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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之杀
萧瑟的苏州,内里却躁动不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1863年12月4日。慕王谭绍光在他召集的军事会议上,被与会者杀死。
与会的共八人,即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主谋是郜永宽,用匕首刺死谭绍光的是汪安钧,割下谭首级的是汪有为。他们去向李鸿章部下、总兵程学启献上谭绍光首级和苏州城。
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太平军的形势已经很不妙。陈玉成死后,湘军曾国荃部就进逼南京,扎营雨花台。1862年6月,李秀成在第三次逼近并且极有可能占领上海时,因洪秀全一日三诏严命回援南京,不得已而从上海附近撤兵。很有点像岳飞被赵构(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召回杭州。这年10月至11月,李秀成组织各路太平军要解南京之围,也就是所谓“十三王救天京”,但解围战没有成功。1863年3月。李秀成率部西征,拟攻上游各地以解南京之围。屡战不利,奉诏退兵。8月,南京的东路交通被切断,洪秀全更是死死揪住李秀成不放。9月,由于李秀成的恳求,并且照洪氏兄弟的要求交了十万两“饷银”(包括以全家首饰充抵),才准他回苏州、杭州四十日,解救苏州,安排江、浙军事部署。而且规定过期未回要按“国法”严办。
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是洪氏兄弟既将李秀成作为主要的救命稻草,又对他极端疑忌。他们全然不顾太平军的大局。出了一个又一个馊主意,将李秀成弄得疲于奔命,处处被动。而上述准他暂时离开南京的条件,简直荒谬之至。即使李秀成愚忠而不十分计较,他的部下也会因此而寒心。
由于李秀成1862年6月没有攻占上海,李鸿章的淮军与“常胜军”即“洋枪队”得以壮大和反攻。苏州的太平军转为被动防守,到1863年随着昆山、吴江和洞庭东山被对方占领,更是直接受到威胁。由于太平军全局的颓势,军心涣散,民心尽失;李秀成不能坐镇苏州,又事事受到洪氏兄弟的压制、非难;驻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不愿支援苏州的太平军,苏州被淮军攻下是迟早的事。
郜永宽等八人都是李秀成培养起来的青年将领,因战功而封王或为天将。郜永宽和谭绍光更是在陈坤书与李秀成不和之后,被李视为左右手。但是这两人“少年结怨至今”,在没有李秀成调控的情况下,就会发生摩擦。况且。苏州的太平军大多是部的人马,而郜的地位却在谭之下,作为第一副指挥,当然会增加郜的不满情绪。这又是与籍贯、参加造反先后有关系的。谭是广西桂平人,很早就参加造反,是与李秀成同时的“老兄弟”,只是比李年轻十二岁,立功也比较晚。郜则是湖北人,1854年才被裹胁参加太平军的,好几年里都属于“新兄弟”。汪安钧、周文佳也是湖北人,伍贵文是湖南人,汪有为、张大洲、范起发、汪怀武(李秀成后来在供词中称他原名“汪花班”),籍贯不详,他们七人看来情况与郜相似。那时,地缘与造反先后是很重要的。洪秀全升官晋爵特别优待两广“老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凡能与“开朝”沾边的,无功也要封官赐爵。清朝方面,对于“粤西老贼”特别痛恨,尤不宽恕。对立双方的态度,都注重籍贯和新老。
郜永宽等八人,眼看太平军大势已去,不久将会败亡,跟着李秀成无论在太平军未亡或已亡都没有前途。又因为都不是两广“老兄弟”,对清方抱有幻想,所以准备投降。李秀成“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但他对这些人的态度和心情也很复杂,不忍更不敢采取断然措施。不忍,是因为他们是他培养起来的“战友”,他的“成名皆其各等之力”。更主要的是不敢。如果设计杀了这些人,很可能在苏州造成一场大混乱、大内讧,后果不堪设想。1856年南京的洪杨内讧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绝不想重蹈覆辙。加上他自己对洪氏兄弟己全无信心,对郜永宽等又没有决绝,所以采取一种听其自然的办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863年9月,当李秀成向洪氏兄弟交钱请假四十天,来到苏州时,情况比他想象的还严重。他已不可能作什么战略部署或中长期的军事安排,首先就是直接指挥军队,遏制对方的进攻势头,赢得暂时的相持和苏州的稳定。接着就是找郜永宽等人谈话。“现令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我一家难台,母子(亲)六十余岁,大家流涕,而各及他行。”这种“心腹之闲谈”,后果可想而知。郜永宽等人,在“老首长”面前当然不便也不敢公然说出想投降的话,只是假心假意地给“老首长”一点面子:“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而谁有此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这样的回答,除有点真实感情之外,当然是敷衍应付之辞。
李秀成假满从苏州回南京,不久,郜永宽便与其他人商定,由汪安钧赴阳澄湖与李鸿章部下程学启会晤,提出“只要清军进城以后,他们的生命有保障,便不出兵抵抗”,并同意交出一个城门让清兵进入。汪安钧所找的程学启,原是安徽桐城百姓,太平军占领桐城后加入叶芸来部,屡次立功。曾国荃用计使降,在攻陷安庆、三河之战中有功。而相继升游击、参将。1862年春转入李鸿章手下为淮军基干,是年10月由副将升总兵。1863年,他接连从太平军手中夺取太仓、昆山、吴江,是进攻苏州的主要人物。郜、汪等人大约因为自已不是两广“老兄弟”,想步程后尘,投降后在清廷当个官。程正苦于攻不进苏州,自然一拍即合。
然而,谭绍光力主坚守苏州。他在幕王府召开军事会议,说到太平军所遭到的种种困难,赞扬两广军队的英勇,又弦外有音地指责其他军队的不可靠。这种讲话实在很不策略,马上导致矛盾激化。于是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会议上孤立的谭绍光,终于被刺死并割下首级。于是,程学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苏州。
可是,郜永宽、汪安钧等八人,不但没有被授予一官半职,也没有得到人身安全保障。投降两天后,程学启得到李鸿章的密令或批示,派人将他们全部杀掉。然后,又派兵入苏州城,轰杀他们的余党。
李鸿章、程学启为什么要杀掉郜永宽等八人呢?因为这些人手下兵太多,即所谓“降者太大,不甘人下”。而且,这些人不义,反复无常,为了自己的利害,什么都干得出来。如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投降后还是可能纠集旧部作乱。他们和程学启不同,程是被曾国荃用计诱骗投清的,而且只带了区区八十二人来降,到湘军、淮军后也不曾有什么三心二意。
淮军占领苏州,是李鸿章军事上的大胜利。但是,杀降则造成严重后果。按照传统理念,杀降不但违反道德,而且是有罪的。在舆论和政治上失分不少。尤其成问题的是,这么一杀,使许多本来有降清之意的太平军将领,断了投降念头。反正降也死,战最多也只一死,与其投降被杀不如血战到底。最突出的例子是常州主将护王陈坤书。他本来早有降清之意。看到李鸿章杀降,遂“婴城固守”,血战到最后。清兵为攻取常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太平军和捻军在土崩瓦解之际,投降的人很少,多数宁可作无望的抵抗和挣扎,也不投降,与苏州杀降有很大关系。李鸿章杀郜永宽等人之时,曾经十分得意。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看出此举的负作用。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以后几年。常在为杀降的错误还本付息。
潘旭澜 2013-08-20 16: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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