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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新四军的活动地区在经济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比全国其它地区优越，特别是新四军军部所处的皖江地区，它处于日寇在华中的心脏地带，扼制着长江下游咽喉和淮南路两侧，迫近南京、芜湖，经济条件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乃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水陆交通也十分发达，有良好的税收来源。这么好一块地儿自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要目标，蒋介石是不可能允许新四军久居皖南的。

1940年10月19日，皓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表致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的“皓电”（“皓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0月19日的电报代号为“皓”字，故称之为“皓电”。），将国共在华北、华中地区的摩擦完全归咎于共产党，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遵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实际上，这几条罪状并非都是子虚乌有）。同时，国府将“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发布，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转移到黄河以北，并密令顾祝同、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率兵30万准备在新四军北移过程中进行围歼，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发表“佳电”，反驳国府的指责，拒绝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为顾全大局，中共同意将新四军主力开往长江以北，但需宽限时日。12月7日，国府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声明“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责令新四军要“幡然悔悟，放弃规外之行动”，并再次强令中共将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悉数调赴河北”。从12月9日起，蒋介石开始对围剿新四军做最后的部署，至年底，基本部署完毕。

中共方面，在“佳电”发出后，毛泽东过于乐观的估计了形势，他指示新四军在皖南再拖一两个月，不要立即北移，以加强政治谈判的筹码。后来，面对国府最后通牒的“齐电”和国军积极部署围歼的事实，毛泽东改变了策略，命令皖南新四军迅速北撤。12月中下旬，毛泽东接连致电项英，要求皖南部队务必迅速渡江，并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一切准备。遗憾的是，项英始终都梦想着在天目山、黄山、四明山一带恢复中央苏区，并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暗中部署实施“三山计划”，不愿军队主力撤到江北，以致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失和，并因此迟滞了新四军的转移，酿成严重后果。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电令叶挺率新四军从皖南就地北渡，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然后再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1月4日，皖南新四军及军部9000多人奉命北撤。1月6日，新四军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国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新四军欲占沪宁杭三角地带，乘国军南调换防之际围攻三溪”为由，会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设伏兵7个师，共8万余人，突袭了新四军。从1月6日至14日，国共两军激战七昼夜，新四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阵亡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前往与国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战死，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此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里要补充一个细节。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逃跑时，随身携带了大量金条、军费，结果被其副官刘厚总发现。后来，项英和周子昆在长江边一个叫蜜蜂洞的地方熟睡时，被副官刘厚总枪杀。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该决定最后说，项英、袁国平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决定宣布开展反项英、袁国平的斗争。

皖南军事行动顺利得手后，蒋介石很快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1月18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令重组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2日，中共公开披露“皖南事变”内幕，并向国府提交《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严惩“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和上官云相，释放叶挺和新四军被俘人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停止反共，实行民主政治。

随着“皖南事变”真相浮出水面，国府的行径遭到了国内外舆论和社会名流的广泛谴责，民众纷纷要求国军停止内斗，加强团结，苏、美、英等盟国也反对破坏国共合作，削弱中国抗战力量。1月2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申明国府制裁新四军，纯粹是为了整肃军纪，不牵涉其它问题，不带有政治目的，同时还表示今后不再进行反共军事行动。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重建，并着手整编部队，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与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

趁国共内讧之际，日军于1941年1月下旬发动豫南会战，将汤恩伯等部国军包围在平汉路以东，打破了蒋介石的反共部署，使其被迫将用于围剿陕甘宁边区的国军东调增援，同时也使国共两党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作出了“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的保证，并向拒绝出席此次大会的中共作出妥协，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此结束。

事实上，“皖南事变”后，国共之间的摩擦并没有完全停止。1941年2月至4月，国军汤恩伯部10万余人向新四军豫皖苏根据地进犯，日伪军也乘机向淮上地区扫荡，新四军4师处于两面夹击的被动局面，被迫转入皖东北地区。10月，新四军在淮北、淮南先后取得陈道口、大桥等反顽战斗胜利，阻止了国军的东进。

1943年初，国民党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当年3月，国军王仲廉部向新四军淮北根据地进犯，韩德勤部进行西犯；4月，顾祝同一部两个师进犯苏南茅山根据地；5月，八路军又与进攻山东根据地的国军李仙洲部交火。6月，胡宗南根据国府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集结重兵九路闪击延安。面对国军的咄咄逼人，中共一方面积极备战、进行军事抵抗，多次挫败国军的行动，一方面在舆论上谴责国府行径。7月，蒋介石被迫下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月，蒋介石、胡宗南又致电朱德，表示国府并无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12月，国军开始撤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结束。

随着近年来大陆舆论限制的放宽，以及大量历史资料的公布，对于新四军的功过是非，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客观的结论。目前大家普遍认为，八路军在抗战中还是真正“打仗”的，台湾方面对八路军的刻意贬低不足取。但是，对于新四军，就算是大陆的学者，也认为他们是“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的中共部队。  

三鉴斋 2010-09-11 05:5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