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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21世纪的曙光已普照全球，我觉得人们愈来愈忙了，连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师也忙得不可开交，教高二两个班语文，担任一个班班主任，还要负责文学社团指导工作。您更是位大忙人，今天能否抽空与我谈谈您对当前语文教学中一些现象的看法。
　　陈：忙是件好事情。好几年前人们就发现，深圳人走路比内地人快。忙，正说明大家接受了“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财富”的理念。最近美国《商务周刊》发表专辑，展望未来20年企业公司的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有趣的题目就是：“CEO（首席执行官）将会怎样个忙法？”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文人学士生活节奏缓慢，信息量少，社会实践活动不多，在他们的诗文中，很难觅到一个“忙”字，多的却是“闲”。李白有“孤云独去闲”，李昂有“心向白云闲”；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和韦应物的‘虽居世网常清净，夜对高僧无一言”，虽未点出一个“闲”字，却“闲”得更有韵致。“闲”有闲的好处，可以静下心来读点书，深入思考一些问题。但是，“闲”也可能消磨人的意志，低迷人的精神。
　　到了工业社会，资本兴起，生活节奏就不同了。“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地响”“每天每日工作忙’，是工业社会的形象写照。正是这种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才诞生了“比人类社会至今为止产生的物质财富还要多得多的财富”。就连《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动情地把新兴的资产阶级描绘成一个活力充沛、十分勤奋的小伙子。我国作家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是官场会议忙，政治腐败忙；而《警察与赞美诗》与《最后一片叶子》的作者——美国作家欧·亨利笔下的那位经纪人，则是市场经营忙，忙到连求爱的几分钟也挤不出来。但“忙”，要忙得潇洒，忙得自在；不能因为忙，而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性。复旦大学有位90高龄的两院院士说得好：“我一辈子都不主张抓紧每一分钟工作，但是，我努力抓紧工作中的每一分钟。”
　　盛：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人作风，现代人效率吧。像我这样的语文教师，要达到如此的境界太难了，而我们通常表现出的则是一种浮躁——种内心经常不安的浮躁。
　　陈：浮躁的表象后面是一种追求。当前，语文教学出现的浮躁，也是与整个社会的变化相关的。社会学家们分析说，GDP高速增长时期，也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此时社会公众的心态普遍缺少一个永恒的追求——即便是相对永恒的追求也较少。人人都像得了多动症，思想极易分散转移。激动多于理智，躁动多于平静，行动多于思想。的确，浮躁是这个时代的流行病，人们似乎都对此缺乏免疫力。中小学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子系统，社会风尚不可能不折光反射进来。
　　盛：陈老师，您能具体谈谈您观察到的语文教学中出现的浮躁表现吗？
　　陈：暂且不谈教育行政部门的浮躁。就从语文教学内部举例来说吧。教一篇莫泊桑的《项链》，当学生对课文内容尚不十分熟悉，对小说语言中的许多妙处尚未咀嚼时，就匆匆讨论路瓦栽夫人的悲剧是个人悲剧还是社会悲剧？对路瓦栽夫人应当持同情态度还是批判态度？应当怎样认识莫泊桑小说的现实意义？接着，便在课堂上续写路瓦栽夫人与佛来思节夫人公园相遇的情节，并由一男二女三位学生上前即兴表演。课外作业要求学生阅读福楼拜的小说，以便与莫泊桑小说作比较。还有的教师，让学生查文学词典，解释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两个专门名词。这些做法在一些展示课、评选课上并不少见。究其原因，则是受到大容量、快节奏、高效率口号的影响，总希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盛：陈老师，您刚才讲的是课堂教学方面。至于教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陈：教学研究也不甘寂寞。据上海一位青年特级教师统计，现阶段有影响的语文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就有39种之多。有人统计得更为详尽，全国县级以上教研室认定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就有130种之多。凡教育界出现一种什么新提法，语文教学也必定随之诞生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口号，从当年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到今天的“主体说”“发展说”“动态说”，不一而足。于是乎，语文教学杂志上这个“性”、那个“性’泛滥，我个人回忆一下，就达30个之多。诸如工具性、基础性、实践性、应用性、时代性、民族性、创新性、开拓性、人文性、情感性、迁移性，等等等等。难怪文艺评论家王瑶先生生前说，现在年轻人一做学问就谈“性”，我老了，对“性”不感兴趣了。
　　浮躁的心态，浮躁的操作，必然导致以表面的灿烂来掩饰内在的苍白。
　　盛：陈老师，您认为怎样才能克服这种浮躁？
　　陈：我认为，首先应当保护广大教师表现在浮躁中的那种潜在的改革欲望。一些不满足现状的教师已经愈来愈意识到传统语文教学与现代社会需要之间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内心的责任感驱使他们去变革，去追求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新的课堂生活。发展是硬道理，语文教学也不例外。问题在于急于求成，教书毕竟不像唱歌，一曲《真的好想你》天下扬名，能够一下子取得轰动效应。育人是一项工程，轰轰烈烈未必扎扎实实，悦目耀眼未必灿烂辉煌。成果可谓不少，但成就未必很大。而语文教学又特别重视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耳儒目染的内化过程，更来不得半点虚假与夸张。因此，“浮躁”不仅仅是工作态度的问题，也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要克服浮躁——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行政部门的评定、表扬、奖励，要有利于教师的求真、创新。新闻媒体的“炒作”要实事求是。各个层次的教学研究，不要人为复杂化。真理是朴素的。李政道博士说得好：“不管对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的规律，叙述得越简单，应用越广大，那么，这个科学的内容往往越深刻。”以上这一切，都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构建学习型社会。学校要成为学习型学校，教研组要成为学习型教研组。“浮躁与尴尬共舞，口号与模式齐飞”，不是成熟的开始，而是幼稚的高潮。要改变这一现状，只有学习。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确立了“阅读社会”的概念，倡导全社会人人读书。“读书人口”在人口总量中的比例，将成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当说，这是医治浮躁病的一剂良药。
　　盛：听了您的这番话，很受教益。现在当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浮躁是自身问题，但有时客观环境也使你非常尴尬。
　　陈：其实，我们这代人遇到的尴尬更多。尴尬首先来自于信息社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降临到我们身边。媒体——当今时代中介人的诞生，使学校失去了垄断地位，教师也不再是信息的惟一来源。一个“学习文化”的新概念正在出现，教师的权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新信息技术面前，语文教师可能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保守的选择，即坚持自己原有的权威，排斥异己。表现为对新信息技术的恐惧与不安。持这种观点的教师，往往与他的生活方式有关。嗜好沉浸于书斋，崇尚书本，交往面狭窄，因而造成与外面世界的疏远，看不到现实中的摩擦与冲突，自闭而又清高。对日新月异的网络生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在慢节奏低效率层面上运作，脱离了学生当前的思想实际、生活实践，那又怎能不尴尬？值得欣慰的是，中青年教师大多不会有这种选择。
　　另一种是激进的选择，表现为对新信息技术的盲目崇拜。我曾经听过一堂讲新教材《胡同文化》的课，作课教师多媒体课件制作得颇下功夫，用Flash制作的动画和用Power-Point制作的幻灯片充斥了整堂课，却未见教师引导学生细细品味汪曾祺那极具魁力的语言。照这样使用新信息技术，其结果必然导致丢弃文本原有的魁力，失去了语言文字特有的功能，即它的准确性、牢固性与持久性。语文课的韵味没有了，语文教师又怎能不陷入另一种尴尬呢？比尔·盖茨说得好：“信息高速公路将不会取代或贬低人类所需要的任何教育人才。”激进的选择实际上是失去自信力的选择，也是浮躁的表现。
　　应当采取的是一种理智的选择，既不拜倒在新信息技术脚下，也不把它拒绝在门外；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整合的方式，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把新信息技术引入语文教学课堂，重建教师的权威。1995年我到香港参加一个关于汉语言教学的研讨会，会上大家对“整合”一词发生了争论。一方认为这完全是“生造”；另一方认为，时代变了，旧的词语不够用了，新的词语自然出现了。这两年，“整合”一词用多了。“整合”需要教师的素养、能力、技术，当然还有语文教师特有的灵性与睿智。语文教师应当树立自信心，看到新信息技术同样面临着种种挑战。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说，挑战首先来自于“受托付的教师，有创造性的管理人员，关爱子女的父母，当然还有勤奋的学生”。
　　盛：今天听您一番话，很有收获。浮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见病、多发病。作为单一的个体，或许对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无法左右，但并不是说，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完全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就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使自己安静下来研究些问题。“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古训还是要铭记的。就整个语文教学而言，不应简单地把出了多少新星，刊登了多少篇论文，归纳了多少种教学模式，作为衡量语文教育兴旺发达的标准，至少这样的标准并不精确。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个人的体会就是：少搬弄名词术语，多些脚踏实地。
　　陈：对。需要特别强调的还是学习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会生存》文告中就明确指出过：“未来社会最终走向学习化社会。”
《中学语文教学》京G31中学语文教与学陈钟梁/盛新20012001陈钟梁 上海市东方教育中心盛新 上海市建平中学 作者：《中学语文教学》京G31中学语文教与学陈钟梁/盛新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0: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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