“吞没理智力量的寒冷”，寒冷像雪崩似地袭来，要置他于死地。［①②］画家不像温格人一样因麻木不仁走向毁灭，而被他那超乎寻常的感受能力所摧毁。
　　画家隐居起来，企图借作画寻得自我生存，求得自我实现，但却适得其反。在对社会和人生无望时，他便认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去追求和奋斗。作为艺术家，他觉得面对的只是被现实异变了的无艺术感的“木偶”，从而发出了“艺术家的礼服”乃“自身的废墟”，艺术家的想像力乃“死亡症”的悲叹。他忧伤地感受到自己所执着的艺术不过是一个“死胎”而已。［①③］最后在茫茫的冰天雪地里，他孤零零地走向毁灭：“不言而喻，一个日益衰亡、最终灭绝人迹的地球可能是最美好的。”［①④］画家面对现实，感受到的只是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看不到任何解脱的可能和出路。这种孤独感和无能为力感不时又突转为无边无际的谩骂和攻击：他毫无选择地诅咒和否定一切，也包括自身，因而成为歇斯底里的精神错乱者。画家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一个极端人物。以极端的艺术形象来揭示极端的病态现实，这就是贝恩哈德一贯的创作态度。
　　小说《精神错乱》（１９７０）进一步展示了《寒冻》的主题。这部小说的外部线索写的是一天内发生的事：在第一部分里，一位乡村医生的儿子——小说的叙述者——陪同父亲去看望病人。他们的活动环境又是一个“趋于残暴乃至疯狂的病态社会”。［①⑤］循着叙述者的足迹，处处是目不忍睹的凶杀、病魔、凄惨和疯狂。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任何思考的努力都会在痛苦的感觉中归于荒谬和毁灭。多愁善感的工业家隐身其中，要撰写一本他从不透露的哲学专着。然而，他竭尽全力，却寸步难进，在撰写与毁灭交替的折磨中，他变成了孤独的狂人。
　　这里欲行动而无法行动的困惑，正是制约着贝恩哈德作品中主要人物的一个突出矛盾。这个矛盾驱使着他们的精神和行为走向极端，最终归于失败。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生存现实异变了的、失去实际意义的病态行为；他们的思想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为超脱现实的空幻意识。在自我划定的“真空”里，他们的追求不过是精神错乱的集中表现。《精神错乱》中的主人公沙拉奥固守自己的城堡，要使它成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超脱世俗。但是他身在城堡里，却无法抵御来自城堡之外的侵扰。他因此而多愁善感，精神分裂，惶惶不安。小说的第二部分几乎全是沙拉奥的独白。他从头到尾自言自语的就是世界的冷酷阴暗和毁灭的恐惧。就连夜间老鼠活动的响声也会吓得他坐卧不宁。他梦见世界末日来临，他那似乎坚不可催的城堡，那在没有人性的国度里臆想的孤岛也随着毁于一旦。他感到好像被幽禁在寒意刺骨的冰山里。“寒冻，关门自守，精神错乱，致命的自言自语，自我疯狂就意味着世界的疯狂，大自然的疯狂。”［①⑥］
　　庄园或城堡的解体或毁灭是贝恩哈德常用来表现社会没落的隐喻。他借此象征性地揭示出他那个社会里的人听凭摆布的命运，同时也表现了企图隐身于自我选定的荒僻精神境地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社会现实的折磨。作为社会造成的病态异象，他们几乎都被推到地狱的前沿。对他们来说，与他人相处就意味着地狱。他们的悲剧在于看得多，听得多，感受得多，而且憎恶世人对此熟视无睹。由于他们敏锐的感受能力，在具有人性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具备发挥和创造的先决条件。而他们在自己生存的环境里是找不到这样的社会条件的。他们决意要在这个社会之外去寻找自我，实现自我。这样的生存方式招来的只能是自我毁灭，因为他们的拒绝最终无不带有浓厚的悲观绝世色彩。小说《石灰窑》（１９７０）中的主人公康拉德把自己隔绝于被人遗忘的废石灰窑里，以极端的思维和行为，在他妻子身上进行毫无意义的听觉研究。他绞尽脑汁，一意孤行，企图达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他的研究却愈来愈深地陷入荒唐的绝境。在世界的幻灭中，他杀死了当试验对象的妻子，仰望苍天，陷入疯狂。
　　贝恩哈德的作品无一不是挣扎、绝望、疯狂直至毁灭的变奏曲。在他的自传小说《原因》（１９９５）里，有一句耐人深思的话：“我的故乡之城实际上是一个不治之症。”［①⑦］本来富有生机的城市在这里成为病入膏盲的社会现实的象征。贝恩哈德的艺术追求，就是要通过描绘扭曲了的病态人物的群像来展示这样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现实。对他来说，这个社会里的一切都难以逃脱厄运。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怎样企图去摆脱现实的追踪，却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不治之症的袭击。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人物在现实的舞台上，以不可扭转的必然结局完成了毁灭的预演。小说《修正》（１９７５）中的罗特哈默为他的妹妹在一片密林深处建造了一座艺术别墅，企图使她在其中得以解脱，找到幸福，实现自我。但在别墅完工之时，他的妹妹却死于“不治之症”。命运把他逼到了绝望疯狂的境地。《寒冻》中画家称道的艺术即死胎在这里得到了深刻的展现。在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社会现实里，任何生存的努力——特别是通过艺术的渠道——都是没有出路的，注定要失败。
　　贝恩哈德的小说表现别具一格，作者称自己是“典型的故事破坏者”；“在我的作品里，无论在什么地方形成故事的迹象，或者我只是从远方窥见某个小说山丘的背后露出故事的萌芽，我便将它封存起来。”［①⑧］他的小说没有了脉络清晰、冲突跌宕、细腻多姿，让人动情的情节描写。作者着意捕捉和感受人物的瞬间状态，而这些瞬间画面首先借助主人公无穷无尽的自白或内心独白来完成。在描写中，传统的对话形式解体了，陷于荒僻的精神世界的人物无一能进入相互对话的情景，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思想沟通。恐惧言语不断再现，整个句子或单一空洞的言词多次重复，形容词连续堆砌。这些表现手法切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构成了一幅幅发人深思的生活断面。通过这种叙述方式，作者意在让自己的人物达到最直接的表现，同时又使得读者始终作为自觉的观察者去思考和联想。在他的人物身上，凝聚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一个从主观上过分要求自我实现与客观上的意图行为无意义的矛盾。为此，贝恩哈德很善于采用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设计极端的艺术情势，让人物以极端方式出场，使恐惧与诙谐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烘托。在这种带有荒诞色彩的表现中，作品的主题自然有力地突现出来。现实是丑恶的、不合理的、荒诞的。人被丑恶的现实所困惑，被荒诞的现实所惊吓，被不合理的现实所挤压。于是他们变态、厌世、行为无常。他们精神错乱，成为狂人。
　　贝恩哈德小说中所表现的主题在他的戏剧中也得到再现。从７０年代以来，他创作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剧本。他的戏剧同样充满着病态的氛围：生存就意味着痛苦。人无论是屈从生活也好，在生活中搏击也好，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人无时不受到“不治之症”的威胁，自身变得古怪离奇，不可捉摸，难以理解。他的第一出剧本《鲍利斯的生日》（１９７０）就反映了人物的这种行为和命运。１３位失去双腿的残疾人戴着人生的面具，会聚于“善良人”的家里，为同病相怜的鲍利斯举行生日庆祝活动。他们都是“伟大的孤独者”。［①⑨］往事不堪回首，现实如何呢？我们不再想弄清自己的处境，想办法证明自己还存在，而是听天由命，屈从于残酷的生存。“一切变得阴郁／一切变得黑暗／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了耳朵／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了鼻子／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了脚。”［②⑩］残疾的人们如此概括了他们的人生。听不到，看不见，闻不着，动不得，昏暗暗，凄惨惨。他们无可奈何，只有哈哈大笑。他们到了人生的尽头，要以极端的荒谬来庆贺，把可恶的现实凝聚于自我形象之中；在庆祝生日的快乐气氛中，节日的主角鲍利斯却突然倒下去了，结束了艰难挣扎的一生。他的妻子，失去双脚的“善良人”面对惨景发出的不是痛哭，而是“可怕的狂笑”［②①］。《鲍利斯的生日》酷似荒诞派戏剧，它让人们通过荒诞的舞台画面，看到了那个社会生活真实的一面。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支柱，在那个畸形发展的社会里已经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社会的罪恶和灾难使得人格丧失，个性毁灭，身躯残败，精神变态，１３位没有腿的人物的命运看似荒唐，实际上却有着可怕的真实性。
　　“我们不想生存下去／而又不得不生存着／我们憎恶这五重奏／而又不得不演奏／无论如何这里可称作音乐艺术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病魔。”［②②］剧本《习惯势力》（１９７４）中的乐团团长卡里巴底如此描绘着艺术家的人生。二十多年来，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致力于达到和谐的演奏，但是他无法取得成功，人人都像在跟他作对。尽管如此，这位让现实给折磨得古里古怪的艺术家依然每天驱使着他的团员进行着新的无望的排练。
　　贝恩哈德在他的戏剧里描绘了众多艺术家形象。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切创作努力都必然使他们归于失败。《无知的人与疯狂的人》（１９７２）中的“夜晚女星”为追求极端的观众所迫，竭力要使自己成为最完善的“唱腔机器”。而她的表演实际上成了无知的人与疯狂的人之间的角斗。在这场角斗中，她被斗得遍体鳞伤，落下台来。《米奈蒂》（１９７７）中“忧愤的愚人”不再无望地等着剧团团长的聘用，而成了精神错乱的狂人，期待着死神的降临。在作家所描写的敌视艺术的社会现实里，艺术和艺术家的命运都是可悲的。艺术即死胎：艺术家一个个都成了狂人。正像剧本《达到目的》（１９８１）中的戏剧家表白的：“失败的思想／是最根本的思想。”［②③］
　　面对失败的思想，作家贝恩哈德公开申明自己的创造态度。他要以现实之道还治现实之身。他在艺术自白《三日》（１９７１）里写道：“用写作克服对于书、写作和笔墨的憎恶和仇恨。”［②④］长久以来，他专为着名的戏剧表演家米奈蒂写了很多剧本，为他设计角色。当人们问米奈蒂，他与贝恩哈德的关系时，他毫不掩饰地道出了联结他们俩的精神姻缘：他研究贝恩哈德剧中角色的任务始终在于力求在舞台上以可感的直觉性来完成角色的展示，达到作者刻意追求的效果：生活就是这样，人生莫不如此。［②⑤］批评界常常视其作品千篇一律，视其人物为表现疾病、变态、疯狂和死亡的新变体。这仅仅道出了作品的表象。透过直觉性，底蕴的立体感便跃然纸上，让人得到无穷的回味和联想。剧本《米奈蒂》表现的是戏剧演员米奈蒂的坎坷人生。作者有意识地给了一个副标题：“一位老艺术家的画像”。作为艺术家，米奈蒂怀才不遇，忧愤中躲到偏远的妹妹家里。在那里，他长年在镜子前演练李尔王的角色。有一天，他突然被一个荒唐虚妄的臆念所占据：他作为李尔王去弗伦茨堡参加二百年庆典演出。在奥斯特恩德的一家旅馆大厅里，他写信约好与聘用他扮演李尔王的剧团团长会面。那是除夕之夜，旅馆里满是戴着面具的人。米奈蒂来到这样一个不可捉摸的环境里，期待着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命运的转机。他坐到旅馆大厅的沙发上，企图给一个喝着香槟的女人和一个看门人讲述他对于人生和艺术的见解，得到的却是冷若冰霜的反应。他似乎落在无形的蛛网上；旅馆里的一切像是镜中之物，似乎很近，却又很远；里面的人的态度好像雾中之影，飘忽不定：剧团团长的到来像是水中之月，难以捉摸。来到这样的环境中，他要迈出一步都是困难的。米奈蒂遭受着沉闷与孤独的折磨，他变成一个悲哀的“丑角”，在朦胧的无望中偏执地等待着他臆想的人物。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个身着水兵服的侏儒和一个戴着狗面具的残疾人。米奈蒂像作者描写的其他艺术家形象一样，选择了“相反的方向”［②⑥］，越来越被他那个社会视为异类。他感受到不可抗拒的命运：“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疯狂。”［②⑦］
　　“在充满忧伤的时刻／我戴上了这架面具／终身／社会为之大惊／我一生惶恐不安／我们害怕／我们看不到东西。”［②⑧］艺术家与社会陷入尖锐对立的矛盾之中，二者之间只有惧怕和仇恨。面对淫威无比的现实，米奈蒂感受到的只是幻灭。在这旅馆的大厅里，他再次与他的观众在象征性的电梯里相会：有麻木不仁的看门人，有俯首听命的仆人，有酗酒成性的女人，还有一群戴着各种面具、指着他大喊大叫的人。唯有一位约会情人的女子不同。米奈蒂同她坐到酒吧的沙发上，向她讲述那充满恐惧和失望的艺术家的生涯。姑娘听着他的讲述，起初表现为吃惊和不解，但逐渐对这位“滑稽先生”产生了一种兴致。在第三幕戏里，作者精心安排了这样一个立足于要实现对话的结构来进一步展现实际对话的不可能性。虽然米奈蒂向这姑娘提的问题屈指可数，但他要实现对话的愿望十分强烈地表现出来。而姑娘不过是简言应答而已，要么一句话，要么一个动作。当这姑娘被约会的人从他身边唤走后，这位艺术家便失去了谋求实现对话的最后一线希望。剧本尾声，在愈来愈猛的暴风雪里，孤独无望的米奈蒂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贝恩哈德笔下的病态人物是极端的典型，但绝非作者的自我再现，作者以极端的手法再现了一个趋于极端和荒谬的社会现实。他的人物企图通过实现自我去改变现实，但却无路可循。他们在彷徨寂寞中忧伤，在无能为力中精神错乱，在绝望中走向毁灭。在这种极端碰撞中，贝恩哈德的艺术表现首先以悲剧出现，但同时也是辛辣的喜剧：严肃与诙谐融汇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从而使读者或观众在接受矛盾体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的联想。或许正像立志改变世界的人在同名剧的结尾对一只陷入圈套的老鼠说的：“恰恰是人／才是没有人性的。”［②⑨］于是他打开了圈套。
　　贝恩哈德在自白《三日》中写道：“为什么要写阴暗呢？为什么我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着阴暗呢？简而言之，在我的作品中，一切都是虚构的。这就是说，全部人物、事件和情节无一不是发生在舞台上，而舞台空间就是阴暗一片。在一个舞台空间表演的人物，他们的轮廓则更加清晰可辨：如果他们像在司空见惯的和人人皆知的作品里一样出现在自然的灯光下，则显得平平常常。在阴暗中一切清晰可辨。不仅仅是每个事件，每个画面也是这样的。——而且语言也是如此。要想象到书里的每页都是阴暗一片：每句话都向人们闪烁，发出信号，由此获得它的清晰可辨性或者超清晰可辨性。这就是我一贯采用的一个艺术手法。”［③⑩］
　　这也是我们探究贝恩哈德创作的橱窗。
　　① 英恩鲍格·巴赫曼《托马斯·贝恩哈德》，见《作家论作家》，萨尔茨堡古都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２６页。
　　② 乌利希·格拉纳《当代奥地利文学论文集》，卡尔·汉斯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８页。
　　③ 托马斯·贝恩哈德《马洛卡岛上的自白》，见奥地利《读者文摘》，１９８１年第４期，第３页。
　　④ 托马斯·贝恩哈德《在月亮的铁蹄下》，萨尔茨堡米勒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５页。
　　⑤ ⑥ 托马斯·贝恩哈德《两篇讲话》，见《新闻报》，１９６８年，第１５期。
　　⑦ 瓦尔特·魏斯《托马斯·贝恩哈德与弗兰茨·卡夫卡》，见《论文集》，萨尔茨堡古都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４２页。
　　⑧ 弗兰茨·叔《与作家托马斯·贝恩哈德的谈话》，见《萨尔茨堡新闻报》，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４日。
　　⑨ ⑩ ①① ①② ①③ ①④ 托马斯·贝恩哈德《寒冻》，德国苏尔卡普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１１、１０、４２、２５４、１３３、１７６页。
　　①⑤ ①⑥ 托马斯·贝恩哈德《精神错乱》，萨尔茨堡古都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第３、１５２页。
　　①⑦ 托马斯·贝恩哈德《原因：一种暗示》，萨尔斯堡古都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４７页。
　　①⑧ ②④ ③⑩ 托马斯·贝恩哈德《三日》，见《意大利人》，萨尔茨堡古都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１５８、１５７、１５０—１５１页。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② ②③ ②⑥ ②⑦ ②⑧ ②⑨ 托马斯·贝恩哈德《戏剧集》，德国苏尔卡普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９、４９、７３３、２７８—２７９、１３０４、５６０、５６２—５６３、５７４、５６２页。
　　②⑤ 贝恩哈德·米奈蒂《我的艺术生涯》，见《新闻报》，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３日。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责任编辑：刘晖＊
　　
　　
　　
外国文学评论京43-48J4外国文学研究韩瑞祥19971997 作者：外国文学评论京43-48J4外国文学研究韩瑞祥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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