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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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人类的历史已达三百万年，这三百万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人类还处在真正的饮毛茹血的野蛮时代，只有到了这三百万年的最后一万年，才出现了新石器，又过了几千年，到了五、六千年前，人类才有了真正的历史。与漫长的三百万年的史前时代相比，史后的年代还处在童年。人类仍很幼稚。你没看见人类之间的互相残杀有增无减？战争狂人和丧失理性的狂徒甚至在偷运原子弹。据说“冷战”已经过去，但互相瞄准的能毁灭人类几千次的核武器仍然存在。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美国，每分钟遭强奸的妇女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而由于人类自身的软弱造成的吸毒和艾滋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理性的毁灭象病毒那样也在中国扩展，市场经济象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这块沉睡的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方面，又象打开了的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盒子，魔鬼被解除了禁锢获得了它的自由。于是，我们看到了围观者对溺水儿童的冷漠和“观赏死亡”的这种世纪末的场景；我们看到了为了一点小事而乱杀无辜的疯狂；我们看到了在公共汽车上强暴妇女而无人敢挺身而出的懦怯和彻里彻外的自私……
　　戴厚英说：“人啊！人……，”这种智者的感叹包含着多少历史性的内涵。人而为人，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物类？人这样发问，意味着人的理性在提升。历史就是这样昭示我们的。古希腊和先秦时代的贤哲就在试图回答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东方和西方关于人性的探讨绵延不断，并形成了人的理性自觉的一种历史传统。
　　然而，理性也以一种恶的历史形式出现。封建中国形成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唯圣思维方式，也是以理性的名目进入了历史并构成了有几千年历史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人在这种精神桎梏中生存，一方面人只能历史地如此生存，另一方面，这种现实构成了人的生存状态的真正异化境况。所以，当文艺复兴的大将们用人性的旗帜向这种“理性”发起历史的攻击时，它们被宗教裁判所的教主们斥责为“异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文艺复兴以后的二百多年，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一次高扬理性的时代，在理性的旗帜下，一整套以人、人的历史性确立为标志的价值体系与社会性行为标准被确立起来，我们可以想像那时以人来代替神，以人的利益代替上帝的利益的时候的解放心态。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使人的理性力量得以巩固和加强。
　　相对于沉重的专制制度下的“理性”而言，中国文化史上的建设新理性的行程是本世纪初开始的。我们都看到了这建设的历程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显得特别的艰苦和曲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路向已特别明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作为理性的动物，确立科学理性的价值无疑具有不可动摇的合法性，正是这个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昭示出的信念，使我们今天执着地排除任何可能出现的精神障碍，朝着追求新理性的方向前进。
　　　　（二）
　　八十年代的中国精神历程，是以反叛为标记的。旧理性的沉重使中国的精神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甚至是荒谬。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非理性时代，一个对人类任何理性价值进行怀疑和反叛的时代，一个确立以疯狂和文明的颠复为精神座标的时代。“文革”最终企图确立的“理性”准则，是封建专制及原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混合体。于是，历史必然地，而且是合乎逻辑地对其进行了“颠复”——１９７８年以来的精神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寻求新理性的自律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对理性的怀疑和否弃曾以最激烈的面目出现——进行非理性的破坏式的“革命”。刘晓波在文化上所进行的工作就是这样。但是，即使开放改革的十几年中都是刘晓波这样的声音，从历史的发展看，也只是极短暂的时间性现象，对一群并不成熟的知识主体来讲，这算得了什么呢？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它不断地被“试错”，并在不断的纠错过程中，钟摆式地朝前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历史特性给我们惩罚，也同时是给我们的教训。从现实的社会状况来讲，十几年中，思潮与文化取向的极端倾向总是来回摆动，意识形态态势的“左”和“右”总是飘忽不定，这是新理性分娩前的阵痛和难产的抽搐，这是新理性的婴儿呱呱落地前的生命律动，这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好兆头。
　　终于，在深刻的断裂式的历史发展中，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似乎开始冷静了。从社会发展取向上，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即文化激进主义倾向）得到了扼制，西化主义即使不说消声匿迹，也是偃旗息鼓。而同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也没有什么市场，人们开始在认可中国社会必须以开放的态势稳步发展的这个现实的同时，对文化建设的策略采取了一种更为明智、更为务实的态度：文化渐进主义立场，一种吸纳各方，综合大家的宽容而又稳健的立场，一种既不同传统中的保守与教条认同，又不脱离传统；既不采取“西方的月亮比东方亮”的心态，又不拒绝吸收西方文化的不走极端的第三种立场，这是文化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是在新的历史循环中的建设新理性的道路。
　　对这样的选择，八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者会斥责这种选择“保守”。同样，一些持保守立场的理论家对这种新理性建设的要求也会提出异议，他们看到的是这种理论建设的“离经叛道”的一面，是不守常规，无前人之鉴的原创性的一面。也由此，在各种极端倾向的多元选择和多元发展之中，在种种宣称多元主义而其实是“无元”主义的文化迷惘中，这种建设新理性的要求成了一种历史的呼唤，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呼唤。
　　　　（三）
　　新的理性将在这种背景下呼之欲出。它是一种什么新理性呢？说到底，它是一种在新的高度，对中国传统、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综合，是对当代中国的现实的生活进程的一种深层开掘。
　　过去的十几年，这种综合要求还没有提到历史的台面上来。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仿佛被突然唤醒似的，在九十年代上半叶才被知识界所广泛重视，西方文化的广泛吸收与引进变得有点令人厌倦，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当代发展，在中国知识界还没有被再一次真正的被重视——这是无庸讳言的。
　　对知识界的接受状况而言，我们敞开大门吸纳西方历史上与当代文化的最新成果，使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舞台绚丽多彩，这是历史进步的标志。九十年代，我们终于痛切地感到，在西方中心论的强大阴影下，西方的眼光无法准确地估量中国的现实，于是，我们回过头去寻找传统，于是一方面，高层次的学术探讨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阴阳八卦、命相风水，也作为“传统”被挖掘开来。学西就全盘西化，学中就彻底继承，方法上的摇摆和走极端，仍是接受主体不成熟的表现。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冷落了。而我在这里讲的新理性，就是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生存的需要和精神发展的支柱。
　　建设新理性的困难在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已有一整套的价值与思想体系，它在相当层面上的确可以成为今天的我们学习的榜样。如它的法制精神，它的观念上的对人的价值体系的肯定，以及在技术层面上制衡社会均匀发展的手段以及从中演化出来的技术理性精神。但这一切又都全部建筑在私有制的合法基础之上的。当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所有制基础时，所有这些理性精神的合法性还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呢？显然，这不仅仅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且还在于体制本质的差异，才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当代中国学者在考虑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时，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一点，而目前的态势是：回避这一点仿佛成了一种不言之实。
　　也就是说，在考虑建设新理性时，既要考虑人类发展的统一性的因素，又要考虑文化与社会体制的特殊性因素，我们面临的是今日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理性精神的建设，它的独特性使我们面对的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一大堆矛盾和问题。当然，这也更富于挑战性。任务本身的独特性应当使今日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现实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是主流历史的现实，是亿万人正在实践着的现实，这个现实已经而且正在给中国带来了进步和光明，所以，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是当前人文研究的真正的现实的合理性。
　　但是，人文滞后现象是一种客观事实。这个事实之一就是，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几乎全是泊来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今日流行的话题是“后殖民主义”“新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热门的人物是哈贝玛斯、萨义德、哈桑……这个独特的人文景观只不过说明了，我们今日的状况落后于类似宋明理学这样出大家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辉煌时代，也落后于其他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落后于可以类比的俄罗斯的世界文学时代（十九世纪中下叶），从根本上讲，落后于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什么叫人文科学？当一门科学远离现实的真正需要时，它的生命力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尽管还不能清楚地描绘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但我们十分清楚我们追求的“不是什么”。建设新理性的思考就是建立在后者提问的基础上，我们不能人云亦云无视当代中国的实际了，新理性的建设只能从面对生活中产生。
　　
　　
　　
作家报济南002J1文艺理论许明19951995 作者：作家报济南002J1文艺理论许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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