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束星北来说，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座标，此后，他每况愈下，再也不曾回到那个高点上。换句话说，他是一条大河，源头曾经波涛汹涌激流澎湃，可是随着百曲千折，一路而下，这条大河却日趋萎缩干涸，到最后以致让人很难想象他辉煌与伟岸的当初。关注他的人有诸多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他的家庭与历史造成了他的命运，有人认为是他对共产党的“成见”导致了他的霉运。有一篇文章更是直接将他的不幸归结为来到山东大学后与华岗的冲突与矛盾。种种解释各执一辞，却都失之偏颇。　　纵观束星北的一生，他的命运有其更为广阔的背景，就个人而言，他的命运的源头无疑是他的个性和早期经历。因而，他的命运走向早在浙江大学或邗江开沙念四圩江堤上就开始了。因而可以说，是个性和意识形态铸就了束星北的命运。　　束星北的个性鲜明如刃，在一代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这肯定与母亲束大嘴的“基因”和他特殊的经历有关。束星北形象也甚是奇特，在浙大或山大一些师生眼里，个性和才华一样杰出不凡的束星北简直就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奇迹：“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与哲学家——揉〈糅〉合在一起了……”①　　在学术或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数老一代科学家和教育学家一样，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与他打交道，若是没有实力底气，是架不住几个回合的。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多大，学问多深，一旦发现下面坐着束星北都禁不住心惊胆战。他会提很多问题，常常会将报告人问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当然回答不出是常事。“但是有人往往用书上或某人这样说的，用引经据典的方法来回答问题。对这样的回答束先生从不放过，总要问报告人自己是怎样看的，如果理解并同意引用的观点，就可以用讲道理来回答。否则，某某人某某书的说法，不能代替回答问题……”②　　于良（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山东大学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在学术上，束先生的作派与众不同，他身上有一种“霸气”，这当然与他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才华有关。他不分场合，不讲方式，也不分对象，常常弄得人下不了台。我曾听束先生当年在浙江大学的同事说，束先生即使对他的至交王淦昌也是如此，在浙江大学，两人在物理学术报告会上，常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怒目相向，面红耳赤，好像恨不能要将对方揪起来。但是这样的“争吵”，并不影响两人的关系，他们过后即忘，友谊随着“争吵”而越加深入。他的这种不讲情面、不讲方式的“脾气”，让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名家）尴尬不安，有人婉转地提出批评，他当面也认账，可过后仍我行我素。　　束先生是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着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三十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以后留学英国，从师于剑桥大学着名物理学家福勒，福勒是世界着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王竹溪在跟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时，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王竹溪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便被西南联大聘为正教授，那一年，他才２７岁。院系调整后，王竹溪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１９５５年），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专门请了来。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捡了个座坐下来。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也不时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最新动态和争论。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个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五十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兴意昂然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那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未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又求援似的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四十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四十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怎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③　　束星北同人们早已习惯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不同。他是个棱型复合体，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异常的锋利鲜明。与那些外圆内方、以柔克刚、“从善如水”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束星北更多的品质是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最见不得不公与黑暗。在学术上，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毫无客气可言。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有人因此说他脑子不会打弯，将学术作风带到生活当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真理或正义，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熟悉人的眼里，他的秉性品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历史上那些率真、豪爽的英雄人物。　　这样的品性，使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回避或沉默，因而，学校发生的一些大事，总能与他挂上钩。如最初发生在浙江大学校史上的两件大事：“驱郭事件”和“于子三事件”，他不但参与其中，还都是主角。“驱郭运动”和“于子三事件”，与浙江大学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有关系，也可以说，是科学与民主同专制与集权的政治斗争。　　“驱郭运动”发生在１９３６年。矛盾焦点是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郭任远是１９２７年浙江第三大学中山大学成立以来（后为浙江大学）的第四任校长。曾任大学文理学院心理学教授的郭任远为了严格教育原则一上台就在大学设立军事管理处，对大学进行军事化管理，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在随后不久爆发的北京“一二九”运动中，郭任远又联合警察宪兵对呼应北京大学生，上街举行抗日救亡游行的浙大学生进行阻挠镇压，逮捕了学生自治会的１２名学生代表，由此导致学生与郭任远的矛盾激化，展开了“驱郭运动”。束星北和浙江大学的一大批教授，本来就对郭任远的“统治”心存不满，特别是他得知郭任远将中华基金会拨给学校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的专款挪作它用时，也加入到学生的运动中。据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称，束星北曾作为理工学院教授的代表到校方责问交涉，当他找到郭任远时，发现他正在酒店里设宴招待客人。束星北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交杯把盏，上去就掀翻了桌子。　　束星北是浙江大学第一个带头辞职的，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陈建功、苏步青等一大批着名教授愤而辞职。国民党行政院迫于压力，终于在第二五七次例会上免去了郭任远浙江大学校长职务。　　“于子三事件”发生在１９４７年。这一年，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战场上，他们已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战争的主动权不断地丧失，经济和政治危机也日甚一日，生产萎缩，通货膨胀，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而，这一年也是学生运动最为频繁与高涨的一年。如１９４６年底１９４７年初的抗议美国军队在北平暴行的反卖国、争独立的“抗暴运动”；５月２０日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五月运动”，１０—１１月的“于子三运动”等。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危机日甚一日，因而镇压控制也日甚一日，为了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国民党采取了许多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临时条例，如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还授权各地方政府，对“违法”行为，可断然采取紧急措施。于子三是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他是在一次外出访友时被国民党当做共产党逮捕的，得到消息，竺可桢校长曾全力营救，可是在狱里，于子三仅被审讯了三天就杀害了。　　消息传到学校，束星北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而提出了罢教。这在当时风险是很大的。曾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的许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回顾：　　尽管束先生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也不同情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但由于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在１９４７年“于子三运动”中，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大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的暴行。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逮捕，三天后惨遭杀害。第二天上午全校教授集会，在听取了竺可桢校长、校医和学生代表的情况汇报后，束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我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残酷〈地〉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如此践踏人权，我们无法容忍。教授会应该以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他还愤慨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不敢罢教！”在场的７０多位教授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以浙大教授会名义作出决议：为抗议于子三被杀，全体教授罢教一天，并发表宣言，谴责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权。全体教授的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它有力支持了浙大学生和竺校长的正义行动，推进了全国反迫害运动。这次运动随后就命名为“于子三运动”，（它）是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我正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于子三运动后期任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对束星北仗义支持我们的斗争，我无限感激。④    

 

有一点需要强调，束星北的品格或骨性异常坚强持久，最初一个历史分阶段，他抱定的思想与信念从没有因环境和时代变化而变化，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于明远（某大学党委副书记、四十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四十年代的学界，束星北的大名无人不晓，他身材高大，操着一口苏北口音，嗓门洪亮如钟，腰板笔挺，像军人一样。（时时低头思考问题时，那腰板也是笔直的）。他是浙江大学体态特征最为明显的教授，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只要见到他，不用介绍就能对上号。我进校之初，最先知道的两个人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都是学生们崇拜的大师，好像束星北的名字要响亮一些。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曾为了实验设备材料竟与学校总务主任动手过招，飨以老拳，打肿了总务主任的脸；看到缺衣少棉的学生在课堂上冻得发抖，会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　　这些事都是听说的，亲眼所见的是入校不久发生的“挑战书事件”。那天早上，我和同学去食堂吃饭，见一些师生围在食堂门口争睹贴在门口上的什么东西，本以为是学校通知，凑过去才发现是束星北用毛笔书写的“挑战书”，字写得很大，像“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期的小字报，大意我还记得：陈某某教授，你向领导揭发检举我利用供给紧缺，囤积倒卖大米面粉一事，皆属污蔑不实之言，望于明日早上七点（挑战书显然是头一天贴上的）在师生食堂门口当众向我作出道歉或与我进行辩论。我们正在议论着，束星北高大的身影已经出现了。他站在食堂门口，一言不发，等着他的对手践约。　　显然是个误会。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的后期，大学的生活极为贫困，师生们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比比皆是。而贫穷和学校的良好风气，使大学变成了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束星北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部分财产，与其他教授比较起来，手头属于宽裕的。可是在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里，束星北和其他教授的财产基本上是被公有的。他常常托人从大城市买些大米面粉，不仅是自己用，更多的是救济一些最贫困的师生。那个期间，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等，都享用过他的“公有物品”。可是那个陈教授却揭发他囤积倒卖，他能不光火。束星北对总务主任飨以老拳，是因为那个主任常常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上设障刁难，束星北也是忍无可忍，可事后束星北自知有错，便主动向竺可桢认错，也当面向总务主任赔了不是。可是对捏造污蔑之举，他却不能原谅，他一定要那个教授当面作出解释或与他辩论，那个教授自然不敢应战，很快就应聘到别的大学去了。　　在浙江大学，束星北的故事很多，不过就我个人而言，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徐名冠事件”和“苏步青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是不在史的“事件”，也就是在个别人的档案上有那么一两笔，浙江大学校志或校史是不会将它当做“事件”的。）　　先说“徐名冠事件”。徐名冠是束星北的学生，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军令部请束先生去研究军工武器，束先生带了几个教授和学生，徐名冠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军令部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小型发报机、雷达等。抗战胜利后，军令部为了留住这批骨干，要求他们“请委”，并声明“请委”之后才可发胜利奖金，“请委”就是填表加入国民党。束星北自己不“请委”，也不允许他的学生“请委”，可是徐名冠和一些人为了那笔就要到手的奖金，没有听束先生的话，“请委”了。“镇反”时，凡是“请委”的人都受到审查，也有一些遭到逮捕，徐名冠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已是助教的徐名冠遭到逮捕的罪名据说是参加了中统。束星北认为徐名冠“请委”是事实，但绝不是特务，中统的“罪名”要么是误会，要么是个别人的诬陷。当时政府有个划线，抗战期间为国民党做事的，只要没有罪行是不予追究的。束星北便是凭着这一点来替徐名冠游说、“请命”的。　　“镇反”是巩固政权的第一场运动，大潮之下，其势汹汹，其浪滔滔，无人可挡。大家都被“大势”鼓动着，都身在其中，都不想被时代甩下来。这个时候站出来“伸张正义”，难免有同政府作对之嫌，更何况束先生在一些进步人士眼中并不干净（一些进步学生或地下党曾将他划为反动教授）。但束星北不退让，他就是这样的人，认定的事谁也别想阻拦。他不断地找领导、找民主人士为徐名冠“鸣冤叫屈”。后来，徐名冠被捕，有些曾为他呼吁的人一看大势已去便适时刹车，只闪下束星北一个人在那里“抗拒”，他像历史上仗剑行侠的英雄一样，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　　徐名冠的妻子受不住打击和压力，精神几乎崩溃，独自一人跑回了老家，闪下还未入学的女儿流落街头，知道的只恐连累其身，佯装未见，是束星北用一张毛毯将她抱回自己家里抚养起来；狱中徐名冠因受不了酷刑，中途出逃，又是束星北冒着风险把他藏到自己家里。束先生最后找到了沙文汉（那时候他好像是浙江文教厅厅长，不久之后当了浙江大学校长），在沙文汉的过问下，徐名冠才得到无罪释放。　　“镇反”受其牵累的不只是徐名冠一个，凡是束星北认为属于“误会”或“屈打成招”的，他都会站出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束星北敢说话，有一些被“扩大化”网进“反革命”名单里的，一发现不好，就会向束星北求救。那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快找束先生”好像是呼救信号，像现在的Ｓ０Ｓ呼救信号一样，因为也只有束星北听到呼救声音后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    

 

“苏步青事件”发生在知识分子改造之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本来是上面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政治运动，按说，这个决定与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它既然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自然要把知识分子包括进来。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的类似专门机构“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其它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些机构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三反”的第一项就是反贪污，所有的教授们都得参加，都得从自己查起。这确实让人非常尴尬，不说吧，显然不行，因为是运动，谁也不能回避。要说呢，又没的可说，一些教授（绝大多数教授）只能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件当做贪污来说。如谁借了图书馆一本书忘了还，谁使了公家的桌子忘记登记，谁用了学校的一些纸张或书钉等等。　　最初，大家都没太在意，认为挖了鸡毛蒜皮就过关完事，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背对背揭发，有些人的历史问题被陆续揭发出来，教授们才感到运动的压力了。苏步青也就是这个时候，被人参了一本，成为“重点”的。　　苏步青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曾担任过理工学院院长、教务长。苏步青三十年代初就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从此成为中国在日本获得这个学位的第二人（第一个是浙江大学数学大师陈建功）。毕业回国后，北大、清华、厦大和日本东北帝国大学都给他发了聘书，可是他却选择了浙大，据说是他的好友陈建功与他有约在先。在竺可桢主持浙大期间，苏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震撼了学坛。世界着名的德国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他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的人品也深为人们称道，他待人诚恳，为人和善，遇事能让则让，在生活和工作上，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他又是放牛娃出身，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浙大公认的大好人。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大好人会绊在“三反”运动上。　　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苏步青谈话，告诉他有事情没交待，向党打了埋伏。苏步青不知道打了什么“埋伏”，他认为自己清白无瑕，奉公廉洁，绝不做贩夫走卒之流的事情。可是当人家让他仔细想想，浙大南迁时，他是不是保管过一些仪器，他才如梦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抗战爆发，浙大在竺可桢率领西迁时，也开始了有史以来大搬家，大的设备仪器由学校委派专人负责，部分小的仪器和设施便分散到各系。由于数学系的东西由苏步青保管的最多，再加归还仪器时，有几把长条凳子落下了（与学校打了招呼的），有人便做出了他贪污的推理。上面正愁没有典型，苏步青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浙大搬迁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仪器、图书、设备多得不可胜数，可是近万里战火行程，没一件（本）损坏也没一件（本）遗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上面还专门表彰过这事。按说，这事无人不知，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苏步青讲话。　　有人说，经过“知识分子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才发生了变化，学会了乖巧，学会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其实不然，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早在打着小旗走上街头时就丧失了。因而，这个时候，束先生站出来时就显得很孤单。　　束先生一开始就对“运动”很有抵触，他认为让一些清清廉廉的教授去扒翻“鸡毛蒜皮”，实在是有辱人格。他曾串联了一些人，去学校提意见，为苏步青讲话。可是一到动真格的了，那些一度曾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便开始支支吾吾，王顾左右而言他。苏步青一向把名誉看得和生命一样，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节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当时与苏步青住邻居，消息是其妻子苏松本告诉他的），先去稳定了苏步青的情绪，而后就闯进了设在院办的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据称，当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他冲着那人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蹿血，摔出好几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⑤　　与很多同代的清高矜持的知识分子一样，束星北对政治（官场）尚抱着戒心与距离。在他眼里，政党，无非是为集团利益服务的。因而从本质上讲，任何政党都是一样的，所谓区别不过是好坏高低的区别。“以为（他们纲领）只是政客想抓权的‘漂亮话’，全是些‘狗皮膏药’”⑥　　对于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他认为是“朋友”或者“主与客”的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党是主人”；如此，他与政府的关系便是“东家”和“雇主”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是“被党聘来的教授”，学校是“聘老师的东家”。这样从心态上讲，他便将个人与党的关系放在一个对等的关系水平上：“你们主人是请我来教书的，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饭”。⑦    

 

浙大期间，师生们都知道束星北的“政治态度”，他从不掩饰对这个“灰色物质”的反感。他最厌恶的就那些热衷于政治、党派的学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学生，他一定要严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会与同他们疏远。束星北认为，政治就是政治，学术就是学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能相碰的“专业”，一旦掺和在一起，势必要出问题。在他的眼里，人的标准也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⑧而政治或立场，往往会将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致失去人的根本的东西。　　抗日战争期间，受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束星北曾一度中断自己前沿的课题研究，专门研究军工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武器等。后被国民党军令部借调到军令部专门研究雷达等军工武器。在军令部，束星北可谓一路顺风，薪水高达一万余元（在当时相当于两个上将的薪水），并委任他为技术室副主任（虚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令部为了留住束星北，对他加官晋爵，想正式委任他为军令部技术室主任，束星北以从不与任何政治政党相涉为由拒绝。军令部为此而颇为恼火，以不“请委”（填表加入国民党组织）就不发胜利奖金为名要挟，束星北不但自己不“请委”，也不让他的学生和助教们“请委”，并让学生拆掉已安装完成的雷达，从而激怒了军令部，遭到囚禁。　　在束星北的眼里，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与“政治”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第三种人”，因而，他认为，在革命与非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即使到了政治的急风暴雨时期，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革命和不革命之间作出惟一选择的时候，他仍坚持“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我不认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⑨　　束星北既不相信共产主义也不同情支持“进步学生”的政治运动。对此他也从不避讳。束星北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甚至和那些虽有参与意识，却知道如何规避风险，顺应潮流的知识分子也不同，骨子里有着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束星北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当做一种独立的力量、一个阶层、一个有别于政治的独立群体（浙江大学在早期有这个传统）。一旦遇到事情，良知、正义感和独立意识就会将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让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如前面叙述过的“于子三事件”、“徐名冠事件”和“苏步青事件”。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束星北这个人。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杭州市，浙江大学的领导和师生们打着小旗纷纷上街与居民夹道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的朋友王淦昌正埋头实验室安装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直径３０厘米的大云雾室。⑩而他却将自己关在家里，研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解放军有关入城条例。　　束星北对环境的系数要求很高，如同对实验室的要求一样，客观环境必须符合实验要求，否则就要对实验室进行改造。因而，他的这种个性与品质，很难心平气和地与外界合上拍节，特别是当一个不破不立，推倒一切另起炉灶的时代到来时，冲突便成为必然。　　束星北的个性和思想，注定了他步履踉跄、命运多舛的人生道路。他一生中，多次遭遇不测，却都挺了过来，（他的扭曲与变化也正是在一次次不测与灾难中积累而成的）如果不是他的学生许良英的着意保护，他恐怕连新中国第一道门槛：“镇反”也过不了。许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回忆：　　１９４９年５月杭州解放了，我离开浙大，到中共杭州市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鉴于束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和军令部工作过，对共产党很不了解，而且敢于直言，对他的处境，我是比较担心的。解放初“反动党团登记”时，听说他主动交出了一支手枪，交代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对组织，我为他感到宽慰。　　解放后半年，杭州各校中共党支部陆续公开，这项工作从浙大开始。在浙大支部公开的大会上，当支部书记作了工作报告后，束先生和物理系另一位教授丁绪宝先生相继上台发言。束先生对党组织在浙大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对浙大军事接管小组的一个秘书（学生党员）作风提出很尖锐的批评，认为他是“官僚”。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学校保卫科科长听了很不满意，会后对我说，此人很反动。我告诉他：这是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秉性耿直，能主动向党组织提批评意见，总是好的，应该是党的团结对象。　　一年以后，全国开展势头很猛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杭州市学校系统的逮捕名单的审查和确定工作，由中共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负责。当时我是学校党委会的宣传委员，上述那位学校保卫科长是保卫委员。开会时，他拿出了一沓准备逮捕对象的档案材料，我意外〈地〉发现，里面竟有一本束先生的档案。要逮捕束先生，我当然不能同意，指出束先生没有参加国民党和特务组织（在军令部工作的有很多参加了军统），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主持会议的学校党委会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兼）和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束先生总算被保了下来，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这件事，束先生恐怕一直都不知道。    

 

束星北解放初的档案资料：《复杂分子登记表》也佐证了许良英的回忆录：　　复杂份＜分＞子登记表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公安局制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２　　姓名束星北、别名Ｈｓｉｎ Ｐ．ＳＯＮ、年龄４５、性别男、籍贯 江苏南通、住址 浙大龙泉馆、成份 大地主 、职业教授、文化程度 留学英美德。家庭关系姓名年龄及职业、详细社会经历〈略〉　　解放前的犯罪事实：〈略〉　　解放后的罪恶事实　　解放后曾主动交出手枪一支，（由其侄交雷达研究所军事代表）军代表曾在收据上写＜到＞：“缴获”。很不满意此二字，说我是人民又不是敌人。　　雷达研究所徐名冠曾住其家中。　　解放初期游行时说，“国民党以前游行也有这样〈的〉规模。”匪特胡步青＜被＞捕后，曾为胡辩护，说胡不可能是特务。其弟逃＜往＞香港，所留之南通面粉厂由其管理，苏北当局对他很好。暑假回校后反映很好，后个人的政治学习参加较多，整风文献上（划得）满是圈圈，口头上说，佩服毛主席，“共产党真的要能照毛主席的办那中国就好了”，“人民政府再也不能坏下去了，如果再坏下去，中国就要完了。”　　登记时在苏北工厂工作，故未登记，回来后，胡济民要他登记，后他说登记条例〈有规定〉：解放战争以前离开〈国民党有关部门〉的不必登记，未登记。　　在中苏签定友好协定时曾说，“我们的矿产两国平分，太不〈公〉平了，苏联还不是〈和〉帝国主义一样。”随后胡济民说他，他说，那我没有弄清楚？反苏思想严重。　　抗美援朝运动时说，“不要出兵，屯兵百万在鸭绿江边就好了。”后出兵了，又说，“决不要打过三八线。”思想非常恐惧帝国主义。曾哭过说，大战又要来了。自称曾写信给毛主席要他慎重，不能过三八线。他说没有靠山只有靠毛主席。　　参干运动时，曾鼓励他儿子参军，＜其子＞现在空军干部学校。在一次会上曾说以前，他认为共产党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现在科学院要其着一本磁学书，写得很努力，常在实验室内。最近曾告诉李文铸同志匪特徐名冠地址（已交公安局）他曾说徐恐怕不会是匪特。　　其思想甚反动，曾说开会不想到，因为有些话不讲自己痛苦，讲了又怕别人误会。　　未登记过有反动活动。　　主管单位的分析与处理意见　　希上级党委研究此情况，是否需＜要＞登记，最好登记后进行揭露。　　李某某　　　　该犯历史复杂，曾在军统局电训班毕叶〈业〉，国防部二厅任职，试制小型收报机（自称不是特务，在二厅任职是抗日战争时候，不须办理登记）而该犯在学校一向言语反动（但有时表现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四款第十条第三款，应予逮捕管训。　　伍某　　　　机关负责人意见　　基本上认为必须处理，但暂时不动，继续侦察，再作处理。　　其实，束星北并非与谁过不去，起初，他也曾想适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已经落到了河里，如果不顺着水势而行，就会淹死的。因而很想作一番新的认识和调整，以期同别人一样，跟上时代。可是嘴上虽然这么说，心似乎也明白，只是走起来，那双腿却难与时代和运动合拍，而他这人又不能同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妥协，因而一切便早早地铸定了。他与时代的矛盾渐次累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后，对立情绪开始突出起来。　　注释：　　①周志成：《难得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家——记一级教授束星北》邗　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　年》第３７－３８页。　　②胡济民：《怀念敬爱的束星北老师》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　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５页。胡济民，北京　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四十年代为束星北的学生。　　③于良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３日。　　④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　－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２０－２１页。　　⑤于明远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９日到１４日。　　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１１页。　　⑦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１５页。　　⑧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６６页　　⑩１９４７年９月，全国选派十二名教授和研究员以美国联合国对华资助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的研究补助金（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赴美研究。浙　大的两名教授为数学家陈建功（１８３７－１９７１）和王淦昌。陈建功去　普林斯顿，王淦昌赴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　　由于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给美国物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布罗德教授和弗雷透教授的帮助下，王淦昌和他的合作者琼斯争取到了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ＯＮＲ）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ＡＥＣ）的部分资助。王淦昌完成在美国的研究后，用自己节余资金购买了许多科研用的电子元器件，并带回来一个直径为３０厘米的大云雾室。回国以后，他就带着两个助教开始安装这个云雾室。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杭州市。此时此刻，王淦昌正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哩！据《王淦昌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纭{1}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扬州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２２页。　　紝{1}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２７－３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