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读史阅世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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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感言:推荐阅读唐德刚的《新中国三十年》一书,光扫一下目录的第一行,就足以让人惊醒吓出一身冷汗,深刻地“触目惊心”。大师行文,没有国内学者作文时的扭捏作态,而是秉笔直书,一针见血,饱含爱国深情,常给人有种醍醐灌顶之感。这些书“危害极大”,在国内互联网上却可以随意搜到,堪称漏网之鱼。


该书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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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其实都是具备的,精神的觉醒很多时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


  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有着“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读史阅世近九十年的唐德刚正是这样的一代史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 

  从故乡出发,愈走愈远,就回到了故乡。

  太平洋这边,故乡安徽,所有藏书捐给大学学子;太平洋那边,美国旧金山,心愿已了的他在家中悄悄西行。

  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在旧金山寓所逝世,享寿89岁。

  “先看德刚,再看胡适”

  唐先生对民国政要、名人的口述史比很多历史研究都更有价值,仅此抢救史料一点,对中国近代史而言,他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人

  唐德刚1920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因为家学渊源,幼时他即饱读诗书,十多岁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国学底子深厚。1948年,唐德刚赴美求学,一边打工一边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讲师,自称“纽约的华裔知识界流浪汉”。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胡适。

  上世纪50年代初是胡适一生的最低点,他在纽约当寓公,经常去哥大东亚图书馆看中文报纸。唐德刚正好是那里的管理员,而且跟胡适一样都是安徽人。他乡遇故知,唐德刚深得胡适的赏识。他替胡适打理一切事务,由借书、查书、录音、整理回忆录,到开车载他外出购物,他也一一做好。这段日子虽苦,唐德刚却幸得胡适“单传”,常跟胡适辩论问题。

  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拨了一笔经费做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历史项目,唐德刚就去找胡适录音,这就是《胡适口述自传》一书的来历。

  以《胡适口述自传》为发端,唐德刚为此书所作的详尽注释,标志着“唐派散文”风格的形成。文史掌故,文坛佳话,社会要闻,名人轶事,风俗民情,异域见闻,他信手拈来都能顺理成章,赢得海内外学术界“先看德刚,再看胡适”的赞誉。

  以后,唐德刚还陆续完成了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人的口述传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和中华民族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现年75岁的吴章铨博士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学生,自1966年起,吴章铨与唐德刚相识已逾40年。在他看来,“唐先生有别人没有的长处,他懂的很多,跟他讲话有意思,他古文、英文都好,而且还是个文人,当初海外寓公们能相信他,不相信他是不会跟他讲这些重要的内容的。”

  “唐先生对民国政要、名人的口述史比很多历史研究都更有价值,仅此抢救史料一点,对中国近代史而言,他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人。”

  平生两大遗憾

  唐德刚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写“蒋介石传”,二是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由唐德刚在1991年创立,现任会长禤福辉今年69岁,“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是唐先生的学生,所以算是唐先生的‘徒孙’。”在他看来,唐德刚生前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写“蒋介石传”,二是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唐德刚曾错过一次给蒋介石写传的机会。“我看过时任国民党主席张群写给唐先生的信,过程讲得很清楚。”禤福辉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唐德刚去台湾,蒋介石特别找到唐德刚,想请他为自己作传,“大概是蒋介石知道《李宗仁回忆录》后,想为自己做些澄清。他请唐先生到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定居,在那里可以看资料,查各种档案。先生那时考虑,在台湾写蒋介石传,没有独立的可能性,他要求回纽约独立写历史。最后唐先生没有接受蒋介石的要求。”

  台湾传记作家王丰的研究也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去年,王丰在台北“国史馆”抄录档案,得到了一宝贵资料,“时李宗仁先生委托唐德刚的消息传到了台北,国民党一高干上报告给蒋介石,想预先‘处理’此事,足证蒋对李宗仁委托唐德刚写传记,是极其忌恨的。”王丰说。

  “后来唐先生多次对此表示遗憾,蒋介石是那么重要的人物,晚年中风后,他几次要求我们去做蒋介石的传记。”禤福辉说。

  除了蒋介石传,对唐德刚而言,他晚年的另一大遗憾是无法完成一部完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历史,并因缘际会找上唐德刚。

  至于张学良是如何找上唐德刚的,禤福辉回忆,“1989年秋冬之交,唐德刚受星云大师之邀去高雄佛光山,突然接到友人电话,告以张学良想与他会面。于是在喜来登饭店见到了张氏。张学良想写一部像《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指名由唐德刚来执笔。”

  但唐德刚因为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遭逢许多困难,未敢轻易许诺,主张由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其事,他可代为联系并参与其中。隔不久,张学良重获自由,前往纽约,却不料抵达纽约后,入住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遗孀蒋士云家中,竟引发一场家庭风波。

  蒋士云原是张学良的女友,后来嫁给贝祖贻,成了建筑师贝聿铭的继母。对于张学良到访,贝夫人自然热烈欢迎,许多张的故旧部属听闻少帅抵达纽约,也无不盛情邀约。唐德刚本安排好张学良与哥大校方餐叙,到了约期前三天,他打电话提醒贝夫人,贝夫人说:“汉公去佛罗里达了。”

  事后唐德刚才知道,是贝夫人骗了他。这场餐叙一直拖到1991年5月底才重新进行,不料,这场叙旧联谊的餐会,竟还是惹出了麻烦。原来席间有人带了摄影机,拍下了贝夫人频频为少帅夹菜的画面,这段影片辗转到了赵四小姐手中,她看后不悦,亲飞纽约把张学良给“押回”旧金山。

  事后赵四迁怒于设宴请客的唐德刚,从此不再让唐为少帅做口述历史。最后是由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负责制作访问,但哥大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引起许多批评,记录口述历史的人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

  “张学良回忆录是一部可能揭开民国史最大谜题、有着无比历史价值的传世之作,却错失由真正史家执笔的机会,这是唐先生晚年的另一大遗憾。”禤福辉说。

  晚年的唐德刚还一直在写他的《民国通史》,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但是自2001年中风后,《民国通史》的写作就中断了。“此外,唐先生还有一个遗稿:用英文写的《中国革命简史》,这本书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上下两册,第三册是资料,他从70年代中期就开始写,全书尚未完成,还差几个章节。”

  我的朋友唐德刚

  在民国时,“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满天下,而近五十年来,“我的朋友唐德刚”也名扬海内外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曾这样评价唐德刚,“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和胡适一样,唐德刚在治学的严谨、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与投入、对青年学子的鼓励与提携等方面均像“他的老师”。

  在民国时,“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满天下,而近五十年来,“我的朋友唐德刚”也名扬海内外。“胡适跟唐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唐先生跟我们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禤福辉说。

  吴章铨则说,“在纽约的华人学界,是以唐先生为龙头的。早年他住在纽约,到美国的文人、学者路过纽约,都要见唐先生,人们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不是冷冰冰的学者,他对后学多有提携。”

  现年41岁的上海律师王劼也有类似经历。1991年,王劼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函,信正是来自唐德刚。

  王劼先生:

  我收到你的信已大半年了,至今才回信,首先我得向你道个歉。您那信是被寄到纽约市大总部去了,幸好我们二十部中只有一个亚洲学系,所以我终能收到,真谢谢你。读大函,知道国内青年之可贵可爱。我民族十分优秀,在将来世界必终有再度出类拔萃之一日。近年来我收到很多像您这样优秀青年来信,真是最大的鼓励。你所谈出为御史一段我有同感,只是没你的深刻。你是有美好前途的青年,出山太阳,应多多学习并保重……

  王劼至今也还收藏了这封信,回忆起近20年前的事,他感慨良多,“那时我在无锡电大读书,在图书馆看到台版的《胡适杂忆》,读了几页,觉得很好懂又很新奇。它带给我的震撼,难以用语言形容,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

  王劼就按照地址给美国邮寄了一封信,他没想到会收到回信,“唐先生的书让我受益良多,简单说就是突然开窍了。”

  在许多人眼中,唐德刚是个思想开放、幽默风趣的人。曾出版唐德刚多部着作的台湾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回忆,几年前他到纽约探望唐德刚时,见识到他“八十几岁还开快车”的生龙活虎模样。

  在吴章铨看来,“唐先生身材不高、说话时手舞足蹈,人爽快、朋友多、没有架子。”而在禤福辉眼里,唐德刚在生活方面比较不拘小节,“先生在饮食上几乎无忌讳,跟他生吃饭,从来不点菜,他不挑食,也不抽烟喝酒。”

  晚年的唐德刚在新泽西住了几十年,他喜欢热闹,“我们一群人一起去唐家,他就很高兴,天南海北地讨论各种问题。聊天是他晚年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他诙谐幽默,而且出口成章,家乡口音非常重,甚至英语也带安徽音。”禤福辉说。

  爱国不是爱某一个人

  “唐先生的特点是直言,他一直在说,爱国不是爱某一个人。在政治上,他不倾向于任何党派”

  

  唐德刚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的历史着作也大多面向普通读者。二十多年来,他积极投入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运动,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无论集会、演讲、游行,他都亲自参加。

  上世纪70年代初,钓鱼岛被日本占领,唐德刚是海外保钓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曾代表纽约地区华人撰写“保钓宣言”,并亲自送往日本驻纽约及华盛顿使领馆。2002年,他又与杨振宁一道,发起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行动,抗议日本右翼登钓鱼岛,并要求日本对中国民间赔款。

  晚年的唐德刚还梦想着设法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中,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实例,做个通盘的整理和研究,在美国司法界甩它一个“原子弹”。

  “唐先生的特点是直言,他热爱中国,他经常说的是‘中国很有希望’,这个很有希望不是针对某一个政权,而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反思。他一直在说,爱国不是爱某一个人。在政治上,他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国民党他批评,共产党他也会批评。”吴章铨说。

  1997年,唐德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参加一项活动时,被独派人士当面质问是否同意台湾独立的主张,他回答说:“台湾独立的问题,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话没说完,他就被“台独”分子一拳击中面部,咚地一声牙崩血流,全场哗然。

  江东子弟情如昨

  “在连接民国的历史上,唐先生只有一个,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人物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批知识人流落海外,他们看着曾经的家园改天换地,看着冯友兰、沈从文们轮流“洗澡”,自己在彼岸隔岸观火,此时的唐德刚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莫向故人话故园,神州事已不堪论。

  十年书剑皆抛却,慢惹扁舟楚客魂。

  一寸丹心半似灰,错随仙子到蓬莱。

  劝君莫论中原事,且乘歌声舞一回。

  1972年冬天,唐德刚在阔别故乡25年后首次回大陆探亲,临行前,顾维钧让他“得空去看看铁狮子胡同,现在是什么样子”。当飞机进入中国领空,面对久违的故乡山河,唐德刚异常激动,用手绢掩面去卫生间大哭一场。

  晚年的唐德刚大概也体会到了顾维钧当时的心境——人在异邦心系故园。逝世前,唐德刚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悉数捐给老家的安徽大学。1999年,79岁的唐德刚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

  2002年,曾经在“土改”中被没收的唐德刚老家的房子,发还给他了。“唐先生说,我要这房子做什么。于是他用这房子办了一所希望小学,他还专程回国,捐献了5000美金。”吴章铨说。

  与胡适一样,唐德刚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数十年下来,已经有五十多本,“台湾的报章说先生日记已捐给纽约历史协会,并没有,日记由唐师母在保管,这批日记是一座宝藏。”吴章铨说。

  75岁的吴章铨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先生满腹掌故,他有很高的天份,有这样的机缘去认识那些大人物,在连接民国的历史上,唐先生只有一个,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人物了。”



搜狐读书频道 2015-09-12 16: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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