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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1）07—0001—08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许多国家的梦想，特别是那些努力走上强国之路的发展中国家的梦想。它们把民族创新意识的培养、科技的新发现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的高扬都寄希望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它们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科技发达时代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于是，一流大学的建设成了国家行为，国家在财政预算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特别是教育预算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拨出巨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府还出台一系列政策，政治领导人频繁发表讲话，敦促和指导一流大学的建设。被列入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的学校背负重大的压力，制定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争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例如十五年或二十年）建成“综合性、研究性和开放性”的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迅速出台了各种改革措施。其他一些大学和所在地的政府机关也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列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中，即使一时不能被列入，也自定目标，争取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在我国高校内外，形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烈气氛。但是，仅仅有高投入和强烈的主观意愿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答案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已经高投入近二十年建设它们的一流大学，但是它们距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恐怕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说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急功近利，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共同特征，也就是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共同规律可循，以及发展中国家国内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哪些差距，这是我们制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逻辑起点。不从这里出发去思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恐怕高投入会付诸东流，意愿与热情也不会坚持长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能就会像一句口号或一场运动一样逐渐烟消云散。
　　 一、关于大学理念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之间关系的规定，以及内部管理及运转的哲学基础。在现代大学发展的几百年历程中，伟大的大学先哲们以他们对大学深邃的认识塑造了大学，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的进程。
　　1873年，纽曼主教出版了《大学理念》，首次集中阐述了他对大学的认识。他认为大学是学生与教师的团体，是“教授普遍真理的地方”，大学是“学者的集合，他们热衷于自己的学科，互为对手，为了心智的平静而共同修订自己的研究发现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熟悉的交往走到一起来。他们学会相互尊重，互相探讨和帮助。这样就营造了一种纯净的思考空气，学生亦可呼吸得到……学生从这样一种智力传统中受益……”［1］总之，对于纽曼来说， 大学是一种完全关注于智力发展的地方，学生通过与同学和教师的接触学习。可以说，纽曼的思想为英国大学注重学术气氛、学术熏陶、以导师制发展学生的心智和品格的传统奠定了哲学基础。
　　1809年，洪堡就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和公共教育司司长，提出了自己的大学理念，并在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中付诸实施。他认为，“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部署所能意料的。”［2］在洪堡大学理念指导下， 柏林大学明确把学术自由作为学校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大学具有自治权。在大学内部，师生有教与学的自由，把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当作教师和学生的主要使命。洪堡所推动的大学教育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德国和世界大学的面貌，他的大学理念至今仍是人们认识大学本质特征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仍是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的重要基础。
　　190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在范海斯校长的领导下提出了“威斯康星思想”，赋予威斯康星大学两项重大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教育以帮助本州公民。这项计划被描述成“把整个州交给大学”，“大学对本州人民的作用就如同人的头脑对人的手、脚和眼的作用”，即“大学要给人民以信息、光明和指示。”［3 ］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理念引领大学走出了古典大学的围墙，为大学增加了新的职能——服务，使大学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机构。
　　以上仅简单阐述了对现代大学理念有深刻和长远影响的三种大学理念。纽曼所代表的是一种经典的、传统的理念，它认为大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团体，它注重的是教学和学生品格的养成。洪堡的大学理念关注的是科研和自由探索。威斯康星思想则带给大学服务职能。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割裂开来，应该从历史的和哲学的高度把它们联系起来，可以说，英国的学院模式、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的理想和美国服务社会的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大学的理念。
　　现代大学在几百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本质特征。
　　国际性 现代大学产生的基本动力是满足探索真理和发现知识的需要，探索真理和发现知识是一项没有国界的事业，只有在不断的国际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当中才能取得进步。当今，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全球知识网络不断延展，国际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显性特征，它们处于国际知识系统的中心。它们跨越国界聘用一流教师，吸引优秀学生，跨越国界组织大规模的研究，研究影响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培养具有世界意识的人才。这对于急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使得这些国家的一流大学处于两难的境地。它们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只能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标准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但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它们越靠近西方国家的标准，质量越高，所培养的学生离开自己的国家到西方留学或就业的比例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公平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关系的延续和扩展。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拒绝国际交流，对这一问题只有以战略眼光来思考，从大学的基本理念出发，加强我们一流大学的国际性。国际性是大学的重要本质特征，缺乏国际性的大学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
　　公开性 大学不同于企业，不追逐利润，因此不会因为保守商业秘密而关紧大门。大学不同于政府机关，不会因为国家安全而关紧大门。这里不是说，大学不应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也不是说大学不应关注国家的安全。而是说，大学与企业和政府的研究机构不同，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主要是通过基础的研究，创造知识，从战略上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服务。例如，世界一流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都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科研经费，前者所获政府科研经费占全校科研经费的90％以上，后者占70％以上，但它们都声明，学校不从事秘密科研。它们也都与企业签定了大量科研合同，但是它们都遵守一条共同的原则，即科研成果要公开发表。因为它们相信，只有在教师能够自由地与同事（包括非本专业的同事，校外和国外的同事）讨论和交流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大学的优势，最好地履行大学的科研职能。公开性还体现在一流大学营造的一种无拘无束和开放的环境中，在那里，可以感受到比在任何其他社会机构中更多的平等、民主与自由，学生与教师、青年教师与资深教授、管理者和教师可以平等交流，自由地阐发个人的奇思妙想。甚至社会闲杂人等也可进入大学校园，利用大学的校园设施。当然，公开性还体现在大学的管理和决策过程的公开和透明上，上至校长的选聘，下至教师的聘用、晋升和福利待遇无不公开。公开性对于自由的探索和传播知识而言显然是举足轻重的。目前发展中国家大学的公开性应该说与世界一流大学还有较大的差距，它们由于制度更多地受政府政策和决定的影响，由于经费严重短缺更易受利益的驱动，同时在学校管理中长官意志常常占主导地位。那么，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努力方向应该是逐步发展建设一种公开和开放的文化。
　　批判性 大学从本质上来讲是批判性的，因为创新孕育于批判之中。在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已有知识时，实际上已开始了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在人们开始挑战权威的观点时，在人们开始挑战约定俗成的传统时，实际上已开始了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与其他社会机构相比只有大学能给求异思维——批判以必需的宽松环境，大学内在的制度环境保证了这种宽松环境。大学从本质上来讲是批判性的，因为“‘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中心，作为精神文化领域里的一股持久的否定力量，引导大众在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4 ］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较长的历史，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生存、为了科学与中世纪的黑暗作过持久的、艰苦的斗争，曾与强大的宗教作过激烈的较量，以理性之光照亮人类精神文明之路，它们也曾批判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与残忍，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之后，仍然是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机构，因为它们最具有创新性，也因为它们守望着西方文明。因此，我们可以说，世界一流大学是在批判中成长、成熟的，批判性已根植在世界一流大学中。而发展中国家独立的历史较短，国家需要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发展，于是稳定成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新的制度对批判的承受力还有限。因此，社会和政府不由自主地期望社会一切机构都要成为稳定的力量。同时，在观念上，往往仅把“批判”作为一种否定和消极的力量，而不把它与创造和进步联系起来，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更重视权威和传统。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其批判性较差。但是批判性毕竟是大学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发展中国家应该随着社会的进步，对于大学的批判性给予更多的宽容和鼓励。
　　包容性 能包容者乃大，与其他任何社会机构相比，大学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首先，它所包容的学科之多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包容了传统的基础学科，还包容了不断产生的跨学科、边缘学科和应用学科，甚至还为那些可能已经失去了应用价值的、“过时”的和已很少有人问津的学科（例如古典语言）以及尚未获得广泛承认的“学科”与“知识”领域留有一席之地。其次，它不问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种族、性别和年龄，包容各种各样的学者和学生。它还为个别行为、个性和思想方法奇特的学者创造宽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留在大学里，以他们自己习惯的方式从事追求真理的活动。在各种社会机构中惟有大学能够使被学科异化的具有支离破碎知识的专家们坐到一起。它还能包容个别在某一学科或知识领域非常早熟，而在其他学科成绩很差的学生，为他们创造发展的空间。当然，这种包容性具有相对性。即使世界一流大学也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和经费的局限，但是它们毕竟经费更充裕，由于历史更悠久，对于包容性对大学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在这个问题上也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认同，因此其包容性更大。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恰恰相反，由于经费和观念，以及社会环境，其包容性要小得多。因此，发展中国家要不断创造条件，使大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以上仅列举了几个比较典型的大学所应共同尊崇的价值，从以上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贯穿这几个价值的核心是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
　　 二、关于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
　　学术自治是大学独享的特权。它源于西欧中世纪大学，历经几百年，仍被认为是处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一般来说，大学的质量与大学所享受的学术自治程度呈正相关，也就是说一流大学比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享有更多的自治，这是因为大学是追求真理和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只有学者才能真正理解如何最好地获取和传授这些学问，真正理解这些学问的内容及复杂性，“学习和研究的错综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要求高度的自由，不受外界的干预与控制，高校才能有效地运转”。［5］因此，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其他机构应达成谅解， 维护大学的学术自治地位。
　　当然，仅有谅解还不能足以保证大学的自治，政府和决策者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干预大学的内部事物，尽管干预可能出于高尚的目的，但最终的结果未必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因此，发达国家都通过立法来保证大学的自治地位，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和各自的职责。
　　为了确保大学的自治地位，发达国家一般都在大学与政府之间建立中介机构，作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减压阀和润滑剂。例如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由美国几十所一流大学组成，研究自己面对的共同问题， 维护一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扞卫大学的学术自治，可以说，这类组织既具有中介组织的性质，又是大学的自律组织。此外还有大学或学科的质量评估和认可组织，由中介机构开展评价或认可，既可以作到公平、公正和公开，又可以保证大学自治地位不受伤害，同时使政府更超脱和免受压力。也许还可以把发达国家大学的董事会或管理理事会看作具有中介性质的机构，董事会在法律上拥有大学，对外代表大学的利益，同时由于其成员中有相当数量来自学术界以外（公立大学管理理事会还有政府的代表参加），对于大学来讲它又代表了外部世界，这样就可以从组织上避免外部世界对于大学的直接干预。
　　世界一流大学有学术自治的悠久传统，得到它们所在社会的认同，有法律的保障，有中介组织的支持。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由于历史的原因，缺少学术自治的传统，在殖民地时期，殖民当局不允许发展这样的传统，在独立以后，政府又急功近利仅把大学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因此这一观念得不到广泛的理解，法律也不完备，亦缺少组织保障。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就要给大学以自己管理和作出内部决策的自治权，与此相关的是给教师以极高程度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包含不同内涵的概念，社会和政府保护和尊重大学的自治，肯定可以为教师创造比较自由的空间，但是并不能使教师自动享有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学者不受雇佣他们的院校的控制与限制，进行科研、教学和出版的权利’。（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没有学术自由，大学就不能履行其主要职能之一：成为新思想（包括那些可能不受欢迎的新思想）的催化剂和庇护所……学术自由承认学者确定自己的探究领域和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理的权利。学术自由可以对提高高校质量以及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质量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它既需要在高校内部得到理解和尊重，也需要高校的上级部门的理解与尊重。”［6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发表演讲时也指出，“学术自由也意味着摆脱大学内部要求一律的压力。洪堡甚至强调道，‘知识自由不但可能受到政府的威胁，而且可能受到来自知识机构本身的威胁。这些机构在它们开始之时即采取了某个特定的观点，然后就急于压制别的观点的兴起’。”［7］因此， 他把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公开的秘诀归于大学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8］据统计，从1901至1999年共有258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中有203人获奖时在大学中工作，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为新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环境，科学家在大学中可以获得比在任何其他机构更加宽松的自由探索真理的空间。
　　发达国家基于对学术自由的认识，建立了“终身聘用制”和教师投诉听证制等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师享有学术自由。而在发展中国家，尚缺乏对“学术自由”这一概念的必要理解与尊重，更缺少制度的保障。当前，在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学中，由于决策权力趋于集中，而导致了对于学术自由的挑战；由于大量聘用部分时间制教师，使教师就业保障程度降低，而导致对学术自由的威胁。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引起这些国家的广泛注意和讨论，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和教师都重申了在当前注意效益的同时坚持学术自由的重要性。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片面注意了这一趋势，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大削弱了学术自由，使本已非常集中的权力更加集中，使教师的就业失去保障，这显然与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背道而驰。
　　当然，在指出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的理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不存在绝对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大学必须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通过政府表达的要求，大学“保持自我管理的最佳道路是出色的成绩——自治的代价就是永恒的自律。”［9］可以说， 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和自律是一个永恒的平衡问题，当前由于物质主义和商业文化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强调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有可能造成高等教育的无序状况，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力量和优势植根于无序。”［10］
　　 三．关于大学校长
　　在研究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和成长的历史时，我们都不能不注意到这些大学发展的关键时刻都与某位成绩卓着的校长相连，大学校长对于一所大学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学校长选聘的标准可能也不同。然而，只要我们对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作一点分析，仍然可以发现他们的一些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毕业于一流大学，并且在这些大学担任过教授，都是各自学科的着名专家。例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对大学的理念、精神和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了解大学是如何运转的。同时，这样的经历还使他们与教师和学生有共同的语言，了解他们是如何思考问题的，理解他们的感情，关注他们的利益。了解这一点在当前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时代，商业价值和文化盛行，人们可能不由自主地把商业巨子、大企业经理视做英雄和救世主，同时大学由于收入和支出巨大，日益被社会一些人视做大企业，因此个别大学可能挡不住诱惑，聘用企业经理出任校长。此外，在缺少大学自治的国家，往往官本位盛行，大学很难抵挡政府派遣官员到大学出任校长。不管企业经理还是政府官员出任校长，都可能给大学带来一股清风，带来巨额经费，也可能提高大学的管理效率，但是都很难抵偿大学可能失去的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那么就可能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愈来愈远。
　　其次，仅仅是教授和学者还不能足以成为大学校长，他们还必须是出色的管理者，优秀的“规划者、评价者、招募者、革新家、鼓动家和企业家”。［11］许多一流大学规模宏大，学生上万，教师上千，年开支逾亿，没有出色的管理才能是不可能办好这样的大学的。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他们要善于游说政府更多地拨款，社会更多地捐款；在科技革命出现时，善于把握时机重点建设相关学科；在学生运动兴起时，善于引导学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在学校各种利益集团出现冲突时，善于协调矛盾，以大学精神团结它们。
　　第三，他们都具有极强的事业心，鞠躬尽瘁，殚精竭虑，把校长的工作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这在今天的大学管理中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当前校长在一所大学的平均任期不断缩短，例如哈佛大学的艾略特校长任职40年，在他以后的校长平均任职21年，而今天在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职不足7年，在其他许多国家还要短一些， 于是许多校长任职时一心二用，不能专注于校长工作，许多校长急功近利，注重轰动效应，给大学发展带来长久的伤害。
　　第四，他们都潜心研究高等教育，具有清晰的大学理念和明确的办学目标。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曾指出，“大学行政领导必须承担特殊的责任，来讨论、澄清、确认和宣布（大学的）目标”。［12］他还曾着书《高深学问》，反对功利主义，倡导博雅教育：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曾着《大学的功用》，首次提出了“巨型大学”的概念；哈佛大学校长博克曾着《超越象牙塔》，指出现代大学不能回避为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进步服务；耶鲁大学校长吉亚麦提曾着《大学和公众利益》，探讨大学的性质和在社会中的作用。由于他们有了明确的办学目标，因而不会随波逐流，坚持把大学办出特色来。例如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美国战后大学极度扩张的浪潮中，坚持“小而优”的办学方针，在他任职期间（1946—1968），校园面积从30英亩扩大到80英亩，捐赠基金从1700万美元增加到1亿美元，年度开支从800万美元上升到3000万美元，但学生人数却基本保持不变，仅从1391人增加到1492人，直到今天该学院不过2000多名学生，却是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许多其他品质，例如他们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既了解时代的需求又放眼未来；既谙熟大学的历史又胸有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局；他们知人善任，既勇于承担责任，又不独断专行。他们既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这些共同特征为我们提供了遴选校长的标准，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遴选出这样的校长，从世界一流大学遴选校长的经验来看，遴选的关键是“公开”，“公开”有以下两层含义。首先是公开设立遴选委员会，委员会要有广泛的代表性，特别是要有教师代表参加；其次是公开遴选标准和要求，将它们登载在公开发行的有关高等教育的刊物上和大学的网页上，公开向校内外招聘。违反公开性的原则，由政府未经公开程序直接任命，有更大的可能使那些具有官场经历和渴望权力的人当选，当然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使校长仅从本校产生，这样就会限制校长的视野，也不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最后还应该指出，尽管大学校长的作用重大，但是不能对校长寄予超出现实可能的期望——将大学一夜之间带入一流大学的行列。我们今天的时代是民主的时代和组织文化取胜的时代，“个人魅力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观念可能已经过时了，甚至是行不通的了”。［13］因此，我们应该给校长以必要的空间和时间，使他有可能把自己的办学理念逐渐地渗透到大学的教师、职员和各种组织机构中去，使他有机会“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机构”，［14］进行民主管理，使各个组织机构发挥起作用。他则象驾驶一辆滑行的汽车一样，把握方向，既不匆忙踩刹车也不盲目加油门，汽车即可平滑稳定的前进，不要鼓励或逼着他去开英雄车，塑造伟大司机的形象，速度极快，但却离预定目标愈来愈远，甚至可能车毁人亡。
　　 四．关于民主管理
　　大学从其基本性质上来讲，是社会中最民主的机构。首先从大学的组织结构来看，大学是由代表不同学科的系、所或院松散地连接在一起构成的，虽然在现代社会各个学科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但是毕竟不同的学科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自己的文化及价值。这是与企业和政府完全不同的。在企业中各个车间或部门互为依存，任何一个环节不可或缺，它们以利润为中心目标密切地组织在一起。在政府中各个司、局、处、室织成一张围绕中心的严密的网，中心发出指令，整张网都要动作起来。而大学则不同，大学领导应依一种民主的方式，相互关联的领导风格，协调各院系的目标和利益，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大学的构成特点来看，决策基点越低，决策的理性越高，有效性越大，决策过程越民主，越可能为各院系所接受，越可能化为全校的行动。
　　其次，从大学工作的特点来看，教师不把自己看作是必须向大学校长或其他各级行政人员报告的雇员，作为特别的知识工作者，他们的基本责任在学生和真理。半个世纪以前，加州大学着名学者坎特罗维兹教授对这一观点做了出色的辩护，他认为，“有三种职业有资格穿袍子：法官、牧师和学者。袍子代表其穿着者头脑的成熟，他们判断的独立性，他们对其良知和上帝的直接责任”，“它意味着这三种相互关联的职业的内在主权：他们不应允许自己在胁迫和压力下行动……法官即法庭，牧师与信众即教会，教师加学生即大学……他们本身即机构，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机构和在机构内享有特权。”［15］90年代，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又重申这一点，“我们教授拿公务员的收入，但享有艺术家的自由……我们的确把我们的工作看作一种职业，但是我们不把自己看作雇员，而是看作大学的持股人：一组所有者。”［16］从这一点出发大学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象企业那样，由经理作出，雇员执行，也不能象政府那样，由首长作出，下属执行。大学的决策过程必须更加民主，一切有关学术的决策都要通过教师，或代表他们的教授会、学术委员会或各种专门委员会。正是在这些论坛中，大学的文化、价值和标准被讨论和联系起来，并且受到尊重。有关学生的决策要与学生或其代表机构讨论，因为在大学中学生也是主体构成部分，他们与教师和行政人员亦不构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教师加学生即大学”的观点有时并不被广泛认同或理解，甚至在大学内部亦常常被忽视和遗忘。特别是近些年来，大学的急剧扩展使大学成为更复杂和更官僚的机构，非学术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管理人员的权力不断膨胀，特别是高级行政人员在学术事物上行使了相当大的权力，传统的教授权力被不断加强的科层管理模式大大削弱了。由于片面强调竞争，引入企业的短期聘任制，企业的奖励机制，把教授分为三六九等，这样就极大地扩大了中高级行政人员的权力，把教师降到了实际上的雇员地位，从而使大学决策日趋官僚化。官僚化必然破坏大学文化，使教师自由追求真理的环境受到影响，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就会更远了。可以说大学的质量与大学民主管理的程度呈正相关，与教师参与决策的程度呈正相关。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民主管理。要制定大学宪章，明确规定大学决策的民主过程，要有教师手册和学生手册明确规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以上所谈的四方面问题主要涉及的还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观念和制度层面的问题。笔者这里无意贬低大规模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但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仅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还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拔苗助长，不能靠新闻炒做；其二是仅有大量的经费还不足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和科研创新不是仅靠经费就能实现的，而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在保证必要的资金投入的同时，主要应该研究和学习的是制度的改造和观念的更新，大学需要学习，政府也需要学习。
比较教育研究京1～8G4高等教育王英杰20012001本文主要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先要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有深刻的认识；其次要把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核心价值与制度；第三要选好校长；第四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民主管理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理念/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校长/民主管理王英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100875　　王英杰（1945—），男，山东莱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 作者：比较教育研究京1～8G4高等教育王英杰20012001本文主要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先要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有深刻的认识；其次要把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核心价值与制度；第三要选好校长；第四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民主管理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理念/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校长/民主管理

网载 2013-09-10 20: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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