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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至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多年来，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始终笼罩在一种神秘的光环之中，特别是关于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缺乏详实的文献证据，人们大多是根据猜测、分析和推断进行描述和评论的。直到最近几年，情况才发生了变化。1994年以来，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历史档案开始陆续解密和公布，使各国学者得以依据不断披露的档案文献从事研究，从而把苏联与朝鲜战争相互关系的真实历史逐步展示出来。[1]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和利用这里刊出的俄国档案文献，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这些俄国档案的基础上，[2]对苏联在朝鲜战争进展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概要的论述，以反映苏联支持、策划、指导，以及直接参与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
　　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第一，本文的目的只是向读者介绍苏联参与这场战争的背景情况，而档案文献本身反映的历史则要全面得多，细致得多。例如，中苏在战争中是怎样合作的，又有哪些矛盾？苏联对中国的武器装备供应究竟持什么方针和态度？金日成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分歧和矛盾到底在哪里？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在战争进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上，苏联、中国和朝鲜之间的立场有哪些异同，又有什么变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的解答，都有待于研究者对这些档案文献的进一步解读和研究。第二，要想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朝鲜战争的历史，仅仅利用这些档案文献是不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历史文件公布于世，这就需要研究者不断地进行发掘和探索。过去的历史已经凝固了，但历史学将伴随着史料的不断出现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
　　一、斯大林曾阻止金日成发动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莫斯科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只有一个初步轮廓，即在那里建立起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保障。1945年6月，由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提交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参考报告清楚地说明，在雅尔塔会议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对朝鲜问题的考虑只是原则性的。这份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背景情况的报告指出，“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将来在建立朝鲜政府时必须要反映这一点”。[3]
　　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4]大体说来，从战后到1949年初，苏联先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5]；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又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6]尽管此时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兴起，在柏林甚至出现了军事对峙，但苏联在远东依然与美国保持和平相处，以至金日成在1949年3月访苏前提出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关系的要求，也遭到莫斯科的婉言拒绝。[7]
　　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于1948年夏季分别实行选举，并建立单独政府后，苏联立即提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莫斯科此举的目的是为了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国撤军。因为苏联一方面满足于对北部朝鲜的控制，一方面相信北朝鲜的能力足以对抗南方，甚至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8]
　　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分别受到美苏控制的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紧张。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从1949年年初，苏联驻朝鲜使馆就不断向莫斯科发来有关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告急电报。[9]然而，除了同意向北朝鲜援助武器以装备在三八线的两个警备旅，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咸兴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御外，莫斯科并没有急于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10]在3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复表示满意。[11]
　　此后，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美国撤军前后，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1949年4月20日，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就三八线的形势向斯大林报告说：“我军撤出北朝鲜以后，‘南方人’对三八线有关规定的破坏己经具有挑衅性和经常性。近一个月，这种破坏规定的事件频繁发生”。“从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在整个三八线上发生了37次破坏规定的事件”。报告估计，南朝鲜“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考虑到这种情况，苏联军方拟“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12]
　　5月2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南朝鲜当局为了实行武装入侵北方的计划，扩大了‘国防军’人数。据情报说，‘国防军’人数已从今年1月1日的53600人，增加到了第一季度末的70000人。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技术兵、机械化兵和特种兵，这些兵种增加了1-3倍。”报告还说，南朝鲜当局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的部队已达41000人之多，其中在平壤方向将达到30000人。“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且在第1旅中已传达到营长一级。预计可能在6月份会有积极行动”。[13]
　　5月28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转达了金日成的通报：“南朝鲜军的几个营在金川市以南45公里的鸡井里一带，发动了进攻。南朝鲜的一个营得以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并占领了高地”。“南朝鲜军指挥部已在开城地区集结了两个营，企图占领三八线以北若干高地”，另据谍报，“在春川地区的铁原方向，南朝鲜已集结了辅助团的两个营和第6旅第8团的一个营”。金日成还通报说，“南朝鲜方面最近把曾参加镇压济州岛起义的部队调到了三八线附近”。[14]
　　到了6-7月间，形势更加紧张。6月18日什特科夫报告，南朝鲜领导人都主张“用军事办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只是在确定时间上有分歧意见”。报告说，南朝鲜军队和警察多次在瓮津地区擅自越过三八线。这个地区的战斗，到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南朝鲜部队的数量有所增加。南朝鲜部队一度侵入北方地区10公里。由于北方警备旅采取了行动，他们被逐回三八线。北朝鲜部队占领了两个在战术上有重要意义的高地，现在双方正进行争夺高地的战斗。由于瓮津地区事件，李承晚6月11日发表正式声明，说“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将实现这个计划”。[15]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电维辛斯基说，根据在瓮津地区俘虏的南朝鲜军士兵(属18团2营)供认，“他们的指挥官7月以来多次讲话，断言北朝鲜军企图进攻南方，因此南朝鲜军应先发制人，给北朝鲜军以突然打击，并在8月15日(朝鲜解放日)前占领北朝鲜。”俘虏还供认，“第12团的任务是攻占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第18团的任务是从瓮津地区出发，在第13团(据现有情报该团配置在开城地区)的协同下，向北进攻，合围海州，歼灭该城北方军队的集团，在一周内占领海州道。”什特科夫还通报了李承晚声称要“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的情报。[16]
　　面对如此局势，金日成一方面不断要求苏联增加武器装备援助，[17]一方面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族部队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18]
　　斯大林的态度与毛泽东不谋而合。莫斯科在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19]的同时，批准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咸兴的军事基地，以及苏联在平壤等地所设立的军用飞机场。因为这些设施有可能被朝鲜人民军所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20]此外，苏联主张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21]
　　尽管毛泽东和斯大林都表示不希望北朝鲜主动采取军事行动，但金日成对来自南方威胁的反应却十分强烈，他甚至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除了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22]外，7月初平壤已经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23]做好准备之后，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24]
　　由于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在报告中提到，北朝鲜提供的关于南方将进攻的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25] 9月11日，维辛斯基回电，责成顿金尽速与金日成会晤，进一步弄清：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北方如何估计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要顿金做出自己对情况以及朝鲜领导人所提建议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判断。[26]
　　顿金在9月12日和13日两次会晤金日成和朴宪永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但是对于舆论和人民对发动进攻的反应，金日成心中无数，他认为，“如果内战拖延下去，他们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的条件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并指望在北方军队越过三八线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但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不过，顿金本人却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役，能够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而“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27]
　　然而，什特科夫大使却有相反的看法。他在第二天在给斯大林的长电中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什特科夫首先强调了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详细地介绍了南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28]
　　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南朝鲜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稳定等等。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29]这一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革命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30]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从其整体战略出发，此期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31]但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32]
　　在此同时，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33]
　　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在朝鲜半岛不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策，以避免引起美苏在远东地区的直接军事对抗。然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34]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从而迫使斯大林为保证实现苏联在战后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而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必须把整个半岛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为苏联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35]
　　二、苏联参与策划和发动朝鲜战争
　　就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950年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36]之后，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午宴。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这些问题。于是，金日成又拉住什特科夫，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金日成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金日成还向什特科夫提出：“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为什么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就可以在几天之内进入汉城。”什特科夫汇报说，金日成是借着醉意说这些话的，但“他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达他的想法，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谈话中，屡遭批评的什特科夫坚持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会议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37]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月30日，即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第三次会谈并确定了中苏新条约的基本原则之后，他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38]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态度。
　　第二天，什特科夫便报告说：“根据您的指示，1月30日会见了金日成同志。在提起1月17日朴宪永举行午宴时的谈话后，我准确地转达了您第一点指示的内容。金日成十分满意地听取了我的转告。看来，您同意接见他并准备在此事上向他提供援助一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显然，金日成为了再听准确些，便问我，那么，是可以就这个问题去会见斯大林同志喽。我回答说，从这个通知上看，斯大林同志准备接见您。”金日成立即表示，他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39]
　　随后，金日成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40]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以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41]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42]莫斯科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43]
　　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44]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报告，他已经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体安排。3月29日维辛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于3月30日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将军随同来访，他们将于4月8日到达莫斯科”。[45]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着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46]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47]因此，完全可以断定，在1950年1月至4月间，斯大林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即使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
　　不过，斯大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不久前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48]然而，斯大林非常清楚，中共目前的军事战略中心是准备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49]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他本人还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当然不便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50]所以，斯大林嘱咐金日成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务必征得毛泽东的同意。[51]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一定要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了金日成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同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52]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在原则上当然必须支持朝鲜的一切革命行动，但显然毛泽东还不知道金日成已经同斯大林达成了默契。[53]金日成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明确表态，于是决定5月13日秘密访华。毛泽东在金日成到达北京的当晚立即会见了他。会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当夜11时30分，周恩来造访苏联使馆，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想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并请求迅速回电。[54]
　　第二天，斯大林回电：“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55]鉴于莫斯科已经明确表态，毛泽东只得同意在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之前首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支援朝鲜的行动。[56]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以作战专家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且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57]到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天之内完成。[58]据什特科夫的报告，“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尽管“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报告特别指出，“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59]
　　6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什特科夫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阶段的真实情况：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
　　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进行了20-40分钟的炮火准备，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
　　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
　　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为：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
　　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
　　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
　　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
　　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
　　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
　　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
　　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半岛；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
　　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
　　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
　　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60]
　　以上情况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5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10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61]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62]
　　斯大林的思路十分明确：从苏联的安全战略出发，莫斯科既要掌握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和主动权，又不能公开参与到战争中去，如此就需要中国站出来说话。所以，在策划战争时，莫斯科要求平壤征得北京的同意，而当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时，斯大林则想方设法鼓动中国出兵朝鲜。
　　三、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63]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7月1日，即在美国国会批准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三天，斯大林急迫地给什特科夫发出电报，询问“朝鲜领导人”是否被美国空军的袭击吓坏了？是否“决定暂停推进”？斯大林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朝鲜政府应该对“袭击和武装干涉”提出公开抗议。斯大林还要什特科夫通知金日成，苏联“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64]
　　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尽管由于汉城的解放，出现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但美国的参战，特别是美国飞机的袭击，开始影响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对夺取最后胜利产生怀疑。部分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有困难，想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军事援助外，什特科夫还请求斯大林批准给朝鲜人民军的每个方面军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65]斯大林在7月6日的电报中，进一步满足了向人民军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但关于给朝鲜前线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没有答复。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电报说：“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66]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什特科夫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金日成恳切地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67]对此，斯大林无法再回避了，但他对什特科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斯大林在回电中批评什特科夫未经请示“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严厉指出：“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即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什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68]
　　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受命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询中国的态度。在谈话中，周恩来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有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69]由于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和时间表一无所知，并且一心想尽早解放台湾，所以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也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只是在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考虑相应调整军事部署。[70]因此，周恩来关于已经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试探斯大林，[71]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苏联出动空军掩护的可能性。
　　但斯大林对此却非常认真，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后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2]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颇带不满口气地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73]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要罗申催促周恩来或毛泽东，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已经做出决定，那么苏联准备“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不过，斯大林说明不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而是“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教会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74]
　　7月22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75]显然，毛泽东对苏联只提供一个空军师的装备，而且要由尚未掌握飞行技术的中国空军驾驶感到不满，所以暗示斯大林，中国还需要能够掩护即将赴朝鲜作战部队的更多的空军师。对于毛泽东的暗示，斯大林或者没有理解，或者有意回避。7月25日维辛斯基致电罗申只是简单地说，“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76]战局的发展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做好出兵朝鲜的充分准备。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77]然而，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这些部署通知莫斯科，而是再次提出了空军援助的问题。8月27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78]对于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斯大林仍然闭口不提。
　　总之，在朝鲜战局尚未明朗化时，关于派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和派苏联空军为中国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形成双方都认可的一致意见。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到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特使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说，“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联络也根本“没有保障”。[79]这时，斯大林除了焦躁不安，大发雷霆，严厉斥责朝鲜前线指挥部和苏联顾问[80]外，已经显得束手无策。[81]莫斯科开始考虑与美国接触，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了。9月26日，经苏联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同意，其副代表察拉普金与中间人兰开斯特会晤，了解到兰开斯特可以安排苏联代表与美国人会晤“讨论朝鲜问题”。马立克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莫斯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做出决议：“责成察拉普金通知兰开斯特，马立克同意按兰开斯特的建议，同艾奇逊的助手或美国的一位大使会晤。”“马立克应当听取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明显向前迈出一步，则向其声明，他(马立克)将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次会晤时做出答复。”[82]
　　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问题。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83]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84]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同样，莫斯科也没有注意周恩来的弦外之音。
　　这时，金日成却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了前线的危机状况，并告诉他，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写信和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的决议。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信中也有求援的暗示。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85]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86]
　　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收到求援电当天给平壤和北京的两封信电报中。在给平壤的电报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87]在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先是假称“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随后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88]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然而，中国出兵朝鲜面临着重重困难，所以，尽管毛泽东已经决心派兵赴朝作战，甚至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同意出兵的回电，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中共多数领导人对此持谨慎态度，以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兵。[89]于是，毛泽东不得不收起已经拟好的电报，而交给了罗申另一封回电，电报说：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90]
　　毛泽东既表明了中国援助朝鲜的意向和可能，又陈述了目前出兵的实际困难，其内容与他没有发出的电报基本相同。[91]但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发表了一通他个人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罗申认为，“中国政府无疑能够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罗申还猜测“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92]这些看法很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时，斯大林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的答复后，他决定撤出在朝鲜的苏方人员。此前在9月30日，葛罗米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什特科夫请求授予他与朝鲜政府协商撤退在朝苏联专家的权力，还请求允许他与苏联驻朝机构协商，并由他决定撤回部分苏联工作人员。对此，苏联外交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撤回专家的具体问题要由朝鲜政府决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发表自己的意见”。至于将驻朝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问题，则“应按以前的程序进行，即通过苏联外交部与苏联有关部委和机构协商解决”。但是到10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决议，批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而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了。[93]当天，什特科夫又发来电报，进一步提出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的家属、苏联航空代表办事处人员，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的问题。莫斯科答复的电报则把撤退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苏联大使：“关于从朝鲜领土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家属的问题，您可就地酌情决定”；“航空代表办事处全体苏联人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家属，应撤离朝鲜领土”；“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必要时将包括朝鲜族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苏联公民撤往苏联境内和中国境内”。[94]
　　看来，斯大林对朝鲜的形势已经感到失望。现在唯一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国立即向朝鲜派出部队，而且以更加坚决的口气提出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95]
　　10月7日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信中表示赞同斯大林的基本论点，并说中国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毛泽东再次要求派代表去莫斯科进行详细会谈。[96]
　　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关系劝说毛泽东，无非是逼迫中国尽快做出决定。实际上，当时毛泽东不仅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也把这一决定告诉了金日成。[97]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保证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98]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99]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要求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与斯大林直接进行谈判。
　　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在研究者中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100]但会谈后的历史文献表明，会谈的结果是，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101]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做出了自己的最后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相反。
　　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苏联海军方面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大量美国军舰，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102]由于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估计到，如果美国军队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那么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必将陷入重围，而且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涌向朝中边界和朝苏边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既然中国出兵已经没有指望，斯大林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紧急致电金日成，通报了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晚约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103]
　　在莫斯科决定放弃朝鲜的同时，北京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毛泽东收到11日莫斯科来电后，紧急电令正准备出征的彭德怀回京，于13日下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战争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104]与此同时，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105]
　　接到此电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106]电报发出后斯大林还不放心，当天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107]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交涉中，苏联方面表示，两个半月后苏联空军也难以出动，更无法进入朝鲜上空作战。[108]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还是在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斯大林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四、苏联空军直接参与朝鲜战争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苏联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问题上的一番讨论和争执，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拟推迟出动并表示不能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这一困难就尤为突出——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件事感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109]
　　斯大林对毛泽东表示信任，同时也是对赢得朝鲜战争恢复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突破了他本人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援助志愿军作战而设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赴苏谈判期间，莫斯科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表示了两条意见：斯大林先是提出，苏联尚未做好准备，“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110]当毛泽东决定中国先行出兵，等待苏联空军到达再投入作战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军队作战。[111]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打响第一战役后，情况有了变化：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
　　战争初期， 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而朝鲜人民军空军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北朝鲜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112]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113]当中国几十万大军和大量军需物资涌入狭长的朝鲜山地时，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轮番轰炸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如何的重创和灾难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朝鲜战争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战爆发了。苏联空军部队共有13个师在1950年8月至12月先后进驻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其中别洛夫航空师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于8月到达东北担负防空任务的。[114]这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的第一支部队。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115]在斯大林眼中，出动空军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问题，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鸭绿江上空，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毛泽东出兵决策的支持。
　　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空军少将别洛夫指挥（以后是洛博夫继任）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此时，第64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116]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117]
　　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甚至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也比美国差得远。但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B-29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第64航空军的飞行员与B-29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正如美国人承认的那样，喷气式护航歼击机保障不了轰炸机的安全。”到1950年11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无法在鸭绿江地区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10座北朝鲜的边境城市，但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从而大大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15飞机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其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118]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其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而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119]
　　然而，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进行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120]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4000米。[121]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122]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123]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6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无空军掩护。”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机场。主要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入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十分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平壤、元山之线及其以北机场担负掩护任务，并希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能移入朝鲜境内。据称若不如此，则朝鲜机场无法修成，中国空军亦将无参战可能，而坦克、炮兵的运转亦将增加极大的困难。但此事须从整个国际形势的利害出发来考虑，未知许可这样做否？”[124]
　　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回电答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125]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126]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64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127]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飞行距离受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128]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袭击。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129]此时，第64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和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一个航空供应师、两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体数量很少，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一架F-84飞机和一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了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130]据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131]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比较增长了33%。[132]
　　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和在黄海上空作战，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禁止跨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133]所有这些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始终掌握着一条他最初制定的原则，即不允许苏联空军在前线协同中国军队作战。
　　斯大林在一份电报中指责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说，“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134]据第64航空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135]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强调，“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136]中国的材料也证实，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以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137]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138]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139]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他的的建议是对此必须保密。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140]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141]总之，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142]虽然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后来对此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
　　五、莫斯科是中朝方面的真正决策者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谈判的原则和方针到争辩的技巧和方法，何时该打，何时该停，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听从莫斯科的意见。当中朝之间或前线指挥官与后方决策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和矛盾时，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总之，虽说毛泽东的主张在抗美援朝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但是对一切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还是由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做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着战果，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在1950年12月8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143]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144]
　　然而，莫斯科从政治上考虑，表示了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而要“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2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中国大使王稼祥，当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时，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145]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发表的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政治制度和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表示苏联不希望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电报要求罗申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据维辛斯基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国政府的意见。电报强调：“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146]
　　尽管中国在停战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但与苏联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须的。12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伍修权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147]
　　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148]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并通知在联合国的代表团：维辛斯基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在苏联代表团的方案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149]
　　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日，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他们对谈判“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电报内容与斯大林的说法完全相同。[15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151]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152]
　　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已定，但战役如何展开还是个问题。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将领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则采取稳进方针。[153]12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讲述了部队面临的极大困难，同时指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54]
　　毛泽东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看来，强迫前线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越过三八线作战并非他的本意，所以，他在考虑政治因素之余，在军事上对彭德怀提出的关于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立即表示支持。在12月21日和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打法，即越过三八线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155]
　　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对此安排却颇为不满，他质问道：中朝联军此战役后休整两个月，南朝鲜人民和游击队遭到镇压如何解决？北京已经宣布三八线不存在，打过三八线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释？是继续作战有利，还是待两个月后雪化路滑时再作战有利？如此等等。[156]然而，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方战斗部队造成什么创伤。[157]就实际战斗力而言，中国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为强弩之末。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1月9日上午，当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困惑和不满。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在朝鲜的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主张继续南进。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月11日急电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并担任仁川和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结果，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则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
　　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158]正是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关于中朝军队在第三次战役后实行休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159]
　　不过，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停战讲和，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对中朝军队来说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该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在事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进退维谷：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不过，艾奇逊“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160]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国方面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161]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提案，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
　　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方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联合国军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员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将他的答复向斯大林做了报告，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162]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终于使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163]然而，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只是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164]
　　在战争进行僵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和谈的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于5月初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了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日，已经退隐普林斯顿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了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的任务。5月31日，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6月5日，马立克在第二次会谈时答复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165]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也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概括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和结果：“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166]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件事需要征得朝鲜和苏联的认可。于是，金日成6月3日抵达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商议。接着，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167]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168]
　　然而，中国不久前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如今已陷入被动局面，因而很难主动提出停战的要求，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斯大林。在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回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
　　最好这样做：
　　1、等待敌方提出。
　　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169]
　　高岗和金日成立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斯大林。[170]斯大林决定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尽管马立克此前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171]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72]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毛泽东在6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173]虽然斯大林没有“亲自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
　　当1952年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中朝之间再次出现分歧：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又是斯大林出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金日成继续边谈边打的方针。
　　还在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174]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月15日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在7月16日的回电中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175]
　　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176]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应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177]斯大林对中国意见的支持，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勇气和英雄气概的欣赏，他很可能还有更加深远的谋略：把美国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长期吸引和消耗在东亚，对于苏联在欧洲与美国的抗衡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无论如何，在中苏领导人的莫斯科会谈之后，1952年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了。
　　出于对战局发展的估计和政治心理因素的考虑，中国领导人决心把与美国人的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2月16日，彭德怀在空军党委会上指出：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178]此后，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会更加频繁”。毛泽东还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为此，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中国已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还要派海军部队赴朝参战。总之，中国“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毛泽东的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179]于是，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满怀信心地宣布：“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180]然而，一个月后，斯大林去世了。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政策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决定。
　　斯大林的葬礼刚刚结束，他的继任者们便开始商讨以缓和国际关系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新方针，这一方针的起点就是解决朝鲜战争问题。3月13日，马立克指示拉祖瓦耶夫呈交联合国部队总司令克拉克在三个星期前就朝鲜交战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件。[181]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此做出决议，批准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在给中朝领导人的信中，苏联政府指出：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应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为此，莫斯科做出了具体安排：
　　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
　　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182]
　　苏联部长会议还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6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下文字：‘6、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个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183]
　　3月21日晚，苏联新领导人一起同赶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会谈，提出了莫斯科的新方针。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184]
　　朝鲜对于苏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前往平壤转达莫斯科指示的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再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都不利，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遣返战俘的数字没有意义。苏联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必须尽快实现”。[185]至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立场的态度，目前尚无历史文献可以说明。但从实际行动看，北京还是按照莫斯科的安排发表了致克拉克的复信和周恩来的声明。4月26日，板门店谈判重新开始。
　　说中国方面在此时不想将战争停止下来，是有根据的。1953年夏季，中国志愿军在战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前线阵地更加巩固，反登陆作战也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给志愿军总部的指示是：停是谈判会场的事，军队“只管打，不管停”，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于是，中朝联军在最后谈判阶段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共攻击敌军目标104处，攻占土地240平方公里。[186]以至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宣称：“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187]事后，毛泽东还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从纯粹军事的观点来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是可行的。[188]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打算背离莫斯科制定的总方针。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斯大林已经不在了，朝鲜战争也结束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在亚洲的冷战对峙中，中国已经取代苏联，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战车的最前沿。
　　1999年11月在韩国仁川大学所作学术报告，未发表
　　[1]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着主要有：А.Торкунов и Е.Уфимцев，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новый взгляд，Москва，1995；А.С.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А.В.Торкунов，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2000；А.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S.Goncharov，J.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K.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4；“Sta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 1950-53”， 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January 1996；“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 Working Paper, 1993, №8；“Korean，1949-50：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 CWIHP Bulletin, 1995, №5；E.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WIHP Bulletin, 1995/96, №6-7；A.Mansourov，“Soviet-North 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January 1996；“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1995/96, №6-7；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2] 凡直接引用本档案集的文件，只标引笔者收藏这批俄文档案时的编号（SD*****），以便读者查找。
　　[3]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CWIHP Working Paper, 1993, №8。
　　[4] 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第二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5] SD02272；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CWIHP Working Paper, 1993, №8。
　　[6]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二章第二节。
　　[7] SD00206。
　　[8] SD00236。
　　[9] SD00207，SD00209，SD00211。
　　[10] SD00208，SD00210，SD00223。
　　[11] SD00220。
　　[12] SD00225。
　　[13] SD00230。
　　[14] SD00234。
　　[15] SD00237。
　　[16] SD00242。
　　[17] SD00229，SD00238。
　　[18] SD00231，SD00232。
　　[19] 此时苏联向北朝鲜提供的大量武器都是防御性的，武器清单见SD00235。6月25日什特科夫的报告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南方的威胁”。见Торкунов и Уфимцев，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сс.20-21。
　　[20] SD00241。
　　[21] SD00236，SD00239，SD00240。
　　[22] SD00238。
　　[23] SD00242。
　　[24] SD00245。
　　[25] SD00245。
　　[26] SD00246。
　　[27] SD00247。
　　[28] SD00248。
　　[29] SD00250。
　　[30] SD00249。
　　[31] SD00251。
　　[32] SD00252，SD00253，SD00254。
　　[33] SD11808。另参见1996年7月31日笔者在莫斯科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记录。据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尽管列多夫斯基未能向笔者展示档案原件，但他保证说曾亲眼看到过这两份文件。
　　[34]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最新研究参见沈志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35] 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
　　[36] 斯大林被迫同意签订中苏新条约，就预示着苏联将失去对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的独占权利，虽然具体的谈判还经历了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37] SD00259。
　　[38] SD00262。
　　[39] SD00263。
　　[40] SD00264，SD00265。
　　[41] SD00267。
　　[42] SD00268，SD00270。
　　[43] SD00269，SD00271。
　　[44] SD00272。档案原件中所附“清单”为手写稿，没有签名，也没注明日期。根据内容判断，该文件应为什特科夫电报的附件。
　　[45] SD00273；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3月29日。转引自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4，p.441。有人提出，金日成在1950年2月还对莫斯科进行过一次访问(Kim Chullbaum 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1991，pp.3、8)。从目前披露的俄国档案材料看，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46] 参见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4，p.433；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p.105-106。
　　[47] 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年8月9日。转引自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4，p.441。该报告中译文见《朝鲜战争揭秘》附录。
　　[48] 见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12页；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сс.78-79。
　　[49] 在刘少奇访苏期间，毛泽东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尽管得知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提出了这个问题。见毛泽东致刘少奇转斯大林电，1949年7月25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л.137-140；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9-17。
　　[50] 5月3日斯大林通知毛泽东：“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专门向您通报。”SD00276。事实上，斯大林后来没有进行专门通报。
　　[51]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的情况参见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p.105-106。
　　[52] SD00274。当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到平壤时，金日成已经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鲜内阁副首相金策委托苏联使馆将这一消息转告金日成。在这次通报中，没有提及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5月12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SD00277）。从前后事态的发展来看，金日成的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为了取得斯大林的绝对支持，金日成一再报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关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苏联使馆和朝鲜方面向莫斯科报告有很大差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关于1949年5月金一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联共（布）驻中共代表柯瓦廖夫报告说，中共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进行反击，但劝告朝鲜不要主动进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报中却只含糊地说中共表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朝鲜（SD00231，SD00232）。
　　[53]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莫斯科会谈没有涉及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斯大林也没有把金日成的计划告诉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的考察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217-218页。
　　[54] SD00278。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称。
　　[55] SD00279。
　　[56] 关于5月14-16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详细情况，详见《朝鲜战争揭秘》第284-288页。
　　[57] 关于进攻南朝鲜军事计划的具体内容和不同说法，详见《朝鲜战争揭秘》第167-171页。
　　[58] 1950年第408号和468号电报，见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年8月9日。
　　[59] SD02931。
　　[60] SD02931。在军事上，Д为战争开始日的代号，Ч为发起军事行动的日期代号。至于所谓南朝鲜“侵犯三八线”的说法，显然是北朝鲜编造的假情报。6月20日葛罗米柯就向斯大林报告了北朝鲜提供的南朝鲜军队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但他指出，什特科夫认为“这件事有些可疑”（SD05249）。
　　[61] Д.Волкогонов，“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Огонёк， 1993，№26，с.29。
　　[62] 参见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p.25-26；《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34页。什特科夫6月26日的电报证实了这一情况：由于苏联顾问的撤离，越过三八线的人民军在通讯联系和组织指挥方面出现了混乱局面（SD02931）。
　　[63] 关于美国参战的过程，参见沈志华：“美国是如何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64] SD00280。
　　[65] SD00281，SD00282。
　　[66] SD00285。
　　[67] SD00288。
　　[68] SD11815。
　　[69] E.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WIHP Bulletin, 1995/96, №6-7，pp.88-89。
　　[70] 详见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71] 实际上当时中国尚未做出调整军事部署的决定，直到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中央军委召开的第一次保卫国防会议上，才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28页；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247页。
　　[72] SD00284。
　　[73] SD00287。
　　[74] SD00293。
　　[75] SD00295。
　　[76] SD00296。
　　[7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54、469、48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8-70页。
　　[78] SD00298。
　　[79] SD00306。
　　[80] SD00309。
　　[81] 斯大林在情急之下曾催促华西列夫斯基尽最大努力向朝鲜人民军提供空中掩护及在平壤周围地区建立防空系统。但是，当华西列夫斯基警告说，因空战指挥时要使用俄语进行无线电通话，美国空军在第一次空战后就会知道苏联飞行员在平壤上空活动时，斯大林只得放弃了这一主张（SD00304，SD00305）。另可参见Mansourov，“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CWIHP Bulletin, 1995/96, №6-7，pp.95-96。
　　[82] SD00307，SD00308。
　　[83]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79页。
　　[84]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249页。笔者在与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进行座谈时有人讲，演说原件上所增改的这句话是毛泽东的亲笔。
　　[85] SD00312。
　　[86] SD00313。
　　[87] SD07346。
　　[88] SD00315。
　　[89] 参见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
　　[90] SD00316。
　　[91]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39-541页。
　　[92] SD00316。
　　[93] SD00314，SD00318。
　　[94] SD00319。
　　[95] SD00322。
　　[96] SD00322。
　　[97]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5日下午的会议最后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五章第二节。
　　[98] 据陈兼采访师哲和中国学者得知，中国公布的毛泽东10月2日的电报未发表的部分内容是，毛泽东要求斯大林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坦克、重炮和其他轻重武器，及几千辆卡车。同时，当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时，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见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1994，p.177。
　　[99] 早在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等高级将领就联名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实现“速战速决”方针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参战”，同时提出“假如苏军在空军或技术装备上能更大的帮助我们，则这一方针的实现更有了物质保证。如果我们的空军条件不成熟，不妨推迟出动时间”。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100] 参见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10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争论”，《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
　　[101] 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中共中央电，1950年10月11日。参见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8页；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第3页。在与李、张讨论时笔者得知，目前在中国档案中尚未找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11日联名电报，但毛泽东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到了这封电报。
　　[102] SD00329。
　　[103] SD00330。关于金日成安排撤退的详细情况见Mansourov，“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CWIHP Bulletin, 1995/96, №6-7，p.104。
　　[10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52-553、556页。
　　[105] SD00326。
　　[106] SD00327。斯大林在电报上签署的日期是10月13日，但实际上斯大林是14日凌晨3时30分看到罗申关于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才拟写和发出该电的。不过，此电签发日期的错误是出于笔误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
　　[107] SD00331。
　　[108] 关于13-15日周恩来在莫斯科交涉的情况，没有见到俄国文献，所依据的只是中方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关研究论着。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278-280页。
　　[109]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7。
　　[110] 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转引自李海文：“中共中央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8页。毛泽东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也说到：“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要迟于两个月”（SD00326）。
　　[111]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的总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54页。
　　[112]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30。根据中方的统计，到1950年10月底，美国在朝鲜战场投入的空军兵力共14个大队，1100余架作战飞机。见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的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113] 1950年6月19日中国空军第4混成旅正式成立（后改为师），主要任务是飞行训练。直到1950年12月21日才有一个大队进驻安东（今丹东）浪头基地，随苏联空军进行实战训练飞行。一个月以后，中国空军第一次出动了几架飞机参加空战。《当代中国的空军》，第79、130-131页。
　　[114] 《当代中国的空军》，第78-79页；SD00293，SD00295。不过，中方材料说，别洛夫师的飞机有138架，而不是斯大林电报中所说的124架。
　　[115] SD00314。
　　[116]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30。第151师即别洛夫师，第324师进驻东北的具体时期不详。
　　[117] SD00346。
　　[118]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2-134。
　　[11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4页。
　　[120]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8-139。
　　[121] SD09099。
　　[122] 彭德怀、金日成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27日，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9页；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31日，见《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72页。
　　[123] 《彭德怀年谱》，第480页。
　　[1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另参见SD00389。
　　[125] SD00390，SD00391，SD00392。
　　[126] 后来，志愿军空军也改为从中国境内的机场起飞到朝鲜上空作战。1951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放弃进驻朝鲜境内机场的打算。《当代中国的空军》，第141、205页。
　　[127]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30。
　　[128]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31。
　　[129] SD09102。
　　[130]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0-131、139-140。
　　[131] SD00527。
　　[132]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42-143。
　　[133] Jon.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W.Williams ed.，A Revolutionary War： 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1993，p.154；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3、146。
　　[134] SD00415。
　　[135] SD09098。
　　[136] 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pp.154、161。其他学者进行的采访也证明了这一点，见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p.199-200。
　　[13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
　　[138] SD09101。到1952年底，在志愿军空军700多名飞行员中，只有28人掌握了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技能。《当代中国的空军》，第190页。
　　[139] 《当代中国的空军》，第205-206页。
　　[140]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3、146；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pp.159-160。
　　[141]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45；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pp.149-150。
　　[142] 志愿军空军虽作战英勇，但技术落后，经验不足，故战果远不如苏联空军。总计有10个歼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共60000余人参战，击落敌机330架，被敌机击落231架。《当代中国的空军》，第199-201页。
　　[143]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彭德怀年谱》，第453-454页。
　　[144]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740页。
　　[145] SD00361。
　　[146] SD00362。
　　[147] SD00363。
　　[148] SD00364。
　　[149] SD00365。
　　[150]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125页。
　　[15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22页。
　　[15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41-742页。
　　[153]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99页。
　　[154] 《彭德怀年谱》，第456页。
　　[15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5-246、249-250页。
　　[156] 《彭德怀年谱》，第463页。
　　[157] 参见《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83页。
　　[158] SD00372；王亚志：《聂荣臻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两次谈话》，《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1期，第1-2页；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11页；《彭德怀年谱》，第465-466页；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44页。
　　[159] SD00375。
　　[160]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69年，第381页。
　　[161] Chen Jian：“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January 1996。
　　[162] 《彭德怀传》，第446页；SD00376，SD00377。
　　[16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51-153页；SD00389，SD00290。
　　[164] 详见《彭德怀年谱》，第481-505页。
　　[1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7，Part1，Washington D.C.，1983，pp.462、507-511；《板门店谈判》，第123-125页；《艾奇逊回忆录》，第409-411页。
　　[166] 《聂荣臻回忆录》，第741-742页。
　　[167] SD00410，SD00412。
　　[168] SD00414。
　　[169] SD00416。
　　[170] SD00417。
　　[171] SD00421。
　　[172] 详见SD00423；《板门店谈判》，第122-128页。
　　[173] SD00426。
　　[174] SD00534。
　　[175] SD00549，SD00548。
　　[176] SD00547。
　　[177] SD00553。日本学者和田春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1952年周恩来访苏时，朝鲜要求停战，苏联也想停战，但中国不愿停战，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 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January 1996）。但这种说法的论据显然不足。
　　[178] 《彭德怀年谱》，第538页。
　　[179] SD00563，SD00566，SD00564，SD00569。
　　[18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181] SD00573。
　　[182] SD00574。
　　[183] SD00574。
　　[184]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0-291页。
　　[185] SD09994。
　　[186] 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89、325-326页；《板门店谈判》，第261-262页。
　　[187]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2页。
　　[188] SD09995。
 

沈志华 2013-08-27 16: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