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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艺界，一方面是众多的学术成果遭到有意和无意的淹没，另一方面是平庸的重复的学术研究大量涌现。起初，我们以为这不过是文艺界难以避免的现象。但一则报道引起了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旅美生物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饶毅一针见血一地指出：“中国科学界的相互关系，目前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以科学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学术标准为根本基础的科学文化。在优良科学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出现以人划线、划派的现象。一些杰出的专家常常受制于能力泛泛科技工作者。平庸之辈拖垮学术先进的危险，在中国和一学界还没有得到解决。像霍维茨那样在做助理教授期间成就卓越的人，如果在中国，却有可能被落后的人以非学术手段限制和拉下。科学家文章发得很多、发得好以后，有些人又可能杜撰故事影响其发展。”“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和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而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在文化上，专家虽然知道为和自己相关的专业呼吁和争取，但多数不习惯撇开自己和自己专业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准发表正确的咨询意见。国家也没有逐渐筛选出一批既有专长又有公益心的人来参与重大科技方向决策。许多年度报告和多年计划，写和执行几乎分开，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重大决策，仍然取决于少数几人或一人，因为行政领导没有制度性地依靠专家。而行政领导即使有出色的个人素质，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和预计科技发展方向。有些科技人员就揣测他们的喜好，而不是完全从科技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计划未来的研究方向。”（见《海外学者坦陈中国科技体制弊端》，《南方周末》2002年10月8日）这种扭曲的局面不但在中国科学界存在，在整个中国文化界（包括文艺界）也存在，甚至可能更加严重。这恐怕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可以改变的。
　　十几年来，我们对这种扭曲的关系有切身的痛苦感受。
　　1998年，我们在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时指出：“要求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客观现实进行深刻有力的批判是不错的，但是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不是以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来否定当下的现实生活；是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总之，是扬弃，不是彻底的否定。”（见《沉重的现实与活着的文学》）接着，在《粗糙的灵魂——王元化与90年代的文艺批评》中，我们从理论上概括出当前文艺批评界的三大派别，“如果按照理论和现实的关系来把握90年代的文艺批评，那么，大致可以划分出三大派别：一是彻底地否定现实，二是辩证地批判现实，三是完全地认同现实。”这里所说的完全认同现实的文艺批评派别是以王蒙、王朔等人为代表的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即既“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王蒙肯定王朔，非难向上的追求，警惕壮烈，就是这种粗鄙存在观集中而具体的表现。王蒙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消灭大部分作家。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病人或自己做病状的仍然是人。很明显，王蒙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反对“理想”与“要求”的理论，不过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哲学罢了。相对来说，王蒙、王朔等人的粗鄙存在观尽管完全认同现实，但这在20世纪90年代毕竟是一种新的历史形态。
　　而彻底否定现实的虚无存在观，则是对过去已有的重复。这种虚无存在观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刘再复提出的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就是这种虚无存在观的表现。1988年，我们在《性格转化论》中对这种虚无存在观进行了全面的解剖和批判。认为“刘再复认为他提出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正是一个与神本主义相对抗的主体性原理。在刘再复看来，‘社会历史的运动是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的，经历了“人的否定”这一曲折的痛苦的历程，最后又问到人自身，当理想社会实现时，人不仅是调节外部自然的强大力量，而且是调节自身内部自然的强大力量，惟其在那时，人的价值才充分获得实现，人类的“正史时代”才开始。’显然，刘再复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是以理想社会为依据的，是为正史时代服务的。倘若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类型的人物，作家就赋予人物以人的灵魂，即赋予人物以精神的主体性。刘再复的理论出发点是主观理想而不是客观生活。”2002年，仍然有人指出：“‘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由此而产生的图式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个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这里是个体的同义语，因而问题出现了：在人类已有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内，大多数个体都并非作为个性化的自由的主体而存在，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显然，主体论文艺学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实存过和正在实存着的人，而是一种理想原型。用一个预悬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类历史，就会把某些阶段的实在的人类史当作非人的历史，所以，人——非人——人这个图式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类历史，只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一切实存过和正在存在着的人类史都会被认定为史前史，因为所有实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这样，人——非人——人的三元图式就转变为非人（从古至今）——人（未来）的二元图式：‘人类社会，今天仍然处于“前史”时代，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人，还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作为客体的世界，还不是真正人的对象，它对于人还只有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它还不能把人应有的本东西还给人。’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学术月刊》2002年7期）这种从理想出发彻底否定现实的虚无存在观虽然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但并没有消失。20世纪末以来，这种虚无存在观在学术领域内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曹顺庆以是否具有自己的文论话语为理想目标，否定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就。葛红兵以是否至善至刚的烈士为目标，棒杀了20世纪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黄力之以是否创造式的发展为理想目标，否定了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文论的发展。这种虚无存在观是英雄史观的表现。它只看到历史上的英雄行为，而忽视了基层民众的点滴努力。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既需要积累，也需要突破。任何割裂这二者的关系的企图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我们在深入地批判虚无存在观和粗鄙存在观的过程中形成了辩证地批判现实的科学存在观。这种科学存在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现实提出某种理想，与人们在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会盘否定他们的努力。这种科学存在观既反对片面地追求历史的进步，完全顺应历史的发展，也反对道德理想主义，沉湎审美世界的解放的幻想之中，而致力于社会平等，追求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一步的统一，维护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提倡中国作家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精神寻根，坚决反对有些中国作家远离基层，浮在上面，迎合需要，精神背叛。
　　这些年来，我们不是走现代学术民主的道路，而是从事现代学术造神运动。人们的目光总是投射在位显名赫的人的身上，轻视和漠视那些辛勤耕耘、颇有收获但声不宏的普通大众。在一次国家文学大奖评奖中，有些评委不以学术成就的高下和创新与否为标准，而是倾向评一些学术权威的（包括有关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史观在作祟。因为我们评价某一个阶段的学术成就和发展，不能只看权威的。的确，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是因为取得了奠定其权威地位的学术成就。但是，权威不是任何时候、任何阶段对任何问题的解决、任何矛盾的克服，都是权威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江山代有人才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学术发展就不可能一代接一代的接力传递。
　　为了抵制这种颓风，在我们的编辑生涯中，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发现和造就新人上。可以说这是“黜名家进普通作者”。这虽遭诟病，但我们始终未悔。因为我们深知不少名气还小的人，只要有了机会，就会成为名气很大的人。只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万万不能省略的。看到一个一个人物的崛起，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神话故事：精卫填海。陶渊明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沧海虽大，精卫虽小，但精卫这种“猛志”终将战胜沧海。因此，我们尊重和重视一个一个“精卫”在学术上的努力和奋斗，哪怕他们的学术成就微不足道，但也是构筑学术大厦的一木一石，不可缺少。我们编辑《精卫文丛》，就是希望收集这些古光片羽，记录他们走过的足迹。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昆明91～92J1文艺理论熊元义/余三定20032003熊元义　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 作者：云南艺术学院学报昆明91～92J1文艺理论熊元义/余三定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0: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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