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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离开成都

　　离别成都之前，除了听从省文联总务科刘科长的吩咐，多次去凤凰山麓的机关 农场，运回育栽的桉树苗和桑树苗，运回猪饲料、劳动工具、家具、窗框、门扇等 等什物，并在省文联东风路建筑工地栽树、种棉花而外，我抓紧时间做了两件事： 一是焚稿，一是读书。

　　先说焚稿。我把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存积的一大堆函件、底稿、笔记，乃至我认 为没用处的书本，一一清理出来，最后过目一遍，回味回味，感伤感伤，然后狠心 撕碎，大有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之概，投入南方丙丁。我的前半生足足烧了一个钟头。 在清理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在箱底发现一大张新崭崭的全国粮票九十斤。想起了， 这是1956年省文联总务科寄给我的，当时我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进修， 日子过得飘飘然。三年后，大饥饿的日子里，我竟然忘记了这里还藏着九十斤粮票。 如果当时找到它们，我也不会饿得发昏，害肿病了。佛说，一饮一啄，都是前生注 定，倒真的有一点像呢。七个月后，天下大乱，邱原躲红卫兵，离开成都流亡，我 叫何洁把这九十斤全国粮票给他送去了。

　　再说读书。朦胧地感到大难之将至，到时候恐怕读不成书了，不如趁它将至未 至，拼命多读几本，正如篮球赛快要终场了，双方都要拼命投篮一样。我对每一本 翻开的书说：“你们要寂寞了！”便用双目紧紧地吻它们，不分昼夜。四十天内， 我温习了五部书，它们是《庄子》《涌幢小品》《殷虚卜辞综述》《中国古代历史 新研》《古典新义》，新读了六部书，它们是《殷虚文字集联》《积微居小学述林》 《读书管见》《古史零证》《远古文化史》《读金器刻辞》——这一本马叙伦着 《读金器刻辞》是我在离开成都之前亦即文革爆发前夕最后购买的一本书。我读每 本书的时候，常常在想：“哪天叫我走呢？这本书能不能读完呢？”每读完一本书， 总是暗自庆幸，仿佛高崖垂下的绳梯我又攀了一段。我当然希望绳梯不要断，让我 一直攀到崖顶。不过我也深知，这一具绳梯早迟会断的，只是不知道断在哪一本书 的哪一页。人面临着威胁读书，就像都德笔下的那个法兰西小学生读最后一课，对 所学的印象特深。倒是悠闲读书，如吃零食，过嘴便忘。在这期间，曾经在农场管 过我改造的卢德银两次劝我用架架车把藏书拉到古旧书店去卖了，我都一笑置之， 心想：“你未免太不了解右派分子了。”还有一位至今不知是谁的同志，想来也是 一条蠹鱼，他托司机曾绍华来商谈购买我的藏书，整卖零卖随我。我很不悦，对曾 绍华说：“你去告诉他，我还在买书。”最后买的这一本《读金器刻辞》被我抢先 读完了，在1966年4月19日我被通知命运已被决定之前。阿Q又一次胜利了。

　　1966年4月19日下午，省文联人事科长李彬找我谈话，说：“刚才和金堂县委 组织部通了电话，已经最后决定，送你回原籍去，可能是到你家乡城厢镇的菜蔬社 劳动。你的档案早已转到县委组织部去了，今后该那里管你了。到了那里，千万要 听话啊。你是作为退职处理，我们给你退职费五百多块钱，你拿回去添置些家具吧。 记住，还要订一份《四川日报》，好好学习，跟上形势。”我立即表示愉快服从， 决心劳动一生。在前一日，我因为等待得不耐烦了，已向李彬写了一份报告，要求 快些送我回原籍去。这份报告，同我九年来写的那些思想情况报告一样，想来还存 在我的档案内。幸好原稿尚在日记本上，我现在读了觉得很真实，不妨摘引结尾一 段，向读者老实交代，如下：

　　　　我只希望做一个体力劳动者，而且做到生命最末一日。这个愿望是真 　　诚的。自我有生，三十五载，还从未作如是想过。劳动九年，亦未下过如 　　此决心。以往劳动，虽不嫌脏怕重，看似积极，其实从未立志劳动终身。 　　每月领三十元生活费，横顺有的是。有此可依赖，自然会认为劳动不是我 　　的终身事业。改造不好，此当是一大原因。今则既下决心，誓不徘徊。若 　　存一丝一毫苟且恋栈之想，则非圆颅方趾之人，犬？？猪？？视之可也。岁月不待， 　　农场归来，匆匆将两月矣。请求领导速决，好去新的岗位。 　　　　　　　　　　　　　　　　　　　　流沙河  1966. 4. 18

　　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当然能够愉快服从，甚至不打一个嗯吞。临结尾那一句口 气很硬，译成白话便是这样：“谁还想赖在你省文联，便不是人，是猪，是狗！” 一个被改造的右派分子，不做出一副摇尾乞怜状，竟然说这样的硬话，恐怕应予教 育。不过领导上急于赶我走，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我愿滚蛋，免除领导上“包 庇”大右派之嫌，他们就放心了。他们只顾他们自身的安全，所以踢开我。

　　李彬同我谈话以后，省文联党组书记，那个断臂大校，又找我去临别赠言。他 一开腔就走火，说了一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若要耍赖，便可以扭住这句 话，要求留在省文联，不走。我笑笑，听他继续说。万法归宗，最要紧的是“多买 一些主席着作，一有空就学”啦，“劳动要用主席思想作指导，不要为劳动而劳动” 啦。抱歉的是太难做到，在我。这时候，省文联党组副书记，一位诗人，大约是有 事情要找断臂大校商量，走了进来。断臂大校赠言暂停，拟作介绍，望望诗人，又 望望我，问道：“你们认识吗？”诗人红着脸，只笑不点头。我谅解他，便抢着说： “不认识。”其实是认识的。岂但认识，九年前还有幸与他同坐茶馆，在他家中住 过，无所不谈。后来我出了事，彼此便忽然互不相识了。我不想妨碍别人的官运， 所以主动划清界限，说不认识，于是断臂大校又作介绍，很认真地。我站起来，向 诗人一鞠躬，心里想笑。

　　两天后，奉省文联之命，卢德银押送我回原籍金堂去。他不是董超、薛霸之流， 他在路上待我很好。我也不是林冲，我在路上小声唱歌，庆幸自己永别了布后街2 号。我唱的是弗斯特的《康塔基老家》。离开那古老的双扇黑漆大门的时候，我没 有回头。我的离开，被押送回原籍，不错，真是一个信号——中国历史上荒谬罕见 的所谓文革在布后街2号宣布开始的一个信号。挨第一炮的，有幸，是我！

　　五天以后，即4月26日，《四川日报》发表批判李伏伽的文章，来势甚猛。文 章末段，不忘旧恨，又揪出九年前已被批臭了的我的《草木篇》来。4月28日， 《成都晚报》发表批判李伏伽《夏三虫》的文章，又扯着我骂。我被当作天平秤的 砝码使用，要衡量某人的“罪恶”，便放我到天平秤盘上去。搞臭一个好人，只须 说他像流沙河一样就行了，何其省事。幸好这时候我已经离开省文联了。

流沙河 2013-08-22 13: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