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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建设与革命哲学之建立问题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第六章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版面原件：第100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3页，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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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建国工作真正开始的今日，国民一方面对于国家独立自由地位的获得，或不免有「骄矜自慢」和「一得自足」的错觉；而他方面对于今后应做的工作，亦不免有「畏难却顾」和「避重就轻」的心理。我对于这两方面，在前章已经有详明的解释。现在再在本章里面指出几个建国的基本问题，亦就是建国成败的关键所在。希望我全体国民有所警惕，而首先要指出的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我国民如果能领受这个深切的教训，今后建国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把中国三千余年的君主政体，满清二百六十年的专制政治，在极短的时间以内，澈底推翻。自此以后，袁世凯的帝制，张勋的复辟，莫不失败。所以我们不能说革命没有绝大的成功。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十几年间，又遭逢了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时机，我们不但不能得到自立自强，而外患反而更深，内忧反而更凶，我们怎么不承认革命是失败呢？就说当时辛亥革命的成功，要知道这只是革命破坏方面的成功，而革命的失败，亦就是建设方面的失败。破坏的革命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满清末叶，国民的心志，集中于反对丧权辱国的专制政府。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对于革命必须 〔第101页〕建设与破坏二者并行的道理，没有真切的认识，即有认识，也不能够趋于一致。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国民就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说，以为无须再用革命手段，从事建设了。不独国民如此，革命党中的同志也是如此。所以军阀政客得以为所欲为。初则假借约法，继而破坏约法；初则树立政党，继而割据自雄。在国家民族大有可为的时期，反而过醉生梦死，自杀自伐的生活。他们误国的过失，卖国的罪恶，固然不可胜诛，而一般国民，尤其是智织阶级文人学士，一面受军阀的压迫，一面受帝国主义工具反革命派的宣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因之多不能了解 国父的主张，更不信奉三民主义。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不是旁观冷漠，即为反对敌视，更不能够认识中国国民党与整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生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也要负绝大的责任。所以 国父在此时期，看出国民的心理建设，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设的要义，就是要党中同志和一般国民明白「知难行易」的道理。

　　破坏的革命所以成功，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的缘故。　国父曾明确指示，这完全是由于国民的「知」与「不知」的关系。　国父说道：「夫破坏之革命成功，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革命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于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何以谓之容易？因破坏已成，而阻力既灭；阻力一灭，则吾人无 〔第102页〕所不可，来往自由，较之谋破坏时，稍一不慎，则不测随之之际，何啻天渊？然吾人知革命排满为救国之必要，则犯难冒险而为之。及夫破坏既成，则以容易安全之建设，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续矣。此建设之事业所以失败也。」这一段话，把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本源，指示得何等的透彻，何等的真切！可惜当时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仍然不能够完全领悟！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完全领悟呢？这是由于我们国人深中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古说之害，而不知哲学的真理是「行之匪艰，知之惟艰」。国父说道：「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之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远而避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辛亥革命以后，一般国民与党中同志，不知建设的必要，更不知中国的建设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实行。虽有　国父真知，作我们的指导，一般同志和国民仍然以知为易，以行为难，忽视建设，尤不能了解民生主义，而只以具备民族民权主义的形式为满足，所以建设的革命就失败了。

　　「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心理。在社会上，人人都依照自然的法则而行，然而知道自然法则的人很少。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者固然依自然法则而行，不知者仍然依自然法则而行。所以孟子说：「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 〔第103页〕矣！」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足见得天　地万物，遵循的法则，是易行而难知的。

　　古人的知，是从累代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所以我常说：「不行不能知。」惟有从力行得来的知，才是真知，惟有真知，方才易行。孔子以六艺教人，就是要学者从六艺的实行得到真知。洒扫应对，射御书数，都可以使学者得到下学而上达的真知。后世的学者，把古人累世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真知，看容易了。所以他们以知为易，以行为难。「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因而深入于人心，发生知行分离，与以易为难，以难为易的流弊。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意在纠正知行分离的流弊。然在科学时代，「即知即行」的道理，仍不足为人生指导的原理。依照科学的方法，每一个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专职的原理，知者与行者虽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须分工。故惟有　国父知难行易之说，才是指导人生的真理。

　　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上说：我们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然而就实质上说：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惟有「有得于己」的知，才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易行。为什么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呢？他们笃信只有革命才可以救国救民，他们就力行革命的工作，死生荣辱，置于度外。他们的「知」本于天性，他们的「行」发于真知，才造成了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体，与二百多年满清专制的伟大之业。为什么 〔第104页〕辛亥革命以后，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不能够继续先烈的遗绩，接受　国父的指导呢？他们的理论与主张，都不过东抄西抹，人云亦云，反求诸心，无得于己。他们的「知」，不由于至诚，他们的「行」，不出于大勇。所以民元以后，社会政治，就在扰攘喧哗之中，过了十几年。而误国殃民的军阀，反革命派之所为，亦就横行无忌了。

　　何以事实的经过已确切证明了正确的路线，而国民仍不能够有一致的认识？揆其原因，正由于在理论方面，他们自己既不能「实事求是」以探讨真切的学问，又不能虚心接受事实已有证明的真理。在行动方面，他们既不能够自拔于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风气，更不能追随先知先觉的指导，毅然决然的力行。总之，理论上的不正确，是由于不能真知，行为上的不振作，是由于不能力行。惟有至诚，始可以无要而达于真知；惟有至诚，始可以不息而见诸力行。惟有真知力行，始可以不瞻顾，不迟疑，勇往直前，笃实践履。中庸说：「不诚无物。」国民的心理，社会的风气，不返于朴实诚笃，建国复兴事业，断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　国父自辛亥革命以后，在最艰难困穷的时期，以「行易知难」的学说，指导同志，晓喻国民，永为我国民革命建国复兴的基本哲学。即今日以后，建国工作的成败，亦必以我全国国民能不能领悟这个哲学为权衡。只要我们全国国民接受辛亥革命的教训，领悟 国父「行易」的哲学，一致起而力行，则我们完成五项建设，以造成文化国防与经济合一的国家大业，是一定能如期成功的。

 第二节 社会与学术风气之改造问题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 第六章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版面原件：第105页，第106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09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2页，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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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我们的建国工作，不能够自由发展。这些失败，还可以归其责任于不平等条约。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我们今后的建国工作，得到了独立自由，如果再有失败，那我全国国民就应自负其责任了。

　　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常以社会风气为转移。我们中国的社会风气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以租界为根源，表现为各种的颓风恶习。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租界不复存在，则社会风气转移的责任，又将在谁的手里？

　　今日的社会风气如不改造，没有笃实践履的精神，则建国工作，仍难期其完成。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常系于少数政治家与学者的倡导和努力。历史上的先例如此。然而此所谓少数人的产生，决不是由于「神迹」，亦不是由于「气数」。在国家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只要这少数人士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天下为公」的抱负，以救国家救人民自任，即可以为转移社会风气的枢纽。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些话都是指示我们：只要看见了救国家救人民的本分，就应当引为自己的责任；随自己聪明才力的大小，力行实践，即可以转移风气。　国父说：「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至于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 〔第106页〕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务。」我们可以说：无论聪明才力大小，只要立志救同胞，决心救国家，力行实践，则行之于一乡，即可以转移一乡的习气，行之于一县，即可以转移一县的风尚；推之于一国，莫不皆然。只要此少数人士，能够力行于前，则一乡一镇以至一国的民众，习焉不察，行焉不着，自然收风动草偃之效，而社会风气就能改造成功。

　　在我们中国，当民族盛衰绝续之交，必有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兴起，来担当这旋乾转坤，改造风气的责任。东汉之末，豪家大族兼并土地，贫户细民流离失所，思想则趋于老佛，文学则崇尚浮华。黄巾之乱既起，中原残破，群雄分立，蜀地独得偏安，其风俗的奢侈，势豪的跋扈，更甚于东汉时期。诸葛武侯辅佐两朝，十二年间，在军事上以攻为守，在政治上以猛济宽，以讨贼雪耻，激励国民的志气，以循名责实，纠正浮华浪漫的风俗，故能以巴蜀一隅，抗曹魏中原全盛之局。后世的俗儒，以武侯实行法治而加以讥评。殊不知武侯为人，淡泊宁静，大公至诚，品格之高远，决不是俗儒所能企及。唐末五代，割据纷争达二百余年。赵宋虽收藩镇的兵权，开统一的局面，然而思想则流于佛道，文学则限于排偶，科举则局于注疏，政事则操于胥吏，经济则土地兼并，军事则内重外轻，以至于外患侵陵，内乱频发范忡淹首着四论以纠正颓废的思想，继上十事之奏，兴学校以养经济之才，改科举以取经济之。当时文学则欧阳修苏轼之流，经学则胡瑗孙复之辈，人才辈出，蔚成风气。张（载）程（颢、颐）的理学，王荆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兴。在明朝末叶，朝廷受制于宦官，社会相习于浮华。朱（熹）学既不胜其烦琐，王（守仁）学亦渐趋于玄虚。张居正秉政十四年，以「实学实用」指导思想，既以「循名责实 〔第107页〕」整饬吏治，以「返本复始」挽救民风；其信心之强，志趣之笃，力行之勇，不计个人的成败，不顾一时的毁誉，比之于诸葛武侯与范忡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

　　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学者转移风气的功效，其有关于我固有文化之兴废与民族精神之盛衰者更大。当战国初期，其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流行于一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天下不归于墨则归于杨」。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明「知言」「养气」之学，阐发恻、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以严人兽之别，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自东汉末年以降，佛老学说盛行，儒家学说闇然不彰；王通讲学于河汾之间，斥佛老之学，严夷夏之辨，初唐政制之宏伟及其学术之昌盛，亦皆受其影响。中唐时代，韩退之（愈）改文体，辟佛老，斥割据，倡集权，遂远开北宋道学的先河。比及道学既盛，学者习于空虚的性理，锢于烦琐的名词，于是王阳明（守仁）倡知行合一之论，「穷理致知」之说，一时翕然成风。到了明末清初，则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李二曲（中孚）颜习斋（元）傅青主（山）等大儒辈出，皆斥玄虚，重实用，以经世之学救民族，以性命之学导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从此蕴积于民间，历二百余年，竟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

　　〔第108页〕

　　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存养，和固有德性的锻炼，都有其千秋不朽之功业。国父所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的根基」，他们便是我们建国救世的模范。我们中国才智之士，要效法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首先就要从「穷理」和「知言」入手。我们革命最应该留心注意的，就是对于所处理的大小事物，都要「穷理」研讨。我们对于当前所见闻的学说主张，更要「知言」明察。所谓「穷理」，要看清楚现实，要认织环境，要剖析事物的内容，要把握问题的焦点，不含糊，不虚伪。所谓「知言」，要把各种学说主张，察其动机，明其意义，考其所用的方法，求其证据于事实，不模棱两可，不附和盲从。这样的做去，无论众说的理论怎样纷纭，辞句怎样巧妙，一到了我们的面前，就可以很明了的判断他的是非得失，乃至福祸成败。尤其要知道，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学说和主张，其为害愈大，其持论愈巧。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他说道：「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言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由此可见不正确不澈底的妄行邪说，必以巧妙的理论和动听的词句为掩饰。但是，他们的误谬和弊害，决不是巧妙的理论或动听的词句所能掩饰的。即令他们力图掩饰，我们也可以就他们所掩饰的论点，看出他们的毛病和错误来。所以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即如法西斯纳粹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理论，都是振振有词，头头是道的。他们的辞句是非常动听的。但 〔第109页〕是我们要溯求他们这些主义发生的动机，更来考察民族思想消灭的实例，就可以知道在中国提倡这些主义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的。就纳粹法西斯和世界主义发生的动机而言。

　　国父说道：「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就民族主义沦亡的实例而言，　国父说道：「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思想，所以高丽学校里的教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有高丽了，便不知道自己是高丽人了。」所以　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里面，把那些抛弃民族思想来谈世界主义的人，比之于得了彩票，却把收藏彩票的杠子抛弃的苦力。足见在我们中国，不讲民族主义，而讲纳粹法西斯主义或世界主义，便有亡国灭种之忧。由此一例，即可知「穷理」「知言」的重要。可怜这二十年来，我们中国才智之士，为这些巧妙的学说所陷害，以致误用其才力，枉过其一生的，不知凡几。这实在是国家最大的损失，亦就是革命惟一的不幸。往者已矣，惟望今后国民尤其是一般趋向未定的青年，更要特别知道「穷理」和「知言」的重要。这实在是青年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因之对于各种事物与学术的研究必须注重这一点。如此乃能认清方向，确定思想，不致走入歧途，以免后悔无及。

　　满清以来，积二百六十年颓风恶习，加以大都市之中，租界领事裁判权之下，累百年骄奢淫佚的生活，麻醉渲染，遂使贫民则铤而走险，富户则倾家破产。其影响之所至，文官爱钱，武官惜死。人民视官场为罪薮，官吏亦自视为傀儡登场，敷衍应酬于案牍与奔竞之中。这种风气，自满清以来到民国初期 〔第110页〕，还是有加无减。截至今日，他们的心理，仍旧不肯彻底的觉悟，痛加改革，这实在是我们政治上的奇耻大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树立民众的信仰，恢复政府的信誉，必须从政的官吏，治军的将领，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能够秉承 国父的遗教，实践革心的指示，各行其良心之所安？是不是能够誓不虚浮，崇尚笃实？假如反省而可以自信，正不必计外人的毁誉，顾一时的荣辱，以致重形式，轻实行，假如反省而不可以自信，则必须痛加悔改，免蹈过去军阀官僚的失败。

　　更要知道；抗战发动以来，我们的力量虽是愈战愈强，不平等条约虽是已经取消，然而敌寇还在我们国境之内，还要我们作最后的努力，和最大的牺牲，方能收回我们的失地，救出我们的同胞，才能说是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国家争取真正的独立，欧洲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剧烈变动之中。中国的前途，光明与黑暗，实相因而俱在。时至今日，同盟国的力量已能够转守为攻，侵略主义者的败征已显而易见。中国抗战胜利的光明亦已在望，而独立自由的地位之取得，更使中国对世界的责任，相随而愈重。预计世界战争的结束，不能延至二年以后，而今年的一年即为战局的决定关头。我们中国的主奴荣辱，生死存亡，决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以华府会议为最后的决定。质言之，中国主奴荣辱生死存亡的命运，不决定于战争结束时期的国际会议，乃决定于战局发展至于最后关头之今日。而全国上下能否自力更生，尤在于社会风气与国民生活能否涤旧更新，不愧为现代的国民。更必使抗战有胜利的把握，建国有成功的基础，才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且以实现我们「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三民主义。如果我们像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期，瞻顾倚赖，苟且因循，则已 〔第111页〕失的权利未必能恢复，已复的权利亦未必能够享有。总之，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国民本身是不是能够自立自强，以达成抗战建国的使命。要中国能够自立自强，必须全国上下，共同一致，痛切觉悟，彻底革新，袪除虚浮，务求笃实，力戒因循，崇尚果敢。思想必切实际，生活必循纪律，任事必负责任，行动必守秩序，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而后乃能树立现代国家的基础，使中国跻于国际社会，共负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

　　政治风气的转移，于尤赖社会风气的改造，而教育实为改造社会风气　　的动力。须知学术的讲授，与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不独思想的改革，直接影响于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即文学的改革亦发生重大的效果。古人说：「文学之变与政通。」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汉魏之间，轻笃行，重辞藻，士风从此趋浇薄。唐末宋初，文礼反于质实，则力行实践的风气因而复兴。明清以八股为思想的桎梏，为官者不习政事，于是权归胥吏之手。总之学术的讲授为国家命运之所系，历史的教训具在，无可推诿，亦无可置疑。

　　须知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效果，无疑的归结于文化。所以此次战争，亦可说是文化战争。欧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败兴亡，皆在此一役。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兴废，亦以此役为试金石。此战若不失败于侵略主义者的魔手，则人类文明即将刮垢磨光，而中国文化亦必发扬光大。务望我学术界真能了解今日实为我中国文化继往开来存亡绝续的最大关头。自清末维新，中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于国民革命时期，因讲学而改变学风，举凡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 〔第112页〕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世界各国所有的思潮，都经试验。若深加考察，虽有不少的进步成分，散在社会，然而真诚笃实的风气，终竟没有造成。治学的人士，不能实事求是，身体力行；或思而不学，闭目空谈，自逞胸臆，妄立门户。或学而不思，东涂西抹，人云亦云，无有定见。崇西化则舍己从人，尚国学则闭关自大。讲学的人士，轻于发言，不负责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以守法为耻辱，以抗令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点而自以为「青年导师」，妄肆浅薄的宣传而自以为「先进学者」。极其所至，使国家为之纷乱，民族因而衰亡。在这种潮流之中，求「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人，真不多得，为学讲学的风习既然如此，而欲求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之改造，岂不是缘木求鱼？然则今后学者与大学的师生应如何以自处，使在此国民革命时代中尽其革命一份之义务，我在前章「心理建设」一节内，已述其概略，总望我国学者，务使学术切于人生的日用，文化归本于建国的基业，切实体验　国父「行易」哲学的真理，与革命「力行」的精义；智育与德育兼施，文事与武备相应；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如此，则社会与学术的风气，方能根本的改造，而过去萎靡虚伪，浮燥夸诞的积弊，亦可以完全扫除，必须这样，而后我们民族固有的德性与智能，和国家本来的地位，乃可以真正的恢复，而立国的基础，乃能臻于巩固强大。

　　国父说：「建屋不能猝就，建国亦然，当有极坚毅之精神，而以极忍耐之力量行之。」此极坚毅忍耐的精神与力量，要有实践力行的学术风气和质朴敦厚的社会的习尚，才可望其发生。官吏是建国的工匠，教师更当为建国充实优良的人才。这两种人对于学术与社会乃至于政治风气的改造，比一般国民， 〔第113页〕负有更密切更重大的责任。从今以后，只要每一个官吏，每一个教师，能激发其义务感，能坚定其责任

　　心，能够以改造风气的志士学者自任，则建国的坚强精神与忍耐力量，就可以发生，建国的大业就可以成功。　国父说：「成功者，非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要使我中华民国渡过阽危，趋于巩固，则必须全国的教育家以国家观念为中心，以民族思想为第一。我全国的教师应当首先以此自勉，方可勉励一般的国民，相率以转移政治风气，来为建国工作，树立可大可久的初基。

第三节 自由与法治观念之养成问题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 第六章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版面原件：第114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17页，第118页

　　〔第113页〕

　　在改造社会风气的时候，我们必须彻底改造国民对于法律和自由二个观念。

　　合群是人类的天性。个人离开了人群，便没有生存的方法，所以自有人类以来，个人就是生于群，长于群，没有一天可以绝对离群而孤立，所以群的生命，为个人的生命所寄托。群有发展，个人才能够得到发展。在人群的里面，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体与全体之间，自然有其共守的规则，而后群的生命才可以维持和发展。这种规则，在一方面是道德，在另一方面就是法律。人群的组织，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民族，所包容的人口愈多，则道德与法律亦相随而益密。其维持道德的信仰者，为社会的公论。其执行法律的制裁者，为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讲求得最为详明。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道德与法律兼 〔第114页〕用，不过有先后之分。贾谊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董仲舒说：「先德而后刑。」都是说道德先于法律，却并不专谈道德而舍弃法律。至于我们　国父的三民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更有精深的研究。要知道三民主义是渊源于中国正统的道德观念的。简单的说：「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救世的极则，无过于「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就是以「天下为公」的思想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法则，与实行革命的最高理想。然而，三民主义的实行，则必依于法律。在军政时期，我们要行军法之治；在训政时期，我们要行约法之治；在宪政时期，我们要行宪法之治。由此可知三民主义的政治，是本之于道德，而行之以法律的。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也有详明的分析。孟子说国家要有「法守」，要有「法家弼士」，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就是说国家没有法律，便不能够治理，不过法律的施行，仍然是存乎其人。王荆公所谓「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张居正所谓「行法在人」，也都是这个意思。我国的国民革命，是要建设中国为法治国家，不过其本源则在于国民的心力。所以　国父说：「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惟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又说：「国家之所以成立，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常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为之主宰而纲维之。」由此可知国民革命是集合国民的心力，以建设法治的国家，并且是以国民的心力厉行法治的。

　　〔第115页〕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情理与法的关系，尤为注重。中国的政治哲学以为情理必依于法治而后可以得其公平。所以诸葛武侯说：「法行而后知恩。」又说：「吾心如秤，不可为人作轻重。」中国的政治哲学，又以为法律必本乎情理而后可以合于实用。所以吕新吾说：「法者，本天理人情而定之。」又说：「法者，体其必至之情。」我们的三民主义，是会通情理法三者而并重的。我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里面说：「我们人类所以异于一切动物与高于一切动物的原因，而且能够不断的自求进步，不断的进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感情，有法纪，而且又有理性的缘故。感情、法纪、理性这三种东西是维系人类生存，促进人类进化，所缺一不可的。我们通常论一件事，总说是情理法三者俱当，而后才算是圆满。依照三民主义，就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感情；因为民族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情感。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是全民政治——即民权主义政治；要规定各个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就全靠法治和纪律来作平准的标尺。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大多数利益相调和，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所以我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它主义完备，而且比其它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它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此。」由此可知三民主 〔第116页〕义是情、理、法并重而各得其宜的。总括以上所说，我们知道有些学者，以为中国的政治哲学重礼治，主人治，而反对法治，是一种误解。我们又可以知道法治在三民主义里面是有重要的地位，有重大的功用的。

　　自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从外国的学说。于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他们看见了鲁索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张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殊不知鲁索的学说，并不合于历史的事实。　国父指示我们：「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人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鲁索所说的那种人权事实。这就是鲁索的言论，没有历史的根据。」鲁索的学说既没有历史的根据，其所以流行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成为欧洲人民为「自由」而战争的指导理论，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君主专制发达到了极点，……人民久受了那样残酷的专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奋斗去争『自由』，解除那种痛苦，一听到有人说『自由』，便很欢迎。」返观我们中国历史的政治，大抵对人民取宽大的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所以 国父说中国革命的目的与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要革命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抵抗外国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换 〔第117页〕句话说，我们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像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更详细一点说：我们中国在战争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建立民族的国防体；在战后要与世界上独立自由国家共同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求得人类的自由解放，亦必须有同样坚强的组织。所以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说，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更就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说，自由与法治是不可分的。我们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国民共同组织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要求四万万五千万个国民之中，每一个国民都有「自由」。所以必须规定每一个人「自由」的限界，不许他为了他一个人的「自由」而去侵犯别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念，我们建国时代，必须积极的养成，才可使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能享受他自由的权利。所以「自由」必须在法定的限界之内，方是「自由」。若出了法定的界限之外，便是放纵恣肆。人人如可以放纵恣肆，必至于强欺弱，众暴寡。人人谨守法定的限界，始可以达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境域。要人人都有「自由」的国家，才可以说是「法治」的国家。所以法治国家决不许国民有放纵恣肆，强欺弱，众暴寡的现象。由此可知自己破坏国家的法律，而要求国家的法律保护，自己不守法律，而批评国家不崇法治，都是不合理的言论。这种言论，只有混淆国民对于法治的观念，助长国民不守法律的风气，如不彻底纠正，则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世界上最放纵恣肆的人，要算「吉普西」人了。大家知道「吉普西」人的自由，不过是放荡，不过是流浪。他们内部没有法律，他们对外也不能结成团体，以自保他的安全。所以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低下 〔第118页〕最堕落的一群，到处受人唾弃，受人欺侮。我们中国国民断不可一面自陷于「吉普西」人的自由行径，而一面还高谈现代化，法治化。要知道国家是祖宗百代的遗产，民族是子孙万世的根基。抗战是神圣的工作，建国是庄严的事业。我们绝对不应当存一点玩忽的观念，有一点儿戏的行动，而必须以神圣庄严的心理来接受法令，以自主自动的思想来执行法令。我们怎样还可以自比于「吉普西」人？

　　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不尚法治的观念所以养成，不守法律的风气所以传布，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以及封建割据的存在，为其重要的原因。租界驻兵区域为中国法律的力量所不及，一般人士在那里面，可以放纵恣肆于本国法律范围之外，对于国家作违法犯纪的言论和行为。相沿既久，养成了一种消极则不负责任，积极则破坏法治的习惯，流行于国民之间，犹不自觉其非；不独不以为非，而且自以为是。封建的割据，更使法治的观念与守法的风气，荡然无存，一般军阀政客，以拥甲倒乙为事业，以朝秦暮楚为生涯，不独不知法治为何物，亦且以毁法乱纪为光荣。在这种情形之下，法治的观念如何可以养成？守法的风气如何可以造就？

　　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不复存在，封建割据亦早归没落了。我们国民必须痛自反省，互相督励，以守法为道德，以负责为光荣，不以个人的利益，妨害国家的公益；不以个人的「自由」，侵犯别人的「自由」。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质；崇尚法治，必先修养法治的习惯。我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人人必须养成此种自由与法治的观念，才能把国家建设为法治的国家，进而建设为坚强的国防组织体，以与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各国，共同负起世界和平，人类解放的责任。

第七章 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19页，第120页，第121页，第122页，第123页，第124页，第125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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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面所说，我们知道建国成败的关键，在于社会风气的转移。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又系于一乡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有见识，有志气，有血性，负责任的人士，以真知力行为倡导，使一乡一县一省乃至全国的国民，行焉不着，习焉不察，则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能达到成功。前面又曾指出，只要我全国的青年立定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乃至冒险犯难，进到常人之所不敢到的边疆僻壤，以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而充实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此国家社会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在这里，我还要作再进一步的讨论。要知道社会风气的改造，建国工作的实施，乃是民族复兴中最伟大的事业，必须恒久的力行。如以单独的个人，作孤立的奋斗，其成效必不能大，其事功亦不能久。所以一乡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的成年国民和青年志士，必须有共同的组织，有系统的联络，以为国家建设和个人立业的总机关。个人惟有在这个总机关之内，才可以做到　国父所说：「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

　　我们中国的成年国民，不能作广大的团结，即团结亦不能够持久，所以有「一片散沙」的耻辱，受「五分钟热血」的讥诮。须知不能团结，是由于自私，而救私莫如「公」。团结不能持久，是由于虚伪，而救伪莫如「诚」。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与。一念之诚，则必能贯彻始终。惟有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发于至诚。故中国国民党的思想，能兼容并包，而中国国民党的行动，则「择善固执」。这在我〔第120页〕述中国国民党改组经过的时候已切实的指点出来了。

　　现在一般青年，最大的毛病和他个人「百事无成」「潦倒一生」的总　因，根本当然是教育未得其道之故。而青年不受师长的指导，不知「组织」对于他个人成败的关系之重要，更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纪律」的什么，所以行动流于浪漫，思想不切实际。他们一入社会，乃就自觉其没有担当实际工作的能力和信心，更说不上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了。所以青年要成为刻苦耐劳，任重致远，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人才，其思想必经科学的训练，其行动必受严格的锻炼。因之，抗战发动以后，我就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适应全国青年迫切的需要，而开创了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和中华民族新动力的根源。

　　国父对于全国国民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明切的指示说：「全国国民不但人人有入党的权利，也有入党的义务。」全国青年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亦是一样的有入团的权利，和入团的义务。要知道革命建国是整个民族和全体国民共同担负的大事业。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族永久的安危。所以他们对于入党入团，有权利也有义务。同时，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有志气，有热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国民和青年，有要求他们入党入团的权利，也有容许他们入党入团的义务。要知道我们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遗产，都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改造，来整理，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亦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开创，来充实。本党本团，为了完成续往开来的责任，所以有权利要求全国国民来共同负责，也有义务容许全国国民来共同革命。

　　〔第121页〕

　　在今天以前，我全国的国民对于雪耻图强的运动，虽有一致的认识，而对于建国的方针，和立业的途径，还有纷歧的见解。到了今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初步工作，是已经做到了，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成绩，亦已经昭着于国民的面前了。我以为时至今日，各方面爱国的革命有志之士，都应该作深切的反省，和彻底的自觉，并肩携手，共赴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亲爱精诚的同志。要知道现在的时机，真是千载一时，也确是千钧一发。具体的说：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换言之，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如果我国内政能统一，国力能集中，而全国国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奋斗，则中国的命运，就归纳于「精诚团结，奉公守法」八个字，如此中国的命运为独立，为自由。否则就是「诈欺虚伪，毁法乱行」八个字，仍如过去之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不独继续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华民族世代子孙将尽为奴隶牛马，永无翻身之日，更无复兴之望。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但是中国复兴是已经成为「命定」的事实，无论任何反动势力，亦不能为之摇撼。今日的中国，正是在中国哲理所谓「否极泰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江宁条约正满百年，甲午国耻亦足五十年，而我们民国二年第二次革命失败，至今亦正是一世——三十年了。凡是一个民族，只要其人心不死，精神不灭的话，那「剥极而复」「周而复始」的宇宙法则，是可以相〔第122页〕信他永远不会变更的。不过这个「命定」的事实，仍要看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是全国革命份子的努力与觉悟的程度如何了。换句话说：「事在人为。」一切事业，决非株守坐待者所可期成；一切机运，亦非怯弱自弃者所能幸致；必须我们为之自动的创造。如果我们能够勇猛精进，发扬蹈厉，则自然现象，无不可以克服，而社会现象，亦无不可以改造。否则我们必致坐误时机，只有剥极不复了。所以国家民族之存亡兴废与团体个人之成败祸福的命运，仍在我们自定与自择，而决不可听天由命，自误其事业的前途，甚至自忘其人生的意义。所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常说「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其宇宙继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我人类全体的生活。」这句话就是说：宇宙间一切新的生命，皆要由人来创造，亦要由人来决定。而国家的命运更要由我全国国民之本身来创造来决定，自无疑义。一八四二年以来，各种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致我国家民族于衰败与奴辱者，由我国民自启之；而今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使我国家民族获得平等与自由者，亦由我国民自得之。人生的意义之伟大和国民力量之雄厚，有如此者，我们可以不自勉自重自立自强么？我深信我们今日之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是决无问题。而且从此以后，凡违反民族利益，背逆时代潮流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反动势力，不只没有徼幸的可能，而且没有在的余地。否则，国家的命运就要因此断送了。你看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到了今天的大时代中，而且又有我们　国父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指导的原则，岂有灭亡之理？

　　全国同胞们！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祸福，就是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就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所抉择。国际形势与世界潮流，都不容我们有瞻顾观望，或徘徊犹豫的余地。所以我全国国民，尤其〔第123页〕有志报国的革命志士，为国家的独立，为民族的自由，为雪耻，为图强，为后世子孙不沦入奴隶牛马的悲运，那就应该要共同一致的集中于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中，来完成我们国民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关于全国青年之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更当有正确明了的认识。今后全国青年们如果真要发展你革命大志，完成你建国大业，必以加入青年团为立身与报国唯一的程序，而且是必取的途径。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撤废与抗战胜利之后，唯一的目标，乃为建设三体合一（文化、经济与国防）的新国家。而建设基本的方案，为　国父手订的实业计划。实业计划所需要的人才之多，由前面略举的几个实例，就可明了了。此种基本工作的基本人才，皆要由我们现在就学与最近毕业的全国青年来充任。故每一青年在今日每一分钟的写读，每一分钟的练习，都是国家民族新生命新动力的来源。我青年何幸而生于此世界第二次大战之今日，又何幸而能实际参加此空前剧变的舞台，更何幸而能参加此伟大无比的建国事业，置身于此独立自由的历史前页？我青年在此人生发轫之初，就逢着这样千载一时的机会，务须冷静的考虑你个人的前途，和彻底认识现代国家的需要，再不可如往昔之盲从冲动，误入歧途，以致错过一生，造成永生的遗恨。须知三民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亦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而青年团为三民主义青年统一的组织，我全国青年惟有在青年团指挥之下，方能端其趋向，循其正道，而不致于自误以误国家。亦惟有在青年团工作计划之内，才能依正确的方向，定一生的事业。我青年团团员，在青年团中所受者为严格的训练，所守者为严肃的纪律。而其所培植者为民族整个的生命，所保全者为国民全体的利益。他的事业为振衰起废；他的任务，为雪耻图强；为国家尽全忠〔第124页〕，为民族尽大孝；为圣贤，为豪杰，为民族的血管，为国家的骨干，皆在于此。故全国青年不独须认识其入团为事业的发轫，而且感觉其入团为光荣的开端。所以全国青年更应知青年团的生命即是我全国青年的生命；青年团的健全，即是我全国青年的健康。由此所造成的国家民族的新生命新动力，才足以当此伟大的时代，尽其伟大的使命。

　　总之，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不必再加分说。但这里还有一点，应该为我国民重行申述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如果全国革命份子和有志青年，真正要与国家共存亡，和民族共荣辱，以国家的事业为个人的事业，以民族的生命为个人的生命，那就应该要一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才能够尽到国民最崇高的责任，达到人民最完备的境界，亦必如此，才得完成我们共同建国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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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说明，或不免引起国人两种感想：有一种感想，以为这不过是劝导中国国民党党外的一般人士入党。还有一种感想，更进一步，以为这是对于中国国民党党外的各种党派或各种组织，积极的有什么作用的心理，甚至消极的有什么妨碍的意思。我对于抱前一种感想的，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期望全国革命份子，有志青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和这个义务。只要他们有救民族救国家的意志，他们就应该要自主自动的来入党入团，不必要我来劝导。我对于抱后一种感想的，也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我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的定见，是固执不变的。但是我对于任何思想或任何的组织，决没有什么成见的。不过我为了国家，为了主义，亦为了人民和朋友的关系，无论为公为私，都不能够不掬我的赤忱，尽我的天职，向国内各种思想和各种组织，竭诚忠告：我先要请教今日对中国国民党持反对态度的各位朋友们：你反对中国国民党，是不是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不良？还是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不对？如果你认他的政策是对的，主义是好的，他的革命是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利益的，若只以为他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你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而不应该因此就反对他，破坏他，甚至不惜因破坏中国国民党，以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谁都知道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就是破坏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孙永久的生命，这个关系太大了。我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如果能用客观的态度，拿过去历史的事实来证明他，由现在世界的变局来分析他，就将来国家的前途来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国惟有三〔第126页〕民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国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线，而且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除此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真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你看列强苏联和英美各国尚且都希望我们民族解放进步，国家独立自由，所以他们在中国百年来无限的权利，和无上的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条约，到了今天都已自动的先后放弃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我是始终主张国民政府对国内的各种意见，和各种纠纷，都要用很宽大的态度来容纳，和很合理的方法来求得解决。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么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都是爱国家，爱民族的志士仁人，过去〔第127页〕各方面无论其有何种歧异的见解，或有任何敌对的行动，无不可以为国家的生命，为民族的前途消除他个人的成见，和彼此的芥蒂。使我国政治能够真正的统一，早上轨道，不致使外国人再讥笑我们是落后国家，是劣等民族；更期望训政能顺利推行，宪政可尽速实施；国家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国家；人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公民。这样才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才配得上成为民主国家的政党。我们革命党人要讲实话，做实事。而且要时常记?「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格言。我以为这样集团组织，名为革命，其实是破坏革命；名为爱国，其实是害国；不仅于国家民族不利，于革命建国有害，而且与个人的前途只有妨碍，而个人的事业亦只有归于失败。我很精诚很坦白的不惮重复的对各位再进忠告：大家如果仍旧保持过去的态度，继续过去的作风，无异于妨碍你们自己的前途，阻止你们自己的事业，而且使国家力量不能完全集中，建国不能圆满进行，真是于个人毫无利益，而于国家和民族有莫大的损失。我们须知国家的命运，正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凡是国家每一个人才，都不容他任意自弃；每一分力量，都不容他随便浪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国家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都要一德一心，共同集中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一致团结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之中。因为这是大家的权利，也是大家的义务，并不是我为了中国国民党对大家有什么企图或妨碍的意思。大家还应该知道：五十年来，中国国民党从不因为各党派的反对或妨碍，而放弃他的革命工作，所以才有今日初步的成功。今日以后，中国国民党亦决不因为有各党派的反对或破坏，来阻止他的革命事业，而且他非至于最后的成功不可的。我们都知道，最近五十年来，凡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无论其为如何强大的党派，或为如何雄厚的武力，尤其那过〔第128页〕去依赖日本帝国主义的凭借、作后盾的军阀与党派，他最后的结果，没有不失败的。须知这并不是中国国民党有什么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时代与历史的使命所造成的。这时代与历史的使命，决不是任何势力能反对或破坏的。反对愈力，只有使他们成功愈快；破坏愈烈，只有使他们力量愈大。所以我常说：如中国国民党有自败之道，那不待有人来反对他，而他自然会失败的。否则对他的任何反对或破坏，决不会生效的。所以各方面各党派的反对，于中国国民党本身革命的事业，决不致有所损害，亦不会被其阻止。但是中国建国工作，又恐受到不良的结果，我全国国民痛苦牺牲所得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亦未免因此遭受极不利的影响。而国内才智之士，不能够共同努力于如此伟大的建国工作，且将误用其才智，错过这机会，在个人实是最可惜的事情，而在中国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他对大家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不得不再三的唤起大众，共同勉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体谅我的话是肺腑之言。

第八章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28页，第129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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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科学不发达，技术不进步，是我们中国衰弱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百年来，中国人士因为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遂至于崇拜外国一般的文化，不知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与国民德性，自有其优秀和特长之处。而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尤为民族固有的精神所汇萃。中国的政治哲学，在使战争与生产的技术，为人生服务，而反对战争与生产技术来役使人生。孟子说：「仁民而爱物」，就是说国家应为人民的生活而支配物资，不应为物资而役使人民。大学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 〔第129页〕此有用」，就是说生产制度要归本于民生，更不应以生产技术而汨没人性。三千年来，这种政治哲学与经济原理支配中国国民的心理，而国民的德性，亦即与这种政治哲学与经济原理相因而并存。前面说过，我们中国国民固有的德性，是八德四维陶铸而成的忍辱负重，明廉知耻。中国国民有了这种德性，所以能不畏强御，亦不侮寡弱，且本其传统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所以历数千年能为亚洲民族「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柱石。因之在中国强盛的时期，亚洲民族从没有经济侵略与政治兼并的史实，亦不见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分。这种政治哲学与政治道德，为欧洲近代社会所蔑视而不具。其资本主义者，役使人生于生产技术之下，以为利润的追求。其帝国主义者，役使人生于战争技术之下，以求殖民地的开辟。因而在这些思想交织之中，国内的阶级战争，国际的民族战争，乃充满近代世界的篇幅。比及大战结果，人类临痛定思痛之时，厌战争论者又丛怨于科学，以为科学适所以改进杀人的工具，致战争的残酷，惨彻人寰。殊不知战争的终止，在于澄清战争的本源，而不在于限制战争的工具。孟子说：「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如果人类不能发挥其终止战争的思想与德性，则弓矢的杀人与飞机大炮的杀人，又有什么差别？更不知人类科学的进步，本以服务人生为动机。科学发明的滥用，致令人类因科学的进步而增加残忍，并不是科学的罪恶，而是我们中国高尚伟大的政治哲学不昌明，深远悠久的政治理想不树立的过错。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技术役使人生的制度和思想的结束，始可以奠定永久的和平，而向大同世界迈进一步。必须这样，我们反侵略战争才有真价值、真意义。

　　英国有一政治学者曾说：「吾人如不终止战争，战争必终止吾人。」这句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将 〔第130页〕近三千年前，我国老子已指出「佳兵不祥」的定论。而中国的先哲，莫不以「扶弱抑强」为武德，莫不以「战以止战」为战争的目的。依于「佳兵不祥」的古训，黩武主义者必自趋毁灭于人类的正义公道之前。依于「战以止战」的原理与「扶弱抑强」的武德，我们反黩武主义与反侵略主义的同盟诸国，亦必于此次大战结束之同时，共同努力，以袪除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不能袪除，则第二次大战之后，必有第三次大战接踵而来，正如第二次大战之继续第一次大战毫无异致。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凡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带有侵略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意向与行为，及由此种意向与行为所构成的关系和制度，都是战争的原因。率直言之，战争的原因即是帝国主义。所以我以为第二次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帝国主义的结束，世界永久和平才有坚实的保证。

　　我们中国所受于民族被压迫的痛苦最久最深。所以我们中国要求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亦最急最切。我们中国向世界提出这个最急最切的要求，并不如怀疑中国的人士所说，「中国要领导亚洲」。须知五千年来，中国对于四邻，只有民族自卫与「存亡继绝」的「义战」，没有侵略他国的「佳兵」。百年来雪耻图强的运动，出于中国国民一致的要求。然而中国雪耻图强有两种意义，要我们自己认识，也要世界各国共同认识。第一、中国自立自强之后，决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再加于他国之身，更不肯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传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衣钵，有「领导亚洲」的意向和行为。第二、中国的自立自强，质言之，就是求中国自己首先站得起来。中国要自己首先站得起来，必须在精神上物资上求自由，求独立；亦必在国防、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求进步，求发展。中国的自立自强，亦不是由于中 〔第131页〕国的自私。所以中国求自由求独立，求进步，求发展，其目的在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更在与世界各国担负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换句话说：中国的自立自强，以义务感与责任心为出发点，而不以权利欲与功利心为出发点。所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存在于世界，亦决不肯自循帝国主义的轨迹，再蹈帝国主义者的覆辙。

　　我们中国本于百年来自己的痛苦经验，依于传统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并鉴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实为世界战争的原因，故对于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不得不倍加关切。亚洲的面积，居全世界面积四分之一。亚洲的人口，居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亚洲各民族又多与我们中国有同样被压迫的痛苦经验，且其被压迫的痛苦，亦同样的至久而至深。中国不能独立自由，则亚洲各民族均将同陷于敌寇铁蹄之下，而世界的和平即不能有坚强的基础。故中国的自立自强，即所以安定亚洲；而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即所以保证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袪除世界战争的根源，使战争的恶魔不再发现于世界，以毁灭我们人类的安全和幸福。

　　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的原则，应适用于战后的国际和平组织。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期成立的国际联盟，所以终于失败，以抹杀这个原则为主因。所谓「世界强国」，所谓「势力范围」的观念，及由此观念所构成的制度，应该不使复见于第二次大战之后，国际和平的组织之中。

　　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的原则，更当适用于战后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在世界经济的方面，资源的互助与贸易的自由，固为各民族各国家共遵的原则，而各国家民族生产能力的平衡发展，尤有重 〔第132页〕要的意义。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亚洲企图实现其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亚洲」的野心，比之于纳粹德国所谓「大欧洲计划」，其毒辣正复相似。如果世界上各国家民族生产能力不能有平衡的发展，则政治的自由平等，仍将为经济的差别，甚至为经济的侵略所毁损。在世界文化方面，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以文化的自由独立为要素。日本帝国主义者倡导所谓「大日本主义」，与纳粹主义者所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同为破坏世界和平的思想。自今以后，文化优越种族优越的理论必须永绝于世界，世界和平始可以保持于不敝。

　　上述的理想，从中国抗战发动之日，已开其实现的端倪。而欧战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同盟国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联系，以及文化思想方面的沟通，更使其进到了具体实现的前夕。而理想的最后完成，乃须我中国全体国民，遵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依据抗战建国的信条，继续作艰苦的奋斗。

 结论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32页，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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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面各章所述，撮其要义可分两方面：一、从历史的演进上来说：百年来由国耻所造成的不平等条约，激起我全国国民一致要求的雪耻图强运动，革命倒满由于此，抗战建国亦自此而来。在雪耻图强运动之中，事实的经过，已证明惟有国民革命的路线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时至今日，国民革命已着有初步的成功。今后我中国国民自惟有遵循此成功的路线，以达到抗战的目的完成，建国的理想实现之境域。二、从世界的变局上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时期，有中国的抗战而后亚洲各民族坚定其反 〔第133页〕侵略的信心；而亚洲各民族的努力实为世界战争胜负之所系。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必以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为起点。而亚洲的民族自由及其各国平等，又以中国的独立自由为先河。申言之，中国能获得独立自由，然后亚洲才可以安定而进于自由平等之域。亚洲的安定，为世界和平的保证；亚洲人口的解放，亦即为世界人类的总解放。

　　今日中国独立自由的地位，已随不平等条约的撤废而获得。然而我们中国国民正确的反应，是义务感的激发与责任心的加强。国家的责任与国民的任务，从此更加重大。建国工作的完成，建国理想的实现，皆有待于我们的奋斗和牺牲。

　　「天下无易事，天下无难事」。只要我全体国民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有至诚的信心，对于建国的原理三民主义作热烈的爱护与积极的笃行，对于国民革命的宗旨与目的，有一致的认识，作共同的奋斗，如此则今后纵有排山倒海的艰难，亦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全国同胞们！不平等条约已经取消了！我们一回想到百年来的痛苦，更要继续我们殉国的军民同胞和革命先烈的遗志，祖述五千年立国的精神，恢复我们固有的德性，立定志气，抱定决心，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笃行 国父「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各就其职业地位，各依其聪明才力，来改造社会习尚，刷新政治风气，养成法治观念，共同一致，指向建国的目标——就是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五项的建设，努力实行文化经济与国防合一的整个建设计划，期与同盟各国，来分担其改造世界，保障和平，解放人类的责任。

蒋中正 2013-08-26 15:3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