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文汇 五月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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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阴影
2005-06-29人物周刊??朱学勤
  前一篇说“二安今何在”。为二安以及同类朋友的遭遇,写过两次,每一次都因形格势禁,点到为止。此次发表,虽不能尽言,毕竟刻画得更为具体,细心的读者可以读出一些蛛丝马迹。了此心债,才能续写下篇。我与徐晓通电话,谈论文革年月的地下读书活动,除了那些令人感怀的高尚一面,还有一些负面教训,如果当事者不写,由另一些人来写,是否会发生一些偏差?她说这一问题已经发生,有博士生去采访,即以她书中列举的那些中外文学名着为依据,认为有那么多好书可读,可见当时并非精神荒原,文化革命不应否定。此番高论,遭徐晓当场驳斥。这就说明,我们这些或深或浅的当事人,再不能回避当年的负面阴影,应选择的是怎么说,而不是该不该说了。比如当时的具体人事,一些朋友当年已经出现精神病态,但至今还生活在社会阴影中,正常权利都没有恢复,这就不能谈,也不忍谈。但在抽象层面,有一些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现象,确是可以谈,也必须谈了。
  首先在数量上不能夸大当年地下读书的阅读面。我曾问过天南地北那些地下阅读者,请他们列出当时读过的书名,核对下来的结果令人震惊:书名大多重复,把所有的书加起来,不超过一百本。此次徐晓在电话中也证实了这一数字。
  其次在质量上,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编选者的眼光,这些书籍的精神含金量并不很高,处于世界文明宝库中偏下、偏左一角,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文革”前中宣部组织翻译了一批灰皮书,“文革”中上海市委写作班又组织翻译了一批内部出版物。前一部分中有个别例外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对于青年一代对比第三帝国与“文革”中国,客观上有警醒作用,除此而外,绝大多数是出于中苏两党论战的需要,为读者注射反修防修的红色免疫力。后一部分将视角稍稍外延,但也不超过为配合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的外交需要,局限于欧美政坛、领袖传记以及各国概况。我曾以感激的心情问过当时主持其事的一位史学前辈,当年为何出这些书?他的回答很实在:毛泽东手谕,通过张春桥下达,政治任务,不可违抗;如果他自己夹有什么“私心”,那也是出于对知青同情:那么多年轻人在乡下,无书可读啊!这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学界前辈,狱中披阅《二十四史》,此后兜头反思“文革”深层动因与破坏性后果,其识见已超越当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也超越今天那么多的博导、教授。30年后,如果他能重操“旧业”,还会局限于当年奉命行事的狭窄视野吗? 不会了。当年坐井观天,不仅是他作为编选者的限制,也是我们这些久旱而逢“甘霖”一代青年的时代大限。
  这些内部书籍能支持当时的读者在精神上走出多远?走不出三家村,跳不出如来佛。即使我们有了一点灰色情绪,如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红色掺半灰色,那也是粉色,粉红还是红色。更为麻烦的是,当年的读书圈子,大多属半文学半政治夹生状态。那样的夹生知识分子,在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中曾反复出现,甚至成为革命领袖,在本国历史中投射下既深且长的阴影,至今尚未肃清;而轮到我们这一代出现,又是外部条件最为恶劣的一次:闭关锁国长达一代人时间,外不知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内不知先贤前辈的精神遗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仅不能走出这一类知识分子的阴影,很可能重蹈覆辙,而且会陷得更深,更偏执,也更落后。
  被文学涂抹的政治性格,天然带有左倾偏执的病态特征,上述三国可谓同类,其内部逻辑是“比赛革命”, “无限革命”,直至“不断革命”,“革革命的命”。1976年我们这一代人出现,也是半文学半政治性质,这里说的文学,当然是大文学,人文之学,首先是文学,也包括史、哲一部分。这群人只是小荷初露尖尖角,刚出现上述逻辑的前一半——具有人文审美价值的前半段,即被专政机关的铁拳无情打断。而打断这一逻辑的那个红色巨掌,就其观念史的上游源头,早年有家族相似,也是从半文学半政治的逻辑中发展过来。“文革”“四人帮”中居然有3位,都是出身于30年代上海滩那个半文学、半政治的左翼文联,这不是偶然,而是足以让人心惊的大背景,不知何故,至今未能引起注意。“文革”意识形态,不仅在左翼诉求方面,就其掌控者的知识背景与行为逻辑,也是直接、间接地继承了左联文学的政治血脉。当时对地下读书运动的镇压,从人权、人道言,我永远站在被镇压者这一边;就思想脉络言,我不能不说一句让我的很多同代人不痛快的话:镇压与被镇压的双方,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共享同一个家族的思想资源。反对者在反对中复制对方的早年历史,镇压者是在镇压中提前展示反对者一旦得势,将会如何走完后半部逻辑。
  什么叫“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老一辈同代相残,是,老一辈镇压新一辈,也是,甚至更是。历史长蛇在两代人之间首尾相啄,那才是“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的原生意义啊。
  一离开那个圈子,与北欧普通民众打交道,才知道自己身上原来还有那么多善!这话多沉痛?经历过文革精神生活的人,凡有小圈子者无不以高尚追求为至善,我也相信主观状态肯定如此,但为何适得其反,至善调动的是恶,而不是善?
  法俄等国家有一个共同点:文学过剩,思想贫弱。近代革命传统不能说由此决定,却多半与此有些关联。19世纪是在法国革命的旗帜下度过,20世纪易帜为俄国革命,但是检索这些国家的文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你会发现两条历史平行线其粗细不成比例,文学思想畸形繁荣,政治思想乏善可陈。这就足以启人疑窦: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那样活跃,影响其上下起伏的精神底蕴,有多少是政治思想,有多少是文学思想?
  “五月的阴影”上篇提到我国“文革”后期各地皆出现半文学、半政治的地下读书活动,就发生在这一时代脉络中。它不是第一次出现:康、梁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师生结社,“五四”至“大革命”时期一代人的革命加恋爱,“一·二九”慷慨上街的一代愤青,乃至30年代在上海横浜桥附近出现的左联一条街,都潜伏有后来者的基因。只是轮到我们出现时,可读之书只剩下区区百本,视野猛一收窄,偏执顿生狭隘。但在当时,偏执和狭隘都是美德,前者被理解为坚定,后者被尊奉为纯粹。偏执向外,对日常生活充满敌意;狭隘对内,天天辩论,时时内斗,经常有分裂、决裂出现。
  我们现在才知道,独立知识分子交往淡静,最多是朋友而不是战友,没有很强的内聚力,但也没有那么多的内部争吵;具有革命倾向的那些知识团体,对外同仇敌忾,战斗力很强,内部以战友相称,内聚力也很强,让你时时觉得温暖,却伴随有同等强度的内部撕咬:不能有分歧,甚至不能有差异,差异一起,立刻把对外征战的热忱移植为内部讨伐,批判、声讨,非要把昔日战友搞倒、搞臭。这一对比常使我想起黑白社会的组织学特征,应该是组织社会学这一新兴学科很好的课题?却没见有哪个社会学家来破题研究。就文章而言,前者较激烈的文字是对统治者叫板,其他则“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后者则充满火药味,最见文采是内部撕咬,越撕咬越起血性,越血性越见文采斑斓。后一类文字不难寻找,可见左联30年代内部争斗,可见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期康生亲自抓的“九评”,也可见文革中期派性一起,相互攻击的那些大字报,真是批斗走资派的文字,反而空洞无物。
  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独立知识分子,只知有高尚趣味者都是革命者,至少要像十二月党人那样同仇敌忾。结果能找到的敌人全在内部,外敌太抽象,内敌才具体,看得见,摸得着。我经历过的那些朦朦胧胧的地下读书小圈子,几乎都出现过剧烈的内部纷争,有一些还没有等到有关部门介入,就被这种纷争拖垮。有一个女同学有一些毛病,夸张,虚荣,还有点装神弄鬼。好端端谈一个恋爱,她要把对象从河南带到上海的吴淞口,说她遇到了危险,公安局便衣正在跟踪,然后躲藏起来,躲也躲不远,就猫在附近的树丛里,看那个倒霉的男人是不是叛徒。类似毛病老不见改,小圈子议论得越来越难听,说啊说的,就把她说成了叛徒。直至多年后她移民北欧某一个国家,彻底疏离,从此渺无音信。直至某一年间接听到她对往事的评论,却很辛酸:说那样封闭的小圈子只能调动她身上的恶,而不能调动善,一离开那个圈子,与北欧普通民众打交道,才知道自己身上原来还有那么多善!这话多沉痛?经历过文革精神生活的人,凡有小圈子者无不以高尚追求为至善,我也相信主观状态肯定如此,但为何适得其反,至善调动的是恶,而不是善?
  我不止一次地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称它为19世纪左翼知识分子的百科全书。那部书既可从正面读,读出旧俄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铮铮硬骨,多年后再读,还是读得心潮澎湃。但也可以从负面读,读出一部革命流亡史,原来就是内部撕咬史:革命并不是和珍珠玛瑙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肃反”联系在一起。所谓离敌人远,离战友近,先是防招安,后是抓叛徒,革命不断,“肃反”就不断,首尾相啄,撕咬成一团。20世纪,中国人已经听腻的那些亲痛仇快的故事,在100年前的巴黎、伦敦、罗马、里斯本,都已经上演,而且演绎得更为离奇,也更为惨烈。去年5月过后,我旅行路过法国南部的小镇尼斯,就想寻找赫尔岑在那里的墓地。然而问了很多法国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俄国人,姓名就像德国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默记于心的一首歌词也飘散了。
  现在只记得那首歌曲的开头了。它来自我们从小接受的诸多红色名曲,我们幼时所吟唱的歌曲与五月有关的实在是太多,几乎融化在血液里,这也是我这篇小文为什么要以“五月的阴影”命名:
  五月的鲜花开满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
  现在则想以当年读书活动中出现的一段散诗做注解,也是文学,也算是结束:走吧,路啊路,漂满了红罂粟。
 

朱学勤 2013-08-22 21: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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