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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治台五十年，日本人对台湾最大的伤害就是治出了许多感激老鸨的神经病。台湾最近流行研究日本治台史，研究日本治台史的目的不在学术而是拼命挖掘日本人的治绩，从後滕新平到八田与一，歌功颂德之外还怪外省人不读台湾史，不知感恩图报，同时搬出一堆堆的史料以为佐证。但是细听他们的言论，立刻发觉问题一大堆，第一他们史学训练不足，甚至不知如何解读史料，二、选择性的引用史料对日本人残杀台湾人，奸淫台湾人的人格骨气，的事实略而不提，三、许多讨论治台近代史者患有「先天性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为什麽加上一个先天性，因为这种病是因为人处在长期惊恐之中向加害者认同而引起的，如今加害者日本人早已被赶离台湾六十年了，这些人还如此作贱地认同加害者，感念加害者，所以我称之谓「先天性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遗传性「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近年来民进党学者、媒体、名嘴又不断地歌颂日本人在台湾的治绩，把刽子手後滕新平誉为台湾现代化的先驱，同时马英九也呼应民进党的说法感念日本水利专家八田与一对台湾水利的贡献，这种态度除了病态之外同时我怀疑他台湾史了解不够，但是资料会说话，我用历史资料来解说一下所谓日本人「治绩」的背後，他们说过些什麽，做过些什麽。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褔泽谕吉在，日本政府任命桦山资纪接收台湾之後，福泽谕吉便在「台湾之处分」中宣称：「总之，关於台湾之处分，我辈之所希望者，在不将彼人民置於眼中，而以其土地、物产为目的，断行万般新政」，根据福泽谕吉的看法，台湾的人民是日本经营台湾的障害物。因为台湾人民是「蒙昧无智的蛮民」。对接收台湾，对台湾人的反抗，他说： 「苟不从我政之辈，一日亦不得存於我版图之内，况实际试图抵抗者！……叛民凶徒之类，当然诛戮之。苟有抵抗我兵者，不问兵民，全数诛戮，使成焦类，以成扫荡之功」。呼吁：「应将全岛视为蛮民之巢窟，以威临之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应以此次骚动为好机会，以兵力进行无容赦之扫荡，枯其叶绝其根，歼灭一切丑类，土地等物尽皆没收，举全岛为官有地」。


褔泽的话变成後来日本军政要员治台的最高指导原则，并且影响了後来的「六三法」，台湾总督的权力无限大，连日本议会都不能过问台湾政务，对日後台湾的残酷统治奠定了法律基础。


我们再看日本人对台湾的教育政策，一八九八年地方长官会议，儿玉总督表示尚未有确定的殖民地教育方针的同时，也指出：「教育不可一日忽之，然必期不漫然注入文明流，养成竞趋权利义务之论之风，而使新附之人民陷於不测之弊窦」。中央政府－尤其是法制局也坚持主张不应提高殖民地的教育水准。例如，当时的法制局长官高桥作卫便向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提出一份意见书，主张应抑制殖民地教育：「…土人﹝台湾人﹞已能理解高度之思想，如更授予抽象之教育，助长其提升文明意识，徒昴进土人之自觉心，横溢不平之念，对施设每生障害，而造成统治之困难，此徵之历史，历历明了。因此，挽近列强关於土人教育之施设，皆避免普及抽象之教育，防止其自觉心之增长，而讲求安其民生之策」。法治局认为，殖民地教育主要的目的在培养优秀的劳力，因此必须将重点置於实业教育，至於高等普通教育则不必积极发展；即使迫於需要，也只要整备「形骸化」的制度即可，显然的，「土人教育的主要着眼，应置於生产技术的普及，繁荣优秀的劳力。若夫以增进一般智能为目的之普通教育，固仅有附随之意义。尤其高等普通教育，即使监於民度，为调摄社会人心万不得已时，也应努力抑制使止於设智其形骸。」亦即，「将来台湾土人教育之至当措置为，以产业上之技能教育为主，低度之普通教育为从，尽可能不施高度之普通教育。」


这就是殖民的教育教策，这种教育其目的是提高台湾的劳工水准，同时「尽量避免注入抽象之知识…..」这种心态，这种动机，连日本人都看过不去了，一九二六年一个有良心的日本知识份子，自由主义学者矢内原出版了一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强烈责日本帝国主对台湾人之压迫、虐待，这本书被誉为日本人「良心之书」，虽然被禁，但不少台湾人，尤其是留日学生偷偷地看。许多人边看边流泪。


我们再看被一些无知台湾人推崇备至的台湾现代化的先驱後藤新平的所作所为。後藤新平是褔泽谕吉理论的崇拜者与执行者，儿玉总督时代做台湾的民政长官，儿玉因为先後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又兼日俄战争时期的参谋长，因为太忙所以台湾政务全部委交後藤全权处理，在台时间长达八年。後藤用「生物原理」治台，把台人看作「生物」「欲将文明国家的制度强行在未开化国中实行，可称之为文明的暴政……。」把台湾人视为「未开化国」之非文明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台湾的生物习性，後滕邀集学者做了大规模的旧习惯调查，根据调查报告後藤拟订的政策是纵容台湾人坏习惯包括迷信、抽鸦片等只要不妨害日本统治一律纵容，但是如果妨害日本统治则一律格杀，後藤自述从明治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被杀的土匪有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後藤新平的鸦片政策表面上渐禁策略，收益限定卫生用途，但是鸦片公卖以後台湾总督府从此富甲一方，不再要求中央补贴，财政单位乐此不疲，收入限定卫生方面的初衷早就抛到九宵云外，日本人鸦片公卖对台湾人身心健康之伤害，贫苦小百姓经济之伤害，比强盗还凶狠。「生物原则」严重地毒害了台湾人的精神部份，台湾人一直到今天人文素养不足，精神状态异常，日据时代的後藤新平「生物原则」要负最大责任。


一个现代政府推动建设是政府的责任，做得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该受遣责，做得好也没有必要歌功颂德，毕竟不是帝王时代，对执政者歌功颂德是封建臣民的心态，何况日本人治台从头开始就没按好心，对於侵略者的一点建设感激零涕还常怪泛蓝群队不了解台湾史。这种心态连妓女都不如，日本治台五十年，出了一个後藤新平，出了一个八田与一，请问国民政府来台後的前五十年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比後藤、大前对台湾贡献还大的官员？请问国府来台以後无论建设、经济、农业、文化……。跟日本在台五十年怎麽比？无论质跟量都无法相比，最重要的是心态，国府治台是正常国家政府推动政务的服务心态，而非老鸨逼妓女接客心态。请问有没有一个学者主张要对国府迁台五十年的成就歌颂一番？


歌颂侵略者，加暴者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事，二次大战後全世界的殖民都解放了，都独立了，包括很多比台湾还现代化的地区，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个殖民地的人民可以完全忘记帝国主义对他们施加的恶行，更遑论歌颂帝国主义，感念帝国主义的建设。


台湾人，怎麽了？
 

武之璋 2012-02-28 19:0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