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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经》古话：人唯求旧，器唯求新。

八十年代的宣传：小孩子要多吃碳水化合物，不要多吃糖。

当时只有极少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和民国老人才知道两者是一回事。

这人怎么做得这么自然，好像颠倒价值观像开关水龙头一样容易。

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偃，就是风往哪边吹，所有的草就跟着往哪边倒。

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这样，记忆力只有五分钟，无时不刻都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自古以来，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舆论引导这一行，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人，他的阶级地位都是很低的，都是用过即扔，像手纸一样。

世界为什么一定要存在秩序呢？非洲的很多部落都不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由无数小精灵和欧洲人视为是乱七八糟的邪神的东西构成的。

而且，这些邪神和小精灵的行为模式绝不是理性的，而且是非常自相矛盾的。

经验主义只能制造出各种局部的技术，但是如果没有柏拉图主义者对世界整体秩序的想象的话，这些技术只能是局部修正性质的。

可能会像爱斯基摩人的技术一样，达到一个极其精湛的关键阈值以后就永远突不破天花板了。

已经达到了所在的那个小生态凭借经验主义方式能够发展到的最高点。

什么是科学？就是建构能力。它不是技术。

论技术，新几内亚人作为技术专家，是超过普通美国人的平均水平的。

而普通美国人过的日子比他们要好，是因为美国人有更根本性的东西：对世界图景的整体认识。

这就是建构。

你看到这个复杂而杂乱的世界，仿佛没有秩序，但是似乎背后又有某种秩序。

你有一种爱因斯坦式的愿望：混乱是不美的，像哥白尼的体系一样简洁明了的东西才是真理，你要从纷繁万象的复杂现象背后抽出这个简洁的真理。

技术只是末流，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天花板层次的突破。

天花板层次突破以后，才会有蓝海空间的急剧扩大。

如果蓝海空间不能打开的话，在原来的低矮的屋子下反复进行投资，虽然投资很多，但是效果是会趋于递减的。

天花板一旦打开了以后，就会出现开发新大陆、漫山遍野都是吃不完的野牛肉那种状态。

这种突破才是科学真正所需要的，它骨子里面的精神只能说是跟宗教信仰没有什么区别的。

博尔赫斯的小说所说的那样，世界的存亡其实取决于只有上帝知道，而所有世人都不知道的极少数人。

七个正直的人顶立着地和天，维持着公义的运转。

只有极少数人，他们的信仰强度达到了牛顿和爱因斯坦那种程度，以纯粹的白光来看待世界。

牛顿那种连续几个小时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点上的能力，或者是像莫扎特体会音乐旋律的能力。

但是经验科学这方面，差不多是每一个人经过适当训练都能够掌握的。

我们有核武器加上人民战争，苏联美国都不敢欺负我们。这个战略非常英明。

如果脱钩，交通中断，外国的颜料只有宋徽宗才能用得起，留在国内的技术人员都像白居易一样跑去当科举士大夫了，本国市场没有这方面的消费，那么相应的技术会迅速失传的。玻璃技术就是宋一次又一次失传的。

江阴或者连云港的船厂实际上是在替日本人生产的，日本人目前还没有变成香港人，所以你不能够把你的随便什么产品硬塞给他，你必须符合日本人那些变态的要求才行。

如果设备留了下来，但是这些东西是为中国的医院和病人生产的，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是死了活该的。

所以，劣质化立刻就会发生，使得生产出来出来的产品很快就跟牲畜用的产品没有任何区别了。

相应的中国医疗企业很快就会变成这样，创造的价值，就业机会和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会像烟雾一样消失。

消费者能实够实现多大限度的技术控制，是跟他们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的。

玻璃技术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失传的。蒙古人滚蛋以后，朱元璋尽管把蒙古人留下来的技术重新编纂成医书，但是大部分的海药和蒸馏器皿基本上消失了。

高精确度的蒸馏瓶和细颈瓶，欧洲和穆斯林炼金术士经常用的那些实验室复杂仪器，这些东西针对的消费市场不存在了。

青春期的特点是：崇拜零成本的空谈表演者，轻视庸俗的现实负责者。

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像乾隆、唐玄宗和宋徽宗这样比较有知识的帝王，跟那些成吉思汗式的纯粹蛮族的帝王相比，更善于自我欺骗。

自我欺骗就像用吗啡一样，一旦用上了以后就会没完没了，你只能不断地增加剂量。

中国人的麻烦在于，人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大家都能够把这种逻辑运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自然对人类是残酷的，容许人类享受的幸福和快乐是极其短暂的，而且是随年龄递减的。

但是你一旦开了吗啡这道门的话，你可以非常轻松地得到快乐，再也不愿意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了。

梁元帝的说法就是读书亡国论，自古以来就是读书越多的国家亡得越快。

全世界最喜欢搞历史发明学的，士大夫文化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可怜巴巴的贫下中农身上的，也只有中国了。

律师关心的不是别的，而就是技术上最容易。

他们最后会走上这条道路，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承担这方面的代价，而是所有各方的短视造成德国人、俄罗斯人等全世界人都不愿意出现的情况出现了。

像交通事故的结果一样，警察和所有人都不愿意出现的结果最终出现了。

在它被迫落到了自己头上以后，不得不因应既成事实。

当然，世界上的大多数历史发展都是这样的，包括人生的绝大部分也是这样。

如果你知道即将付出的代价，你很可能是不会去做的。

但是这些事情还是要发生，因为无知和短视是人类的宿命和本质。

如果发生战争则必然亡国，如果不发生战争则会造成资源的慢性消耗和民族神话的缓慢破产。

有些事情，有了利益关系就能评估得出来。

如果没有利益关系，我大概不会有动机去了解这些事情。

退休以后，不可避免面临无法交代的问题，仅凭这点，就不能退。

共同黑历史而一不能曝光的犯罪集团来考虑。

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到处飞。

会像是一战后的苏联一样，扮演一个相当积极的挑战国际体系的角色。

而这种挑战的结果，十之八九是凶多吉少的。

一为之甚，岂可再乎 。当叛徒这件事情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干任何事情都没有比当叛徒更危险。

背叛美国以后，指望谁来卡住美国？

有一个不学好的小孩，第一次抢到东西，他妈妈鼓励了他，于是他最后终于变成一个强盗。

我们的一切建设都是自力更生的结果，跟漂亮国没有关系。

漂亮国人傻眼了，他妈的，世界上居然还有人敢骗以我头上来，但是这种事情却真的发生了。

杯水主义就是一杯水喝干了就不存在了。

平时让你很难被杀的因素，也就是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让你逃都没办法逃的因素。

磺胺在生物学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它跟细菌必须吸收的叶酸类的营养物质长得很像，却没有相应的价值，而细菌把它吸收进去以后就会活活饿死。

对于可能的不利集团，每一个人给他们下一颗磺胺，就能把他们忽悠得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还以为自己在吃珍馐美味的过程中间活活饿死。

李鸿章密谈：可惜淮军老将目前已经凋零，我虽然官更大了，但是自己的军事基干却已经没有了。

领袖非常清楚，命运跟伟大使命联系在一起，伟天使命一天存在，就算是迁都，仍然是民族的唯一领袖。

陈济棠、李宗仁和刘湘一面喊着蒋介石抗日不力，一面接受日本军事顾问，要求日本贷款，这些事情您可以做吗？

您不能。

如果没有诸夏的话，那么我就彻底完蛋了，什么也不是了。

如果要维持在美地位，必须把诸夏运动推向前去。

如果顺着这条路线走下去的话，不仅不会有政治影响力，而且恐怕在危急时刻的自我保护能力都会没有。

这个事业不需要成功。

蒋介石并不需要打赢抗日战争。

只要抗日战争不可避免或者正在进行，那么无比憎恶蒋的各方都必须悲哀地发现，搞掉蒋，中华民族就不存在了，因此非得含泪支持不可。

我将无我，不负诸夏

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不出生在现在的地方，但是必然会出生在一个族群和历史极其暧昧而复杂、具有高度夹缝性质的地方。

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是不大会去做知识分子的。

《史记·陈丞相世家》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中国民族资产级阶的代表孙中山和蒋介石是革命力量，而俄国工人阶级和改良主义的代表克伦斯基是反动力量。

我们布尔什维克要跟国民党联合起来，通过国民党来推翻大英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在远东的统治。

家长都很清楚，青春期是他最容易被坏人诱惑的时候，而且是他最缺钱的时候。

坏人如果拿着钱和好处来诱惑他，他很难抵挡得住。

而家长往往舍不得孩子在这个时候独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如果真的不让他们独立，使他们没有能力生存，又没有判断江湖社会的能力，他们将来遇上坏人就更没有抵抗能力了。

很明显，扬子江以南的人基本上都是百越人，曾国藩和孙中山绝对都是百越人。

有了自己的习惯法才表示拥有了自治能力，造法能力越强代表自治能力越强，而造新法不但需要让各方都满意还要逻辑自洽，每一次造新法的过程其实都是解决新问题能力的不断提升，是文明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表现。

所有人都容易腐化，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关于原罪的说法非常正确的原因。

基督教对人性罪恶和软弱的分析是比其他人，包括同样出于犹太教系列的伊斯兰教更加深刻的。

伊斯兰教是胜利者的宗教，有浓厚的政治家和立法者的色彩，所以它不太考虑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的软弱和堕落。

中国史学为何总是苦大仇深，不是欧洲那种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史学，而是费拉散沙的绝望和仇恨史学。

有些人就是被这种东西搞成了终身的精神病，而没有搞成精神病的人呢。

都是经过了一种摸索，自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尝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解毒。

我敢骂的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就是我，至少是我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某一个阶段。

那种苦大仇深但又绝望的心理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坏人统治我们，但是我们总是被他统治，这个感觉太熟了。

如果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吴国、越国或者是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邦灭亡，会觉得遗憾。

代表着一些宝贵的传统和政治经验的损失。

春秋战国时期，洛阳或镐京的居民或者是鲁国的居民能够跟他们的国王讨价还价，必要时还能够发动暴动，把他们的国君和王子赶出首都。

秦以后，中国历史就是由少数军事冒险家和武装集团对大多数毫无抵抗能力的居民实行单方面武断统治的现象。

随着这种斗争的熄灭，远东作为文明的发源地和组织资源的供给地实际上已经死亡了，我不觉得这些历史以后发展出来的单纯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斗争有值得记录的必要。

有些事情是不可解但可预测的，有些事情是可解而不可预测的。

凡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在别人手里面的人，最终的下场总是不如那些自己管理自己命运的人。

明朝的士大夫比起宋朝要多得多，而官位并不见增多，所以大家为了争夺官位，斗争变得更加残酷，就不像宋朝那样比较有风度了。

每一次换了皇帝，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迫害的范围要尽可能大。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规律：基本上政治是围绕着权力和资源的斗争。

理想主义者是少数，意识形态是极上层。

意识形态和少数理想主义者如果跟基层的运动脱节，它就不可避免要失败。

最好是两者能够兼顾。但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有些时候你根本不具备这种条件。

孔老夫子说要以仁爱为本，肯定要输。

相反，你上不了台，没有资源给他们，即使你圣得比孔子还要圣，仁慈得比孟子还要仁慈，他们照样可以捏造你的黑材料，证明你从幼儿园就开始强奸幼女了。

士大阶级不做官的话，确实是地球上没有什么可干的事情。

吴越士大夫开始出场了，他们在苏州成立了复社。

复社是崇祯年间才起来的，主要目的是在安全条件下摘桃子，欢呼皇帝万岁，阉党万死，没有JJ的太监都去死，只有我们才是士大夫阶级的正统继承人。

阮大铖之所以投靠清兵，主要的希望就是带着清兵捉他的敌人。

一天到晚在清兵面前说谁谁多坏，清兵都烦，说：好了好了，您老人家的话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在本地有敌人，放心，我不会让他们迫害你的。

从满洲人的角度来讲，这TMD都什么事，怎么给自己找了这么多麻烦？

我们以为我们入关只是来打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是来保护你们的好不好。

谁知道我们保护的这些人比哪一家的姨太太都还要麻烦，主要的精力用在相互迫害上面了。

金圣叹这样的苏州士大夫又想用对付明朝皇帝的方式来对付清朝皇帝，他们也开始诸如此类地结社，开始企图用舆论来影响朝政。

满洲皇帝对这件事情是事先就有准备的，谁敢结社就砍谁。

一个人能够让别人思想控制的话，也就有一半该死了——特别是成年人。

按说的话，一个人有资源算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他能够为自己的事情做主而且负责，其中就包括对别人说NO的能力。

对别人说No的能力，最困难的一步就是要对漂亮女人说No，所以西方小说经常拿这个当作自己的主题，说一个男人成熟的最主要标准就是他能够对漂亮女人说No了，年轻的时候他总是不敢说No。

但是像桂枝这样被长辈控制、不敢对长辈说No，甚至一辈子都不敢对长辈说No的话，那么按西方的标准来说，你简直就不能算是一个人。

你首先要过了这一关才行，人和人的意见总是不一样的，你得习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枝节问题的误差并不会妨碍核心价值观相同的人结成联盟，而利益和观点的分歧也不妨碍他们实行不同层次的协作。

什么是原则性的分歧，细节性的分歧，是自由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只有儿童和奴隶才会陷入这种要么绝对服从，要么就无所适从的状态。

你如果要在社会上变成一个能负责的角色，这一关是你非要过的。

桂枝能够负责任，具备西方所谓的那种自由人的人格特征的人确实非常之少，即使是这极少数人，也往往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人格缺陷。

再好的环境也是尽可能地在硬指标方面使你不必受制于人，但是你如果软弱到在硬指标方面能够自己做主的范围内自己都不敢做主的话，那你就整个完蛋了。

不涉及行动的观念是非常软弱的，而且观念太多了，行动能力太薄，对一个人的性格有极大的伤害。

这样的人，还不如观念少一些，思想少一些，但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至少有五六成能够付诸实施的人。

跟别人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你要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意见分歧。

渐渐发现，原先以为不得了的那些事情，其实发生了也不过如此而已。

长期没有办法兑现自己的意志，在想象中过日子，那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搞下去，最轻也会使你神经衰弱。

例如对女人那种事情，作为一个男人，你就要学会怎样对女人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话来，不害怕被拒绝。

等你学会了被女人拒绝或者跟女人翻脸，然后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以后，你才算是真正成年了。

真理当然是危险的，楚门的世界倒下之后，依托于楚门的世界的各种昆虫和各种幽灵都会发现自己其实原来不是人。

真理来临的时候，你才能够区分真人、假人和僵尸。

大批的假建筑像是楚门的世界中的布景一样，会突然消失。

圣经上面，耶稣一面要说他是爱，另一方面他又要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叫地上动刀兵的，你想想这两者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相互矛盾，而是同一种说法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真理和爱是一体，但是在虚假和邪恶的世界上，真理和爱对虚假和邪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

姨难杂症

窦文涛以前形容自己就是“蹲着说话”

好像世界上的各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就是为了让啦啦队员看着舒服。这种人的地位就是足球场上的啦啦队员，他以为足球运动员是为了让他喝彩而存在的，但是运动员眼里面是根本没有他的。

这就像是小孩子要糖果一样，问他愿不愿意肚肚疼，他说不要，问他要不要糖果，他说要，问他可不可以不吃糖，他说不行。你没有办法对小孩讲理。这就是小孩没有办法统治的原因。

如果蒋根本不想统一中国，他守着吴越的几个省坐着不动的话，那麽他跟红军根本没有直接边境，恐怕红军是永远也打不倒他的。苏联可以对满蒙下手，而对於扬子江流域顶多是搞地下活动而已，并没有直接吞并的野心，也不会支持共的手伸得太远。所以，蒋等於就是亡於中国主义，因为他把手伸得太长，不愿意撒手。

所支持的力量都是有敌人的，你支持一种力量的话，必然会把它的敌对势力搅过来变成你自己的敌人，增加的成本就在你这一方面。所以，这种游戏跟阿富汗战争的游戏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你卷入得越多，吃亏就越大；索性撒手的人反而损失最小。

陈新甲当时跟满洲人谈判一样，几个言官把消息泄露一下，就政治不正确了，皇帝就要站出来撇清说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这样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就体现出意识形态的严重破坏作用了。皇帝其实是有一点心动的，但是他不敢背弃意识形态的整个氛围，他被他自己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所绑架了。他依靠意识形态支持，也就为了意识形态而不得不付出代价。

可以说，全世界自称华人的人当中，包括大量的美籍华人，只要一听到从嘉峪关撤退的话，就会立刻表示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这就像是被邪灵附体一样。坚持这一套逻辑的话，你就非死不可，是没有任何回头余地的。

满洲人替代明帝国是一种异质秩序的输入。

如果我们把刚才的问题再讲深一层，为什麽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回到克林顿时代？为什麽“塔尖”、光明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是您说的背後在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没有办法再回到克林顿时代，继续给中国输入秩序？

因为根本就没有什麽塔尖，世界上从来就是只有舵手而没有塔尖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风浪的大海，在任何一段时间内都有人驾驶着最大、最坚固的船，而且驾驶技术最好，号令各个船队，而且很容易把那些不听话的小船打烂，但是他的权力绝不会超过大海的风浪本身。而且迟早有一天，在你看不到的某一天，在无数小船葬身鱼腹以後，他也会像被大海吞没的小船一样跟着葬身鱼腹。人类的生存处境永远都像是一条快沉的船。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他说这话当然是发挥基督教对世界的固有看法，但是这话是非常接近於经验事实的。

执金吾不是最伟大的，皇帝才是最伟大的。监工不是最伟大的，船长才是最伟大的。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想像出，船长本人在风浪面前其实也像是他的船一样随时可以粉身碎骨。

能够想到这一点，会导致他们的认知图景突然破碎，就像小孩子突然发现他的父母再也回不来、他要一个人待在家里面一直过下去那样，那是一个近乎世界崩溃的可怕反应。人类的思维是很难接近真空的。就我的经验来说的话，无产阶级要想摆脱他对人的偶像崇拜，他非得信仰宗教不可，只有上帝才能填补这个真空。

修昔底德曾经说过，幸福的秘诀在於自由，自由的秘诀在於勇敢。

无神论者或者世俗主义者搞的结社是极其脆弱的，无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在社会环境下，都没有什麽抗压能力。而人类团体的前途，通常不是取决於你在最繁荣时刻的最佳表现，而是你在处於最糟糕时刻抵抗困难的手段。

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这种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这种事并不像想像中那麽难，陈寅恪明显就有这种能力。“唐（国府）亡於黄巢（内战），祸基於桂林（满蒙危机和中日战争）”，就是讲这种格局的相似性。“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需要注释吗？

需要注释吗？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布局和蒋介石联俄抗日的布局有区别吗？章太炎、蒋廷黼、胡适和汪兆铭早在开战前就已经知道下场是什麽，後三人都警告过蒋介石，但蒋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数量也是屈指可数吧。

亚细亚的孤儿终於走出了历史的梦魇，赢得了掌握自身命运的资格，然而成年人的世界是残酷的，没有不付任何代价的选择。

诸夏就会变成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我会赌赢知识份子所能赢得的最大赌注。

人民的本性像大海一样保守，看似惊天动地的巨浪其实顶多触及海水的千分之一，但政治家正如哈乐德·麦克米伦所说，是驾驶纸船在怒海上航行的人，他们为更短的时间线负责。

凡是用名词绕来绕去的人，一般来说都是知行分裂的。就是说，他想要干一件事情，但是不敢公开承认，所以他需要这些话语。如果敢於公开承认的话，那麽最简洁、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直截了当，所谓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老子就是要这麽干，看你怎麽样。

花木兰相当有趣。您的评论是说，真的不行的时候，让蛮族女子上战场，比起让汉人编户齐民的士大夫上战场来得有用得多。我们讲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要怎麽样才能配得上一个能够上战场的蛮族女子？假设你的孩子现在在美国出生，或者我的孩子未来移民到西方世界，他要怎麽样配得上这样的女性？

这就无怪乎南北朝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户口问题，大量的户口流失了。不用问也知道，做官府的编户齐民是各种吃亏，投充到寺院里面去是各种占便宜。其实这种事情在日本也有，日本的封建性寺庙是管户籍、管教育的，所以日本寺庙的僧兵跟朝廷经常打仗，使天皇不断地发出叹息，说南都北岭的僧兵是天下的三绝之一，总之是让他十分头疼。

当时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也是蹭了洋大人的福。当时，祆教（拜火教）的寺庙、佛教的寺庙、婆罗门教的寺庙，当然还有比较少的东方基督教派的寺庙，在汉魏帝国和南朝建康流亡政权的眼中是分不清楚的，感觉好像他们都是波斯人，总之都是洋大人，也就是不大能管也不大敢管的那种角色，於是他们的势力就是这样壮大起来的。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了三武灭法。三武灭法不是反对宗教本身，而是我不高兴我的壮丁和人口被你控制了。你只要把壮丁和人口交出来，其实你念什麽经我们是根本不管的。以後寺院的治外法权就在不断削弱之中，但是凡是沾点洋教边的人好像都还是稍微占一点便宜，只是便宜越来越少了。

实际上中国人的记忆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占到十几年以上的便宜。但是每个人计算起来，那种头破血流地去挤一个位置的感觉，好像就是准备子孙万世之业一样。

西山会议派认爲，我才是辛亥年的老国民党。蒋介石和黄埔军校这些被苏联人扶起来的人，那不过是孙中山一时糊涂，我们还希望孙中山有朝一日能够改邪归正。但是，孙中山毕竟是我们的老同志了，他改邪归正我们还可以认他，你蒋介石算什麽玩意儿？你就算改邪归正，我们也不能认你。有蒋介石在的地方，他们一定不肯出力。第二就是，有他在的话，就像是一个拥护旗人的政党一样，会非常有效地赶走别人的选票。

医学上有一个案例就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的人早晚要死於恶病质。科学家发现了很多人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中间显然还有很多微量的东西，科学家不知道它是需要的，而人体自然摄入了这些。科学家知道的东西，医生都给你补充了；科学家不知道的那些东西，他没法给你补充。而科学家知道的东西跟大自然补充的东西相比，总是科学家知道的不够多。所以，国家计委认爲你的工厂所需要的东西跟你的工厂实际需要的东西之间也有一个类似差额，这个类似差额是需要那些黑市流氓来补充的。

东亚经济的特点就是，与其说是总量不足，不如说是以编户齐民爲基础的经济体制是极度缺乏弹性的，它的预算是僵硬的。像康熙皇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上是固定了帝国的财政收支体系。因此，有事情的时候，表面上看上去富厚的宫廷根本拿不出额外的开支来，连打一场缅甸战争都对付不了。

儒家的历史学家，现代的历史学家也是这样，由於受到中国主义历史发明学的影响，对唐人和元人采取了不公平的双重看法：他们把李世民发明成中国人了，却还没把忽必烈发明成中国人。其实这两位仁兄的历史作用是差不多的，而他们的财政方针也是一样的。你只要查一下唐朝的财政史，立刻就会发现，跟忽必烈是一模一样的。财政官，特别是安史之乱时期跳出来的财政官，全都是伊朗人。

我们要明白，道德的背後都是有利益结构存在的。什麽叫息讼？就是希望儒家的宗族长老自己调解调解，不要把事情闹大。如果大家有了事情都到县衙里面打官司，我老人家累死了。

事情走到这一步了，你问崇祯皇帝能不能在李自成兵临大同的时候撤退到南京，或者说是蒋介石可不可以从海路把渖阳和北平的军队撤回来保卫南京？答案是，在军事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政治上有可能的话，连抗日战争都不会爆发了。他如果可以这麽做的话，当初他还不如直接承认满洲国独立算了。已经走到这一步，他怎麽可能撤回？现在就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要抱任何幻想。

封建的欧洲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在日本也是这样的。元朝的蒙古人就算是在海滩上站住了脚，他们要一路打到京都去，沿途多少封建领主？每一片地、每一石粮食都是有主人的。会有无数像年轻时期的松平竹千代那样的小领主，自己还不过十五、六岁，本乡的农民会像《七武士》一样把他抬出来，带着区区几十个人死守堡垒。你打不下他的堡垒，本村粮食是抢不到的。

大明朝广土衆民，人口跟欧洲一样多，但是我们可以说，张献忠只要不打县衙门，他如入无人之境。像是嘉靖时代的倭寇一样，一路打到南京城下，谁也不会出面去拦他。地方官的观念就是，守土有责，什麽叫做守土？县衙门才是守土。县衙门之外的地方如果被抢光了，交给皇上的报告是由我写的，我根本不会写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我的政绩是完美无缺的。

张献忠是连绵不绝的，正德皇帝时代的张献忠多得是，只不过人家没有攻打大城市，北京城和苏州府继续天下太平就行了。但是满洲人是从部落和封建起来，要让他们腐败软弱到跟明国士大夫相同的程度，那还要等到乾隆朝，在乾隆朝之前还有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他们凭着部落封建武士的习惯，打你张献忠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得靠秦良玉的土司。土司其实跟满洲封建领主是一样的。打到最後就是，明朝依靠蜀滇黔的土司封建兵来跟满洲的封建兵打仗，只有封建兵才能打得倒封建兵。

人类堕落总是有内因的，所以基督教才说人的天性就是恶的。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基本的前提撇掉，一定要按照孔子那种“人没有坏榜样就不会变坏”的逻辑的话，那就会得出跟经验世界和真正发生的历史非常不同的一副图景。

皇帝是需要有太监这拨打手来压住士大夫阶级的。而士大夫阶级自然会说太监是坏人，你要起钱来不择手段，而我们还是择点手段的。这就是资産阶级跟无産阶级的斗争。

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没有硬资源或者硬资源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看上去有资源的人全都是靠忽悠起来的。

郑成功投降以後，我可以对郑成功的部下说，“你看，我比你早投降三年，我骑在你头上。”

话说，隋文帝派兵平了陈国以後，就有一个陈国的忠臣跑到长安来上班。於是，一个早在江陵陷落的时候就投降的他的老同事就对他说：“哈哈哈，你看，我早投降这麽多年，我的官比你高几级。”那位仁兄就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家自古以来就是讲忠义的，你那个官在我看来算得了什麽。”隋文帝觉得，他妈的你们两个都是贰臣。我爲了鼓励我的臣子忠诚，我需要奖励一下忠臣，反击一下贰臣。於是，该装逼分子就吃了一个瘪。後来的史书是唐朝时候的史官编的，跟隋朝时期的事情没有利害关系。

圣经说：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很有深意。

曾国藩为什麽会出现？朝廷难道不知道曾国藩这样搞早晚会出袁世凯吗？当然它知道，但是如果洪秀全的威胁比曾国藩更大的话，那麽曾国藩就非出现不可。任何事情都不是设计好了的结果，而是现实中的临时需要制造出来的。

2023-11-24 11:4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