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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邝海炎

来源|天涯博客

每年六月，网上都会掀起“抵制狗肉节”和“反抵制狗肉节”的各种狗血剧，今年情况如何？据《法制晚报》报道：去年，爱狗人士的反对达到高峰，今年记者再来玉林，发现不管是当地人还是爱狗人士，情绪都逐渐平静。政府严禁当街屠狗，市民自发给志愿者买雪糕，而爱狗人士也意识到：“吃狗肉是习俗，想感化他们。”双方由“激烈对抗”转为“和平感化”当然是好事，因为不管是理论抗辩还是肢体冲突，爱狗人士都没有击中痛点，产生闭环，也就不得不转入“持久战”。

理论抗辩无法击中痛点，形成闭环

从权利角度看，反对别人吃狗肉当然没道理。爱狗人士说，“狗是伴侣动物，能与人进行情感交流，不能吃”，那养蜜蜂的对蜜蜂有感情，还有养蛇的，养蚂蚁的……照此推论，人根本就不能吃任何动物。所以，动物权利论的鼻祖辛格就主张对动物采用平等的道德考量，他逻辑彻底，主张素食。可中国的爱狗人士却是吃着鸡肉三明治、啃着牛排反对别人吃狗肉，这是辛格所说的“动物种族主义歧视”，更是鸡贼人格。

动物保护主义率先在欧美兴起不偶然，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后,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也从实用主义转为浪漫主义。宠物不仅可以营造一个“浪漫化的自然”，更可以显示“人类的爱心”。主张保护野狼的美国年轻一代可能一辈子都没见到狼(新英格兰已灭绝百年），但蒙大拿牧民因野狼的牛羊损失却实实在在。更残酷的事情是，每当地震后，很多城市都会捕杀犬类，为什么？因为这些狗会吃尸体。你要那个时候还主张保护狗就是奇葩了。

所以，吃狗肉这事还是汪曾祺在《四方食事》中说得有“人文精神”：“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以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比如广东人吃蛇，吃龙虱；傣族人爱吃苦肠，即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粪汁，蘸肉吃。这在广东人、傣族人，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爱吃，你们管得着吗?……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但是，目前反对别人吃狗肉没道理，并不意味着“狗肉节”不该受到抵制。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是理性人基本于善的意志，为自身立法，只有理性行为者的自律才是有道德价值的。因此，人类对动物虽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但人对动物仁慈却可以培养对其他人的仁慈。基于这点，人类确实应该朝减少动物痛苦、少吃动物的方向前进。

逻辑上论证“权利”，经常会遇到“bug”

说白了吧，从逻辑上看，目前“反对吃猫狗”是动物权利诉求中的一个bug。什么叫“bug”？系统漏洞也。比如，福柯说，从受伤害程度看，“以拳头击打某人面部，与用阳具强行插入某人阴户，没有本质区别。”我那个“人见人爱，猪见猪拱”的朋友肉唐僧就进而认为，“我们之所以判强奸重罪，完全是观念演化过程中的一个bug和残余。”像我们身体上的腋毛，有防汗臭、防细菌、减少运动（或劳动）时腋窝摩擦进而保护细嫩皮肤的功能，就不能说是bug。但像扁桃体、阑尾，就确确实实属于bug了。

常人看来，说“以拳头击打某人面部，与用阳具强行插入某人阴户，没有本质区别。”简直不可理喻，阴户与脸肯定有差别，剁小弟弟和剁手指显然就不一样嘛。肉唐僧后面解释：“原始人认为非法性交会带来整个部落的坏收成，希腊人认为强奸了一个人的妻子有可能会因为种下野种而偷走了那个丈夫的全部财产。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判强奸重罪的。”这里其实暗示了“观念发生学”原理，即人类社会最开始出于功利的考虑会因为习惯积淀为心理文化观念。举个例子，“美”这个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释为“羊大则美”，因为羊是人类生存的重要需求对象，羊越肥越能满足人的某种需求。同理，阴户与脸的差别本来是因为“阴户被插入可能怀孕进而影响财产分配”，这显然比被打脸严重多了，慢慢的，出于对这种事情的恐惧，人们就会将具有生殖功能的阴户神圣化，也就与脸有了心理观念上的差异。再举个例子，为什么同性婚姻现在困难重重呢？用网友“灰鸽子银水”的话说：“对同志婚姻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一男一女婚姻’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恰好是建立在繁殖、抚育后代的实用层面。异性的神圣化保证了‘繁殖义务’这种可笑的概念存在，它保证你自己被绑进这个不断同义反复的伦理学黑洞里。 ”所以，用我另一朋友“fufuji97”的话说，“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同性婚姻是不是会再次当作异端而打入违反道德的行为行列，很难说。”

这些例子说明，从逻辑上去论证“权利”经常会遇到“bug”。遇到“bug”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人们的心理文化观念。台湾的钱永祥先生是华语文化圈主张“动物权利”的理论教父，他最近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在过去，蓄奴、娶妾、酷刑、围观各种凌迟死刑都是正常的事，但是到了某个阶段，人们开始无法承受这类暴行，情绪上生出反感，对受害者生出同情，在价值上则谴责这类作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当然极为复杂，不过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人类的道德意识、对于他人苦难的感觉方式，在历史中一直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关键一步就是：我所想象的自我，对自己的期待，已经不容许我再重复前人那些伤天害理的暴行。”他的思路还是靠“内省”来提高人类的道德敏感度，这一思路当然没问题。

哲学家列维纳斯有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回忆了他以前的经历。他是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曾参与过抵抗运动，并因此被捕。当时他跟一些犹太抵抗者一起被关在法国的一个战俘营，集中营里的人觉得自己不像人，没有人的尊严，这不是因为吃不好睡不好，而是他们尝试跟看守互动，那些看守不理他们，他们这些人对看守而言不构成“相遇中的他者”，他们丧失了“他者”的资格。列维纳斯说他们是一群没有所指的能指，是一些空洞的符号，好像要指示什麽，但是什麽都没有。忽然有一天，在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人类资格的生活里，有一只狗出现了。这只狗是从战俘营外面的野地上跑过来的，牠每天看着这些战俘白天去劳动，晚上回来。那只狗很奇怪，这些战俘根本没有什麽食物可以喂牠，他们甚至不能去抚摸牠，但是这只狗每天都看着他们，看到他们劳动回来之后就对他们摇尾巴，有时还会跳起来快乐地大叫，这是这个集中营里唯一会对这批犹太犯人表示善意的生物。他们给牠起名叫Bobby。然后列维纳斯说了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Bobby是“纳粹德国最后的康德主义者”。这事引来中国文化名人梁文道的一番感慨：“列维纳斯的哲学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要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你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种类思考，就像我开始的时候讲的，先问这个个体具不具备某些资格，牠有没有某些理性能力，有没有某些感知能力，牠是属于哪一个族群，然后我才决定要不要道德地对待。列维纳斯认为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当下相遇的这一刻，这张脸呈现出的表情，如果牠痛苦，如果牠让我觉得可被伤害，牠就对我构成了一种道德的要求，我就已经负有责任。”

但像列维纳斯、钱永祥、梁文道这样具有极强“道德内省”能力的毕竟是少数吧，恐怕芸芸众生、匹夫匹妇未必有这种能力，所以，在“道德自省”外，社会性的“文化涵化”或许更为重要。

“道德自省”外，更需“文化涵化”

什么是“文化涵化”？按照百度词条解释：“文化涵化是指异质的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具体言之，有下列特征：1、涵化与出于资源的借用不同，多是在外部压力下产生的，经常伴随着军事征服或殖民主义统治。2、涵化与个别文化因素的借用不同，往往意味着许多文化因素的变化。3、相互接触的群体，总有一个是强大的，处于支配地位，另外的则处于从属地位。从属的群体通常从支配的群体借用的文化因素较多。但也存在相反的情况，若从属的群体存在强大的文化优势，最终被涵化的将是支配的群体。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入住中原的情况，就是如此。接触的群体有时也会各自丧失文化个性，而形成一种新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间“文化涵化”的例子多不胜数，那在秉承不同生活观念的群体间的“文化涵化”有木有呢？当然也有，最典型就是梁武帝推广素食的历史经验吧。

中国佛教并不是一开始就吃素，吃素是佛教传入中国将近五百年以后的事，而这事的总导演就是南朝的梁武帝。梁武帝为何要煞费苦心地推动佛教僧团的素食运动？而当时的佛教僧团为何愿意配合？“王力足相治问”固然是个重要因素，在国家力量威胁下，梁朝僧侣不管意愿如何，大概也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只是，《断酒肉文》颁布之后不过三四十年，梁朝即已灭亡，其他君主不见得有梁武帝那样的虔诚，想要严格执行素食规定。再说，就算梁武帝对僧团素食的意愿如何坚定，当时他所能掌控的领土只是淮河以南，北方僧团并不在他统治下，就算后来北齐文宣帝的支持，文宣帝的统治时期更为短暂，为何北方僧团仍然接受了素食的要求？

对于这一问题，台湾学者康乐先生在他的《佛教与素食》一书中有着精彩解答。原来，佛教传入中国四、五百年后，尽管人数在持续扩张，但相对于全国总人口，比率还是不高。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里，出家的僧人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梁武帝想要解决这一关键问题。“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能克服这两项人类本能的重要诱惑，无疑可以得到一般人的钦佩与尊敬。所以，梁武帝在《断酒肉文》里向参与大会的僧侣指出：佛教僧侣饮酒食肉的话，在社会评价上不但比不上道教，甚至连在家人也不如，那僧侣还有什么立足之地？因此，佛教僧侣必须要有其独特、且值得尊敬的生活样式，足以让人一目了然地将其与道教和一般俗众清楚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佛教僧侣团必须塑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形象与身份，从而超然于士农工商之上。这是梁武帝坚持佛教僧侣必须拒绝酒肉的主要缘故。

后来的南宋大儒朱熹对佛教毫无好感，甚至主张“释老之学尽当毁废”，但对于素食主张却没有抨击。因为除非朱熹赞同“弱肉强食”的原则，否则面对“肉食即杀人，杀生则伤慈悲”的指控，他和儒家都无力招架。这也说明，梁武帝的素食改革契合了社会需求，使佛教逼格迅速提升，一下子占住了“爱惜生命”“慈悲”的精神高地，也就在中国社会有了一席之地。

看到了吧，即使如梁武帝这样握有普遍王权的九五之尊，他也没有强迫治下所有人吃素，而只是说服自己所属的宗教团体吃素。这种通过“先锋队”的道德感召来提升社会道德的模式是相当高明的——对外，它默认了社会上的精神等差和信仰多元，给各种宗教信仰与思想留下了竞争空间；对内，它使信仰者获得一种受社会尊重的身份认同激励，牛逼感爆增。这才是稳健的逼格生产体系嘛!

回想前些年有一次，北京着名公知们聚餐，不知谁选了一家狗肉馆，文化名人章诒和因为爱狗，到达后立马拂袖而去，那“大姐大+高冷范儿”弄得吃狗肉的公知顿觉自己逼格不够，好不尴尬。如果你真的爱狗，不去做打横幅反对他人吃狗肉的low事，只是决然不与吃狗肉的为伍，那“有距离的尊严感”和“让人跪舔的高冷范儿”不就油然而生吗？你身边的人吃狗肉还能心安理得吗？当无数个爱狗人士这样选择，中国敢吃狗肉的人不就难成气候了吗？那时候再主张“动物权利”不就水到渠成了吗？可中国的爱狗人士们听得进这些吗？

天涯观察 2015-08-23 08:5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