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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宋代诗话思想、着述、版本、源流、辑佚等方面的研究与整理的着作，从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宋代诗话辑佚》，到蔡镇楚先生的《中国诗话史》、《诗话学》、吴文治先生《宋诗话全编》等，已经取得了十分丰厚的成果。宋代诗话的单篇研究论文从早期徐中玉先生《诗话之起源及其发达》、钱仲联先生《宋代诗话鸟瞰》等等，至今数量也相当可观。但是，长期以来对诗话着作的文体话语却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尝试以《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为例，通过对两部诗话文体话语的特点作一对比考察，或许可以在以往诗话研究的方法之外，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北宋末年产生的《彦周诗话》开宗明义地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可以说，比较准确地说出了诗话早期的一般特征。
　　好友之间任心闲话的日常语境，与《六一诗话》中的“闲话”风格的文本语境，构成了一种同构关系。以“闲话”为其特征的诗话话语，标志着新的诗歌批评文体的诞生，也构成了早期诗话的主体。
　　在诗话的创造时期，在“闲话”构成了诗话的主导话语的方式之外，也逐渐产生着另外一种话语类型，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诗话的发展，最终成为诗话的主流话语形态，这就是宋代诗话话语的另一个传统——“独语”体话语。
　　不同的诗话文体话语，通过与文本内容相联系的特定话语方式、结构方式以及文体风格等形式建构起来。一定的文体话语，不仅体现了特定的主体姿态，而且表现着文本与读者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特定想像关系。通过对于两种范型的诗话话语文体研究，也可以揭示隐含其间的价值取向。下面就从几个方面稍作展开讨论。
　　一、在场性与距离感
　　诗话起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从8世纪晚期以来，文坛上出现了某种固定的社交盛会，文学家们聚在一起，探讨诗歌的妙处，谈论文学轶事，为诗人们提出建议并描述诗人的风格。这种文学聚会还蔓延到宋代更广阔的文学社会群体之中，并不断发展。①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许多早期诗话，以及稍后出现的一些最好的诗话，皆以轶事和对诗歌的口头评论为基础。在这一阶段，宋诗话主要是沿着欧阳修所开拓的“以资闲谈”的路线发展。诗话以论诗及事为主，属于闲谈随笔体者居多。如《温公续诗话》、《中山诗话》、《玉壶诗话》、《临汉隐居诗话》、《侯鲭诗话》、《后山诗话》、《潜溪诗眼》、《蔡宽夫诗话》、《优古堂诗话》、《西清诗话》、《彦周诗话》等等。这些诗话，皆以“闲谈”为宗，以“记事”为主，重在诗歌本事的记述，用事造语的考释和寻章摘句的欣赏，往往写得娓娓动人，读来津津有味，风格与“轶事小说”十分相似。诚如徐中玉先生所指出：“诗话之称，其起源与流行于唐末宋初之‘说话’即‘平话’之风有关。”②
　　如果说，由于写作使得文本语境与日常生活语境之间，无法避免地产生了一种“间距”，那么，“闲话”体诗话话语主要的特征，就是努力追求缩小这种间距，尽可能地还原日常生活的交流场景，从而使这样的诗话话语形态具有“在场性”的特质。《六一诗话》努力真实记录诗歌的口头创作与社交场合中对于诗歌的讨论情况，或者试图再现对这些场合的印象：
　　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罇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③
　　这一条诗话记载的是在一次宴席上，欧阳修的好朋友、着名诗人梅尧臣的创作经历。欧阳修不仅力图复原当时的场景，而且为了旁人能够领会到梅尧臣诗歌的构思巧妙，而作了必要的解释和补注。宴会上的即席之作，只有将它放回到产生它的具体情境中，才能体会此诗是多么恰当和巧妙：诗人的诗句涉及水中的荻芽和柳絮，他不可避免地想到河豚，因为往往河豚就在这些柳絮与获芽下面。但最重要的是，诗句的真正巧妙之处蕴藏在作为宴席的参与者，在身历其境中对于梅尧臣诗歌的一种愉快幽默的当下反应。欧阳修担心我们没有眼力，看不见其微妙之处，他为此做了一个注解，让我们注意诗景的构成原料与河豚羹的配料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欧阳修努力重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面拥有的共同的对话情境，复原彼此共同触发话题并共同塑造对话的情绪和氛围。因为制约着对于诗歌艺术奥妙的真正理解的不仅是诗歌文本本身，还包括诗歌产生的特定的日常生活语境。欧阳修力图重新建构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场景，让你仿佛也到了现场，感受那个现场特有的氛围，从而能够体会到那个场景的人情和世风。而欧阳修的这种努力事实上也有着诗歌阐释学的理论的支撑。正如法国现代着名阐释学哲学家利科，在其着作中指出：
　　在言说中，说话者不仅相互之间在场，而且，言谈时的处境、周围的环境也一道在场。正是在对这一周遭环境的意蕴关联中，谈话获得了其全部的意义……因此，在活泼泼的谈话中，所说出的话语的理想意义指向那实际的所指，即指向我们所说的东西……意义蔽入所指，而所指则蔽入当下显现之中。④
　　同“闲话”体的诗话比较，“独语”体的诗话则呈现出另一种诗话观：文本世界自身便是一个自足体，文本的写作不再成为日常交际语言的附属品，它使一个诗歌理论家不是在生活中而是在理论世界里获得真正的满足。
　　“独语”体诗话话语的产生，在于随着诗话这种文类走向稳固，它的口头性与社交性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随着诗话越来越体系化，它原来的“闲话”特征就渐渐丧失了。在以“诗话”为名的宋代诗话中，13世纪的《沧浪诗话》算得上最有影响的着作，“宋人诗话以此书最享盛名，影响亦最大。”⑤
　　与《六一诗话》相反，严羽的《沧浪诗话》通篇都采取了独语的形式。而“独语”在本质上是一种“疏离过程”，它使文本脱离了作者及交流者而获得一种自主性。在“独语”体诗话中，不再有那种作者和交流者所共同拥有的日常对话情境了，作者在文本中的交流也不再是日常语境中那种面对面的交流，而是与想像中的交流者对话。
　　“独语”文本是作者独立创造出的独立自足的理论世界，它正是以与现实世界的疏离为前提的，与“闲话”体诗话叙述追求在场性和与日常生活语境的无间距的理想不同，“独语”呈现的是一种距离感。
　　《沧浪诗话》体现了以独白的方式，对于诗歌的理论问题作抽象的理论观照，是宋代理论思维发达和诗歌理论自觉的产物，体现了对于诗歌的审美本质与艺术特征的沉思。它的内在的诗学观和关注的诗学话题，使它在话语表达方式上有意识地疏远了口头性、在场性，而追求理论的自足，并为了表述这种理论的自足而采取了独白形式的话语形态。
　　二、随笔式结构与体系性结构
　　在诗话中，不同的文体话语，还规定着诗话的结构特征。日常生活语境的闲谈一般是绝少预设中心话题的，将话搭话，随机应变，而“闲话”体诗话的文本语境的结构，也正充分体现着日常生活语境的上述特征。
　　“闲话”体诗话的优点，是体制灵活，短小精悍，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它不是严肃正经的宏论奥义，而是亲切随意的漫谈随笔，语气轻松，文笔平易，顺手拈来，信笔写去，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给人以一种不拘一格、优游自在的印象。诗话之体的这种别具一格的风格和形式，是欧阳修开创的。《六一诗话》一书共二十八则论诗条目，采用漫谈随笔体，不分章节，由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这些条目，可长可短，可多可少，富于弹性。
　　《六一诗话》非专门谈论某家某体的专门之作，而以漫记出之。全书联系最紧密的就是谈梅尧臣的第十五条和第十八条。欧阳修在第十八条中显然是补充第十五条中对梅尧臣的评论。而插在这两条中间的两个条目处理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主题，这刚好可以说明诗话所看重的随意性。欧阳修把它们分开，保持偶然闲谈、随意被忆起的样子。
　　到了南宋，诗话由北宋《六一诗话》为代表的那种零散、点滴、片断式的结构，发展而为比较系统的、专着性的诗歌理论体系。在编排体例上，已经突破了初期诗话的排列形式，而采用按内容分类的创作体例排比。南宋初年诞生的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专事于苏黄诗风的批评，敢说苏黄是诗歌病症之根源，表现出一种批评家的胆略。到姜白石《白石诗说》就完全论诗法与诗病。此书称“诗说”，而不称“诗话”，也表示重在理论，与一般诗话之述故事、尚考据者不同。最典型的还是严羽《沧浪诗话》，按《诗辨》、《诗体》、 《诗法》、《诗评》，分门别类，序列清楚，系统性明显提高了，是专尚于理论，阐明有系统、有纲领的文学见解了，迥异于北宋诗话中的零星闲谈之作。
　　《沧浪诗话》在诗话的理论系统化、专门化方面，大大超越了一般诗话，代表宋代诗话理论着作最高水平。《沧浪诗话》全书以《诗辨》为核心，由《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组成，论述诗的本质、体例、流派的发展演变、创作技巧与法则、批评考证诸多问题，体例相当完整。从《沧浪诗话》全书看，五章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诗辨》论述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诗体》、《诗法》、《诗评》三章总体上属诗歌批评，是《诗辨》中有关理论的延伸和具体运用；《考证》一章涉及问题很多，有与评论有关者，有与评论无关者，有关部分文字是批评的补充，是理论延伸的延伸。
　　也正是因为如此，20世纪以来的诗话研究者，多推重《沧浪诗话》，最看重的就是《沧浪诗话》有着可以与西方诗学形成对比关系的体系性。而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特殊文化语境所造成的。⑥但是，这种体现在众多着述与文章中的，重视体系性诗话理论而轻视随笔式诗话理论的研究姿态，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正如在《读拉奥孔》一文中，钱钟书所明确揭示出随笔式话语表述方式的长处：
　　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⑦
　　体系性诗学理论话语，自然有极大的优越性，可使诗学理论的叙述具有明确、清晰、严密等诸般优点与特征。然而，理论话语的体系化，自然要保持理论命题的前后一致。然而这也正是其缺欠，局限所在。这种体系性理论话语，难于容纳异质性因素，不能容纳矛盾、相反观点，例外和反证。
　　三、幽默风趣的“闲话”风格与声色俱厉的霸权话语
　　“闲话”体诗话话语对于日常生活语境的自觉的还原意识，体现在诗话的文体风格上，则是确立了诗话轻松活泼乃至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日常生活语境是以口语为基础的，交流的目的是让对方理解，语言的矫揉造作只能是对和谐交流氛围的损伤。
　　欧公《诗话》卷首题序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这里的“闲谈”，也正是强调了诗话在艺术风格上的轻松活泼，不拘形迹，与严肃的逻辑推理，形成鲜明对照。下面几则是典型的例子：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⑧
　　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颇读儒书，博览强记，亦自能撰述，而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有安鸿渐者，文词敏，尤好嘲咏。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⑨
　　圣俞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尔，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⑩
　　日常生活语境的那种轻松和谐的气氛由此跃然纸上，读者仿佛亲临现场，面对面地聆听作者的亲切的絮语。《六一诗话》中有大量条目只是有趣的笑话。有趣的笑话产生轻松的阅读效果，让我们觉得阅读它们不过是为了消遣，诗话的作者也没有指教我们的意思。
　　至南宋，诗话的用意，已经不再是“资闲谈”。南宋人有意而为诗话，诗话进入了理论批评的领域。
　　严羽非常看重自己的诗话，认为“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11)，这在当时的诗话作者中也是很少见的。严羽自诩“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严羽的江湖深交戴复古，在其《祝二严》诗中云：“羽也天资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从中可以反映出严羽的强烈个性与其诗学的激烈观点在朋友中已经十分出名。
　　严羽声称“余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源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12)一方面，他要“定诗之宗旨”、“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即揭示诗是什么，什么叫诗，为了说清这个问题，“且借禅以为喻”。另一方面，他十分自觉地要指导人们，“使人知所趋向处”，辨尽诸家体制，“不为旁门所惑”，即如何作诗。他说：“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辩也”，严氏于这一点也是很自负的。“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辩苍素，甚者望而知之。”“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13)
　　因此，严羽以向人们宣示唯一正确的真理的姿态，要求人们：“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14)”。他十分自负自己的《诗话》，“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15)
　　严羽的诗话话语，独断、自负、毫无商量余地，也无任何解释、说明或论证，鲜明体现了一种真理在手，并向蒙昧者宣示真理的声音的霸权话语特征。
　　四、对话中的众声喧哗与独语下的异端批判
　　还原日常生活语境的努力，使“闲话”体诗话的作者时时意识到在与他者对话，这使得“闲话”体诗话文本语境中隐含着对话者，“闲话”体诗话由此而具有鲜明的对象特征。它不是独白方式的自我宣叙，而是自始至终与他者交流的产物。事实上，“闲话”体诗话并非纯粹的《柏拉图对话集》一类的对话体，语境中的他者，往往是一个“缺席的在场”。因此，重要的不在于语境中是否真正存在的一个具体的对话者，而更在于倾向于交流与对话的意向性本身。正是这种意向性，决定了“闲话”体语境的开放的文本特征。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着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鴳鱼繁，豉添莼菜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16)
　　而在刘攽《中山诗话》中记载有这样一条：
　　永叔云：“知圣俞诗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知心赏音之难如是，其评古人之诗，得毋似之乎！(17)
　　显然，在这里，欧阳修已经意识到诗歌的欣赏，没有一个绝对的正确者，也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在握者，而是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立场。需要宽容他人不同的声音，具有在平等对话中探讨真理的开放心态。
　　这样的对话原则，便吻合于巴赫金的对话原则(Dialogism)。该原则是巴赫金反复运用的基本方法，支持他在哲学、艺术和小说理论中的核心论点。巴赫金独树一帜，声称意义出自人们的相互对话及其具体语境，唯有“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18)伽达默尔也曾经说：“谈话艺术的第一个条件是确保谈话伙伴与谈话人有同样的发言权。我们从柏拉图对话中的对话者经常重复‘是’这个情况，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一点。……进行谈话并不要求否证别人，而是相反地要求真正考虑别人意见的实际力量。”(19)
　　这里，无论是作者主体心态的宽容、博大，还是作者与读者（“我”与“你”）平等共存的关系，都是特定时代话语氛围在文本中的反映。在“闲话”体的背后，隐含着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具有的平等而开放的心态。
　　与“闲话”体诗话话语的平等与开放精神相反，“独语”体诗话话语体现的是惟我独尊和对于不同声音的激烈否定与批判。
　　张戒《岁寒堂诗话》对苏黄诗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并斥之为“诗人中一害”给予全盘否定。严羽《沧浪诗话》也激烈地抨击江西诗派，全面否定这一诗潮。严羽《答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说：
　　仆意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着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20)
　　严羽所表现出的批判异端和不同观点的毫不宽容的精神和扞卫自认为自己掌握诗道真理的气魄，是十分突出。诗话逐步发展成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参与文艺斗争的有力工具。在《沧浪诗话》里，严羽表现出一种敢于“辨白是非”、不惜“得罪于世”的独语和对异端的激烈排斥态度。他针对江西诗派，强调“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反对“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主张学诗当“取法乎上”等等，鲜明体现了不容忍不同声音存在的独语特征。正如巴赫金所说的：“独白原则最大限度地否认在自身之外还存在着他人的平等的以及平等且有回应的意识，还存在着另一个平等的我（或‘你’）。在独白方法中（极端的或纯粹的独白），他人只能完全地作为意识的客体，而不是另一个意识。……对他人的回答置若罔闻，它不期望他人的回答，也不承认有决定性的应答力量”(21)
　　因此，“闲话”体诗话话语和“独语”体诗话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宋代诗话的两种价值取向和两种诗话观。而宋代诗话中的“闲话”与“独语”话语，在更深层次上正是对两种生存的基本境况的折光与揭示，但这已经是需要另文讨论的话题了。
　　注释：
　　①关于宋代诗歌社团的情况，参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徐中玉：《诗话之起源及其发达》，《中山学报》一卷一期。
　　③⑧⑨⑩(16)欧阳修：《六一诗话》，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五册，卷一二八，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50页，第1949页，第1950-1951页，第1953页，第1955页。本文凡引《六一诗话》均据此本，并参以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四部丛刊本等，另，文中“尝”，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作“常”，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四部丛刊本等均作“尝”，据文意，作“尝”是。
　　④Paul Ricoeur, What, Is a Text? Explanationand Understanding, in　A Ricoeur Reader: Reflection & Imagination, ed. By MarioJ. Valdes, Toronto and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46.
　　⑤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
　　⑥参刘方《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方法与范型的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1期。
　　⑦钱钟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有关问题的详细讨论，参刘方《钱钟书与20世纪中国美学》，《文学前沿》No.1，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2版。
　　(11)(12)(13)(14)(15)(20)严羽着、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251页，第28页，第251-252页，第1页，第251页，第251页。
　　(17)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6页。
　　(18)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2页。
　　(1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472页。
　　(21)《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86

文艺理论研究沪125～128,36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刘方20082008
宋代/诗话/叙述话语/类型
“闲话”与“独语”构成宋代诗话的两种话语类型，不仅体现了特定的主体姿态，而且表现着文本与读者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特定想像关系。在理想境界上，前者追求还原日常生活，从而具有“在场性”的特质；后者呈现的则是一种理论自足的距离感；在结构上，前者呈现出随笔式，后者则追求体系性；在文体风格上，前者追求幽默风趣而后者则体现出霸权话语特征；在文本特征上，前者呈现出对话中的众声喧哗而后者则体现独语下的异端批判。两种话语类型标志着宋代诗话的两种价值取向和两种诗话观。
作者：文艺理论研究沪125～128,36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刘方20082008
宋代/诗话/叙述话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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