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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来自蒙古草原东部的貊人、夫余人，也有东北古老的居民秽人、句丽人、真番人，还有来自中原的汉人。在高句丽政权统治下，上述民族进行长期的民族融合，而后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并被贯以其政权的称呼，被称为高句丽人。

（一）

　　高句丽族中迁自夫余国的部分以夫余族为主体，高句丽的统治集团即出自夫余人。《好太王碑》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高丽大兄冉牟墓志》：“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都称高句丽出自北夫余。但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始祖朱蒙为东夫余王金蛙养子，朱蒙率部自东夫余迁出 “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却认为高句丽出自东夫余。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后汉书•东夷传》虽都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对夫余人却未区分为东夫余与北夫余。朝鲜史书《三国遗事》引《古记》载：“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讫升骨城(在大辽医州界)，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三国遗事》引《国史•高丽本纪》：“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扶余，及夫娄薨，金蛙嗣位”，证明解夫娄所部原号北夫余，因东迁而改称东夫余。中国史书《三国志》、《后汉书》所为立传的夫余，“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论衡•吉验》、《魏略》、《后汉书•东夷传》都载有夫余人始祖南迁的传说，说明《三国志》、《后汉书》所载夫余就是东迁后改名东夫余的原北夫余。高句丽人的统治集团即出自这一支夫余人。

　　《论衡•吉验》、《魏略》、《后汉书•东夷传》所载夫余人的始祖起源传说与《好太王碑》、《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朝鲜史书所载高句丽人的始祖起源传说相同，证明高句丽人的统治集团与东夫余有着相同的迁徙经历，在迁徙之前，高句丽人的先世也是北夫余（即橐离国）的组成部分，居住在匈奴左地，后与夫余人一同东迁，成为东夫余的组成部分，汉元帝建昭二年从东夫余（即《三国志》、《后汉书》所载的夫余）中分出，南下独立发展。

　　朱蒙所部虽然以夫余人为主体，但也杂有相当部分夫余国内的其他民族。《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夫余国“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说明夫余国的民族共分三大系统：秽、貊、夫余。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朱蒙为夫余王金蛙养子，无疑属于夫余人。朱蒙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迁，乌伊与摩离在公元14年“领兵二万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此时距朱蒙南迁已51年，乌伊、摩离即使与朱蒙迁徙时仅20岁，至此也已70多岁了。高句丽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岁，其子琉璃明王约56岁，大武神王最高寿，也只61岁。乌伊、摩离70多岁仍健在，并能领兵远征，是很令人怀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见于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而没有乌伊。则乌伊、摩离可能是随朱蒙迁徙的部族的名称，在经过长期的对古史的神化以后，在其始祖起源传说中演变为人名。乌伊，《三国史记》中也写作鸟伊，伊字《东国史略》写作夷，则乌伊也可以写成鸟夷。《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岛字原作鸟，唐人改为岛，王肃注：“鸟夷，东北夷国名也”，是尧时东北古部族。乌伊的原型就是鸟夷人，也就是夫余国内的秽人。高句丽一词《阙特勤碑文》作“Bokli”，以汉字标音，正是摩离。

　　《后汉书•东夷传》：“句骊一名貊耳”，摩离就是貊的变音，摩离即貊，是高句丽族的别称，摩离的原型就是夫余国内的貊人。由此证明，朱蒙所部从东夫余南迁时，有相当一部分秽人、貊人随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着夫余王说朱蒙：“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也可以证明随朱蒙南下的不仅仅是夫余国的统治民族夫余人，也有夫余国内的被统治民族秽人与貊人。但在朱蒙所部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夫余人，所以，朱蒙刚到卒本川立国的时候，才被称为卒本夫余。

　　从夫余国“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来看，其国的统治民族为夫余，被统治民族是秽人与貊人。从“其邑落皆主属诸加”、“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来看，夫余国中盛行的是具有相当强的军事移民性质的领主制，为实现自我防御及征服并奴役秽人与貊人，夫余人旧有的部族组织并未受到削弱。从“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来看，夫余人与秽人、貊人之间还缺乏心理认同，夫余人与秽人、貊人的关系是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剥夺了被征服者当兵的权力，而不得不“诸加自战”。据《三国遗事》引《古记》的记载，夫余人于公元前59年东迁，朱蒙所部自夫余国中分出是公元前37年，夫余人与所迁入地区的原居民秽人、貊人，在仅仅22年的时间里，也不可能完成民族融合。也就是说，朱蒙所部包含着三个民族。但在朱蒙所部南下的过程中，因为战争的需要，朱蒙所部夫余人与秽人、貊人之间原有的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界线渐渐消失，共同成为朱蒙政权所依靠的力量，共同构成统治集团。琉璃明王三十三年，“王命乌伊、摩离，领兵二万西伐梁貊”，以秽人与貊人组成的部队出征另一支貊人――梁貊，说明随朱蒙迁徙的秽人与貊人已成为高句丽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与在夫余国内秽人、貊人不能当兵是完全不同的，这标志着在朱蒙所部内，夫余人与秽人、貊人已经开始结合成新的政治共同体了。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这一结合过程仅仅经历了两代人，大约50年的时间，之所以如此迅速，当是上述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对民族融合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翰苑・高句丽》注说高句丽五部“皆贵人之族”，《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高句丽仅三万户，“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若以一户五口计，则“大家”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贵族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不可能如此之高。这里所说的“大家”与《通典》所说的“贵人”就是朱蒙所部的夫余人与秽貊人相结合形成的统治集团，“下户”则是被他们征服的当地旧有居民。

　　在朱蒙所部迁入卒本川一带以前，这里已经存在夫余人的方国。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朱蒙立国第二年以沸流国所在地为多勿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高句丽“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此时所谓丽语，也就是夫余人的语言，朱蒙为代表的高句丽统治者夫余人认为，对沸流部的收降是收复夫余民族的旧土，可见，沸流部属夫余人，先于朱蒙所部入居卒本川。琉璃明王在东夫余时，他的母亲曾对他说：“汝父非常人也，不见容于国，逃归南地，开国称王”，所谓的“逃归南地”，也就是回到夫余人在南边的故地，也证明在朱蒙所部南下之前，卒本川当地已存在夫余人的部族。当朱蒙所部迁入这一地区后，因为同族的关系，二者很快结合到一起。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即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琉璃明王之后，还陆续有夫余人南下与高句丽人相结合。比较典型的是《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载，大武神王攻夫余后，夫余王从弟“与万余人来投，王封为王，安置椽那部”，《东国通鉴•高句丽》作“置椽那部”，证明最初设立椽那部，就是为安置夫余降人。《三国史记》称随夫余王从弟降者为“国人”，而不是“下户”，可见其属于夫余国的统治民族，即夫余族，与高句丽王室族源相同，也正是因此，椽那部才得到世代与王室通婚的特权。由于族源的相同，这部分夫余人很快融入高句丽族之中。

（二）

　　虽然南下的夫余人构成高句丽国的统治集团，但高句丽族源的主导方面却是当地土着居民集团。在朱蒙所部从东夫余南下之前，居住在后世高句丽族居住地的主要有秽人、貊人、句骊人、真番人，还有来自中原的汉人。

　　此地区的土着居民数量最多的是秽人。《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东夷秽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依每户5口计，秽人总计5万6千户。对比《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载，曹魏时高句丽3万户、秽人2万户、沃沮人5千户，总计才5万5千户，可见秽人分布地域之广，并可证明秽人是此区域内的主体民族。

　　秽人的分布范围，西南至单单大岭，《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秽：“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自单单大领以西属乐浪，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说明单单大岭不仅是古朝鲜与秽人的政治隶属关系的分界线，也是古朝鲜族与秽人民族聚居区的分界线。西北接匈奴左地，《史记•匈奴列传》：“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此秽貉与匈奴接，当在古朝鲜以北。北至汉代夫余人的居住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夫余“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地也”，《后汉书•东夷传》则直称“本秽地”，《山海经•海内西经》郭璞注也认为“扶余国即秽貊故地”。东至海，《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秽传”称其“东穷大海”，这虽然是指夫余族进入东北，占据部分秽人居住区建立夫余、高句丽政权以后，尚未直接隶属于夫余人或高句丽人的秽人的分布范围，但参之秽国出班鱼的说法可知，夫余人进入秽人的居住区以前，秽人的东界也至海滨。大体上说，《三国志》、《后汉书》中所载后世夫余、沃沮、高句丽等族的居住地曾经都是秽人的分布区。朱蒙所部南迁进入的地区主体民族就是秽人。

　　《史记・朝鲜列传》称卫满在夺取箕氏朝鲜政权以前即已“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此真番当为族称，真番国可能是以族称为国号。真番郡的位置学者们认识不一致，但考虑到乐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鲜的后裔建立的韩国、临屯郡以南是从马韩分立出来的辰国，则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夫余人南下，首先进入的就是四郡中最北面的原真番郡所在地，也就是真番人的居住区。

　　这一地区在当时已并于玄菟郡，所以高句丽国开始接受玄菟郡的统辖，《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高句丽：“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说明高句丽国隶属于汉玄菟郡首县高句丽县，但此时的玄菟郡也已非武帝灭卫氏朝鲜时的玄菟郡故地。《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注引应劭的说法，认为玄菟郡是“故真番、朝鲜胡国”，但《汉书•地理志》所载，即《后汉书•东夷传》中所说的“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之后的政治区划，此时的玄菟郡的辖区一部分是原真番郡，另一部分就是“朝鲜胡国”。参之《汉书•地理志》高句骊县注引应劭的说法，认为高句丽县是“故句骊胡”，可知，玄菟郡的所谓“朝鲜胡国”就是“句骊胡”，当是因其隶属于卫氏朝鲜，故也被称为“朝鲜胡国”。玄菟郡在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徙于高句丽县时，《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即称其“徙郡句骊西北”，此名称出现比之朱蒙南迁尚早，可见，当时居于高句丽县东南的“句骊胡”与后来的高句丽族不是同一民族。《汉书•地理志》：“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貉、句丽蛮夷”，则早在汉武帝灭朝鲜以前，此“句丽蛮夷”即已存在，隶属于卫氏朝鲜。《后汉书•东夷传》：“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证明玄菟郡高句丽县是因为设于此族的居住地而得名。由此看来，在武帝灭朝鲜以前，此族有“高句骊”、“句骊胡”、“朝鲜胡国”、“句丽蛮夷”等多种称呼。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时，卒本夫余的势力进至这一地区。从《后汉书•东夷传》将此族列入高句丽传来看，当是其与卒本夫余发生了民族融合，此后卒本夫余改称高句丽。

　　同样隶属于高句丽的秽人与沃沮在《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单传，而句骊胡与真番却无传，当是因为前者虽然隶属于高句丽，但还保持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未与卒本夫余发生民族融合，《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沃沮“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朝鲜史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称有梁貊之国，都可以证明，在朱蒙所部迁入之前，当地也有相当数量的貊人。

　　在卒本夫余迁入的地区中，早就有中原汉人居住。《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已有中原人进入真番地区。高句丽琉璃明王有汉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卒本夫余进入玄菟郡高句丽县的辖境以后，与中原文化接触渐多，在朱蒙所部夫余人、秽人、貊人与当地的秽人、貊人、句骊胡、真番人、汉人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接受了许多汉文化的因素。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记载，高句丽国的官名有主簿、丞，是高句丽人对五部部长的称呼，这都来自汉王朝的县令属官的官称，明显反映着高句丽国受制于汉高句丽县的史实。高句丽人“祠灵星、社稷”，都是仿自中原的祭祀。特别是灵星祠，据《史记•封禅书》，汉高祖始令“郡国县立灵星祠”，也反映着高句丽国对汉的依附关系，证实着《三国志》“高句丽令主其名籍”的说法。

　　综上，高句丽的族源是多元的，当朱蒙所部最初迁入卒本川立国时，其国内至少包括夫余、秽、貊三大民族，每一民族还都分成原居民和迁徙者两部分，从琉璃明王有汉妃来看，当地很可能还有一小部分汉人，民族成份比较复杂。在中国北方及蒙古草原上，当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域杂居时，古人往往将所在地的地名加在该地起主导作用的族的族名前，来称呼杂居各民族组成的共同体，随着杂居的不同民族间民族融合的完成，这一地名也就演变为新出现的民族的族名。朱蒙所部之所以称“夫余”，是因为其统治集团出自夫余，所以此国被认为是夫余人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但前边贯以“卒本”这个地名，明确表示着，这一部虽然也被称为夫余，却与其他夫余人不同，不仅标志着朱蒙所部不全是夫余人，而是多民族的共同体，也标志着朱蒙所部内已经开始了民族融合。当卒本夫余进入汉高句丽县的辖区之后，进一步与句骊胡、真番人、汉人等民族杂居，从民族成份上讲，比称卒本夫余时更加复杂，特别是新地域中杂居民族还有句骊胡、真番人，都是原卒本夫余中不包括的民族成份，这都是卒本夫余这一称呼所不能概括的了。卒本夫余一称已不能准确地代指新的多民族共同体，所以才再一次采用所在地的地名来称呼新的共同体。因为其处于汉高句丽县治下，所以采用高句丽县名改称高句丽。当其群体内民族融合完成之后，高句丽一词也就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族称了。高句丽族形成之后，还继续与其他民族进行着民族融合，但这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网载 2013-09-10 20:5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