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央军开始轰炸陇海路、渭南和华县，宋美龄也于同日回到南京，并接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报，表示蒋介石仍是安全的。宋美龄深知一旦打起来，子弹、炸弹可没长眼睛，蒋介石很可能在战乱中丧生，所以她主张先派人到西安了解情况，设法营救蒋介石，同时与心怀“灭蒋”之念的何应钦明争暗斗，相持不下，一个仍利用手中权力积极部署讨伐，一个则联络家族和亲蒋势力积极展开营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到处奔走。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宋美龄在稳定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和亲赴西安救蒋三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稳定南京政局方面，宋美龄做了三件事。第一，宋美龄同何应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并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救委员长之出险。”。何应钦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美龄则回敬说：她“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第二，宋美龄游说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的人，向他们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惟目前处置西安事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第三，宋美龄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到宋美龄，要她拿主意，于是，宋美龄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在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伤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不要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还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实情。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出身的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遭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在宋美龄的努力下，南京政局终于被稳住了，“蒋夫人巧妙而又大胆的对付南京政府的官员”，这些工作也只有宋美龄这样身份与地位特殊的人才做得到，客观上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当权派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接着，宋美龄开始设法沟通宁陕对话。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宋美龄无法想出对策，因此，她必须尽快求得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以便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宋美龄要孔祥熙发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一处电台，以便能随时取得联系。然后，宋美龄亲自发电报给张学良，表明准备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解。端纳此人在做蒋介石的顾问前，曾是张作霖的顾问，和张学良素有交情，深得张学良的信任；“西安事变”后，端纳出于对张学良的了解，认为他不可能搞“兵变”，不可能杀蒋，并反对何应钦主张进攻西安；同时，宋美龄也对端纳非常信任，认为端纳处理中国问题能出于公心。因此，这一时期宋美龄没有亲赴西安，而是派出了端纳。

当时，已有迹象表明，何应钦将阻止端纳飞往西安，端纳因此急告蒋夫人：情况紧迫，不容再等。12月13日中午，端纳秘密离开南京先赴洛阳再去西安；当晚，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端纳赴陕的电报。12月14日早晨，端纳抵达西安，随即会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学良。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指出：“你的行为将会给中国团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我相信你的莽撞仓促的行动并非有意加害国家或委员长，不过也应及早挽救自己。”。宋美龄的想法是希望张学良本着以往与蒋介石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端纳也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抗日救国的诚意。当晚5点，端纳见到了蒋介石，向他介绍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除了叮嘱蒋介石保重身体之外，还特地对他说“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何应钦妄图借机置他于死地。

蒋介石见信后禁不住大哭，端纳乘机劝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端纳的这番话对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震动。12月14日下午5点30分，端纳电告宋美龄，说他见到了“身体无恙的蒋委员长”。12月15日，端纳离开西安飞到洛阳，用电话再向宋美龄谈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祥熙到陕去磋商释蒋问题。宋美龄听后，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这时，何应钦为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话来，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12月1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发布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南京方面随即调动中央军十几个师开向西安，空军也入陕狂轰滥炸。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则正合日本心意——因此，宋美龄呼吁“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并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

12月16日，当讨逆军气势汹汹向潼关逼近、在西安附近渭南地区实施大规模飞机轰炸之时，端纳又一次飞抵西安，向蒋介石报告了最新的情况。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分别命令部队做好了迎战准备，中共也对红军作了调整部署，对张、杨进行军事支援，内战一触即发，形势危在旦夕。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的张学良当场表示：“何应钦逼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蒋介石在得知这一切后，既担心何应钦的讨伐会危及其个人性命，又想利用这次讨伐要挟张、杨早日放人，因此于12月17日早向何应钦下了一纸手令，要他停战三日，同时限张学良、杨虎城三日内送自己回南京。不过，何应钦对蒋介石的手令拒不执行，说这是蒋介石在陕被迫下达的命令。

12月18日，先前被杨虎城扣押的蒋鼎文携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要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停止各种各样攻击性的宣传；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美龄详尽的报告了情况。就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有所减缓。

为了进一步在释蒋问题上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议决定，宋子文以个人名义先到西安活动。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不顾何应钦等的阻拦，同端纳一道飞去西安，并带去了宋美龄的又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子文三日后若不能返回南京，我一定去西安与你同生共死。”。蒋介石看后，情难自已，潸然泪下，宋子文趁机示意张学良和端纳离开，并与蒋介石单独密谈了半个小时。在这次密谈中，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扣他的人在读了他那本日记后，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日记中宣称最终总是要抗日保国的；宋子文则重复了端纳的警告：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反叛者，而是来自亲日派，他们现在正为把西安连同蒋一起炸掉作最后的准备。当晚，宋子文和张学良又来到蒋介石的住处，三人展开了顽强的讨价还价，最终，蒋介石勉强同意了张学良提出的最重要的主张：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创建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却坚持只有先放他回去协议才能生效。12月21日，宋子文飞回南京，向宋美龄汇报西安的情况。

放下西安这边暂时不表，我们转回头继续说宋美龄所做的第三方面的工作——亲赴西安救蒋。在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关于中共在这一时期的态度，我们下次详述），宋美龄感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可能性极大，但当时却仍有两个问题摆在面前：一个是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停止，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得张、杨的这次行动。根据端纳的报告，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进行谈判，并以死相要挟，宋美龄认为这样会使和平解决事变遇到重大的困难，因此感到有亲赴西安一趟的必要。

然而，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有可能爆发，赴陕的风险很大，张学良也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供保护。”，何应钦则恐吓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然不顾，毅然于12月22日偕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奔赴西安。就在飞机将要在西安机场着陆时，宋美龄把她的左轮手枪交给端纳，并交代说，如果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要抓她的话，就请端纳开枪把她打死。当晚五点半，飞机顺利着陆，张学良亲自在机场迎接宋美龄，并将其接入西安。

宋美龄抵达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看到夫人时不禁失声痛哭。那时，蒋介石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此，宋美龄是比较理智的，她对蒋介石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介石，只要处理得宜，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接着，宋美龄召见张学良，与其进行了长谈，责备他不该以为用武力就可以使委员长就范，张学良则极力解释其中原委。晚间，张学良同意说服杨虎城等释放蒋介石。次日凌晨2点，张学良又来汇报说，杨虎城和其他人不同意放蒋，他们觉得张学良和宋子文、蒋夫人交情深厚，可以保住性命，但他们自己则不然，如果在蒋介石任何条件都没接受的情况下就放了他，岂不是将自己置于绝境吗？对此，宋美龄明确表示，她愿意会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都可以代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