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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之复临

农村生活的问题

    革命运动的诸多起因之中，最不易为人察觉的即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大众的心态。至于物质生计的优劣，倒可以从经济状况上看出来。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拿到统计数宇为依据。自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至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这期间的中国经济成长如何，至今仍是争论的议题。乐观的看法——大体上以生产、贸易、投资的全面统计数字为根据——举出中国棉纺织品的生产与消费增加为例，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所用的棉花，多于英、德两国加起来之量。托马斯·劳斯基详列了银行服务、货币供应、工资率、交通与货运、消费等项目的成长数据，都是与持续的人口成长相随的。他构想的是一个以稳定步伐渐渐工业化的社会。然而，在这么辽阔的国家里，这种外观之内可能也包含着大堆的都市贫民区和无数穷苦的乡村。
    有关中国乡村贫苦境况的研究分为两派。一派强调统治阶级藉地租、高利贷等压榨手段剥削农民，导致收益的分配不公。这种地主阶级剥削行为的看法，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也成为许多人的信条。另一派，按雷蒙·麦尔斯（Ramon Myers ,1970)所说，是比较"折中主义"的；这一派
强调的是旧式农业经济的许多造成产量低的原因：每家人二亩田的耕地太小；这些小片耕地运用不当；农民缺乏资金，又不易取得新工技；无法控制自然天灾；原始的运输方式增加l 市场成本。
    赞成第二派说法的人指出，大多数中国农人是自耕农，有些一人既是自耕农又租地来耕，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不折不扣的佃农。因此，受地主剥削并不是农民的普遍处境。其影响也不如缺乏资本和技术的影响来得严重。劳力的供给却是源源不断的，因为社会习俗规定人们必须养儿防老，而且必须生儿子传宗接代，以免死后无人上香祭拜而变成孤魂野鬼。
    不论问题的重点放在生产效率低或是分配不公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根源还是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县以下的行政是较少有人研究的，据杜亚拉（1988）分析，“清末新政规定，各乡村应成立财政系统，以筹集建设新式学校、行政单位、自卫组织的资金。”中央政府辖权如此深入乡村社会，乃是史无前例的。其重要措施包括，新税课征不再按以往是以个人或私有财产为对象，而是以乡或村为一财政个体而课征。结果造成旧式乡下社会大乱。
    乡间社会的组织，按杜亚拉所说的，是以“文化性的势力连结”为依据。他所指的即是，宗族亲属的辈分关系、市场的等级、宗教的尊卑地位，甚至包括水利管制、主顾关系、姻亲关系等等，这一切所形成的“势力和权威可以在其中发生作用的那一整套架构”。换句话说，乡村领袖人物的威权，来自家族关系、商业往来、宗教礼俗、内发结交的情谊、人际与法律互动行为的交错相互影响。乡村社会的文化性连结（cultural nexus），也就是这种种交错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十世纪初年开始推行的新政中，主要刺激乡村改变的就是新的征税措施。县官指派了衙门书吏做簿册登记，另外有不支领薪水的“地方”、“地保”，每人负责催收六、七个村庄至二十个村庄不等的税金。杜亚拉称之为“经纪业务”的功能。他发现县以下的税收，通常可分为三个层次。各地的用词或有不同，但大致都在县以下划分区，区以下为乡，乡以下为村。地方或地保通常是以税款包收者的姿态工作，收足了应缴之额以后，还可以赚取生计，打点必要的开销。
    各个村庄也可能联合起来，出一笔钱给这位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地方或地保，这位地保就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而手下留情。拿了村民好处的地方地保，也会为村民提供一些服务，例如组织自卫队或田地收成守望戒备，保释被衙门扣押的无辜村民等。这种“保护性的经纪业务”，可以具有以往被认为是地方士绅可发挥的功用。本书第四章叙述的士大夫阶级社会，不可能一成未变。士大夫阶级的活动，在县官级的管辖领域下最为频繁。人口增加之际，最低阶层的士人——生员与监生——愈来愈少涉入县以下的事务，因而也使县以下的人员质量大不如前。
    中央政府权力伸入乡村，一般的结果是使村民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处境更为恶化。年头安稳的时候，以主客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道德性经济(moral economy)可以正常运作，如地主兼放贷人与佃户兼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即是一例，彼此送礼或请吃饭都可以润滑这种人际关系。双方各有其可扮演的恰当角色。
    然而，年头不好的时候——有天灾、战乱、贪官的时候，这种社会关系就被搅翻了，村民们没有了领袖，全然不知所措。政府加征新税后，家境富裕的地主退出了原来村民领袖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地痞”式的包收税款者，这种人通常都是拼命刮钱的，而且多不是本村人。正派的农民因而都避免去做监督担保契约的中间人。这种时候，大地主大财主都迁到城里去了。政治权势不再系于文化的连结关系，乡村也就沦为“政治掠食者的捕猎场”。简言之，政府强国计划把征税要求加诸乡村领袖身上，使乡村领袖与乡民村民之间有了隔阂。无所谓道德原则的包收税者接管了收税职权以后，舞弊的情形也增加了。前文曾提及，地主在外地的情形渐增，地主的财务总管又无力代理必须本人躬亲的地主佃户关系，才导致江南地区的文化连结关系解体。
    军阀时期的地方行政是每下愈况的。地主阶级不再是国内最上层的一等人，也不像以往那样有满脑子为人导师的儒家理想，变成目光窄而顾私利的人。帮会组织——如上海的红枪会和四川的哥老会——成为地方财主用来自保的工具，以免遭受百姓骚乱或官吏压榨之害。帮会组织都有许多分支，会内有类似总务财务的部门，以及可以动员暗中有会员身分兄弟们的当家堂主。大家族有了帮会撑腰，往往可以在类似成都平原这样的富庶地区中变成一村之主。这种秘密结社可差遣的武力是一群职业杀手，其收入则来自包庇妓院、赌场、鸦片烟馆、不纳税的黑市买卖等。除了这较不名誉的一面，帮会组织也保护从事一般正当行业的自家兄弟，而且常有最富的大地主或官吏做他们的大哥。
    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开始当权之时，由于有电话、电报、公路的联络，南京（以及后来的重庆）一有命令，就可以立刻下达各地村镇。南京政府于是继续建设乡间官僚机构。按孔斐力（CHOC 13）描述，取代帝制时代县官与士绅的，是南京派来的行政官员，以及他们要推行的改革，还有警察组织的反共保安网。以前皇帝派任了县官以后，指挥县官就是省级大吏的事了。现在的中央政府不然，都与地方县长有直接联系。县长们都要到首都去，接受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的灌输调教。另外，中央政府还设置负责管理军事、关税、运输等事务的地方行政机构，是独立于正规县政府结构之外的。国民党也设了地方支党部，由中央党部控制，与公务员系统是平行的。县以下的新层级有区、里、乡、镇、村、邻与户，恢复起保甲的制度。
    国民党的理论是，政府在训政时期可以通过这种层层户籍编制训练人民学习地方自治。一九三九年间，国民政府颁布了重组地方政府的新法令。各户家庭改采较有弹性的方式组成甲与保，村与镇变成可以自己运作地方行政的法入团体。每一保应成立保民大会，选出两名代表参加村民大会或镇民大会，协助村镇长治理事务。村镇长则由民选。按计划，一九三九年的法令应于自由的（即国民党的）中国几乎所有县内实施。但是，当时大权在握的是军方与警方。并没有关于此种选举形式确立的记录可循。
    “地方自治”虽然在倡导民主的西方人脑中能激荡起愉快的反响，对中国一般百姓而言却有相当不同的含意。这个术语其实通常意指地方士绅管理事务的中介手段，用来取得村民的税款，以完成现代化的改进。建公路、办新式学堂、支付警政费用，都是头脑新的士绅们乐见其成的，但是为了换来这些而加征新税，使村民未蒙其利之前反倒先受其害。当时抗议实施改革的农民为数不少。
    再者，地方自治习惯上并不以一枧同仁的举手表决方式“一人一票”做决定，而是按村中大老们一向的议事惯例，用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一九〇九年各省咨议局议员是由严格限制资格的选民选出的，议员们却得以类似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再相互推举代表。如果让“民主”在二阶层划分的中国社会里用单纯多数决的方式运作，无异于否定自律修养使人品高超的理学信念。然而，在私人关系淡化之际，多数决似乎是现代作风所要求的。
    回顾南京政府的这十年，我们看得出来，按理想，政府本该用改良农业技术的计划来解决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问题。南京政府早先曾要求“国际联盟”提供公共卫生设施所需的技术援助。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外国也曾提供许多极佳的经济重建蓝图给中国。垦荒、造林、水源管理、水力发电、农作与畜牧育种、农具改良、土地用途改进、虫害防治、储谷设备、土地重新分配、降低地租、轻重工业建设、乡村工业与合作社、低利农贷、民众教育、公共卫生、交通运输、法律治安，全都有人提倡，也都有显然的理由。这些努力的第一的首要的目标，都是为了提增农民生产力。这是中国的难题的症结所在，国民政府却未能把它抓出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拟出详尽的整治计划，当然更不用说有什么实际行动。
    南京十年是西方国家该为中国的蓬勃经济成长提供支持的时候，但是欧洲正全神专注着纳粹德国，美国则因为经济大萧条与“新政”而自顾不暇。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这几年中在许多方面有蹒跚的零星的进展，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定目标。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曾以“荒歉不足之经济”形容老旧农耕环境与习惯造成的泥淖困境。这种由来已久的低水平人力经济，因为中国人强调知足之美德而长存不灭。农民自古就接受这种制度化了的贫困生活——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了，才能够令使个人把自己安插到关系团体之中，承受生活中的遭遇，并且因而达致自己与周遭社群的高度“社会性整合”。的确，中国农民的狭隘见识、低效率、粗陋饮食、病痛不断，虽然令现代观察者感到怵目，却一直是旧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这些情形也是近代以前欧洲存在过的。

乡村建设

    南京十年期间，政府对乡村并没有大规模的支持，倒是有愈来愈多的私人力量普遍投入“乡村建设”。好几个地区的农民生活问题都有人在做研究，并且拟出推行教育与改善生活水平的方法。其中有一些是传教士带头做的。西方人最熟知的是华北定县的平教会实验计划，由信奉基督教的晏阳初主持，部分资金来自洛克斐勒基金会。南京政府在首都附近发展了一个模范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者梁漱溟——盖·亚力托（Guy Alitto，1979）称他是“最后的儒者”，他在山东的乡农学校建设首创风气之先。根本上，这些改革建设的目的不外乎给农民一些公民教育、一些公共卫生服务、作物与牲畜育种的科学化改良。
    相关研究最多的乃是晏阳初在定县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其影响范围也最广。晏原在耶鲁大学读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派了四十多名中国学生到法国参加华工服务，他便是其中之一。晏在替华工写家信的时候，就开始教不识字的华工认字读书，还办了一分报纸。回中国以后，他便发动多人，利用青年会的宣传及动员方法推行识字运动。这些事情把他带到乡村的问题上来，他除了推广识字教育，进而扩及改良公共卫生、农业技术、手工业、贷款营销合作社，召集村中长老、地主、官吏参加各种公众活动并协助安排有益的行动计划。
    晏阳初往美国和英国募款，以聘请专精的人才。这此人必须想出可以实行的主意，而且所需费用愈少愈好。例如，卫生计划征召村中一名农人为卫生员，经过十天训练后，此人便着手做一些最重要的统计，找出最明显存在的疾病向训练中心报告。他配备有急救药箱，可以分发眼药、蓖麻油、阿斯匹灵，另外还可以替人们接种疫苗，做环境消毒。但是，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1990）的研究说得很明白，习俗的硬壳是很难打破的。例如，接生婆一向都是不讲卫生的，有时候坚信干牛粪的疗效优于其它药品或疗法。
    一九三一年以后，包括定县在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成立了许多有类似功能的工作中心及工作计划，都是未受政府指挥管理的。一九三〇年间，定县踏出了最后一步，以自己提名推举的人选担任了县长。其实验性的工作设计出许多配合农民需要的措施，包括乡村工业、合作社、税款的公平正当运用等。地方上的保守人士觉得这些作风太接近共产党了，终于设法把县长调了职。
    乡村建设运动不久就发现，经济生活上的问题与社会政治制度脱不了关系。西方式的任何民主改革，都必须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为先决条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端赖社会改革。比方说，定县打算推行的科学化改良所需的财力支持超出了农民的能力范围，支持地方改善的农民组织必须得到官方许可，作物改良牵扯出地租和租用期的问题，识字推广以后民众表达委屈不平的声音变大了。
    简言之，不论旧秩序的那一方面要做任何实际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体制要做根本的改变。中国乡下的问题太深远了，要求改变的催促又太紧迫，以至于一有改革就似乎可能点燃起可能导致暴动的连锁反应。
    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计划即是因为这种征候而受挫。中央只能从表面上下达政令，根本到不了农村内部。要在地方行政系统中设置代表中央单位的计划或立法，通常都和督军及商会代表的省级利益相冲突。改革建设计划带到地方上的有延长的公路、公共汽车线、电话、电报。各种建设计划，包括地质勘察、农作物统计、农业管理、地方治安，都要靠往农村加征新税得来的钱才能办。农民们却一直觉得，中央和城里人搞的这些进步改革对他们没多大好处，官僚们则是对这整套组织乡村自治的观念感到陌生。结果，南京政府没有把社会改革做成功，尤其是扩散土地所有权与减少遥领地主（absentee landlordism）两件事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〇年代有了可乘之机。

毛泽东之兴起

    国民政府奋力要建立抵抗日本的军事力量之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乡村里挣扎着求生存。一九二七年间原已有大约六万名党员，却很快就被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消灭了十分之九。剩余的党员许多从此就声消迹匿，最固执的分子则躲入偏远的乡下，渐渐形成十多个根据点，以小撮的“红军”（即共产党员）支持反叛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和军阀军官出身的朱德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联合以后，开辟了一个主要基地。但随即往东北移入江西山区，以瑞金为中心据点。其它基地分别建于武汉东北的大别山，或江苏北部长江口的洪泽湖沼地周围。
    意识形态与组织力相辅运用无疑一直是大多数革命运动的致胜法宝。毛泽东的组织原则和任何其它成了大功的流寇所用的一样，用强力与狡诈（包括一套新理论教导）来讨好地方人民。通过共产国际从苏俄借来的意识形态，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析解中，都市无产阶级、工厂工人、加入共产党的工人领袖都占有关键性的地位。中共享农民群众取代无产阶级以后，工作才有了进展。但这么做等于是把原来的理论意思颠倒了。
    陈独秀于一九二七年因为共产党在他领导下几乎败亡而失势。以后，中共领导权就由一连串的青年担当，都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提出的人选。由于这些人在上海和其它都市里必须躲在暗中活动，使他们发动革命之战的能力大受妨碍。教条宣传可以印在纸上，却不能纠集群众运动。活动者仍接受莫斯科指示，并且把这些指示传送到各个基地区。
    一九三一年起，着名的留俄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即国际派）掌控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苏俄的影响力更为加强。这一派人的观念和目标都属马列正宗，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们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这个路线对国民党正有利，共党则是每次举事必败，根本没有在中国掀起暴动的“巨浪”。到了一九三二年，中共中央委员会被迫撤出上海，迁往江西的大基地，也就是毛泽东坐镇的地方。撤来的人虽然职位比毛泽东高，却和他一样融入了农民的生活与其疾苦。从这时候起，毛泽东的人格与观念就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一个要素。
    毛泽东胜过当时其它人的地方在于他能使理论与实践一致，这是儒家哲学的重要中心思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一九二〇年起在国民党主导的联合阵线之内活动，毛的观念是如何发展的。他曾任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广州时也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提供为期五个月的教育课程，毛泽东并于一九二六年五至十月间亲自给六个班授课，教导了三百二十名来自中国各省的学生。讲习所的课程似乎是以分析农民问题与分析乡间阶级结构为主。毛泽东以一九二五年在湖南组织农民协会的六个月经验为依据，在一九二六年间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农民阶级——上起自耕农，下至无土地的劳工——无法摆脱的被剥削处境。他指出，农民受的压迫来自：（1）高额地租——占收成的一半或更多，（2）高利率，每年为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3）高额地方税，（4）农业劳力被剥削，旧地主与军阀、贪官串通，想尽办法地剥削农民。在这整个制度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的共谋，他们的目的是维持既有秩序，以方便他们在中国贸易牟利。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完全接受了列宁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对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的世界性运动。不过，毛认为，在这一般公认的架构中，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有三：一是彻底析解明白乡间的各种不同阶级。第二，要以非常实际的方法辨别，在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中该与那些阶级合作，与那些阶级对立。第三，党工在乡村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指导者、催化剂，不应是无所不知的人。他必须小心审视村民的困境与不满、期望与恐惧；唯有如此，他才能表达出农民的需求，并且照计行事——尽可能联合最多数人攻击最小的目标，以达成革命步骤。
    不幸的是，一九二六年间毛泽东在做这些打算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却一心只想用联合阵线的策略。党员们仍旧认为，一九二〇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应定义为中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却将证明此种看法相当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抱持这个误导的信念，听从共产国际建议，不计代价地继续与国民党联合，把动员受苦难农民起而行的观念低调处理，直到帝国主义已经被新的中央政府逐出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与国民党的联合阵线，放弃乡间的社会革命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农民行动过度”，是因为北伐期间南方各省农民组织蔓延太快，曾惹来当时仍大权在握的地主武人集团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兵力，因此，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就迅速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中共咎由自取。
    在此时期，毛泽东很本分地配合莫斯科转达的路线，而且试图把握设想中的时机“高潮”，只不过这高潮并未出现。他发现，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动员，甚至可以包围城市，但是却对抗不了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他也明白了一件事，中共必须在一个可以集合人力与粮食补给作战的基地领域之内发展武装兵力，才可能存活以至壮大。自一九三一年起，“江西苏维埃共和”便成为达致这个目标的工具，领导人自然是毛泽东。
    这一回，共党争取农民支持的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发现大地主就予以扫地出门、特别照顾穷困的农民。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起争执的地方很多，其一是对待富有农民的方式。毛泽东认为富农是地方经济的必要成分，有意安抚他们。可是，留俄派的教条主义者却认为富农对共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质有害。据汤尼·赛克指出，毛泽东的用意是，扫除养成乡村社会安定状况（及问题）的地主佃农主客关系，再以经仔细分析形成的新社会秩序——此乃是阶级斗争的准备动作——取而代之。但这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蒋介石发起的消除江西共党“毒瘤”的行动，迫使中共引用游击战术。游击战术的第一原则就是，诱使敌人沿其补给线前进，再将其先导部队包围切断。第二原则是，除非敌寡我众，而且确有胜算，决不发动攻击。江西东部的山区崎岖地形和狭隘谷地，正是运用这些战术的理想所在。蒋介石的先头部队愈往前推进，就愈脆弱。蒋军只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五次行动中胜利，这一次由德国顾问在进攻沿途山边设计了碉堡系统，其位置使各碉堡的炮火可以依序先后作掩护。碉堡由卡车运补给，固若顽石，终于使蒋军占得优势。游击战术的第三条原则——动员农民供给信息并补充人力与粮食，也因此一战而丧失效果。

长征，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一九三四年末，中国共产党展开“长征”行动（见地图22）。开始可能有十万人的队伍，一年后只剩下大约四至八千人。长征的要旨是，在国民党势力外围找一个根据地盘，这与满人当初据守明朝帝国外围的情形不可谓不相似。中共需要一个他们能控制能组织的地区。如果能占取云南省，正可符合这个目的。但是云南的军阀并不打算让共产党接收，相反的，他们正逐渐被蒋介石的追兵接收。蒋军在追剿共军的时候，名正言顺地把中央政府军队带到了各个遍远省分之内。
    长征一直被看作近乎奇迹的事，相关的记述比讨论摩西带领上帝选民过红海的记录还要多（一年走了九干六百多公里，平均每天要走二十七公里多）。这么浩大的军队和党工人员怎能够以这么短的时间步行走完这么长的路？答案当然是，只有领导分子和少量的军队走完了全程。
    我们应该想象一下地形。中国西南地方是一片由山脉隔成棋盘状的大小盆地，人口稠密的平原区水源引自不宜人居的山上。长征队伍穿越西南地方时，必须翻山涉水，不能走有几条汽车公路的平原区。因此，大半路程不是往山上攀就是往下坡滑，走平地的时候非常少。运输工具不能用火车和推车，只能用滑竿和挑担。赶路途中，共党红军的高阶领导人多半是坐在二人抬的滑竿上睡觉，其它人则呈一纵列跟在后面走过山间石隘和田间小径。夜晚，领导人通常都不休困，大部分时候在处理红军情报、后勤、人事、战略等问题，以安排次日行路或准备作战。
    共党的领导人都有勤务兵、副官、保镖照顾保护自己，作风和一般传统军队一样。他们也和美国对抗日本人的时候一样，有秘密的情报来源。共军的无线电可以接收很容易译解的中央军通讯，他们了解敌人的程度胜过敌人对他们的了解。
    长征进行途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下一步往那里走？该由谁指挥前进？队伍离开江西之前，毛泽东的地位已经降到留俄派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共军事顾问之下了。个性随和的周恩来的军阶也比毛的高。不过这些人都攻不破蒋军的要塞。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专家只会打阵地战，结果每战必败。长征初期一路上的战事因此损失极大，而每逢过河时伤亡尤其惨重。后来，毛泽东的机动战非正统主张被接受了。往西与西北转进途中，毛于一九三五年初再度掌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此也就再也不曾松过手。原来是他上级的周恩来，也从此成为他的主要支持者。
    行进的速度快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出发时就拖在后面的十数里长的重型装备、补给品、小分队、伤员，后来只得弃之不顾了。开拔时登记的军事职兵计有八万六干人，一年后抵达陕西时只剩两、三千人，其中有很多还是途中陆续新投效的。从这时候起，参加过长征的人就是共党革命运动中
的贵族了。
    长征一举也帮共党的新领袖窜出头角。毛在长征期间就已开始与同僚保持距离。他登上至高的唯一领导人地位之后，住处就与其它领导人分隔开来。就像是将要登上皇帝之位的人，他从此不再有地位平等或说知心话的人。他已经陷入了统一中国者必须忍受的束缚。我们如果回头看以往，会发现毛泽东的兴起令我们联想到汉、唐、明三朝的建立。这三朝的情形一样，都是先有一群领袖，听命于一位带头的领袖。这些领袖在各自的区域内动员群众参加军事行动，可能是推翻暴君，也可能是驱逐外族统治者，总之，必是号召百姓群众才能做到的事，开国皇帝不可能单人独力完成。一旦开国之君大权独揽，就有难与功臣共处的问题。

周恩来的角色

    长征的另一项成果是让毛泽东找到周恩来这个最亲密的共事者与未来的宰辅。周恩来是引人兴趣的人物，极有才干，本能地保持中间立场，努力要凝聚党组织，同时又明智地不使自己成为最高领导人的竞争对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待四十八年，创了世界纪录。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出色的总理（prime minister），为党与党的领导人鞠躬尽瘁，与古时历代宰相（prime ministers）为皇帝为朝廷效命之忠心一般无二。
    这个角色也有几分是其来有自的。周的本籍在浙江绍兴附近，即上海以南与宁波及杭州之间的地方。清代许多大臣的师爷谋士正是出自这里。周恩来的叔伯辈有三人曾考中举人，有一位做到了巡抚。周十岁时到沈阳读小学，一九一三年进入天津的南开中学，受到杰出开明的教育家张伯苓博士的熏陶。周恩来读书用功，但自始就是一名学生领袖。一九一七至一九年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回到南开——此时已改为大学，投注全部心力办学生报纸。自这时候起，他的生涯大致就离不了组织与宣传。不久他就走向左派，几个月的坐牢经验更确定了他的革命立场。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到了法国。
    当时法国已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另外还有大约十万名华工，代表中国对世界大战所尽的一份力。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的，但是有许多学生却把救国的大问题放在第一位。周恩来立刻以他最服众人、最平和、最具外交手腕的条件成为头号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促使相互竞争的人协议合作。因此，从最开头，他的角色就是领袖，是凭说服力而不凭霸气维系领导力的领袖。他于一九二四年回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是联合战线革命政治学最有造诣的实践者。
    周恩来随即加入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成为政治训练部副主住。换句话说，是一位重要的政委，也是年纪相当轻的蒋介石的部下兼学生。一九二七年三月，共党在上海策动暴动以待国民党军队应接，周恩来正是上海行动的指挥者。同年在南昌的举事，也是周主导的，“红军”便是在这次行动中诞生。后来，他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合作，支持过一连串数个党书记，却一直避免让自己担上这个职务。在江西期间，在阵地战术未把共军几乎拖垮之前，他都是支持阵地战的。
    周恩来一生成功的秘诀是，他有足够的智慧认清两件事：莫斯科的教条主义在中国起不了作用，而他自己欠缺使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环境条件的能力。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初长征途中的高潮——遵义会议——中开始执掌中共领导权之时，他才能够以原来毛的上级的身分而甘居毛的下属。
    周恩来代表了一组同侪的连贯。与他同期在法国的陈毅和聂荣臻，都将成为共军的主帅。后来在北京政府里，陈成为外交部长，聂主持核武发展。邓小平在巴黎期间曾替周操作油印机。历经长征的这批领袖无不互有极深的渊源。
    长征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和他从江西基地带来的红军与另一支红军会合。这一支军力由中共另一位建党人张国焘领导，原来基地在武汉东北的大别山中，一九三三年向西移入川北。两军相会时，张的人马远超出毛。据班杰明·杨（Benjamin Yang，1990）的详细研究，双方将军队组成两大部，但毛泽东与江西同来的一伙人无法接受张国焘的模糊计划与自认领导者的态度。毛和江西伙伴突然获知，有一小支大别山出来的共军已经在陕北近长城的地方建立基地，就决定以陕北为目的地。张国焘遂与毛等人分道扬镳，后来又倒向了国民党。
    共产党人于一九三五年未来到陕北，再往西去就是沙漠，东边和北边只有黄河。陕西省是一片受过千百年侵蚀黄土高原地形，由于欠缺可行汽车的公路，成为易于防守的地区。但是也欠缺粮给和人口。国民党的清剿行动本来可能把这儿撤底摧毁，岂料日本人却于一九三七年发动侵略。驻守在西安的东北军原定进攻共军，现在却宁愿与占领他们的家乡的日本人一战。在此以前，东北军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叛变，劫持了蒋介石。在释放蒋之前，他们力主中国人组成统一战线抗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

第二次统一战线

    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走到一个低潮，连第六次大会也迫得在莫斯科召开。这时候起，共产国际有一段时间左右了中共的走向。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留俄派的势力开始被毛泽东的拥护者取代。其中阴谋夺权的成分不大，主要是因为毛找到了在中国乡下掌握权势之钥。而他的原则是体谅人民大众的心态、需求、利益。他所提倡的“群众路线”，主旨确实是要人民大众来导引支持革命运动。外国输入的教条应该退居次要，首要的是倾听人民的心声，进而吸收人民、动员人民、控制人民。
    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国民党势力白色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倒闭事件。共产国际一再试图组织工会为都市无产阶级，利用暴动占领城市，却屡试屡败。从中脱颖而出的行动组织者，是晓得如何运用可行手段的刘少奇。刘是华北地区各城市的共党运动指导人，积极鼓励左翼文学运动、利用艺术宣传、吸收学生。他把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教条搁在一边，以中国共产党这套方法的本土化，达成了相去不远的目标。
    刘少奇于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与毛泽东会合的时候，国共的第二次联合已经展开了。全体中国人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自从一九三五年夏天起就是莫斯科的路线，目的是要对付在欧洲抬头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在东方的侵略行为。毛泽东宣布赞成中国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但拒绝和蒋介石合作。这时候，抗日救国已经重于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了。但是毛泽东不会为了全力投入前者而放弃了后者，所以就极力主张两条战线的策略，一面抗日，一面发展苏维埃基地抗蒋。为了表示诚意，延安的共军向东开拔到山西，以准备再往东进攻击日军。然而，共产国际却于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了指示，命令毛泽东与蒋介石合组统一战线。为此，周恩来前往上海谈判合作条件。
    国共两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议定以统一战线抗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气势也于此时渐渐完全压倒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残余。毛非但不和国民党联合，反而计划在做为抗日基地的“苏区”继续进行社会革命。这一策略运用成功的话，自成一系的共军可以在跟着全国一致抗日的口号走之时，暗中扩大基地，争取人民支持。毛泽东要建立的全国性共产党基地，转眼即可成真。
    一九二〇年代初，俄国顾问来辅佐国共两党的专政之时，曾经动员过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两党之中年资较长的国民党，已经成为开明的都市专业人士心目中求进步的希望所系。这些支持者多为西方留学归国者，或有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因此，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面对两种作风，一个是都市里的改革西化，一个是农业区的保守主义。有时候，同一个家庭里就可能并存着这两种作风。
    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影响。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要打阶级战的新型态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将要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了。

费正清 2013-08-22 11: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