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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若无“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非分之想，儿子怎会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轻举妄动？事到临头，袁世凯把天大的责任推给黄口小儿，政客为人之不够正心诚意，虽骨肉间亦然。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在夫人吴健雄辞世六年之后，于2003年2月11日病逝。

袁家骝虽然能选择他的学术研究志业，但不能选择先人。他的祖父袁世凯，是民国史上最受议论的人物之一。袁氏洪宪称帝，坐了83天的金銮殿，因全国各省纷以行动反对，只好黯然退位。他忧愤病笃时，怨叹地说：“克定误我。”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家骝的大伯，因为梦想“东宫太子”将来可继承大统，故全力参与“筹安会”。除了在国内制造舆论外，主意还打到外国人头上。

袁世凯当时被视为与英、美接近，他改帝制，对日本的态度很在意。八国联军之后，日人在天津创办华文《顺天时报》，代表日本发言。袁克定就每天为父亲印一份假的《顺天时报》，刊载日方支持中国君主立宪的各种“消息”和“言论”，于是更强化了袁世凯的称帝意念。当身败名裂之际，假报的把戏也拆穿，乃有“克定误我”之叹。

其实，父亲若无“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非分之想，儿子怎会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轻举妄动？事到临头，袁世凯把天大的责任推给黄口小儿，政客为人之不够正心诚意，虽骨肉间亦然。

虽然有“假报”，但也有“真报”——报实情、说真话。袁世凯知道梁启超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帝制的大文章，着人捧了白花花的银子，求他不要发表。但梁氏的文章和人格都是“非卖品”，当民国四年九月三日北京《京报》刊出该文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人心激愤，袁氏失败命运已定矣！

报有真假，迄今犹然。当今自然无人再伪造一份假报纸，但某些报纸上的新闻与言论，或为政治目的，或为商业利益，或习惯性的阿世媚俗，很大成分是假新闻与假言论，这与袁世凯看的“假报”本质上并无不同。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的领导阶层看惯了这些“假报”，反觉“真报”刺眼，于是欲加之罪，诬为“统派媒体”，说他们“唱衰台湾”。这些话除了有伤政治人物的民主风范，显得格局狭隘之外，逻辑上也说不通：第一，台湾经济、失业、政风、治安，以迄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种种问题，请当局明示，哪一项是媒体“唱衰”了的？

第二，很多媒体每天恭维、称颂“政府”，说它如何圣明，说台湾前景如何一片大好，这些“歌德派”媒体的数量比当局口里的“唱衰派”多得多，为什么他们唱的就不灵？

第三，如果当局能立军令状保证，只要所有台湾媒体对“政府”缺失能视而不见，改为每天说好话，三个月、半年或一年内，台湾经济成长率就能上升几个百分点，失业率就能下降几个百分点，政治弊绝风清，社会一片祥和。那么媒体为了全体台湾人的幸福，相信他们愿意配合作一次试试。

21世纪了，世界民主潮流走到今天，台湾也已“政党轮替”，我们的政党有人自认既“民主”又“进步”，但对媒体的认识还停留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还像袁世凯想收购梁启超文章一样，以贷款和广告购买传媒界，真是可叹。

美国在2003年1月11日成立“全球传播局”，直属白宫，它“负责把美国人与政府的相关讯息，忠实、正确并有效地传递给世人”。美国能否做到这一点，要由事实证明，但至少说明了，他们清楚知道传播、沟通的重要性，不敢故步自封。

袁世凯若真是因为看了“假报”而称帝，受害最大的是他一人一家，国家的事还有中华民国接手，没有翻船。台湾的领导班子若对“假报”看了上瘾，那么除了他们自己受害，谁在后面为台湾善后？
 

【南方周末】张作锦 2010-07-15 08: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