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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正当中国人踏着现代化的步伐跨入２１世纪之际，已经走过百余年现代化历程的西方世界却出了乱子。科技大发展，市场经济主宰社会人生，人们生活水平大提高，与人的道德品质形成极大反差。人的贪婪、私欲、拜金、失和，让当代新儒家提出了“后现代”的命题。他们警告：时至今日，时代的钟表已从一端摆向了另一端。如何扭转？新儒家设计了许多方案，而改革教育，加强人文建设是他们的重要办法之一。
　　关键词 当代新儒家；人文教育；意义失落；体验教育；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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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到本世纪５０年代后活动于港台地区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再到当今奔走于世界各地的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等人，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哲学流派。他们以直接承继先秦、宋明儒家为标榜，以“复兴中国传统”为使命，被称之为当代新儒家。
　　传统儒家们本来就注重人文教育，而在市场经济笼罩全球的现代，“传统”与“现代”的反差使新儒家们更感到“礼崩乐坏”，以传统教育全人类，拯救“人文精神的失落”，成为当代新儒家思想最为突出的内容。
　　 传统与人格丧尽的警呼
　　当代新儒家是儒学传统优胜论者，他们认为只有儒家文化思想传统才是塑造人类精神之髓的材料，人若丢失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便是丢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刘述先提出，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知识界为了拥抱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掀起与传统决裂、“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思想浪潮。当时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稚晖、巴金、吴虞等人，代表不同的政治与学术流派，不约而同地组织了一个和儒家传统彻底决裂的联合阵线”［①］，从四面八方围剿中国传统，横扫“孔孟之道”（刘将马列主义、自由派、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自是错谬）。当代新儒家认为，从那时开始人类社会的教育便随着对传统的否定而向另一个极端走去。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不自觉地遵循了一个特殊的二律背反原则：一而强硬地呼吁抗击列强和民族自救；一而宣传照搬西方，以西方文化为武器，不遗余力地否定“中华民族的血脉”。要富强，只能全盘西化，商品经济、市场机制、科学民主被吹捧至上。“中国传统文化被贬斥得一钱不值，也是因为在富强的前提下丧失了利用的价值”［②］。人们没有将中国传统的精华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而是“非理智地”把中国文化中糟粕，如缠足、娶妾、愚昧、庸俗、敷衍同西方的精华，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相比较，才自甘向西方低头，自甘接受“堕落者”的悲惨命运。
　　当代新儒家向人们警告如此“西化”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他们指出，西方文化之核心为“自我”，对象是“物质”，态度是“征服”。当科学发展为“科学主义”，个性解放到无限度时，人性便受到了“戕贼”，社会伦理丧尽，你争我掠，由社会动乱发展为二次大战。但二战后西方世界科技更加猛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激进，如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所言，传统更加被现代遗弃，尤其是儒家传统不光在异国，首先在它的故国，几乎完全绝迹［③］。但当代新儒家们对西方的“文明”却不如一般人那么乐观，他们认为，在西方人眼中以科技为唯一标识的“现代化”走到了今天，即到了所谓“后现代”时期，科学成了“科学霸权”、“科学沙文主义”，技术扼杀了人文，时代的钟摆由一端摆向了另一端。杜维明将此归结出几大病症：一是“意义失落的感受”。科技社会把人浓缩为一个“物质文明”，人们挣扎奋斗，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生活在“一块陌生、无情、充满了敌意的土地”，除去金钱和物质，再无人生意义。二是“非人性化的倾向”。由于抽象逻辑思维的极端发展，犯下了怀特海所论的“错置具体性的谬误”，世间之物，包括人在内，都被当作了纯客观，当成了“数学符号”，人不再是感情运动，“接吻只不过是一堆原子的碰撞而已！”三是“戡天役物的措施。”“人们一味向自然攫取，无节制地开发、消耗、浪费、享受，乃致剥夺了人类生存的凭借，生态失衡、涸泽而渔。四是“普遍商业化的风气”。市场价值不仅用于市场，成了现代化人类生活的唯一标准，享受是人生的唯一目的，拜金是人的唯一主义，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价值完全消失。五是“集团人主宰的趋势”。西方人争取人权、民主、个性解放，到头来却是人权、民主与个性的消失，竞选激烈，个体的人都被搅进集团之中，金钱、权势、大众媒介驱使着人群，并无个性可言，领袖人物也尽是“大众趣味”，成了大众的应声虫，并无意识层面的高贵品质和智慧远见［④］。
　　总之，“后现代”中，经济发展与人的品质形成极大反差，经济水平的升高没能造成人的品性的相应提高，却造成“有钱人”疯狂的享受欲、贪婪欲；造成官员贪污，政府腐化；造成人际关系的失调，伦理丧失；造成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自我丢弃”，等等。
　　 教育上的本末倒置
　　何以出现上述问题？经济发展为何却造成人格的下降、人文的失落？新儒家们认为，病根出在教育的本末倒置。
　　社会要发展，科技和经济都是必不可缺的，当代新儒家也认为此不需辩。梁漱溟曾深刻检讨，中国传统有的是“道德的形上学”，缺少的正是科学技术与经济进步，这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进入现代之后，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中国只能是“无条件地承认”自己科技的落后，中国若再不发展科技，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就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永此不配谈学术”［⑤］。他认为中国文化过早地去解决“人对人”的问题，而没去研究“人对自然”的问题，不走科学之途，科学不解决，就留下了封建、迷信、幼稚、老衰等病症［⑥］。因此，他终生未忘在道德的指导下大抓科学进步。本世纪６０年代，社会大抓阶级斗争，他却提出中国的问题是“道德之事与科学之事”［⑦］，继１９５３年遭到批判之后，又一次受到了长期的批判。牟宗三更认为传统儒家把道德问题说过了头，忽视了“知性主体”，使“内圣”笼罩了“外王”，因此没开出“科技之花”。故此要道德“自我坎陷”，即少说些道德，为科学的发展让出路来［⑧］。刘述先也强调，若是反对发展经济，便是“开倒车”，“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加速现代化的历程，简直有亡国灭种危险。”［⑨］
　　新儒家们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反对科学与经济建设，而是反对只要科学不要人文道德，强调把握“科学与人文”、“经济与道德”的正确关系，通过“人文智慧的决择”，走出“人类的无限希望来”。而所以使科学与人文关系发生倒置或割裂，首先是教育出了问题。
　　早在２０年代，当代新儒家梁漱溟等人便注重人文教育，梁说：人类教育一是道德教育，二是知识教育，必须把准二者关系。西方教育所以偏了向，就是忽视了道德教育，只重视知识。他转述辜鸿铭所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而中国的传统教育教的是“读书明理”、“君子之道”［⑩］。这两种教育之不同在于，中国人教人如何生活，如何做人；西方人只教给人“生活的工具”。但是，由于西化潮流的影响，中国人的教育也向西方看齐，中西教育一致化，使“技术性教育”占了统治地位，“实证主义”、“工具理性”取代了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创造。“人性、人伦、人格皆受到戕贼”，终于使整个社会付出了不可估量的负而代价。
　　那么，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新儒家认为应是理想主义教育，是价值理性教育，是要启发人寻求人生意义，是古人说的“成圣成贤”，是当今人说的“追求真理”，是要树立起“为实现全人类的福祉自愿牺牲自我，贡献人生”。梁漱溟欣赏丹麦的教育，说他们的教育是“品性感应品性”，即以“少数人的精神感召多数人的精神”，唤醒人们的觉悟，以大多数人的精神力量“促成社会的经济进步”［①①］。梁也看中美国人杜威的部分教育理论，杜威说：“教育是如何看见人心，是把人类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贯穿起来。”［①②］
　　 重在体验教育
　　体验教育属于直觉主义的认知范畴。当代新儒家把这种认识称为“无私的直觉”，认为是人的“率性”，是人与生具来的善性和美德的“发见”，孔子所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谓“仁”，皆“最敏锐的直觉”［①③］。如救人于水火之中，只凭直觉去救，无暇考虑别的或该不该救；再如父母亡故，油然落泪，并不要考虑该不该哭一样。当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等都对直觉认识有系统论述。但是，他们这些人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时代的要求毕竟没有使他们完全陷入这种纯主观的认识论。他们高扬人文教育精神，吸收了直觉认识论的“无私”、自省内核，同时又强调与实践的结合。如梁漱溟论教育时，从根本上说，教育是要“调顺本能”。他举例：小孩子生下不久便知亲爱母父，不必去教，年长了教他孝敬长辈，只要顺着人心爱心，启发出来便是［①④］。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实践，要求老师领着学生“走人生之路”，反对把学校当做读书本的场所，要把学校当作“人生韵律”，老师要以“实际生活的艺术唤起学生对日常工作价值的重视”，学生经过教育都很想“握紧拳，立即跑出去工作。”［①⑤］
　　当代新儒家绝大多数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教育中大都强调社会实践教育，如梁漱溟先做北大教员，认为书本教育脱离社会弊端太大，于１９２４年辞职去山东、河南、广东等处乡村搞了十几年“村治学院”、“乡农学校”，直到抗日战争全面进行，才被迫停止。他办的学校，被称为“新式的社会团体”，“一伙人彼此相扶走路的团体”，师生在乡村一同学习，一同劳动，吃住在一起，共同为改造自我、改造社会而共勉、共励、共研。
　　实践生活是体验教育的一部分，同时注重学生的“自省”，梁漱溟称为“朝会”。每天凌晨，他率领师生围坐在黎明前的星光之下，静默沉思。此时疏星残月，山河宁静，自觉心地清朗、一尘不入。乃静思深省，使心灵升华，情操净化。梁漱溟坚持多年，自认为一生生命中，此一时刻最为宝贵。他把这项内容写成《朝会》一书，辑录文章５０余篇，读来趣味横生。
　　体验教育即使上专业课，亦不是将知识分解后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让学生总体把握，体味意境。如讲历史，要把历史“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人类故事来讲”，使学生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讲音乐将之当作导人情味的诗篇，让学生体验人生美好；教体育使学生得到“全人格的发展”和“人生意义的健全”。
　　 知识分子教育工农大众的教育
　　当代新儒家认为，当今世界人众素质下降、官员贪污严重、社会风气日跌，主要是教育出了问题。当今教育体制，学在官府，长期一个格式，使教育僵化、格式化。要拯救人文教育，提高从上到下的人文素质，必须复兴传统儒家的民间讲学之风，发展私人教育，并且是知识分子教育工农大众。
　　官府教育日益僵化，培养人才为的是统治工具的使用；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则是博取社会地位、取得利禄的工具。学而优者，名利思想严重；学而劣者，则成为芸芸之众，失去向上的积极意志，成了作活吃饭的行尸走肉。因此，他们呼吁打破这种格局，引来教育复活之水，其首要者是打破官府办学的格局。
　　当代新儒家提出要把教育权交给私人，办学者要是志愿为社会培养杰出人才的觉悟者，聘请教育家和各方面的专门家做教育工作者。政府把教育经费拨给私人，以经费作为培养人才的保证，人才培养出来了交给国家，这是对经费的补偿，正如拿钱投资换取产品一样。但政府只有监督拨款使用情况的权利，而不许干预校内具体教育事务。他们强调，学校如因使用了政府的补助而丧失了自主权，任政府干涉，“其损失将不可限量”［①⑥］。
　　新儒家的人文教育更重视社会教育，即使是学校毕业生，也得进行社会终生再教育。他们看到社会风气不好，怕受社会污染。至于社会大众，更是教育重点对象。所谓“为往世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是当代新儒家的一致口号，他们看到官风和世风日益商业化，倍感痛心，把教育社会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梁漱溟等第一代新儒家，景仰孔子、王阳明的山林讲学，要把知识分子“下放”到民间，去教育工农大众，朝苏社会人生，使之复活健康。梁漱溟曾下乡搞教育，便是模仿宋明民间的“乡约”教育。乡约自北宋出现，南宋朱熹、明代王阳明相沿实行，便是知识分子下乡讲学，同时组织农民搞“伦理社会”乌托邦。大众被知识分子组织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①⑦］。
　　当毛泽东在湖南发动民众闹革命之时，梁漱溟正好也去山东搞民众教育。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梁漱溟正好也提出了这一口号。但梁漱溟强调知识分子是“上层社会”、“上层动力”，而农民大众是“下层动力”，结合的办法是上层动力去“拖引”“下层动力”，犹如机车拖引车辆那样，使整个社会都活动起来，奔涌向前。同样，梁漱溟也要知识分子到社会底层去接受工农大众的“磨砺”。他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具备了工农大众的质朴、坚实；工农大众具备了知识分子的觉悟和知识，二者没多大区别了，“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①⑧］，那么，教育的问题也不再会出大毛病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等６０余县去实验，搞了一大批乡农学校、乡村教育研究院，搞了一大批教育与乡村政权、乡村生产相结合的实体实例，受到了当时国家上下层的重视，影响颇大。当日本侵略华北时，乡农学校无法搞下去了，梁漱溟把他的乡农学校师生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被编在中央军委会直属第三政治大队。这支队伍在沂蒙山区与八路军并肩抗日，梁漱溟亲往考察，受到山东人民的热烈欢迎。苏鲁战区司令员于学忠及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韦玉等领导人热情接待梁漱溟，高度赞扬乡农学校的师生抗战队伍。
　　 几点认识
　　研究当代新儒家，可以看到他们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精神，看到他们为之奋斗“道不行吾宁死”的人生态度［①⑨］。他们为提高大众素质而探索的一套教育理论和方案，对当今世界进步和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及精神文明建设，是有着借鉴意义和价值的。
　　但是，他们的人文教育内容和形式又不能不让人产生某些想法和疑虑。
　　例如：他们高扬人文精神、追求人生价值，批判、否定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弄不好会使人类“万劫不复”。这种呼吁至少在中国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刚起步，还不是搞过了头。此时大声疾呼“万劫不复”，是有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自然，中国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道德文明的问题已经很大，假冒伪劣，坑蒙欺骗行为十分严重。但是，问题的出现需要我们找出解决的办法，如果因此即喊“万劫不复”，则无异于因咽废食。
　　新儒家的人文教育虽然面对现实，然而又多向传统去回思问题，他们的本意便是“复兴传统”，到几千年的文化中去掘取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因素，这也未免有些空疏。因为中国的儒学文化重义轻利，反对市场经济，使中国几千年经济落后。如今市场经济出了问题，却回头向传统认错，完全用历史解决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亦难令人信服。
　　再如提倡民间讲学、山林讲学，把数千年或几百年前的办法搬来，究竟如何去做，时过境迁，怕也难以实行。当今的教育需要改革，然而若把学校都交由民办，也不是说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目前中国的私人办学问题并不小，比公学还要“金钱挂帅”，还要混乱些，可见公私办学也非问题的症结。
　　① 刘述先：《哲学探索的机缘背景与实存体证》，《中国论坛》，第２２卷。
　　② 杜维明：《新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４页。
　　③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④ ⑨ 刘述先：《时代与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８８～１９４页。
　　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版，第２０６页。
　　⑥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１９４９年版，第２３２页。
　　⑦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第１５６页。
　　⑧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９页。
　　⑩ ①② 梁漱溟：《东西方人的教育之不同》，见《梁溟前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版。
　　①① ①③ ①⑤ ①⑦ ①⑧ 梁漱溟：《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１９３３年版。
　　①④ 梁漱溟：《朝会》，邹平乡村书店１９３７年版，第２页。
　　①⑥ 见《宋史》，第３４０卷《吕大防传》等书。
　　①⑨ 刘述先：《中国哲学论文集》序。
　　（作者：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教授）
　　 〔责任编辑 陆军〕＊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大连67-70B5中国哲学马东玉19971997 作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大连67-70B5中国哲学马东玉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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