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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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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05
生态语言学是由自然科学（具体地说是“生物生态学”）和相关人文科学（即语文学和哲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领域。总的来说，生态语言学产生于以巴特森、玻姆、卡普拉、普利高津、施尔德拉克和弗斯特等思想家的学说为基础的整体论世界观。由于关联关系、网络化、辩证法关系和多样性等术语已成为生态语言学的重要概念，因此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学说和方法论不再将同一性(uniformness)作为其必要的研究目标。本文将讨论生态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总结梳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对学科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一、导言
生态语言学始于隐喻。1970年8月，豪根(Einar Haugen)在一次报告中谈到“任何特定语言与它所处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时，曾将这种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1990年，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在希腊的塞萨罗尼基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发言中，强调了语言与生长状况(growthism)、种类特性以及物种形成之间的关系，告诫应用语言学家切不可忽视研究对象在不断增多的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奠定了语言与生态学之间的一种全然不同的研究范式。豪根和韩礼德的报告，就其促动使用两种方法研究生态语言学而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两个方面与他们的思想相关联：(1)从隐喻角度理解“生态学”概念转到“环境中的语言”；(2)从生物学意义上理解“生态学”概念，调查研究在环境（及其他社会问题）问题改善和加剧情况下语言所起的作用，并倡导把语言研究作为可能的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因素。
这两种观点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鉴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无外乎这两种方法，因此，为叙述方便，将二者分而述之则更为妥当，这样在讨论中，两种学说的“接合点”便会一目了然。
二、作为隐喻的生态学
1.语言生态学
豪根的生态学隐喻用法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广为使用，以下（不完全统计）专着、书的章节和论文都把“生态学”或其他派生词语与语言联系在一起，便是最好的证据：
麦基(Mackey,1980)的《语言转用的生态学》；博林格（Bolinger,1980，第15章）的《语言的生态学》；哈尔曼(Haarmann,1980)，小标题为《语言生态学基础》；狄尼森(Denison,1982)的《面向欧洲的语言生态学》；芬克（Finke,1983，第二部分）的《生态建构语言学》；昂尼吉、海尼斯合编(Enninger & Haynes,eds.,1984)，小标题为《语言生态学研究》；哈热日(Hagège,1985)的《生态语言学》；哈尔曼的(Haarmann,1986)的《族群中的语言：基本生态关系概观》；菲尔(Fill,1987)，小标题为《语言的生态学探讨》；以及特兰普(Trampe,1990)的《生态语言学》。
在所有这些着述中，生物生态学以不同的方式方法用于语言研究领域。同时，一些诸如“环境”、“恒定性”(conservation)、“相互作用”(interaction)、“语言世界系统”(language world system)（源于“生态系统”）等生态学概念被用来研究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现象，以期帮助人们从新的视角审视这些现象。
进入90年代，豪根的隐喻说的影响似乎有所减弱。尽管迄今还没有出现诸如《南非语言生态学》或《大不列颠语言生态学》之类的着作，但是生态学隐喻，特别是在有关太平洋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语言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仍然被研究者继续使用。米尔豪斯勒(Peter {H1P2121.jpg})是近来仍将生态学隐喻用于此类课题研究的学者之一，本文第三节将讨论他对语言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另外一位学者是雷恩第二大学的科里叶(Fernande Krier)，她在《加利西亚语生态语言学纲要》（esquisse écolinguistique du galicien，第55页）一书中给生态语言学下了如下定义：“生态语言学力求借助一些特殊的要素，阐述为何有些语言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另一些语言却得以幸存。”科里叶调查了葡萄牙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加利西亚语，在研究所有可能或不可能影响该语言生存环境的因素时，她使用了哈尔曼(Harald Haarmann)建立的生态语言学变量，其中包括种族人口统计、种族社会、种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因子，这些因子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环境”。
豪根学派的语言生态学是一项迫切需要进行的研究。在当代，随着年代的更替，语言消亡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希望有更多的语言学家涉足这一领域，探究语言多样性的根源。对于那些更热心于生态语言学的新研究者而言，调查、记录和抢救这个星球上众多的濒危语言，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2.生态语言学
将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用于语言研究，这一理念不久便被一些德国学者（多数来自比勒费尔德大学）进一步拓展，形成了“生态语言学”({H1P2122.jpg} Sprachwissenschaft)学说和理论。可能受吕曼(Niklas Luhmann)有关“生态交际”(ecological communication)思想的启发，芬克(Peter Finke)运用生态系统概念（由坦斯利[Tansley]1935年首创）转指语言世界系统和文化系统，正如科学和语言本身一样。其他学者如特兰普(Wilhelm Trampe)和斯特罗纳(Hans Strohner)继承了这种观点，他们用生态系统作比喻，旨在说明语言以及与环境（如现实世界）相互作用中的语言使用行为，从而揭示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一直在进行着的互变互动过程。
生态语言学观点与结构模型显然有明显差别，后者只用来研究语言本身，而不是外部环境。生态系统是一种生命系统，而语言世界系统则是经验系统。这一理论将生物生态与语言进行比较，结果引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正如当今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态度给生命创造力造成了威胁一样，人类时下对语言的使用也使语言的创造力出现了危机。因此，生态语言学包含了对语言和语言实践的批判性研究，正如特兰普所做的那样。特兰普批判了农业产业化中的语言现象及其“技术—经济”的意识形态，例如，“生产”(production)这个词取代了传统农业中的“生长”(growing)、“付出”(giving)的意义，并且淡化了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掠夺”(taking away)和“灭杀”(killing)行为。
不过，特兰普从生态学角度对语言的批评招致了其他生态语言学家的质疑，他们将其视为语言保守主义和已经过时的语言纯粹主义的一种表现。尤其是他将诸如“污染”、“退化”一类环境学术语用于描述语言变化的过程，遭到学者们的责难，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抱怨语言退化的新的陈词滥调。尽管所有研究者都反对“生态正确论”的观点，但是生态语言学是否应该包含语言和语言使用的批评，还是应该旨在建立一种更广泛的语言意识，仍然是这一领域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最近，生态系统隐喻已经由语言世界系统扩展到普遍的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学关注文化生态系统由自然生态系统的进化，并把语言作为两者之间的“缺失链接”，从而弥补了语言生态学的不足。关于这一理论的探讨读者可参阅芬克的有关论述，其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问题，即语言规则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自然规则。
3.其他“隐喻”的研究方法
生态系统隐喻（不是那种过时的机器隐喻或电脑隐喻）现在也用来说明发生在人类大脑里的认知活动过程，而在解释人际系统方面，其使用更是十分普遍，因为用传统的“传递—接受”隐喻模式，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交际的互动过程。
相互作用、互动、网络系统等生态学概念，在诸如“语言与冲突”、“语言、女人与男人”这类问题的研究中也常常使用。这些概念也可用于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因为在解释许多现象的动力机制方面，它们大大优于以前的各种方法。如果用诸如“相互作用”、“辩证”等生态语言学概念代替原因和结果这类旧概念，那么，下面这些久而未决的争论的人为因素就会变得清晰明朗：语言发展究竟是引起大脑功能单侧化的原因还是结果？语言是人类生活条件得以某种改善的因素，还是相反，即不断改善的生活条件促使大脑快速进化，结果使语言产生成为可能？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就是承认所有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不是找出某种初始起因，这样一来，这种争论就纯属多余了。
最后，鉴于对相关性和经济性原则的批判，“生态的”这个概念之用于语言学，也使其获得了“跨学科”和“非排他性”意义，或使之具有“超越传统经济观念”的意义。
三、语言与环境问题
自19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召开以及韩礼德《意义的新途径》一书出版以来，在生态语言学领域，研究者对下面的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语言在各种生态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越来越多的族群和个人造成影响的环境问题。事实上，“环境语言学”这一名称就是针对此类研究提出的。不过，我则倾向于“语言生态学”(language ecology)或“语言学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这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表明（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言），此类研究是在生态语言学原理的总体理论框架内进行的。
1.话语批评
关于“语言与生态问题”这个论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方面、采用不同方法论进行探究。德国语言学家马蒂亚斯·容(Matthias Jung)利用报章文本语料，对环境词汇的时代变迁进行了研究。进而，他对我们常听到的“词汇选择是为了可操作的意图”这一假说提出了质疑。从下图（选自容，1994a:65，原文发表于《Allensbach民意调查年鉴1978～1983》，p.525）可以看出，德语表示“核能”的两个词(Atomkraft和Kernenergie）的不同联想。（图略（注：该图列出的“Atomkraft(atomic power)”和“Kernenergie(nuclear energy)”两个词分别与Freiheit(freedom)、Wohlstand(affluence)、Wachstum(growth)、Krieg(war)、Krankheit(illness)、Zukunft(future)、Fortschritt(progress)等7个概念联想强度百分比实验数据是：19/16,40/50,49/50,70/59,69/66,69/74,75/79。））
只有“Krieg”（战争）一词的概念才能明显地区别联想差异，因为Krieg与Atomkraft（原子能）的联想关系远远高于与Kernenergie（核能）的联想。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Kernenergie这个词带有健康自然能源的正面联想，核能游说者们采用委婉的和可操作的方式使用这个词。马蒂亚斯·容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怀疑的。他指出，“通过语言进行操作”只不过是某些书本杜撰出来的另一种老生常谈而已，比如奥韦尔(George Orwell)1984年的小说和麦肯森(Mackensen)的《语言的诱骗》。
另外一些学者运用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论框架（为Fairclough、Kress等人创建），对有关环境话题的文本进行批评性分析。安德烈亚·格比希(Andrea Gerbig)分析了有关臭氧层问题争论的环境文本中的搭配模式(collocational patterns)，结果表明，对立的利益群体所撰写出的文本，在搭配频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论及原因和责任这两个词语时）。格比希使用的另一个语言参数是通过选用主动、被动和作格结构，对施受事关系(agency)加以强调或抑制。下面是格比希的例子：
(1)……cases of non-malignant skin cancer have been increasing over many years……
（非恶性皮肤癌的病例在逐年增多）
这个真实的例子来自工业利益群体的语言文本，句中“选择作格意在表达这是一种自身造成的行为过程，对这一过程而言，没有任何——甚至一点暗示都没有——施事者可以幸免。这意味着把行为者（即应对行为负责的人和事）转换成行为本身”。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产业群体至少应对这种过程（指皮肤癌病例不断上升——译者注）承担部分责任，而句子中这种施事关系被抑制了。
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所做的某些研究也表明，施受事关系在环境文本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下面的例子来自英国一个核废料处理组织(NIREX)的一份广告，其中施受事关系使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2)Britain produces radioactive waste every day……（英国每天都生产大量的放射性废料）
(3)the safe disposal of our radioactive waste……（安全处理我们的放射性废料）
(4)some of the most stringent safety requirements in the world will have to be met……（世界上一些最为严格的安全要求将必须得到满足）
例(2)(Britain produces)和例(3)(our radioactive waste)变换了施事者，造成人人都制造核废料的含义指向；例(4)通过使用被动结构删除了施事（即safety requirements will have to be met)，使用这种手法，目的“在于转移人们对造成后果的肇事者的注意，而肇事者是必须采取这些安全处理措施的”。
删除施事者（或删除受事者！）也可以通过名词化的方法来实现，如戈特利(Goady)的有关讨论（还可参见Fairclough)。在马丁(J.R.Martin)之后，戈特利的研究也表明，在环境文本中，将动词名词化可以弱化人们对受影响对象的关注。例如，在描述捕杀海豹事件时，如果使用诸如例(5)中的名词性词组，好像受害者（海豹）根本不值一提：
(5)a slaughtering operation,killing methods,killing techniques,a humane death.
戈特利指出，复合名词可能“会把受害者弱化或降格至修饰语地位”，如：the seal hunt,the whitecoat harvest。（后例中用harvest一词指代有组织的猎杀行为，该词的使用有独特的委婉隐喻意味。这也恰恰说明了戈特利用“害死人的隐喻”作副标题之用心所在了）
丹麦学者杜尔{H1P2123.jpg}和邦(J.Chr.Bang)运用“施事”、“直指”两个范畴，对两个丹麦语法律文本进行了分析，这两个文本都涉及“农产品的有机化生产”问题。分析揭示了文本中的逻辑矛盾，结果给人的印象是：政府部门成了有机食品生产中的施事者（！），而农民成了“接受者”和“授予物的申请者”。例(6)是杜尔和邦的论文引例：
(6)applicants for grants……shall upon request produce evidence tha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rant have been fulfilled.
邦与杜尔为建立一种语言的生态理论作出了努力，其用意在于为生态危机伦理层面的探讨开辟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同时也想表明这样的观点：传统语言学理论忽视了语言指称范畴在思想意识上的含义，本身就是这种危机的组成部分。
2.语言系统的批判
除了话语的批评性分析外，生态语言学家对语言系统的生态特征和非生态特征进行了缜密的探讨。从这方面对语言作批判分析的学者当推韩礼德。他将语言对世界的影响描述为“系统与事件之间的辩证法”。他认为，语法提供系统的所有选项，这些选项“与时下的文化形式相呼应”，并通过在日常话语中的使用而得到进一步强化。韩礼德的“语言建构论”对语言系统（或韩礼德所称的“语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生长特性、性别歧视、分类行为等思想意识，也体现在我们语言的语法中；同时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人类的特权地位这种思想意识已经成为语言系统中结构上的内在特性。韩礼德进而指出：
(1)欧洲各种通用的标准语中，不可数名词或“物质名词”（如oil、energy、air、water等等）有“无限、无穷”之义，自然资源无限的观念从这类名词的使用中表现出来。
(2)像“大”与“小”这类成对的反义词、“成长词”(growth word)往往成了中性词。通常总是说“小车有多快？（不说小车有多慢？）”，“这楼有多高？（不说有多低？）”，“收入有多高（不说有多低？）”，等等。
(3)我们的语言不愿意承认非人类的施事者。“那片森林在干什么？”这样的句子大多数人会认为不能接受。
(4)认为人类享有特殊地位这种意识，通过语言的代词系统（如he/she用于指人，it则指非人类的生物和事物）以及许多不能用于动植物的动词搭配（如think、believe、know、amiable、sympathetic等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格比希、邦、杜尔和亚历山大等生态语言学家在环境文本的分析中，对施事和感受格(experiencers)的抑制现象提出了批评，那么从更高的系统层面看，正是语言表达了诸如“施动者”、“感受者”、“接受者”此类范畴这一事实，成了批评关注的焦点。这里要谈到的一点就是，欧洲通用标准语言的语法，与传统的牛顿科学思想保持一致，它与当代生态世界观已经不相适应；生态世界观正是对这种传统的范畴划分提出了质疑。这种对宇宙的“分解”(fragmentation)包含在诸如“主语”、“述语”和“宾语”之类常见的语法结构中，这种语法结构把施事、过程、感受者相互区分开来。语言在这种划分中的作用早年曾为诸如韦斯特(Frederic Vester)、博姆(David Bohm)、拉弗洛克(James Lovelock)等非语言学的学者所承认；而语言学界的思想家对此却很少注意。不过，在生态语言学家近期的研究中，将语言与世界的非生态性分解联系起来的做法明显地突显出来。
戈特利运用拉夫洛克的“盖亚”理论(Gaia theory)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他特别提到以下方法，“采用重合语言来描写物质过程的方式所表现出的世界往往与现代科学理论（尤其是盖亚理论）大相径庭”：
(1)划分施事参与者、受动参与者及环境等……这些结构有碍于构建不可切分的整体观。
(2)将所有现象分为过程与事物，这从现代物理学观点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在这一背景下，生态语言学家还着重探讨语言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人类中心说把人类同其他生物永久地割裂开来。费尔哈亨(Frans Verhagen)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使用语言来确立一种生物中心主义世界观，而摆脱那种极端的人类中心的、机械主义世界观？戈特利指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种选择，可以把包括马克思人道主义在内的人类中心说作为研究目标。尽管我们不大情愿承认这个世界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对于接受人类也不可能是世界中心这个观点，我们则更加犹豫不定。”
语言学上的人类中心论不仅表现为语言依据对人类的实用性角度来命名所有自然现象，而且也表现在隐含地指称人类方面，如某些存在结构和动词短语。例如，在下列描述土地状况的句子中，所有动词形式都隐含有“对人类而言”之意：
(1)……the soils are poor……the land is used for little else except extensive beef grazing……another land use,mining,is now of greater value……
在这种英语“语法”里，除了人类之外，“land uses”（土地的使用）是不能用于其他生物的！
3.语言的生态化
一个经常提到的、同生态语言学的语言批评观相关的问题是，生态语言学家应该以改变语言状况为目标，还是仅仅让语言使用者对所批评的语言事实有所认识。多数生态语言学家都倾向于反对“生态正确性”的观点，并申明他们的语言批评观是“非保守主义的”（即非规范化意义上的）、“温和的”，而且也无意去改变语言系统。这种批评观目的在于跻身于批评主义的语言觉醒运动，而不在于创造一种与之并驾齐驱的“新话”(newspeak)。不过，有一位学者确实提出了要改变语言，以使其包含新的生态世界观，他就是物理学家大卫·博姆。他建议采用一种称为“流”(Rheomode，希腊语意为“流”）的新的动词情态(verbal modality)，它可以无需区分施事者和感受者，而只用来表达“过程”(process)。
戈特利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语言本身（或语言使用者）将自动地与这种新的生态意识相适应，并发生相应的变化。作格结构的使用频率正在上升，而及物动词结构渐渐被取代；相互动词（如meet,touch，interact,talk,converse等）的使用也在增多，这类动词表达的是共同性而不是支配性，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语言自适应变化的早期征兆。语言的这种“深生态化”(deep ecologization)可以看做语言演变的一种长期进化过程，这个过程与环境过程交互作用——从发展的理论观点来看，这一过程可能逐渐减慢环境的退化。深生态化可以理解为对话语“浅生态化”(surface ecologization)的一种逆向发展。话语浅生态化，在广告语言（即所谓“绿色广告”）以及许多现代政治话语中丰富的环境词汇使用上已经十分明显。
四、语言与生物的多样性
在米尔豪斯勒的研究中，自然现象的命名也是一个突出的课题，虽然他更多地侧重命名过程中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在他的研究中，生态语言学所追求的保持语言多样性问题与人们所关心的生物多样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米尔豪斯勒看来，语言的多样性“反映了人类数千年来对复杂环境状况的适应性”，通过不同的语言可以不同程度地解释生物的多样性。他发现，有关新环境的话语实际上可以对该环境产生影响，尤其是在语言资源的缺乏可能引起环境退化的情况下。“小语种的衰落与消亡不是一种自足现象，它蕴涵在更为广泛的生态要素之中，并与之密切相关。这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实例中可以说明”。米尔豪斯勒对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奥特亚罗(Aotearoa)以及太平洋地区众多的语言生态系统进行了调查研究，从中归纳抽取出若干语言和生物要素成分，阐明了其中的相互关系。下面引用米尔豪斯勒的有关例子来说明这一关系。
命名结果对自然生态造成影响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有许多种袋目小动物曾一度大量栖息在澳洲大陆上，但后来它们却被称为灌鼠或本地鼠；由于这些新名字，结果它们被人当做像英国的老鼠一样的东西。这些动物至多成了无用的家伙；若从坏的方面看，则成了危险的有害动物，必须灭绝。
米尔豪斯勒接着讨论了最近所作的尝试，即通过“重新取名”或重新起用古老的土名字，来挽救这些数量日益减少的有袋小动物。他指出，单个动物物种的名称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见于植物物种的命名方面。
在米尔豪斯勒的研究中，对环境（或“共生境”[con-vironment]——这个术语更强调所有生物的共存）的关心同对语言多样性丧失和小语种作用日渐萎缩的关心结合在一起。他的“语言生态学”既涵盖了“生态”和“环境”的隐喻含义，也涵盖了它的字面意义，因而可能是生态语言学领域迄今最为全面的理论学说。
五、结论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超越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学科。因此，这一学科就经验主义方面的研究而言，需要可理论化并具有创造性的新思想。尽管生态语言学迄今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但要使这一研究领域所有可能的问题都得到涉及（且不谈研究的深度如何），生态语言学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因为它给语言研究这门学科提出了以下任务：(1)探索各种适当的语言理论；(2)研究语言系统及语言文本；(3)研究与生态问题相关的语言普遍特征；(4)根据这些普遍特征，研究单个的具体语言（可采用对比的研究方式）；(5)研究语言在获得“生态读写能力”方面的作用，如教育儿童与成人进行生态思考。
生态语言学涉及语言理论探讨、方法论思考以及经验主义研究。在所有这些层面上，它为那些对生态学感兴趣的语言学家提供了新的视野。我们可以真正肯定地宣告，对于那些寻求挑战性问题研究的语言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探国外社会科学京5～10H1语言文字学艾尔文·菲尔20052005本文论证话题标记“的话”是“说NP/VP的话”短语话题化的产物。“的话”是个跨层次非短语结构，它的词汇化是在话语层面的两种句法位置上完成的：(a)在“说NP/VP的话”动宾短语中，当修饰语NP/VP是中心语“话”的内容，二者具有同一性时，原短语结构的语义重心前移，“说NP/VP的话”近似于“说NP/VP”；(b)“NP/VP的话”短语摆脱“说……话”框架中动词“说”的制约，前移至句首做话题主语，“的话”被重新分析为后附的助词。本文指出“话”的泛化指代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话”与修饰语的同一性是“的话”词汇化的诱因，而省略和移位是“的话”词汇化的特殊机制。本文初稿承蒙方梅教授与陆丙甫教授提出修改意见，谨致谢忱。张晓红范俊军，男，博士，《暨南学报》副主编、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研究员；
宫齐，男，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510632
网载 2013-09-10 20: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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