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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部分纪念文章中提及的李慎之言论
　　先生读完《顾准全传》后，在致敏之先生函中，对顾准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评价：“收到高建国同志寄来的《顾准全传》，我穷五日之力读毕全书五十一万字，对顾准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现在确认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天才，真正的英雄。……我认为，顾准比所有其他的人都高，而且不止高出一头、两头。他比清末以来的所有思想家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都高，他是真正的巨人。……中国正面临大变革，特别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争取中国能走上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我是三化合一论者）的康庄大道。……我想建议他们（指三联书店――引者注）在今年出版《顾准全书》。（我估计顾准的遗作也不会太多，因此主张把他的年谱，熟悉他的人的回忆录，访问记，与近两年的评论都编在一起，名为《顾准全书》）”。
　　先生曾亲口讲述他1979年1月，中美建交当月，陪同邓小平副主席访美的戏剧性经历。
　　那时，先生“右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仍属另类。邓公却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先生随行访美，出任他的英文秘书。此议遭到不少人反对。邓公的回话只有一条：周总理出访带什么人，我就带什么人。先生曾陪周公出席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若不是周公挽留先生同乘一机，先生已殉难于克什米尔号），当为首选之人。然而，邓公初次访美，既要洽谈台湾旧题，又要确立国际新局，政莫大焉。有关部门拿出政治规定，与邓公相持。那时还是华国锋主政，“两个凡是”仍有市场。先生为钦定“右派”，“罪行”写进《毛选》五卷。反对者以邓公不知详情为由，打算撤下先生。岂知邓公语惊四座：不管李有什么问题，都等访美回来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月前刚确立邓的实际主持地位，反对者只得暂时缄口。先生接到通知却颇为冷静，要求先恢复党籍――非党不能参与机密，去了反而尴尬。
　　先生于登机前才接获通知：彻底平反之事正在讨论。先生遂以英文秘书与特别助理身份，坐在专机前舱邓公对面。先生早知邓公寡言，遂不主动开口打扰。默坐良久，但见邓公起身，手持一大摞材料，在房内来回踱步，不久踱到先生面前。先生起立含笑相迎。不料，邓公指着手中的材料，严肃地对先生说：这些都是你的“反党”材料，他们在我上飞机前特意送来的。先生闻言不知如何为好，飞机此时已将临近国境线。邓公仰天长叹，语气沉重地对先生说：你的所有“反党”材料，我刚才全看过了。你那些犯了“罪”的言论，其实，基本上都是对的。接着严肃地说：慎之同志，不必在意这些材料。我们开始工作吧。先生大声应道：小平同志，谢谢你了！说毕，随邓公走进专机特设的机要办公室……
　　据先生介绍，邓公曾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就是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它国家开放都没有用。”又说：“我这次去美国后，一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访美期间，先生协助邓公进行了繁重的工作，始终参与最高机密。那次峰会，邓公与卡特总统确定了中美战略关系，签署了文化、科技等多项协议，并达成互派留学生、开放市场等意向，对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形势均衡，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先生随邓公回国后，即兼任邓公的外事顾问（主职为中央写作组成员），经常应对国际问题，并曾负责撰写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国际部分。当然也获得了彻底平反。
　　先生常说，邓公开创的新时代，需要大家帮着出主意，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邓公80年代提出深化中国体制改革，促使他思考中国历史要求社科专家回答的新课题。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民主制衡与法律主治是国泰国强的首要保证。明太祖实行酷刑，刑法甚至有剥皮、挑筋、剁指……仍不能改变腐败的空气，便是明证。先生说，历史是最有权威的发言人，孰为真理需要时间证明。对此，他与邓公一样坚信。
　　据沈祖棫先生介绍，先生无论担任什么高级职务，从不在社会上摆特殊人物的架子。每次来沪开会，抽暇探望祖棫先生等老友，总是自费乘坐记程车来回，总是便衣一件，旧鞋一双。平日在京，亦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顾。而先生老夫妇俩都是病人（夫人久患糖尿病，行走已不便），手头相当拮据。京中友人曾披露，先生用早餐，经常啃啃麻花而已。
　　祖棫先生听我说，先生惠寄三百五十元，命我代购《顾准全传》，不禁连声感慨。先生某次与他聊天曾脱口而出：一生最大的爱好是看书，好在历来都有人赠阅，几乎不用购买，否则，稿费断档有年，光是买书的开销，便会弄得家中生活发生困难。祖棫先生说：先生此言毫不夸张，此次汇款给你，便是一份极真的心意所致了。我闻言，半晌说不出话来。
　　摘自高建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念李慎之先生
　　
　　1989年，他极为悲愤地表示"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就不当那个副院长了。其后，我们不但常常在人数不等的聚会和多种座谈会上见面，就是他时而陪同他的老伴张贻大姐到新华社卫生所取药，也会就便到李普老头家或我的蜗牛居促膝长谈。由于交谈的频率较稠，就积累出了相当可观的广度与深度。其重心是我们青少年时代都曾极为崇拜并崇拜到荒唐的迷信高度的毛老人家，及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日渐锋芒毕露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其毒根，还是封建王朝的千古流毒。
　　我们一致认为，大革文化命中登峰造极地让所有在极权高压统治下的男女老少，像过去封建王朝时代对封建帝王那般对毛老人家齐声颂呼"万寿无疆"和"万岁万万岁"，这还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天下？虽然毛老人家自称他这是"马克思＋秦始皇"，实际上没有了"马克思"，而只有"秦始皇"，甚至比秦始皇还秦始皇，这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地背道而驰。
　　有一次，慎之兄在寒舍，还与我谈到了毛老人家的人品。他说，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他对我说："你比我小几岁，而且在1940年十二岁时，你们苏北就已成了黄克诚同志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了，关于四川大后方的事，你可能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或者长大成人后，从一些书本上读到许多。而我在抗战后期，就已到了大后方了。日寇投降后，我又直接参加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我亲眼目睹我们党和我们的领导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乎整天价高呼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他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极其强烈地争自由、要民主。这一切，当时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帮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又如何？这‘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比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对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亲密并且是开国元勋的战友，毛老头儿又如何？这就无须一一细说了。"慎之兄的结论是：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就毛泽东而言，即便他过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与众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时，如何地功盖千军万马，但在夺得江山后如此作为，还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着"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下"罪己诏"。
　　慎之兄问我："你听说过毛主席下过'罪己诏'么？"
　　我冥想了好一会，只得摇摇头。
　　"是的，他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检讨过自己。"慎之兄说。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读书破万卷又记忆力特强的慎之兄引用的这句话，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这是马克思1843年5月在旅途中到达科伦时，给其共同编辑《德法年鉴》的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言。在这封由德文译成中文共约4500字的信件中，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一个人物。"（以上均见同书411页）"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人们曾一度错误地希求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老国王（指威廉三世）没有什么奢望，他是一个庸人，并且毫不以聪明自居。他觉得，奴仆的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生活。"（以上见412页）"于是人们对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愿望和思想又重新遭到了先前那种嫌弃，就是说，人们又回到了旧的僵化了的奴仆国家。在这里，奴隶无声无息地劳动着，而土地和奴隶的占有者则靠有教养的和驯顺的奴仆尽量默不作声地统治着。无论是奴隶或主人都不可能说出他们所想说的话；前者不可能说他想成为一个人，后者不可能说在他的领地上不需要人。所以缄默是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垂头丧气，唯命是听，默默无言的牲口。""在原有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企图没有实现，它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以上见413－414页）
　　慎之兄说，虽然这封信，比《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差不多早了五年，而且所针对的批判对象又只是普鲁士帝国，但对于身披共产主义外衣的权欲野心家们也完全适用。你看看毛老人家晚年的新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他老人家归天之后，某种程度地继承了他的衣钵的人的所谓"反自由化"，所谓"平定暴乱"，继之贪官如毛，腐败透顶，仍不许媒体充分揭露，加倍强调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如此等等，是不是同样也带有某种兽性？所以，毛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分别了三十年的斯诺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倒是一句老实话。
　　慎之兄继续说，尽管许多加入共产党的人，都作过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但到头来，某些人硬是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权欲野心。他们宁可制造无穷无尽的花言巧语，去蒙骗渴求翻身解放安居乐业的工农大众去为他们火中取栗，甚至不惜上刀山、下火海为他们夺取皇冠。这样的野心家，怎能不具有兽性？！
　　慎之兄与我的历次交谈，尤其对毛泽东及其专横独裁统治的讨论，大有助于我对这类课题的探索。而对于我们党的这样的实际，尤其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的史实，大凡不愿违背自己入党誓言的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慎之兄又提醒我认真琢磨马克思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
　　见于上述同一本书414－415页的这几句话是：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慎之兄说，当年马克思的这些话的中心思想，当然是转入共产主义革命。而我们做共产党人已做了大半辈子了，而且现在已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之后了，当然不是要重新革命建立一个什么"新世界"，而只是在现实条件下，与那些仍残留着独裁专制者之阴魂的人进行政治意识上的斗争。但由于这种唯我独尊并大权在握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我们在公开发表文字时应慎言稳立，只能在如何走向真正的民主等方面进行某些理论上的启蒙阐论，而不必进行太多的太深太广太猛的揭露与抨击。他说："我们中国人渴望民主的呐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也许还要再呐喊一百年。这也许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我的理解是：对于他与我之间的最最知心的交谈，尤其对毛泽东的品性及其独裁专制的谈论，切不可轻对他人言。
　　这许多年来，他正是这样实践的。从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而写的《迎接全球化时代》，到《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以及对顾准、陈寅恪等先知们的学术思想的研究，等等，等等，几乎无不强烈地呼唤着科学与民主，呼唤国人奋力赶上全世界滚滚向前猛进的民主大潮，及早消除专制统治的余孽，使全国人民真正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否则，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号角吹得再响，也不过是白吹吹而已。
　　摘自戴煌：永念慎之兄
　　
　　1993年。那年，搁浅已久的《“文化大革命”词典》似乎出版有望，李郁请李先生作序，很少为他人作序的先生竟答应了。取稿那天，李郁有事，托我去先生府上一趟。早闻先生学贯中西，恃才傲物，一般人难以同他对话。原本以为对我这生人，先生给了稿子就会送客，没想到先生却把我让进了屋里。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先生径直同我谈起了“文化大革命”，谈到了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关系，谈到了“文革”中的周恩来，谈到了林彪，谈到了中国的专制主义。先生所谈，让在党史圈里待了十数年、听惯了“八股”腔调的我大开眼界。印象最深的是，谈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先生突然问：现在的人对毛泽东的认识有多高？不待我反应，他自己作了答：至今还没有超过“‘五七一’工程纪要”。
　　去年秋天，先生来电话问我，官方的党史写没写19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我告诉他，至少党史部门编着的历史书不曾提及。我还坦率地告诉他，我自己除了在读研究生时，偶尔浏览过艾思奇的一本关于“新启蒙”运动历史的小册子，对这段历史几无了解。先生郑重地说，不能不了解，因为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成功是一件影响极大的事情。他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前两年他在一篇文章曾经提到，但是没有讲清楚。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先生以为并不确切。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难分难解，两者风借火力、火助风威，才形成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运动；“新启蒙”运动，如果不是民族救亡高潮的兴起，怕也是发展不了那么快、那么大，以至极大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的。先生说，与其说“救亡压倒启蒙”，毋宁说“还是救亡推动启蒙，只是启蒙已经转向”。所谓转向，因为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和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认为中国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大同小异，提倡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理性；而“新启蒙”运动却是以马列主义作为真理来宣传的，这正是“新启蒙”之“新”。先生又谈到了他个人的经历，说自己就是“新启蒙”运动的受众。当年读了许多“新启蒙”运动的小册子后，开始接受了“新启蒙”。以后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思想里的地位越来越崇高，到高中毕业时已经醉心于马列主义，以至于考大学时选择了经济系，因为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有研究者认为“新启蒙”思潮的影响、地位根本无法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相比，先生以为事情不是如此，恰恰相反，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无数中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参加到“新启蒙”运动行列中来，“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展而且加深了。到1949年马列主义成为国家和社会法定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定于一尊，“新启蒙”运动终于彻底否定五四的“旧启蒙”，“新启蒙”运动才算完结。先生特别谈到，毛泽东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受益者。1936年以前，毛读马列并不多，到了陕北后才有暇读书。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到了延安，毛常常读他们诠释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还经常写信“请教”。当然，毛聪明过人，常常能从对方的论点中发现罅漏，并且别立新义，完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一整套主义和方略。在先生看来，把“救亡和启蒙”的命题扩大来看，外敌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革命化，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简单的回答是不可能的，以“新启蒙”提供的理论尤其无法解释，它牵涉到中国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大传统，也牵涉到时起时伏的农民造反的小传统，还牵涉到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五四以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都以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世界的主流思潮，而先生在青年时期以为，马列主义是当时最强劲的单个世界性大思潮。虽然全球化是二十世纪末叶才出现的概念，但实际上国际间的相互影响早就开始了。所以，“新启蒙”的历史不但不能忘记，而且也不能低估。
　　摘自韩钢：他的思想和遗文将永驻——悼李慎之先生

　　2003年3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第三版发表的李慎之先生的文章《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中说：
　　我用这么多的笔墨来写这个经验（指文革时期为防备抄家事先“销毁罪证”的经验），并不是“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而是希望能让今天的青年和后人能够具体地了解一点“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它对人心灵的扭曲，看来青年人对三十年前的旧事已经很隔膜了。
　　“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多年来人们始终没有深入全面地回忆、研究“文革”。头几年可能是“文革”的余威犹存，人们还不敢说话，后十来年则似乎有一条不成文法，叫人们不要谈“文革”。巴金老人关于设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也始终没有人理睬。然而一个失去记忆、不知反省的民族是很难有出息的。远的不论，如果大家把“文革”加上前十年的“二十年极左路线”的创痛忘掉了，那又怎么能证明邓小平理论的价值，怎么能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呢？
　　在以许多亲身体验的事实描述过文革期间的社会气氛之后，李慎之先生引用了叶浅予的说法（李先生称之为“一句名言”）：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然后评注说，“许许多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靠说假话活过来的。”他的结论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不仅顾准）的思想上，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
　　所以我认为，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摘自张业松：非典型纪念

　　他于今年三月十九日当面考问晚辈：
　　按正统说法，毛泽东执政后犯重大错误，是从1957年搞“反右”运动时开始的。小单，你认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说，我以为是从1955年搞“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开始的。
　　李先生说，我认为比这还要早，早在五十年代初搞“镇反”运动和搞“土改”运动时就开始了。
　　1997年，我又托友人将《毛泽东执政春秋》第四篇的打印稿带给李先生，请他指正。
　　此稿有近一半内容谈及新中国外交工作。李先生曾亲历其间许多事，参加过朝鲜板门店谈判工作，还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属于较知情的人。我很想听一听他对这部分书稿的意见。
　　不久，李先生对带稿人说：你让小单给我打电话，我有话要对他说。
　　我拨通了李先生的电话，随即听到他那率直高亢的声音：
　　小单，你稿子里有一句话很不准确呵！你说“新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没有丢失过土地”这句话，是与史实不符的。事实上，新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时丢失了不少土地，比如，在与缅甸打交道时就丢失了“片马——江心坡”。这可是好大一块土地噢！
　　今年见面时，李先生又向我提及此事，还补谈了一段史料：
　　当新中国政府要把“片马——江心坡”正式划给缅甸时，原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竭力反对。刘少奇则解释说：再过两百年，全世界都实现共产主义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你的领土和我的领土。
　　李先生说：刘少奇是这么讲的，也真的是这么想的。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确有一些人真的相信“工人阶级没有祖国”那套东西，是不大讲什么民族主义的。
　　李先生还在电话中告诉我，社科院王学泰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游民文化的书。他对这本书十分推重，说（大意）：
　　在中国历史上，游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群落，有着独特的行为方式和较大的社会能量。每当朝代更迭时，总能看到他们十分活跃的身影。可是，游民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史学界应有的重视，存在于许多史学教授的视野之外。因此，王学泰写出这本书，可以说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本书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古代中国的游民文化，而且有助于人们理解现代中国的游民文化，如毛泽东所搞的那种“痞子文化”。
　　我们还由这游民文化话题谈到了“延安整风”问题。我谈了自己对于这场运动所持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一个革命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带有浓厚“秘密帮会”色彩的政治组织；或者说将其党主席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带有黑幕色彩的“党老大”或“掌门人”。
　　这种“秘密帮会”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其大头领享有绝对权威，即可以不受制约地处置帮会内一切人和事；另一个标志，就是家法森严，即该组织对其内部成员的整治烈度，往往要超过对其外部敌人的打击烈度。
　　我们还在电话中交谈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问题。
　　2001年5月，正值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场35周年之际，BBC电台邀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一位学者就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一话题进行对谈。谈至最后，主持人要我们俩人各自用几句话来总评这场革命。
　　我说北京一位老人曾告诉我：
　　1840年“鸦片战争”是“国难”；1966年“文化大革命”则是“国耻”，真正的“国耻”。
　　我很同意他的话，“鸦片战争”是“挨打”，“文化大革命”则是“自虐”，丧心病狂。
　　这位老人就是李慎之先生。这段言辞就是他在此次电话交谈中告诉我的。
　　李锐先生曾向笔者转述其老友的一个说法。
　　当官方传媒反“邪教”反得最凶时，李慎之先生对人说，英语“邪教（cult）”一词的本义，是指“教主崇拜”，即搞对教主的个人迷信。因此，凡是“搞个人迷信”、搞突出宣传某个领导人，都可以说是在搞“邪教”；或者说那些喜欢搞个人迷信的人，那些喜欢抢镜头、喜欢让媒体歌颂自己的人，也都可以说是有着搞“邪教”倾向的人。
　　就此话题，笔者还和李锐先生讨论了一番，认为“延安整风”中那些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以及大规模整人的举动，就多多少少带有搞“邪教”的成分；认为“文化大革命”把个人迷信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搞出了我们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也可以说是搞出了整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
　　不知这些铁板钉钉的史实，与执政党所谓的“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说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不可以说是一种“指鹿为马”的关系？
　　李慎之先生还认为，在一切邪教中，最令人厌恶者，当属那种指责别人搞邪教而自己也搞邪教的邪教。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单少杰：纪念李慎之先生——兼谈子路人格
　　
　　第一次见到慎之先生，是在"六四"清查的当口。那时，他还没有被"罢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个院长中，依然分管着政治学所。那次他到政治学所，是为了谈如何"保住"这个所和《政治学研究》这个刊物的问题。大家合计的结果，大概是请中国政法界元老张友渔出面斡旋，我们以他的名义写个象征性的检查，由他来担当。
　　"你们帮帮张老，也就是帮你们自己"——慎之先生如是说。那是他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一句话。
　　他的话是如此推心置腹，令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共同体"负有责任，在"船沉"之际，大家都应为之尽一份挽救之力。但在那之后，我们听说，慎之先生在自己的去留问题上，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面对专制的淫威，他翩然挂冠而去，并留下了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决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
　　今天，慎之先生的这句名言，已经永远地铭刻在了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心中！也化作无数人身体力行的行动。不过，以上的背景告诉我们，在"六四"事件上，慎之先生对于不同的问题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的：他要求我们做的，与他要求自己做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血气、有正义感和有胆量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宽广胸怀和坚强责任心的人。他个人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就毅然选择了牺牲；但他不鼓励那些羽翼未丰、还没有作好出航准备的雏鹰，去与暴风雨作前途未仆的、低层次的险恶决斗！正是他的这种博爱、仁慈与远大眼光，使得初出茅庐的青年们有时间、有机会对自身作进一步的完善与充实；也正是因为他的立场、精神的榜样鼓舞，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政治学所，才可能出现一种前仆后继的局面……
　　摘自陈小雅：生命的结晶——忆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就慎之个人而言，一直有一个问题折磨着他晚年。他曾经不止一次问我：“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大意）他不仅仅是问我，肯定还问过其它人，包括上述前辈。凡在大陆生活者，牢骚、不满，甚至唾骂，无人无日不有之，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十四年来，这是决定每一个人根本态度的第一问题，经慎之一问，豁然显现，却又峥嵘逼人。第一次他问我，大约是1999年上半年。第二次隔了半年在北京见他，他居然没有忘记上一次谈话在哪里结束，重又问起。我只能说：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那一次他沉吟良久，接下来有一番议论，我至今记忆深刻：
　　如果这个体制真是刚性的，那么我们就真该承认邓小平想在了我们的前头？邓的六四情结恐怕恰恰在于，他已经认定这一结构是刚性的，一碰就垮，所谓“水库的最后一道堤坝”，众人都还以为冲击的是第一道堤坝，让步余地还很大，他却可能意识到：这是学生腔，所谓第一道堤坝，从内里看，其实就是最后一道堤坝，故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军队把学生镇压下去！直到今天，无论是镇压者，还是被镇压者，包括那些因执行六四决策而背上民间骂名的人，都没有认真想过邓为何不惜一世英名，动用那样铁血手段？难道他连这一点政治上的加减法都不懂？笑话！但是，如果我们真承认这一逻辑，那还谈什么和平改革，渐进演变？那就等着革命动荡，天下大乱好了！
　　此后他不再追问，但我深信此一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中，直至去世。
　　摘自朱学勤：“常识”与“傲慢”
　　
　　我与慎之先生的个人交往不少，或两人见面对谈，或阅读先生的来信，谈得最多的话题有三：
　　话题一：先生对自己的痛切反省，最痛切的当然是年轻时的左倾激情。
　　先生多次提及：自己早年追求共产党，除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和国家的凋敝动乱之外，上个世纪的30年代，由延安发动和操控的“革命新启蒙”，对他们这代知识分子青年期的人生抉择上，具有难以抗拒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就先生个人而言，不仅在于青年人本身的冲动激进和理想主义，更在于这代人对自由主义的一知半解。就当时的意识形态之争而言，不仅在于中共在国统区发动的宣传攻势，更在于“5.4”启蒙一代的分裂：许多对年轻人极具感召力的大人物的急遽左转，先生特别提到鲁迅及左联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当时毅然奔赴延安的年轻知识份子，大都把高调的鲁迅视为精神导师，而对低调的胡适则不以为然。
　　正是这样的反省，使慎之先生的晚年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对“5.4”一代的评价，先生提出了“尊鲁迅，尤尊胡适”。对抗战前后中国大势的理解，先生用“革命压倒启蒙”代替了颇为流行的“救亡压倒启蒙”。这与王若水先生的生前绝笔《整风压到启蒙》，可谓一拍即合。在对自己的评价上，先生说自己不是“天足”，而是被包裹过的“解放脚”，无论怎样努力适应新鞋，落下的半残也难以彻底矫正。唯有这份自我矫正的努力和清醒，还可以称为差强人意的晚年自慰。
　　话题二：先生反复谈到普及自由主义常识的重要性
　　先生以自己年轻时的阅读经验证实说，当年的“革命新启蒙”，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中很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在于那些革命宣传的激进性，更在于其文本的通俗性。激进迎合了年轻人的秉性，通俗适合了大众的阅读水平，二者的紧密结合能够把洋马列变成中国语境下的大众常识。慎之先生特别提到，中共的笔杆子，从党魁毛泽东到党棍陈伯达、康生再到党秀才艾思奇、胡乔木、范文澜等人，个个都是宣传“党文化”的高手，既擅于结合本土的民情经验、又精于以大众口味阐释“洋马列”，遂把艰涩抽象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常识。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又使“下里巴人”文风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最醒目包装。相比之下，国民党的那些“党文化”宣传，对于激进的年轻知识人而言，显得保守迂腐；对识字率不高的大众而言，又显得深奥高雅；因而也就无法变成知识精英和工农大众皆能接受的常识。
　　当我争辩道：胡适的文字以直白行世，其自由主义理论也很常识化，比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胡适笔下变成了“科普读物”，反而是鲁迅的文字趋于晦涩。慎之先生回答说：我说过“革命新启蒙”的两个特点：激进和通俗，二者相辅相成，方能吸引大众。胡适是有直白和常识的一面，但他与鲁迅相比，缺乏斗士的激进，显得过于君子。鲁迅决不要“弗厄泼赖”（fairplay），而胡适专讲“弗厄泼赖”，我们这代人的多数，当年也都跟着鲁迅拒绝“弗厄泼赖”。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二者做得都不好：“弗厄泼赖”得不够，普及常识更不够。我这把年纪，也有自知之明：我做不成书斋里的学者，更成不了大变革中的思想家，量体裁衣，能尽的绵薄之力，也就是做点向民众普及自由主义常识的启蒙工作。
　　先生的反省让我想起了葛兰西的狱中思考。在写于监狱的《实践哲学》中，葛兰西强调的主要思想之一是：身处大变革时代的知识份子，最迫切的社会责任是批判性品质，这品质不是书斋式“洁癖”和建树，也不仅是一种理论的批判，而是致力于自觉的介入和常识的普及，是产生一批“知识份子活动家”。他们能够把理论真理通俗化为大众常识，把自由意志变成实际践行。当知识份子的普及性启蒙能够把自由主义的理念变成大众常识之时，大众化的自由主义运动才是可以期待的。
　　话题三：如何拒绝后极权社会的恐惧和谎言
　　慎之先生说：这显然与1949年后知识份子的处境和心态高度相关。大多数革命知识份子自恃为中共打天下立过汗马功劳，先是逐渐变成了坐天下的特权阶层的一员，继而在乌托邦崩溃之后又堕落为孜孜于既得利益的聪明犬儒。青年时代的激进情怀和理想主义，其幼稚肤浅，固然不堪回首，但晚年的保守僵化和老谋深算，又何尝不是自我阉割，流风所及，腐蚀的不只是一、两代人。
　　他特别以自己的亲历为反省的素材：“我26岁就参加了开国大典，30岁就成了11级高干，‘享受了坐天下的果实’。虽说我觉悟得不算晚，反右的厄运已经使我醒悟了，并开始断断续续的自省，但我还是长时间沉默，想来原因无非两条：一来是我复出后也得到过重用，参加过12大报告的起草，还被恩准为副部级，主管社科院的国际部，仍然享受着坐天下的优惠，自然要忠实地为党为国服务。二来是摆脱自我恫吓太晚，很多早就想明白的道理，被自我恐惧堵住了，不敢出口，沉默了很多年。真可谓心怀余悸地说谎话、当两面派，还总以为自己工作认真为人老实。可人很奇怪，有时会慑于一般的恐怖而战战兢兢，有时却会被大恐怖激发出勇气。‘6．4’是大罪恶大恐怖，‘不在刺刀下做官’，就是这大罪恶大恐怖激发出的，是即兴的、脱口而出的。一旦出口，就摆脱了恐惧，自我解放了。所以我说，与其等着人家给你松绑，远不如自己先给自己松绑，自我松绑的人多了，别人想捆也捆不住。”
　　正是这样的自省，才会使慎之先生对哈维尔尊敬有加，写出对后极权社会的一针见血之言：“后期极权社会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但，为了既得利益而自保的生存策略就毫发无损吗？用向自己的良心说谎而换取行尸走肉的安全，难道就不是更彻底的失去吗？
　　摘自刘晓波：诚实地说出常识的良知——祭李慎之先生
　　
　　以前我们把“知识分子”的定义宽泛化、庸俗化了，以为大学或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那些关注人类命运的人。
　　摘自赵梅：“细节中的教诲”
　　
　　当我们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话题时……
　　朱竞：您认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有哪些人？
　　李慎之：鲁迅、顾准是最优秀的。我认为最“干净”的知识分子是钱钟书。
　　朱竞：如果您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并担任领导职务，您能做到“干净”吗？
　　李慎之：不好说。
　　摘自朱竞（《文艺争鸣》杂志编审）——“李慎之印象”
　　
　　我与李慎之先生见面无多，总共三次，且都是在深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9年见他与李锐、朱厚泽先生。那次只有我们四人，讨论的话题很集中，是中国近现代史，当前时局以及社会发展可能的走势，时间近三个小时。那次慎之先生谈锋甚健，言谈中突然转头问李锐与朱厚泽两位先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大家在位置上时就想不到？”李锐老人答称：“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人凡在位置上坐着时，就想不到这些事，想的只是升官。”朱先生补充了一句：“就算想得到，也不敢说。没人有那个胆子。”李慎之先生接着说了一句：“我们这些老人今后能做的事情有限，就尽量说真话吧，把想得到的话，该说的话，在有生之年说出来。”
　　摘自何清涟：剔骨还父，唯大智者大勇者方能——悼李慎之先生
　　
　　九八年李慎之在给舒芜的信中指出：“前两年读了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人类经过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历史经验，经验了从法西斯到法东斯各式各样社会改造的理论。现在也已经可以明白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其实都只是在极其狭窄而短暂的‘时空条’中存在，只有极相对的意义，归根结底，人就是人。”
　　摘自丘岳首：从胡适论陈独秀想到李慎之——李慎之现象沉思之四
　　
　　在这封(给舒芜的)信里，他不以舒芜之见为然，阐述“鲁不如胡”的理由：鲁主“破”而胡主“立”。要使鲁迅所倡“个性解放”得到落实，就需要胡适所倡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即五四所确立的民主。“那样，才有可能避免伟大领袖从心所欲的‘个性解放’压杀我们这些凡人的‘个性解放’的惨剧。”
　　他在信中回顾三四十年代“我们这些左派”自视甚高：“昆明西南联大有一个叫殷福生的人，年龄大概同我们差不多，专与学生运动作对。十来年后，他在海外华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师，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根本不入我们眼中的，因为无非是一个‘反动学生'而已。”（在发表于《书屋》2001年第5期题为“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中，他删除了此段）对“世界上已有共识的已经制度化的民主的观念来进行启蒙”，“懂得这一套，而且宣传这一套的，竟没有什么左派，这个工作在中国竟大多是非左派们做的。至于我们这些左派……其实只懂得‘战斗’，而战斗的目标，则是已经在苏联实现了的共产主义。”
　　先生其后写的“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港版）序”和“不能忘记的新启蒙——《革命压倒民主》的补充”诸篇，则进一步发展了给舒芜的信的思想，指出启蒙思潮的歧路，点拨左派思维的要穴，也回答了致使国民党政权为何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刘鹤守：倾听李慎之——回忆与感悟
　　
　　他是讲究礼节的，记得他嘲讽过一位鼓吹传统文化的青年学士给他打电话，“有时间找你聊聊”。他说我们小时候都是肃立在父母一边的，连起码礼节都不知道的人谈何传统文化。他说过，李鸿章倘若活过来，恐怕已不认识中国人了。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关系。遗憾的是，某些研究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常常忘了现代化。他“腆颜自承”关心传统与现代接轨的只有敝人一人。这不是谦词。
　　先生听说我是研究党史的，劈头问我一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如何看？我据实以告，马克思学说的基石是经过改造的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恰恰是非科学的论断。围绕此论，探究良久，他大大赞赏我的看法。后来我发现，他对年青人的一得之见往往赞誉得过分，他说钱钟书有此习惯，如钱对何新的夸奖。我看先生也有此习惯。言归正传，先生仍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王若水抓住了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头，李泽厚抱住了马克思生产力论的脚，他们都是“托古改制”；八十年代搞马克思主义启蒙，于光远贡献最大，那时我是一个好官。但列宁毛泽东是真正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没有教皇，是无所谓教义的。列宁毛泽东就是马克思圣殿里的教皇。先生指着他书架上的几十部马恩全集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镇山之宝”。毛泽东还是“因循马列”，这是毛泽东的国际化。没有这个国际化，毛泽东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呼风唤雨的本领。他说，王元化以为卢梭影响了中国革命，其实不确，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胡乔木就讲过，毛泽东自认为是中国的斯大林。关于胡乔木，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引起小小非议的钱钟书为胡乔木改诗的回忆文章，在他心目中，胡乔木是高度复杂的人物。先生说过，我的每篇文章都有几根刺，这篇回忆文章也不例外，就是作为共产党意识形态大总管的胡乔木，对毛泽东时有讥刺之论。我私下以为，先生对胡乔木之际遇有几分同情的态度。先生非常欣赏王若水未完成的毛泽东论着，他说王把毛的权谋术略讲透了。
　　有一次聚会，曾被先生誉为两个勇敢的“小姑娘” 之一林春很尖锐地问他，你是否对你曾投身过的革命后悔？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后悔！他几次讲过，如果允许他重新选择人生，他的最大愿望是当一辈子中学的公民教员。
　　先生认为，共产党中真正复杂的人物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他几次说要写一篇全面分析周恩来的文章。他是不赞成海外学者余英时等人贬损周恩来的成见的。他说，应该把周恩来看作毛泽东时代的贤相。周始终是讲道理的。周恩来的存在是对毛泽东胡作非为的一种制约。先生１９５４年曾陪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1995年曾任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书，而在先生处境最艰难的1973年，周恩来曾点名要他回北京，“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工作嘛。”先生对周恩来是有感情的。他写道：“１９８７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会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７０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我认为，先生的这段回忆比所有对周恩来的歌功颂德更能表现周恩来的真实形象。
　　对邓小平，先生是敬重的。他在１９７９年陪邓小平访美时，曾问邓小平为什么要开放而且主要是向美欧开放，邓小平讲那些跟着美国的国家地区都富强了。作为独具见识的国际问题专家，先生认为中美关系的好坏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他用两个字概括邓小平外交：亲美。他写道：“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没有一字批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晚年做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实际上，全党可以没有遗憾地接受毛泽东的遗产，也仅仅是这一点，虽然是极重要的一点。”还有一次，他谈到邓小平，说在六四问题上我们可以为他一辩，改革改到政治制度，难以为继了。他也受到政治制度的限制，这种制度是难以自我改革的，否则易出乱子。……他认为，邓小平也象任何人一样不能超出他一生所处的时代所给予他的局限性,后来的人如果不能继承他的思路,突破他的时代局限性,结果只能是不进而退。我谈到慈禧太后也是很有本事的政治家，她执政四十多年，内外交困，所遇挑战比康熙还大，同治中兴，有她的一份功劳。她误在纵容义和团与世界宣战，招来奇耻大辱。清朝实亡于摄政王载沣。先生颇为诧异，说你也有此种看法。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都受康梁的影响。王国维赞赏过西后。“三个代表”提出后，邓力群、魏巍、郑天翔、马宾等人持有异议。据传他们写了言词尖刻的意见书，引起上面的雷霆震怒，有压迫之举。先生虽然认为“三个代表”是“与时俱进”的产物，但他在答法新社记者问时，仍然主张：“我不赞成邓力群等人的意见，但我坚决扞卫邓力群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有先生同道不以为然，说假如邓力群得势了，中国就什么意见都不存在了。对此自由悖论，先生是有困惑的。他在纪念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写道：“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先生对政府大举围剿法轮功是有不同意见的。他说：“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
　　去年３月８日，我去先生处。他讲了他的最后思考或最后觉悟：中国的前途在于认同全球价值。他所理解的全球价值是人类文明的主流思潮—自由与自由主义。他说，我赞成三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他认为自由是最高的价值。全球化实以西方文明为基础。他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深知一面思想旗帜的重要性。他说，自由主义就是政治改革的旗帜。中国改革的大关是政治改革而非经济改革，他认为应加速私有化，中等阶层是现代社会的支柱。但政治改革是最难的。他常引用陈寅恪的断语，中国人擅长经商。早在１９９７年，他就呼吁政治改革：“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的汉族，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势必要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恐惧与厌恶。我们只有认真推进政治改革，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博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爱戴”。他认为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切实地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中国人人权的宪政。而“人权即公民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赶快采取世界共同的观念。先生几次追问我，你觉得政治改革的条件成熟了吗？他极为关注老朋友李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上书。４月初，他讲有张报纸引用他评论李锐上书的话纯属子虚乌有。他认为应把和平改革变为一种矢志不渝的信念。先生写道：“不论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参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过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变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先生希望和平民主兴中国。先生的觉悟是彻底的。
　　摘自李郁：悼念李慎之先生
　　
　　李先生对目前出版物中的数字用法很不以为然。他说，“上下五千年”能写成“上下5000年”吗？还是五十年代的规定好，约定俗成，现在新闻出版暑的做法，矫枉过正了。李先生说，他曾为此向胡乔木提过意见，但胡也无能为力。
　　李慎之先生对现行出版物中的阿拉伯数字用法很不以为然，不止一次地议论此事。在为《美洲史论》写序前，李先生曾仔细阅读过书稿，并将凡是用阿拉伯数字的一一改为汉字，还有不少批语，既颇多趣味，又发人深省。例如，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第1页旁用红圆珠笔批曰：“尽量少用阿拉伯数字，这是一种破坏中国文字的罪行。请看《读书》杂志就决不用阿拉伯数字”；第2页右上角批曰：“‘七十年代’这样的词源于西方，但在中国也叫惯了几十年，改为‘70年代’，请问如何念？难道要像港台人那样念成‘七零年代’吗？岂惟拗口，而且不通！”第3页右上角同样用红圆珠笔写道：“难道第一艘船只也要改为第1艘船吗？”第4页右侧谓：“‘六亿神州’要写成‘6亿神州’吗？”第5页眉批：“‘两个世纪’要写成‘2个世纪’吗？”针对我把文中的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改为17世纪30年代的写法，李先生感慨说，“如果不改，一切统一，有多好！”书稿第61页《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右侧，先生写道：“‘30余种’这种用法在世界任何文字中都可认为是笑话”，同文第63页左侧又写道：“七千要改为7000，二万要改为20000吗？一笑。”同文第68页右下侧：“我们现在习惯地把1940年称为40年，这是可以用阿拉伯数字写的，但是四十年则决不能。”《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一文中，李先生在“扶桑东千余里”批曰：“如用‘1000余里’，其可笑一望而知！”（书稿第83页）。同文同页“一再陷入九死一生境地”旁注：“‘1再陷入9死1生’可乎不可乎？”《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曰：“近百年来能写成近100年来吗？可笑！”（书稿第129页）同文针对“用6便士购得的海濑皮在广州可售美金100元”中的数字表达法，李先生在右上角批曰：“人民日报社论都不如此用阿拉伯数字！”（书稿第130页），同文还评论说：“‘凡十四年’难道仅仅是因为引文就可以不改为‘凡14年’吗？反证滥用阿拉伯文，于理不通！”《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左下角针对我把原稿中的“哥伦布在他之前6、7年”改为“……六、七年”，李先生批曰：“改得对！改得好！”
　　除数字外，李先生还对书稿中的一些遣词造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大都随手作了订正。比如，《关于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提到“开始重新估评中美关系的历史”（书稿第1页），李先生将“估评”改为“评估”；同文中有一句“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我在统稿时曾把“大有利于”改为“极大地有利于”，李先生又改了回去，并在右侧注曰：“大有利于是成语”。同文原稿“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决定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必然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后一个“中立”，罗先生原文中未加双引号，我在编稿时也未加，但李先生心细，代为加上了双引号，使之从形式到内容，前后对应。《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一文中载：“战时发行的各种内外债仅利息就达1400万英镑，而国家的税收只有40万英镑”，《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原文将“英镑”中的“镑”误作为“磅”，我未发现，李先生均代为改正，并用铅笔标上两个大大的“镑”字，煞是醒目。《论美国革命的特点》原文说北美在独立战争中利用国际矛盾，孤立英国，使独立战争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一场国际性的战争，“这是北美独立战争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后来的殖民地战争中，几乎从未出现过这样有利的国际条件。”李先生改为“在后来世界各地的……”，虽然只加了“世界各地”4个字，但无疑使空间范围更明确、也更强化了。《殊途而同归》一文有两处用到“世外桃园”字样（“……在美洲建立和平、安宁的世外桃园生活，这是杰斐逊追求的理想”；“美国并非世外桃园……”），我并未发现，李先生均改正为“世外桃源”。同文“他们树立的光辉榜样风范百代”，李先生改为“……垂范百代”。同文中“勇于进取而操守清廉的理财专家汉密尔顿”原稿中“操守”的“操”，发表时曾误排为“搡”，也是李先生看出后改了的。《19世纪初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态度》一文，原稿“……美国乘虚而入，叩开了与西班牙美洲……直接贸易的大门”，李先生将“叩开”改为“敲开”；同文讲西属美洲请求美国援助时的情况，原稿中说“这些要求通通被美国政府打回去”，我在编稿时画蛇添足，把“打回去”改为“打发回去”，李先生批曰：“只能用‘打’，不能用‘打发’”。《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写到英国的金斯巴罗子爵时注明外文为“E. King borough”，我在编稿时曾顺手改为E. King Borough，李先生改为E. Kingborough；同文原稿“……连最热忱的古董家对此也会暗然失色”，李先生将“暗”改为“黯”。《世界之谜：谁在哥伦布之前发现美洲？》原稿谓：“1975年2月，美国史密森研究所考古发掘队……”，我在编稿时将“史密森研究所”改为“史密森研究院”，李先生改为“史密森学会”。《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原文说：“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李先生不仅将这里的“需求”改为“需要”，而且还特地在右侧加了一段文字说明：“‘需求’为经济学专用名词，为汉文所本无，专用以翻译demand者，指有偿付能力者。需要，desire，前人煞费苦心，熔铸新词，后人不察，已滥用矣。”《<哥伦布评传>中译本序》“……观点与此书不尽同”，李先生改作“……不尽相同”；同文原稿“一名之立，经月踌躇”，李先生改为“……旬月踌躇”。《世界风云变幻中的政治选择》一文原稿“中国留美学生之多，仅次于留日”，李学生改为“……仅次于留日学生”。罗先生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中有一段议论：“要说谁最先发现美洲，当然是最先拓殖这个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祖先。其次是从相反方向进入美洲的北欧人和爱尔兰人。最后的发现者是哥伦布。在这些发现中，哥伦布的‘再发现’在地理发现史上具有革命意义是无可争议的。关于其他偶然从太平洋或大西洋漂流过去的人，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李先生在此段议论的右侧评曰：“有价值”，并用两道树杠把这段文字特地加以标出。
　　李先生在电话中说：文章千古事，要小心谨慎；他写文章，不用“但”，而用“但是”，要达到播音员可以念诵的程度。李先生之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令我五体投地。
　　在《痛失良史悼荣渠》中，李先生写道：“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荣渠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已经批评了我们过去对美国研究的‘狭隘’与‘缺乏系统性’，他提出，‘美国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他质问，为什么日本与西方接触而强盛，中国与西方接触而败落？他主张应该走百年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开辟的道路，学习‘两百年来美国所以发展如此迅速’的经验。他的学生杨玉圣把这篇文章称做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实在并非虚誉。”这就是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的李慎之先生的君子风范，既傲骨铮铮，又虚怀若谷。
　　1997年9月17日，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化研究》上读到李慎之先生的《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致朱光烈先生书》，其人文情怀跃然纸上，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李先生对当时国中上下弥漫的虚骄之气予以尖锐批评，坦荡无畏，尤显远见卓识：“中国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而且要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学得还很不到家，然而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这只能使我们更加虚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透它这样做的原理，还要建立它得以这样做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够我们临深履薄学几十年的了。何况还要看到，不是以小平同志的权威，恐怕连市场经济到今天也实行不了。然而小平同志年事已高，而且他也像任何人一样不能超出他一生所处的时代所给予他的局限性，后来的人如果不能继承他的思路，突破他的时代局限性，结果只能是不进则退。”无论如何，在李先生看来，“我们中国今天还吹不得牛”。一生忧国忧民、满怀赤子之心的先生，痛定思痛曰：“中国刚刚从世纪初‘亡国灭种’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就立即产生了一股虚骄，甚至横霸之气，俨然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今后的世界‘必定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为中心’。这股思潮虽然还不能说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因为爱听奉承话是人之常情，因此来势相当猛。”李先生忧心忡忡地警示：“我所担心的是这股思潮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又一个大障碍，甚至能使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摔跤，就像三十年前中国人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股思潮。”
　　摘自杨玉圣：人文情怀 君子风范——李慎之先生侧记
　　
　　我和慎之的交往是近四五年的事，初次见面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俩同年出生（他比我年长几个月），都是在抗日烽火中投入救亡运动的，又同在丁酉年中了“阳谋”。我们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发表一些文字。慎之在破门而出之前就是名人了，文章一出手便有大家气象，他比我幸运的是受过完好的正规教育，厚积薄发，而我却是共产党扫盲把我扫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是“脱盲分子”。慎之看到我的一些文字才通过余世存约我见面，谈话时他就给我出了好多作文题目，我赶快声明：我不是做学问的人，几十年来都是给别人编文章，改文字。一次次的整人“运动”使我养成一种生活习惯，不记日记，不留信件，不记笔记，甚至也不留报刊资料，免得害人害己。写的文章也不过清通而已。他说清通就不简单啊，有些自命大学者的文章就是叫人看不懂。我又说：最近写的那些东西不过是要表明一种立场，或是替被压迫得发不出吼声的朋友说说心里话。他们看到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秩序主义等等，日益成为一种显学，媒体充满赞美之词，一些“大师”也上了圈套，给人家做义务广告，心里不安，要我表明态度，和那些人划清界限。我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要读懂“后学家”弯弯绕似的文字，在我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只能边做边学，请喻希来、秦晖、孙立平、张剑荆、余世存等中青年朋友给我上课。有些文章实际上就是“集体创作”。大概慎之也理解这不是过谦之词，因此，第一次见面之后，就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还要我回答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慎之最后一次命题是詹明信上海讲话得罪了他的中国门人，招来一场围攻，要我就此事写个评论，并且请段跃送来相关资料。《网络文学》编辑林瑟也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包下载的有关詹明信的材料。稿子发表后，意犹未尽，又另写了一篇短评，但慎之已经看不到了。
　　慎之认为比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一直为此大声疾呼，“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还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的想法得到广泛的赞同，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还拿着《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的《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和发表在《改革》杂志上另一篇文章的复印件去访问他。我对慎之说：“既然是刻不容缓，何必等下一辈子呢？都说中国人素质太低，这不光是指老百姓，我看当官的素质也不高，恐怕上智和下愚都是一样缺乏公民意识。咱们不妨现在就干起来。”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这倒把我问住了，我不过是受他的启发和激励，感到应该有所作为，哪有什么办法。回来我就找李郁、王小平、王之虹、段跃、吴琰几个中青年朋友商量：是不是办个公民教育研究所，请李先生来主持，完成《公民课本》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大工程。大家听说李先生可以“出山”，都表示愿意效力。吴琰是一家大报“星期刊”的主编，还提出开辟一个“公民社会”版，为公民教育鼓与呼。我就请喻希来匆匆地起草了一个“研究大纲”，又请杨学军制订了一个“课题计划书”，以三年为期，第一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公民教育》、《世界各国公民教育的比较教育》；第二年制定写作大纲，写出公民课本初稿，共12册，初中、高中各六册；第三年，定稿，推广。我请李郁去促请慎之上马，得到首肯，他提名刘军宁、徐友渔，我提名喻希来、张明澍、杨东平，由他们组成编委会，而由慎之总其成。因为慎之正准备去美国访问，筹备工作又颇费时日，一些积极分子就为搜集、复印资料忙开了。
　　我对公民教育的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展开而加深。中国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的弊病，我是有体会的，一切指向分数、指向工具塑造。所谓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立意高渺，舍近求远，要求每个人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做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圣贤；完全忘记了教育的宗旨不是培养什么四有新人，而是培养具有时代精神、为社会延续发展文明的常人，也就是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的现代公民。四十年学雷锋，二十年“讲文明”，收效甚微，只有极少数人能领一时风骚，而大多数人却连不随地吐痰，上车排队都做不到。以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倒行逆施、却又大吹大擂的现象：对儿童进行成人教育——“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对成人进行儿童教育——“要学会说谢谢、对不起；”叫平民百姓“见义勇为”，抓贼斗歹徒；要公务人员立什么军令状，搞什么“承诺制”，好像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以为“启蒙运动”不能老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议论中，而应在民间扎根。如果以公民教育为切入点，面向全社会，我们就会取得全民共识，形成一种合力，推动文明进步。
　　公民教育研究所刚起步就碰了钉子，社团须到政府办理登记，政府却以“整顿社团”为名，不接受申请。虽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政府要员也慷慨陈词：“违反宪法是最大的犯罪”，但还是要在犯罪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结果就成了马克思说的那种状况：“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种倒行逆施体现在一切领域的现实生活中，做好事寸步难行，做坏事畅通无阻。因此人们的精神得不到升华，只能往非理性方面沉降。政府要求稳定压倒一切，却又处心积虑堵塞释放巨大能量的渠道。既然此路不通，我们只好把研究所改成课题组，挂靠在一个杂志社里。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从美国归来，立即找李郁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并且给我写了封信：“问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够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会’，那就是可以千秋万代的工作，我们这一生就可算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归宿了。（对我们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虽然很低调，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把许多支持者的信转给我，要我同他们联系，有的信还批上：“又是一个公民教育的积极分子！”不亚于看到报春的燕子。特别提到谢泳：“有一位谢泳同志（《黄河》杂志的副主编）也给我寄来了一个材料，现特复印寄上，看来他倒是一个热心分子，以后也许可以靠他搜罗一些材料。（此人笔头甚健，议论宏酣，我虽不认识他，但迄今印象甚好。）以后你也可以倚重他，我已去信介绍你。”
　　但是，工作却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因为人要吃饭，多数志愿者都要应付生存危机。特别是从美国、日本收集的资料要译成中文，我们连劳务费都开不出。李柏光、周鸿陵编的《公民常识问答》准备出版，也要交几千元押金，如有亏损，要从押金中扣除。这又是中国出版业有史以来的奇闻，既然自负盈亏，又为什么不许作者自行出版呢？吴琰的版面被不断撤换稿件，弄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改版。种种倒行逆施迫使我们的工作陷于停顿了。
　　这一切似乎都在慎之的意料之中，他写信劝勉我说："自从我在今年年初为《改革》杂志写了《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以后，余世存就告诉我，你有意集合同志写一套公民课本，我当时的感觉是你对我的话太认真了。我们这样的体制哪里有什么条件能编实实在在公民教科书呢，只要一提笔就要碰壁，因此并不十分措意。等到出国回来，李郁又跟我讲，你确实是在干这件事。我又想了一想，教科书固然编不出来，但是写一本《现代公民试行教程》似乎还有可能。上周六聚会，我还说到法国革命以前有‘百科全书派’对启群觉悟起了重大作用，中国当然主客观都无此条件，但是几万字的一本《公民教程》也许能起到‘统一思想，唤起民众’的作用。（照民主国家的原理，任何人都无权‘统一思想’，《公民》正要告诉人们这一点。但是我偏偏想不出别的词儿，姑且借用，也许可以证明我中毒极深，已脱不出过去的框框了。）因此我极愿先生带头主持促成其事。现在社会上思想混乱，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公民教程来，对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行政与司法，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都有顺应世界潮合乎文明原则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敢来挑战。当然目前似无出版的可能，但是要有一部稿子在那，我看是随时都可以有用的。说到统一思想，我想也好乘此机会把主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人彼此弄清楚，也许能得到更多的朋友。”我也立即回应说：百科全书不敢想，一科全书尚可行。“公民教育会”若成形，未必有人敢说“不”。开始时并不是没有想到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我们的研究，但我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总认为行动起来，条件会发生变化，碰见有经济实力的热心人，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只见人锦上添花，却不见人雪中送炭，我们虽一退再退，但仍未放弃。今天看了任不寐《与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对话》，我才知道，直到去年年终，慎之还在约任不寐参加编写《公民课本》，可见慎之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这不过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失败。我相信慎之设计的《公民课本》或《公民试行教程》是一定能编成的。
　　慎之的第二个心愿是“重新启蒙”。他认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夭折了，先是救亡压倒启蒙，继而革命压倒民主，最后是稳定压倒一切自由。所以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它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才应该是被中国定为国家目标的‘现代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中国人民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为能自尊自律的现代公民”。
　　八十年代，王元化、王若水就提出“新启蒙”的主张，他们编辑的《新启蒙丛刊》，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它还没有形成运动，就被左大爷扼杀了。他们说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就是要建立反对党。可见神经衰弱到何种程度。但是封禁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制造一个新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是不可能被一纸命令取消的。“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再次提了出来，应和者寥寥。我觉得必须说明新启蒙和老启蒙不同的地方，老启蒙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新启蒙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点不讲清楚，就会招致误解。建议办个刊物，从公民教育入手，推举余世存任刊物主编，慎之也同意，计划做好了，又是因刊号、经费成问题而作罢。不过，这次“重新启蒙”确有不同之处，慎之的贡献，不只限于文化层面，而是全方位地投入社会变革，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华贻芳的产业研究一直依靠他的支持和帮助，周鸿陵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实验，徐维国的中美文化飞驼工程，几乎每个活动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相比，雷声虽不那么大，雨点却也不算小。而且都取得了成绩。
　　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声音由盛而衰，最后几乎被淹没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潮流中。现在重新启蒙，就是要高高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慎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还是要感谢历史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中国舞台上各种可能有的思想总算已经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进行战斗，‘敌我友’的关系（还是要借用毛泽东的话）可以比较明确，再不致被拖入一场混战了。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新左派与后主们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而中国今日迫切需要的。”慎之建议采取“战斗的策略”是，“少同无理进攻者纠缠，而是‘一步进一步地’正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反人治（=党治），并高高举起作为其根据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大旗。人权在今天已成为无人敢反抗的全球价值，但是人权必须落实到一个个个人身上，集体人权是我们中国人的狡辩。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的。”
　　慎之的第三个愿望是“把顾准的民主启蒙的思想推向更广更深”。因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本来就不旺，它是在灭绝三十年之后经由顾准这点火种才又开始重燃起来的”。我曾同慎之谈过，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最初是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结盟，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使敌人陷于彻底孤立的结果；取得政权后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决裂了，就孤立了自己，敌人越打越多，国事日非，就濒临绝境。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归结的是另一句话，代替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即使马克思说的话全错了，只要有“自由发展”这个字，也足以使他们不朽。从陈独秀开始中共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因缘，是几代中国知识青年与其结下不解之缘的重要原因。
　　顾准是在看到权力发生异化，革命理想主义转变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之后，才毅然走上经验主义之路的；李慎之在“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之后，才走向自由主义。他对我说：“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想起来有无数的话要说，一时也说不尽……”我不同意他的用词，我说：“咱们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要不就跟着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去搞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本位文化了。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他们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咱们的对立面。是他们背叛了民主自由理想。”我又说：当初一直搞新民主主义就好了。慎之立即纠正说：“民主就是民主，分什么新旧中外。”一句话使我明确了，所谓新民主、人民民主其实是“专政”的一副面具。我们都被迷惑了。我们对“告别革命论”都不能理解，这是对过去的悔恨还是对未来的输诚？如果是过去，我们需要忏悔的不是革命而是其他，我们既不能在民族危亡之秋袖手旁观，也不能在“法东斯”的专制独裁统治下安心做顺民；否则我们就太没有人的尊严，太没有良心。如果是未来，那由不得我们。我们想告别革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别我们？民主是消解革命唯一的手段。如果社会矛盾没有缓解机制，那就会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17页）老百姓总是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在有力量的时候，你寸步不让；在没力量的时候，你想妥协又来不及了。革命是专制的国家强迫被统治者做出的选择，民主国家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慎之说过，他是战战兢兢提出自由主义的。它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有什么新发展，而在于历史条件把他推到时代的潮头上。他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学问家看重着作等身，精雕细刻；思想家要求振聋发聩，星火燎原。一个以书斋为发祥地，一个以社会为实验场。中共执政后，自由主义就被宣布为敌对思想，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已被斩草除根。李慎之突破禁区登高一呼，为自由主义争得合法地位，在中国当代史特别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史上，这件事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我才提出要重新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同龄人中的一些朋友要我将鲁迅列入新道统，我思之再三，没有采纳。因为在鲁迅的思想中，自由的倾向与专断的倾向杂糅在一起；而且他对于挣脱专制枷锁后国人何去何从，很少有明确的指示；他在晚年预言“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现在看来不对了，惟有消灭无产阶级才有共同富裕。所谓道统问题，不过是显示思想渊源、传承关系罢了，并不是效法《水浒传》忠义堂排座次。
　　顾准、李慎之对于我们有什么价值？他们讲的也许不过是常识，它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学术贡献，它的思想价值远远大于学术价值。有人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一个共产党员做精神领袖，未免滑稽可笑。这实际上是一种门户之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都能够挺身而出，现身说法，来弘扬自由主义，才更有启迪作用和消解作用。在我看来，慎之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为，他的身教，他的榜样作用。喻希来曾在一种特殊情境下写道：在群情激奋时，要强调知识阶层的冷静和清醒；在“万马齐喑”、“百念俱灰”的时候，要呼吁知识阶层的热忱和忠谏。知识阶层应当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把进取精神和慎重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知识阶层能否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而不为任何风吹浪打所动摇，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关键。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对于已经“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慎之来说，这种忠谏的对象当然不是“领袖”和“组织”，而是自己的祖国与人民，尤其是作为“思想精英”的知识阶层。两年前我曾说过：“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历史将会证明，顾准和李慎之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慎之对一些“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新左派”，似乎怀有一点戒心，因为他们回国后，不是提倡民主自由，而是提倡集权政治、威权主义。慎之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我说，或许是平民子弟急于出人头地，要么，想谋个好位置，安身立命，过上好日子，就慌不择路了。还是值得同情的。他说民族主义可怕，新左派可厌。二者可成大祸。他提出自由主义以后，老左派没说什么，新左派虽然没提他的名字，却对自由主义大加攻击，说它是向权力者谄媚。慎之感到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但他说：“事情总是要变的，而且肯定是朝我们看到的方向变。老左派现在提出程序问题，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应当也会起启蒙作用的。”慎之对于不同意见表现出的宽容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为一次全国性学术评奖提名，选了一本他并不喜欢的着作，他说：“不能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这部着作虽然落选，但他仍坚持自己没有看错，说：“它在学术上确有可取之处，虽然我不喜欢它。”连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赞赏慎之的公正。慎之的这种宽容与公正，很好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风范。
　　慎之是思想者，又是组织者，如丁东所说，他也是在离开社科院领导岗位以后，做了他在体制内无法做到的事。他是在立功之后才立言的，那些有影响的文章是他在去职后写出来的。说他的文风属于“新华体”，不如说他更接近“启超体”，议论恢宏，酣畅淋漓。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不敢自称学界中人，是他硬把我拉进他们那个学术沙龙的，学界的中坚分子占多数，也有如我一类的老弱。但是慎之更关心和青年交往，不止一次要大家带一些青年人来，对我多次称赞余杰的文字“很有杀伤力”，推荐文章给我看，对黄钟、萧瀚、秋风的情况也很关切。慎之说：“我们现在能做的还是首先自己学习，自己启蒙，争取能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有一次还打电话问我，余世存跑到哪里去了，怎么经年不露面？担心他因为签名惹祸，出了什么事。
　　每次聚会，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发复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着“新华作风”，看到他认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问题，或有独到见解，都一一复印出来，以飨同好。慎之学问功底深厚，博闻强记，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在聚会时，常见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使我感到他内心也许有一种“时间不多了”的紧迫感，他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倾囊倒箧而出，形成文字。“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满腔热血，一片赤诚”，如果不见他行走略有不便，谁也不会想到他得过轻度中风，但上楼下楼都是拄着手杖，缓缓移步，不愿别人扶持。
　　李郁计划编辑一个书系，第一本是慎之文集，第二本是我和喻希来的文集，但是，出版时，我那一本有几篇未通过审查关，被抽了下来，又找不到书号，李郁就自作主张，把两本合为一集，起了个书名《中国的道路》，李慎之何家栋着，把喻希来名字删掉，把他写的东西也归到我的名下了，这一下，把两个老家伙都惹恼了。慎之叫他吃了闭门羹；他又来找我。我说：“你叫我里外不是人了。不说我狗尾续貂，有自高身价之嫌；喻希来虽是我的朋友，你把他明火执仗地洗劫一空，都栽倒我身上，我怎么交代呀？怎么不事先商量一下呢？”李郁说：“事先商量，你们不同意怎么办？不如先斩后奏。”还求我劝解李先生。我只得忍气吞声，给慎之打电话，骂李郁办事荒唐，给他出气；又说：“人年轻，可以原谅。”慎之说：“还年轻呀？半截入土了。”我说：“你别着急，我好好教训他。”慎之说：“有人问你，你就说不知道。得跟他打官司。”随后我又向喻希来赔不是，喻希来看到样书，反而高兴地说：“能出来就好，管它用谁的名字。假如有历史价值，自有人去考证出处；没有，文与人都湮灭了，谁又管它作者是谁！”书一上市，就禁止发行，出版社社长因把关不严也罢了官。还要追查作者，我们自然“无可奉告”。李郁自作自受，承担一切责任。慎之气也消了。风平浪静之后，李郁才敢上门请罪，也真为难他了。
　　《风雨苍茫五十年》批了逆鳞，我们这个社区几位老革命拍手称快。有的说：“我们是有资格教训他们的，因为我们多数人为共和国的建立流过血。”当局几次上门追查，慎之都是泰然处之。我打电话、写信把这些话转告慎之，对他表示敬意：“你说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代表我们对这个时代做了一个交代。不说出这一点，我们就成了同谋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这件事虽然不了了之，但李慎之的名字却上了黑名单，各报刊不得出现李慎之的名字，编辑若掉以轻心，偶尔发了李慎之的文章，不管什么内容，总编辑就要受到警告，还不许通知作者，不许透露给媒体，说什么“他们是有言论自由的，你们是有纪律约束的”。李慎之生时就被封死了。
　　诚然，顾准、李慎之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过渡人物。任何一个思想开拓者，对于后人来说都是过渡人物。只有自认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才会看不起过渡人物。能够让匆匆离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继者已经形成队伍，秦晖、朱学勤、喻希来、徐友渔、刘军宁、王毅、雷颐、丁东……继续攀登思想高峰，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浩浩荡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正是他们将开创自由主义群星灿烂的时代。他们中间会产生新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慎之，事情正在向你看到的方向发展，你可以安息了。
　　摘自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其实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它已越来越成为主流，苏联瓦解改制后尤其明显。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政策屡有变化，有的甚至就叫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一贯称之为资本主义。其实并不错，因为他们不论变化多大，总是①承认私有财产存在；②承认市场竞争；③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民主原则。这些在根本上都是自由主义。”
　　摘自何家栋：从梁启超到李慎之
　　
　　
　　我再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他对人和学术异见所表现的宽容。他同我们谈到顾准，也谈到钱钟书。他说，当前学界对顾准非常崇敬，而对钱钟书略有微词，这是不太公允的，这说明对那个特殊的时代缺乏了解。钱钟书的沉默不但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具有极大的价值：他在那时留下的是沉默。想想吧，在绝大多数人都拼命说假话、以假话充实历史的时候，唯独他这个大学者留下的是沉默！我最佩服的学者是钱钟书。沉默有时会让人感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不能太苛求那一代人，苛求了，就不真实。
　　摘自郭铁成：我所认识的李慎之先生
　　
　　你说：历史发展阶段并不一定有铁的规律；共产党搞的就是全盘西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西化的顶峰；天下苦于运动久矣。你还说：西洋学问是求真之学，中国学问是求善之学；真话不等于正确，但一个能说真话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应当追求良知的哲学与求真的哲学的统一；中国人讲道德讲了那么多，洋人只讲两个字：诚实。你还说：中国的“四化”还缺一化：政治现代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是民主的最大功效； 中国人从不要求自由，只要求发财；改革的重要性不如开放，应改成“开放改革”；今天处在后期专制主义时代，其道统、法统未变；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与今天类似……
　　摘自郭世佑：迟来的申谢——致李慎之先生
　　
　　谈起他多年呼吁的公民教科书时，他不无遗憾地说，至今没有青年人愿意做这件事，看来得自己动手了，他说很佩服许良英先生，八十多岁了，他在写《民主的历史与理论》。我问他，中国的进步首先取决于什么力量？他想也没想就回答：首先是要一批大知识分子站出来，类似五四时期陈独秀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出来说话。
　　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必须改写，并计划在年内写出一个大纲。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这是他的第一个论点。我当时说，卢梭也有类似的这个观点，在《忏悔录》第九卷，……卢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李慎之先生在长期痛苦的思考中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这不是简单的相似，它标志着这个衰迈民族经过千廻百折之后，终于达到了这一认识的高度，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不是什么书斋中的学理，也许算不上学术创造，高深莫测的学者们完全可以对此不屑一顾，但这是思想的曙光，是引导我们走出历史峡谷的重要认识。李先生以其历经世变沧桑后的大彻大悟，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洞穿了这个时代的许多真问题。
　　摘自傅国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回忆与李慎之先生的点滴交往
　　
　　今年春节前的一天，我扶着先生去参加一次聚会，路上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有一个担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老年人比青年人更高，可我们还能活几年呢！我说，现在的青年人比起我们中年人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时间长了是否会自然地发展成个人主义？是否会为求得个人利益的保障而自然地要求民主？先生说：那可不一定呀，如果仅仅是为个人利益，也是有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不顾道义的原则，屈从于权势的，结果也许会朝着更加专制的方向发展。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1995年初春。……先生问我：古希腊有个着名的雕塑叫维纳斯，是一个断臂的美女；中国也有个着名的雕塑秦兵马俑，是一群整齐化一的士兵。你能告诉我，他们有什么不同吗？我说：这里有完全不同的人文精神。维纳斯的美，是人性之美，人的自由与尊严之美；而兵马俑则表现了人对皇权的服从，和皇权对人的威严……我还没说完，先生便高兴地向我树起大拇指：好！你说对了！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表达这样的想法，如果先生不发问，我是不可能把它清晰地提炼出来的。就在那一刻我顿悟了一个曾经辗转于心，却又表述不清的道理——“人类一刻也不能放弃其最可贵的价值——个性与自由。”
　　摘自段跃：永远的尊严——痛悼李慎之先生
　　
　　在我同慎之同志的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是在理论上“立”重于“破”，应为“破”后之“立”作好理论准备。
　　1993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在福建泉州召开“东亚地区文化与经济互动研讨会”，慎之同志作为贵宾应邀出席，我也忝居末座。会后组织十余个与会者游览武夷山，他和我都在其中。我们在武夷山庄住下后，当天晚上我就前往他的房间，向他请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前途。他谈锋甚健，两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他在侃“侃而谈。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要从世界范围来考察；至于中国的社会运动，则有着自己的运行轨迹，它 有着明显的传统文化的烙印，马克思主义只是表层的东西。我说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如国有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应当揭露批判这些假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他指出，你的见解过于着重“破”的成分；当然“破”很需要，也很有价值，但更需要、更有价值的是“立”。中国的发展进程很难预料，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时刻一到，你长期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破”的工作，只是闪一下就过去了。对于一些关节性的问题，必然有清算的时候，但这个过程快得很。人民更需要的是这个过程之后的理论。所以，还是应当更多注意“立”的问题，要进行充分的准备，拿出有长远价值的理论，有根有据，才有说服力，才能发挥作用。
　　他的这个观点对我影响很大。我1995年开始写了一些征求意见稿，就注意在批判传统观念的同时建立有别于官方舆论的思想观点。如有几篇文稿都是批判把国有企业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和认为等级工资制就是按劳分配，揭露这二大理论误区是妨碍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的绊脚石，提出建立“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劳动者应当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才能确立人民作为企业主人、国家主人、社会主人的经济基础。
　　第二是对后进的奖掖关怀。
　　1998年春我写了两篇文章：《“自由不能化”辨议》、《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他寄去后，他于5月16日来信说：读了文章，“深感你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察之细与研究之深”，“我想我们在思想上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只是在1989年以后，也就是我下台以后才写一些文章，自问违心之说还没有，但也只是打擦边球。最近写一文《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精神》，才自以为是四十年来第一次说真话。关于为什么说‘四十年来第一次’，我另有一篇《‘大民主’和‘小民主’》呈政，你一看就可以明白了。”信中他还说：“象你这样尖锐的文章在报刊上看不到，看来北方是不可能登了。”他建议我试投广州的杂志，“如果你不熟悉，我代你搞也可以，只要你授权。”
　　我还没有收到这封信 ，他就来了电话，说这两篇文章应该争取发表，不发表就太可惜了。我说寄出去恐怕也发表不了，就不麻烦你了。他说在南方的报刊上发表还是有可能的，让我寄给袁伟时教授，他是《开放时代》杂志的负责人之一。于是我把文章寄给袁伟时教授。后来，《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删节后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这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热心和关切，既有兄长般的关爱，又有同志式的帮助，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三是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精神。
　　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后来我听说他因此而被开除党籍，行动受到限制，很为不安。1991年4月，我给他寄去一篇征求意见稿《民有经济丛议》，附信慰问，对专制横行表示愤慨 。他给我寄来《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一文，附信说：“你所听到的关于我的消息，均属谣传。一年以来，我仅受到两次‘骚扰’ （半年一次）。因为来得很客气，我也未发火，好言好语而散，看来事情已经过去。不过，我永远作好准备。感谢你的支持。”我还没有收到他的信和文章，他又来电话说起此事，叫我放心。他说：“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没有什么可怕的。”
　　电话里传来激昂高亢的声调，使我深深感受到这位老人所展现的大无畏气概。近几年来，我在起草文稿时常对自己的一些为主流舆论所不容的见解感到犹豫，往往就想起他的坚定吼声。尤其是在起草《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时，许多问题接踵而来，如对人民公社的农奴制本质的认定，对专制主义的揭露，对三权分立的肯定，对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的批判，对自由民主的宣扬，对舆论导向的否定等等，都曾有过求助于曲笔的考虑，但最后我都摒弃顾虑，奋笔直书。这里就有他的精神鼓舞在内。
　　摘自杜光：“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悼慎之
　　
　　邵建同志:
　　刚读完你发表在《书屋》和《南方周末》上的文章就收到了你的来信和文章——《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十分感佩。
　　我是一个六十年来一直“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的人，一直到前几年才忽然有所憬悟，结果就是前年写的那封给舒芜的信（也发表在《书屋》上），其中连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大胆的一句话就是“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
　　说实在的，我说这话的当时只是初步意识到了胡是而鲁非，在对两人的思想体系的不同既缺乏研究，也还说不清楚。但是文章发表之后，就招来了一些异议与反击。其中至少林贤治的那一篇你一定是看到的（舒芜碍于我的“面子”，当然不会与我争论，但是也在电话里告诉我还是赞成林贤治“比较多一点”。）其他的反应也不弱，比如有一位研究鲁迅的专家就说看了我的文章觉得“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也就是不能不反批评。当然，我都是听而不回应。
　　但是不管人们如何反驳，我自己的认识还在朝原来的方向前进，只是我自己以为对鲁迅已很了解，对胡适也相当了解，没有想到如你那样进行史实的学理的研究，当然我已年届八十，精力才力也已不允许我有此雄心了。据李泽厚说，我的文章“有一定代表性。近年来不是有好些批评鲁迅的大小文章么？”恕我固陋，我可是一篇都没有看到过，我还以为，都是我闯的祸呢！
　　另外，你批评的“胡冠鲁戴”，我也以为是我犯的错误，因为正是在给舒芜的信的末尾，我引用了当时刚刚看到周策纵记胡适晚年说鲁迅是自由主义者的话，和周为此而作的诗：“鲁迅终为我辈人”。我见闻有限，自以为至少在大陆还没有见别人引用过。但是对你的批评，我不但不以为忤，而且心悦诚服。我感到我自己只能模糊感觉到的东西，不过两年，就被年青一代有理有据地说清楚了。我自己糊里糊涂（与胡适一起）犯的错误，不出两年就被年青一代有理有据地分析清楚而且帮我改正了。我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断进步高兴。
　　比较鲁迅与胡适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误导了。“误导”这两个字，可以说是很沉痛的，也可以说是分量很重的。整个二十世纪，对于形成主流的中国青年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现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族任务与历史任务变得很清楚，只有“改革开放，民主建国”或者说“自由主义”这一条路可走了。这样胡适的形象与作用就不可避免地突现出来。这个时候不弄清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本质，不弄清它的方方面面，中国和中国人就无从前进。我曾一再说过，胡适的道路虽然迂远，却是无可替代的，是世界各国的必由之路。你做的条分缕析的工作是真正的具体的启蒙工作。
　　胡适也许算不得世界级的大思想家，但是你已经说得很清楚，希望中国这样有二千几百年专制传统的国家产生世界级的大思想家本来就是个妄想。胡适一生信道笃行，虽然也偶有缺失，然而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这样的人在西洋也是不多的。
　　你叫我不要回信，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是我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所以还是写了这些。话当然是说不完的，只有以后的文章中慢慢地表达了。
　　祝　秋安
　　李慎之　2002、9、10、
　　还有一点要告诉你的，我的好几位年过八十的“党内思想家”看了你的文章以后，都十分感慨，说从来没有想到鲁迅与胡适还有你所揭露的那段过节，有恍然大悟之感。
　　摘自邵建：李老，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纪念
　　
　　2000年1月6日，在京举办的一套大型“知识分子文存”座谈会上，主持人沈昌文就“让李慎之老师开头炮”，但他执意不肯，说，“我想先听听，然后再发表意见”。大家只好公推李锐先生先说。李锐先生具体讲什么，我不大记得了，只记得他说，我们这一辈人是缠过脚的，后来虽然放了，但走起路来还是别扭。要寄希望于下一代。又说，五四的主题，除“民主”和“科学”“两讲”外，还应加上“自由”和“平等”。
　　讲完后，李慎之先生做了即席讲演。他说：“李锐要‘四讲’，我看要‘五讲’，还应加一个‘讲人权’。现在全球化在发展，需要一个全球框架，现在惟一可以肯定的全球框架就是‘人权’。‘人权’最后必须落实到个人身上，如言论自由、迁徒自由……”。
　　这时李锐就打趣他：“你看，我说你应改名叫‘慌之’，你能‘慎’么？”他就自我解嘲：“我想我要‘慎’也‘慎’不了多久啦！还不如‘慌’下去。”接着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但却是意识形态文化，是专制主义文化，分开讲就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新世纪，老任务，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就是人权，人的自由和平等，这个任务今天远没有完成。我希望，同时也相信到二十一世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出个题目，我自己没有力气来做，希望年轻人来做。就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直到今天，皇帝虽然打倒了，但专制主义为什么可以借尸还魂？有人说是苏联的影响，我不太同意，因为中国自己的专制主义传统太深了。杜威说，对美国人来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现在觉得，对中国人来讲专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李锐刚说，知识分子是附在工农皮上的毛，但工农就是皮吗？我看也不是。尤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起的作用就是‘教化’，说好听点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而西方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是‘批判’。我主张由教化转向批判，中国社会才有希望”。
　　摘自狄马：送慎公远行
　　
　　1998年我陪先生去成都讲学，有4－5天的时间朝夕相处，对先生的个性、为人有了更近距离的了解。记得一次先生要去回访一下成都的杜甫草堂，因为先生年轻时值抗日战争而随就读的燕京大学迁至成都，对成都颇多怀旧之意，所以要看看草堂的新旧变化。我们进入草堂后，先生向管理人员询问了一下草堂的变故，发现当时的摆设与他年轻时所见有一些差别，最大的差别是有不少的参观者来草堂后都在这里题字留念，而且这些留念的文字本身也变成了参观的一部分。这个变化让先生感到有点喧宾夺主了。不过，我们在草堂浏览时，先生感于诗圣的尊严，对这些变化没有作出什么表示。我只感觉先生显得比平时沉默了许多。待我们要离开时，管理人员径直对先生说，想请先生留几句话作纪念，先生似乎没有听见，只是慢慢地拖着步子（先生曾因在德国讲学患中风，愈后行走不大方便）往外走。管理人员又对我说希望先生提个词什么的。我看先生严肃，也没敢提这个事。等到了草堂之外，我才问先生是否听到管理人员的请求，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怎么会没听见，只是我当时想在杜甫面前、在草堂只有两个字可题”。我嫌自己的思路跟不上先生，就追着问：“那两个字？”“无耻！”先生显然是带着愤怒说出了这两个字。
　　当然，先生除了上述的严肃之外，也还有很率真、很诙谐的一面。几个月前，我到先生华威西里的寓所去取先生送我的一些书籍。当时先生的夫人已住院一段时间，家里没有其他人，他说：“你来了，总算有点人气。可以多谈谈。”大约是持续谈了3个小时，等到保姆来给他做饭，我才告辞。开始谈话时，先生提出个很奇怪的问题，几乎是自问自答：“人要了生死大关并不是一件易事？”“我和我老伴都是过80岁的人了，有时就得想想佛家提到的这个问题。人活在世界上是一种因缘，死了也就算因缘尽了。”他说，不到这个年龄、没有人生的磨炼，是很难体会佛家的这种思想。比如，过去老年人告诫年轻人，肚脐眼很重要，旧时代的侩子手杀人，为了显示威猛，必须坦胸露腹，但是肚脐眼一定要找片红纸贴住，以免贞元之气漏了。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她们是不在乎这个的，都以露肚脐为美。好像也没有泄露什么贞元之气。所以，有些事情并没有什么绝对真理，只是人凭经验形成的感觉，有时连经验都不要，就是凭着一种观念。关于肚脐的问题，中国过去的侩子手和现代韩国喜欢露肚脐的女孩子，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这个道理照我们看或许就是没有道理的道理。
　　摘自单纯：怀念李慎之先生
　　
　　李先生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谈到雅斯贝斯、海德格尔，从孔子、老子谈到胡适、冯友兰，他看我有些听呆了，便鼓励我，说我的国学根底还是不错的，但不能面太窄了，今后应多关注一些西方的东西，这样对自己的学问长进有好处。
　　我们谈话的内容逐渐转到了“学术大方向”的话题。李先生说，做学问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必须要关注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学术研究才有境界，才有生命，此之谓“学术大方向”。
　　李先生认为，八十年过去了，但五四的奋斗目标至今不但还谈不上超越，而且还远远没有达到。他认为，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传统实在是太长久、太深厚了，这一点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所不同，因而在中国完成启蒙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更多的人进行前仆后继的奋斗，科学、民主、自由等五四价值仍然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价值。李先生极为推崇陈寅恪，他眼中的陈寅恪，不但是一位大史学家，更是一位大思想家，他认为，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也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陈寅恪说过，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而且“须以生死力争”，如此的陈寅恪，就不是以往所知道的那个象牙塔里的陈寅恪，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斗士，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者，这样的陈寅恪，就更为可钦可敬。在谈论自由、民主、理性与专制、蒙昧这些话题时，李先生声音朗朗，语句铿锵，说到动情处，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竟至在我这样一个晚辈后学面前唏嘘哽咽！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吗？不正是“不自由，毋宁死”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吗？时至今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令我激动不已。
　　在这篇短短的序文（“百家争鸣探源的力作——《稷下学研究》序”）里，李先生并没有更多地就当年稷下学宫中激烈争鸣辩驳的各个学派的思想本身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升华出“百家争鸣的精神”这个主题，这个精神就是思想自由，正是这样的精神，才使得百家之学在稷下学宫中达到了鼎盛，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才得以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同百家之学丰富的思想内容相比，百家争鸣时代所特有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光大并进一步予以提升的文化遗产。李先生在序文中还将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同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中西学术在所谓“发轫时代”即存在不同的文化“基因”，中国的诸子百家无一例外地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倾全力探讨治国之道，而不是如柏拉图学园那样以探求真理为目的，因而也就没有能形成完全独立的学术传统，没有能开出纯粹“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坦诚地说，我对稷下学的研究主要是探讨诸子百家的学说在稷下学宫中是如何交流争鸣，又如何通过交流争鸣而互相影响、互相吸取的，重点在梳理百家之学的发展脉络，探寻各种学术思想之间横向的和纵向的学术联系，这些都是所谓的纯学术的内容。至于李先生透过稷下百家争鸣抓住的这些重要问题，我的确是没怎么思考过，有的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应该说我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李先生所思考的深度和高度。我想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如果说我研究稷下学十年是画了一条龙，那么李先生的序文就是给这条龙点了睛，使它有了原本不具备的神韵。对于李先生的学问之渊博、敏锐、深刻、大气，特别是始终贯注于其中的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上下求索，我实在是敬服得五体投地。在那一段时期，我感到是李先生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我的学问也有了实质性的长进。也正是在那一段时期，我逐渐明白了李先生为什么在诸多书稿中挑中了我的《稷下学研究》，为什么会主动提出要为这样一部书作序。显然，是这部书稿的题目及内容触动了李先生对两千多年前那场空前绝后的自由争鸣的深思，透过这样的题目，李先生洞见了思想自由这一当今中国社会亟需的基本价值，洞见了自己为之终生不渝的“学术大方向”。
　　受李慎之先生的影响，也作为对李先生序文的回应，我在《稷下学研究》付梓前夕，为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并在全书的最后补上了一个“结语”，强调了稷下百家争鸣所给予我们的现代启悟价值，并通过与秦皇汉武的思想定于一尊的比较，凸现了百家争鸣时代思想自由的精神之可贵。
　　摘自白奚：李慎之先生与我谈“学术大方向”
　　
　　2003年元旦第二天，他给我的信中说：
　　“我前信曾跟你说过，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过去几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多少也算做了一些工作，只是自己以为远远不够。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但是我最想写，而且觉得不能不写的是《民主──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一文。”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这些话真是铿锵有力，诚挚感人，可恨“老天爷”太不公道，愣不让他完成这项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
　　在这封信中，他接着讨论民主的确切定义问题，要我“用最简单的文字，(500字以内)回答”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什么，准备把我的答案用在他的文章里。随后他又说：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
　　信的最后又讨论了中国将来民主化是否会滑向非洲化或拉美化的问题，以及全民启蒙和公民教育问题。
　　1月23日在给我的长信中说：“近十年来，生活没有什么波动，平常总以为可以无限期地indefinitely活下去。老妻骨折后，才悟到不变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变的因素。只希望中国沉默的政治也蕴藏着什么表面看不出的推动力。”
　　接着他说，前两天读到王若水未完成的遗着两卷本《新发现的毛泽东》，“这又使我惭愧，优柔迁延，不肯下决心，下功夫做学问，正如我对你的研究民主问题一样。
　　“由此想到，我早几年就有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到21世纪中期民主框架大体完成之日)必须改写的想法，但总觉得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于年轻人。最近忽然想，整本的专着写不出来，万言长文提出几个主要论点，或者写出一个大纲来，总还是应当而且可以的吧。现在想把最初步的意见向你请教。”下面用7页篇幅告诉我其主要论点。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尖锐指出，“所谓明清之际的‘萌芽’说（指“资本主义萌芽”──良英注），不过是硬套五阶段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伪理论而已。”
　　他对16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且常有惊人之语。如说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
　　这封信非常有价值，可以说是他准备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的一个初步框架，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处处闪耀着他的思想的光芒。当然，也难免有考虑欠周的地方。我给他的回信，首先赞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国民性的大胆论点，这显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论断直接对立。我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实来支持他，尤其是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2500年前雅典民主制最能说明问题。同时我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他一些明显考虑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年后“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伟大之外，到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对他的这两点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中这样回答他：“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军事指挥上确有高招。但由于军队士气高昂，各路将领大多身经百战，才艺高强，完全能独立作战，统帅即使换上周恩来这样的人，战争照样会胜利，充其量不过时间可能拖后一年半载。把功劳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1949年我也不会同意。我始终认为，革命事业只能依靠集体力量。……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问题。”
　　3月28日他写给我一封短信，说从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篇介绍爱因斯坦自由思想的文章，“深感爱因斯坦关于自由的思想之丰富与深邃”，建议我也可以写这样的文章，“也可以为你在刊物上露面打开一条路”。他显然是希望我能够冲破14年来不让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禁锢，我回信告诉他，目前看不出有这个可能性，而且介绍爱因斯坦的自由观已有更好的渠道，这就是去年秋天我已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20万字的《爱因斯坦文录》，其中关于自由、人权的文章就有6篇。此书估计今年6-7月间可以出版。
　　80年代中期茅于轼告诉我，他所在的美国所的所长李慎之说，“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很有见地。1989年“六四”后，听人说，李慎之愤辞社科院副院长职务，说“不愿在刺刀下当官”。以后第一次见面时我提起这两句话，他坦诚地说，这两句话都没有公开说过，而只对一二个人私下说过，而他是到1990年才不当副院长的。可见在80年代他是象以后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所说的，“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因此还是噤若寒蝉。”
　　慎之同我最初交往是在1998年2月，他托老朋友华贻芳同志(解放前杭州高中的地下党员)带他的文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给我，征求我意见。……我仔细读了他的文章，即给他写回信，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论点，并深有同感。1985年以来，我国上下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已产生严重恶果，我写过两篇文章予以批驳。慎之的文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同我不谋而合。接着讨论了“科学”的涵义，真理是否中性，以及李约瑟的一些论点。
　　3月4日他给我写了回信，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我的文章属于‘冒叫一声’，实在憋得太久了，不能不一吐为快”。他对李约瑟的“极端亲华”情绪和偏见很反感。“可是这话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卖国之嫌。”“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经没有多少‘老生’了。”
　　信最后说：“明年是五四80周年了。朋友们在研究怎么‘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人们“只注意到五四口号之一的‘民主’，而忽视五四的另一个口号──科学”。“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于是要我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交他们拟议中的《中国启蒙文献精选》上发表。
　　我在回信中告诉他，我从1985年开始已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已很少关注科学问题了，而且我认为，要纪念五四，重点还应在民主启蒙，1989年我写过这样的文章，现在还可以写。
　　我的回答大概使他感到意外。他回信中说，民主问题已有十来个青年人“着意研究”，而科学精神问题，一个也没有。他随信寄给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叙述他所以被打成右派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他在信中说，被划为右派后，头两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当时我还在迷信毛泽东，直至1974年才猛醒过来，比他迟了14年。不过，对他发明的并被毛泽东采纳的“大民主”、“小民主”这两个概念，我不赞同。从历史上看，民主只有有无的问题，不存大小的问题。所谓倾听群众意见的“小民主”或“民主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
　　1999年8月，他从美国回来以后不久，在信中向我诉述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收获和自己难以忍受的孤独感。他说：
　　“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下于宗教，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外儒内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又以革命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尔的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最理想的办法是和平进化，但是可能性几乎没有。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有利禄之徒。你说我关于哈维尔的文章，对‘当前的中国会产生冲击力’，但是我却看不到会有什么影响。从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
　　这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为他最新的思想收获感到高兴，为他的孤独感感到伤心。但我觉得他对现实过于悲观了。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我1976年清明前每天路过天安门广场所见的感人场面和1989年4-5月间更加激动人心的所见所闻，都验证了这一真理。1987-88年间，人们普遍为当时大学生只关心个人利益、不关心国家命运而忧心忡忡；可是，1989年4月中旬以后，他们所表现的政治热情竟如此高涨，在北京甚至有三千人以绝食这种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抗争。经过血腥镇压和十年的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后，是不是人心都死了？普天之下竟没有一个“爱国志士”了？完全不是。相反地，倒是处处感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我告诉他，“你每年发表这么多文章，又有这么多人争请你写序，显然，理解你和仰慕你的人是很多的。……总之，我觉得你决不是‘孤独’的，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你的知音。”
　　这个回音大概是打动了他的心，使他不再感到“极度的孤独”，而是知音遍天下，使他觉得需要在这个鸦雀无声的年代，用更大的声音“冒叫”，把多年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吐出来。随后我寄给他一篇我半年前写的《“89”十年感言》，对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的1989年民主运动作了简要的回忆和反思。他回信说：“有错不敢承认是懦夫，错误已过去十年不敢改正是无能。他要自取败亡，我们也无能为力。”
　　摘自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
　　
　　周实、王平同志：
　　收到了你们的信，上面本来有你们的新地址的，不慎丢失了，今天电询王平同志，重新得到了你们的地址，才能写这封回信。
　　《书屋》全面改组，虽不出意料，但仍然令人扼腕。我上个月寄给你们的文章大概已经没有发表的可能了。
　　承转林贤治给我的信。他是研究鲁迅的专家，研究者果然比我们这些自以为了解鲁迅的人了解更深更广。我估计他的这封信应该还能刊布，而我则是一个文思极其滞涩的人，衰年盛暑，实在没有气力写答复的文章了。何况有许多话现在还不好说。
　　我对鲁迅的了解远不如林贤治，不过我的那些看法是六十年亲身经历的结果，这也是他不好体会的。至于我所谓“误导”云云，当然主要与我自己这个“接受主体”有关，是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到鲁迅头上的。林贤治先生说如果我当年确实是受了鲁迅的引导，那末，这个“导”并不见得便“误”，我也还“很可以引为光荣的”，我要说的是，四十多年前，我已经感觉到“光荣不起来”了，年纪越老，越觉得羞惭。
　　自从四年以前，我提出“自由主义”这个在中国臭了半个多世纪的词以来，虽然“自由主义”因为攻击者太多，在中国还不算很香，但是也算是“恢复名誉”了。近三年来，我一直慊然于心的，是总想给被谥为“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正名，认为“自由主义”不落实到“个人主义”上就还没有落地。但是学力才力都不允许我写一篇正式的文章，只能在有些文章中提到自由主义时补上一两句为个人主义恢复名誉的话。现在林先生却把我看成是一个“把个人主义从民主、法治、自由主义那里分开的人”。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说了这样的话，难道我确是已经老朽昏聩到辞不达意，心口相违的程度了吗？除了以后多多注意而外（我也不会有几篇文章好写了），我倒想请你们转恳林先生写一篇堂堂正正鼓吹个人主义的文章，也可以了却我的一个心愿。
　　再就是《中国的道路》与我毫无关系，完全是不法书商擅自搜罗我发表过的文章编辑出版的。这点也请转告林先生，在他的文章的开头处删掉这个对我是极大的侮辱的书名。我迄今还没有出过文集。
　　当荷见谅。专此。即请暑安。
　　李慎之　2001.7.17
　　摘自周实：慎之先生与《书屋》
　　
　　有一次，在电话中，他突然问我：“你知道《大西洋宣言》么？”我一时茫然。他接着说：“二次大战时候，罗期福和邱吉尔在军舰上发表宣言，所以也叫‘罗邱宣言’，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宣言只有几百字，当时各党派报纸都全文登载了。六十年后再看，它其实主导着世界的总潮流。”他侃侃而谈：“四个自由，言论自由是第一条。把历史摊开来理出头绪，就是自由主义：人人有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但不得妨害他人的自由----两句话把主要内容全包括了。没有自由就没有财富。”他笑说：“我自己批判了五十年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现在又是第一次在中国提出自由主义这个概念！”
　　又有一次，我在与他通话中问他：对中国的前途如何预测？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常说的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他补充说，中国的基础太差，即使民主了也还得五十到一百年的调整……
　　还有一次，他跟我谈宪政问题时，突然提高了声调，冒出一句：“政府是必要的‘恶’!”他用江南口音讲的“恶”字我一时听不懂，他又重复了两次。我感到惊讶，无以相对。他解释说：“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无政府，但是没有政府就要乱。政府一方面要办好事，另一方面它也会办坏事。如何制约它，使它不办坏事，就是宪法的根本思想。”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是缺少思想家而又迫切需要思想家的时代。李先生做学问的目标之一就放在对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家的追寻上面。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反思整个20世纪的人物，还是胡适对。鲁迅我也没有贬低他，但他的东西有抽象玄妙的一面，而胡适则有政治纲领即可操作的一面。”一年后，又在电话交谈中说：“在我看来，顾准超过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说，对胡适没有认真研究，鲁迅晚年是越来越受约瑟夫的影响，苏联的倾向很明显。他向我提醒：“再过三年即2005年，是顾准九十岁诞辰纪念，全国要有一个读顾准的高潮。希望你注意研究。”
　　摘自张怀远：哭李慎之先生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状况之下，民族主义只会帮助反对改革开放，反对自由民主的势力。
摘自丁学良：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对李慎之老师的迟缓追悼
　　
　　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90年代初中国文化书院在泉州举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会上，晚上去拜会他，聆教的主要内容就是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对传统文化挚爱之情溢于言表。后来他在一封来信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天然地认为中国哲学最符合未来的全球价值，比如‘道’的概念就比‘神’的概念更好”。（1995年9月13日）但是，他深知根本没有什么统一的亚洲价值，中国必须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拒绝东方主义一类叫嚣。
　　李先生清醒地看到，全球化不是田园牧歌，必然伴随着血与火及其他污秽，但这是无法抗拒和有利人类长远发展的历史潮流。与他发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等宏文的同时，在给我的手教中写道：
　　“人类虽是同源而文化（或曰文明）确实是多元的。这个局面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有根本的变化。如果说五百年前的历史是分的历史，则五百年来的历史却是合的历史，要说全球化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开始了。不过人类意识到这一点而开始有全球化的自觉，则始于冷战结束以后，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这虽然又是一个转折点，然而以五百年来的历史与当今的现实推断，要出现真正的全球化价值标准，即使再过五百年也不算长……而要达到这一点，我担心还是要经过多次的冲突甚至杀戮……从目前世界各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来看，我对长期的乐观掩盖不了对近期的悲观。”（1995年9月13日来信）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在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要有真正懂得中国的弱点与缺点而又真正向外国学习的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老老实实，学他几十年，中国是会有希望的，仅仅是自以为是地逞英雄充好汉，只能给给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再添苦难。”（1995年5月31日来信）
　　这些话绝非无的放矢。他写道：“现在学术界刮起一股反东方主义，反后殖民主义之风。其维护中国文化之志可敬可佩，但是奇怪的是：一，这些爱国志士对中国文化的知识之贫乏，令人吃惊。像我这样七十几岁的老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还比不上六十年前的中学生。二，他们用的‘话语’完全是西方‘后现代化’的话语，为我这样的人难以了解。这样他们在思想以至语言上都已首先‘自我殖民地化’了，却还要义愤填膺地反殖民化，这是当今学术界最为奇妙的景观之一。”（同上）
　　他是在90年代中顶着逆流说这些话的。后来，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浪，连提倡亚洲价值最力的李光耀的认识也有所改变，足见李先生远见卓识的可贵。
　　摘自袁伟时：从顾准到李慎之
　　
　　九十年代初，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当时联系中美十分脆弱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些领导人甚至放出话来，取消最惠国待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可以发展与日本、欧洲的关系，况且，美国也同样会受到损失。针对这一论调，李慎之曾经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说明妥协的必要性：“我是会打桥牌，不要以为自己有4个老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很显然，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平衡的，而且，日本和欧洲在对华关系上基本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不可能有良好的中日和中欧关系。在美国所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努力下，中央终于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维护了中美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历史证明，正是这一关系保证了中美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停滞、甚至倒推的情况下，继续迅猛发展，最终成为中美关系的防波堤和安全网。
　　摘自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
　　
　　自3月20日开始的伊拉克战争，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李老一直思考这些问题。这也是当时北京知识界讨论的热点。
　　4月初，在一个饭局上，李老对我说：“我告诉你，捷克总统――哈维尔之后的新总统――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感到很困惑。困惑什么呢？萨达姆政权是个血腥的残暴政权，结束这个专制政权的统治，是全世界人民所期盼的，这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用这样的战争手段推翻这个政权呢？他想不好。”
　　在座的沈昌文、雷颐、查建英、徐时霖诸君也都点点头。
　　他接着说：“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可取，乱哄哄的‘丛林法则’，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总要想个办法了结。人权至上，人权高于主权，从理论上讲，也没有错。问题是要想个办法。”
　　我问：“联合国能不能发挥新的作用？”
　　他说：“很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国家的结构和否决权，是20世纪40年代的产物，落后于时代，应该改革。比如印度有10多亿人口，法国只有6000万人口，但是法国能够否决掉任何自己不喜欢的决议，而印度一点表决权没有。这种权力是否合理？”
　　我说：“对，我们现在正处于国际政治的历史转折点。”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康德设想的世界政府，还是有道理的，早晚要有世界政府，形成处理全球问题的规则和架构。靠联合国和各个民族国家，很难承担全球治理的重任。比如上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怎么样呢？联合国只是发表一通谴责决议，别的办法没有。要不是美国带头出兵，伊拉克是不会老老实实退出科威特的。再比如非洲一些国家部族仇杀，一死就是几十万人，联合国能阻止吗？最近非洲联盟中的30几个国家签署协定，赋予非洲联盟越境干预权力，以阻止大屠杀，这就是个探索。有人说世界政府万一决策有误怎么办？现在各国政府就没有失误吗？把各国政府取消行不行？”
　　我说：“康有为也这样设想，他的《大同书》设计了全世界一个政府，一个议会，使用一种货币，他还预见到各国货币纸币渐归于一，各国主权必渐削。毛泽东赞成《大同书》。”
　　那一天饭局上，并没讨论出个结果。李老要我回去再想一想，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在电话中。李老像往常一样哈哈大笑起来：“我告诉你，我想的办法是，先扩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从现在的五个扩大到九个或十一个，取消一票否决权，实行多数票决定制，你看怎么样？”
摘自马立诚：最后一个电话

　　①李慎之自注：1987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
　　②编者注：据杨继绳在《灿烂的夕阳——悼李慎之》一文中介绍：“现在一些印刷品转载《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这篇文章时，都将“后期极权主义”误为“后极权主义”。李慎之在给我这篇文章的打印稿上，特意用钢笔在“后”字之后加了一个“期”字，大概是表示与各种“后学”之区别。”
③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3页。
④出处同上，第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至26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55页。
⑦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8卷4号，1920年，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⑧《历史的先声》，第15至23页。
⑨出处同上，第157页。
⑩《历史的先声》，第67至69页。
? “反面教员”的概念是毛泽东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的。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借树立这个概念而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地制造“反面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
?我把它从上海带到北平燕京大学，还没来得及看，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学校，我因为怕出校门时被搜出来而没有带走。
?抗战时我倒在成都的地摊上买到过一本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党史》。
?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33页注2。1941年4月16日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75至77页）。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80页。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1页。
?本刊编辑部注:1999年1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消息，12月9日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在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但该《议定书》和《协定》的内容一直未在任何传媒公布。
? 《历史的先声》，第101页至120页及以下。

　※李 慎 之 文 集※

李慎之 2013-08-22 14: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