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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风月肃杀——雅各宾内部的道德灾变

　　逐杀启蒙遗老，尚属道德共和国的外部事件——消灭外在于道德革命的历史对立面。道德共和国更为严重的危机，是来自于内部的道德灾变，——１７９４年３月（风月）的丹东案件。

　　 前一年７月，马拉死；同年７月，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次年３月，丹东被捕，随即为罗伯斯庇尔所杀。法国革命三巨头不到９个月即分崩离析，只剩下罗伯斯庇尔一人呈道德寡头状，勉力支撑剩下３个月的岁月。如果说，马拉之死是 “他杀”，死于革命派外部的谋害；那末丹东之死，则是不折不扣的“自杀”，死于雅各宾派内部的同室相残。因此，要分析道德理想国何以走上自杀逻辑，无如分析这场来自内部的自杀事件，可能要比罗列雅各宾派种种自取灭亡的社会政策更为有力。

　　 丹东，酒色财气之徒，若从道德立论，与罗伯斯庇尔不可同日而语，几不可取。故而他在政坛上虽有雄狮之吼，在民间却无奇理斯玛之道德光环。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追求奇理斯玛状态，反而能感受资产阶级革命的世俗走向，能感受近代社会世俗化趋向的时代脉搏。历史之吊诡，在丹东的道德状态与政治视野之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罗伯斯庇尔倘若清醒，他或许能从如此吊诡反复出现中，捕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信息：雅各宾俱乐部出现的这个丹东，是历史安排的一个对位，一个负像，D G既是对他的平衡，亦是对他的提醒。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恩恩怨怨，源远流长。以往史学家重 “流”不重“源”，多注意双方在恐怖政策上的具体分歧，却很少注意分歧的源头，就在于双方对当时那场革命的基本性质，有根本不同的判断。

　　罗伯斯庇尔的判断与要求，已见前述之“９月笔记”，显然有一种不断革命、无限革命之倾向。如果说，雅各宾专政反资产阶级的平民方式——革“革命”的命，有一部分原因应归之于法国革命后期异常险恶的客观环境，非如此越出边界，不足以保存边界之内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那么，罗伯斯庇尔本人在主观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在于他把历史召唤的一时之需，误认为是历史的长远之计，在于他用超历史的方法强求现实满足他的反历史要求，在于他越出边界以后，始终不肯退回边界，相反，还要在边界之外用恐怖手段推行继续革命、无限制革命。

　　 丹东，是当时仅见的具有革命边界意识的清醒者。

　　 丹东明确提出“革命范围”之说。他所意识到的“革命范围”，在政治上，满足“人道”、“自由”等资产阶级的要求，在经济上，体现财产自由、财权保护的原则，反对统制经济。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引导人民超出革命范围的人”。D H在这一前提下，他才不能忍受罗伯斯庇尔的越界恐怖，在恐怖政策上与之发生了直接对抗。

　　１７９３年１１月以后，丹东公开提出重建“司法与人道”的尊严，“释放２０万嫌疑犯”，“人民迫切需要的是宽容”，“抑制救国委员会的暴政，拯救共和国。”他呼吁“珍惜人类的鲜血”： “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唉！流的血太多了！”

　　 １７９４年３月１９日，在双方共同朋友的安排下，两人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丹东哭谏罗伯斯庇尔：“假如你不是个暴君，那末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对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的脾性格格不入。”D I晚餐不欢而散。次日，罗伯斯庇尔出现于国民公会讲台。讲演斩钉截铁，冷酷无情，强烈暗示要“击倒另一个乱党”。

　　第三天，罗伯斯庇尔出现于雅各宾俱乐部，以更为肯定的口气宣布：“是有那么一个乱党，它被揭露的时刻总会来到的，这时候已经不远了。”

　　 人们只等了１０天。３月３１日深夜，丹东及其同党被捕。４月５日，在罗伯斯庇尔严禁申诉之后，丹东以“乱党”、“叛国” 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为什么要杀丹东？

　　 西方右翼史学家的观点是“道德化的批判”，失之偏颇：罗伯斯庇尔生性嗜权多疑，忘恩负义，是以“恶”杀“善”。左翼史学家的观点则是“批判化的道德”，同样不能服人：丹东腐败堕落，不杀不足以纯洁革命的权威，是以“善”杀“恶”。这一种观点等于罗伯斯庇尔当年道德逻辑的延续。

　　 让我们从上述“道德化的批判”与“批判化的道德”之间切入，看看能否切出一个道德灾变的病理切片，从中辨认奇理斯玛自我中毒，道德理想走向道德嗜血的逻辑纹路，从中映证历史上凡以道德立国始，多以道德杀人终的沉痛教训。

　　 当卢梭改造宗教救赎遗产时，原罪的载体从个人转移到社会，这一认识过程本来是一个“祛魅过程”——祛除神正论的宗教巫魅成分。这一转换，在理论上产生了卢梭一连串惊世骇俗之创见。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原罪转换，却可能出现一个十分吊诡的负面作用：道德理想主义者在遭遇世俗社会强大抵抗时，他们因此而拒绝反躬自省，调整己方政策，而是把困境归咎于外在的社会“邪恶”，越益固守自己的“天纵英明”、 “洁白无瑕”，强化以“正”克“邪”的力度。这一主观强化过程，我们可称“入巫”——进入自我入巫过程。

　　 从“祛魅”到“入巫”，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可能。而抽象的逻辑可能，实现为具体的政治现实，必须有一个必要充分条件：奇理斯玛的道德真诚。只有遭逢这样的奇理斯玛，这一逻辑可能才会实现：他的道德鼓动不仅仅是对群众的宣传，而是本身自我实践；他的道德理想不是对外界的政客式欺骗，而是本身与外界融为透明一体，全身心无隐私地投入。罗伯斯庇尔 的道德状态，恰恰满足了这一必要充分条件，成为一种悲剧性 的条件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从“祛魅”到“入巫”，是奇理斯玛创造一种世俗化的道德语言巫术的过程，也是奇理斯玛自己被这种语言巫术遮蔽，丧失对外界形势客观判断能力的自我中毒过程。这种“祛魅”“入巫”之背反，我们在分析卢梭晚年与启蒙哲学分裂时，已看到一次。现在，当我们分析罗伯斯庇尔执政后，如何镇压丹东宽大派时，终于看到它又一次出现在罗伯斯庇尔活动中。

　　 不可否认，马拉去世以后，罗伯斯庇尔也进入了“奇理斯玛状态”。“不可腐蚀者”的称号使他的形象产生了道德光环。在光环效应下，他进入了半神半人的超凡心态。他溶一己于世界，亦溶世界于一己道德之情怀。前文已述，罗伯斯庇尔曾真诚呼喊：“我就是人民！”这一呼喊即是这种道德情怀的真诚坦露。但是，这一语式与路易十四那一着名语式何其相似乃尔？ “我即人民”？不远处，就有一个“朕即国家”。罗伯斯庇尔人肯定不会自觉，但是，越不经意处，越能体现出权力与个人意志相连之后的客观逻辑，哪怕这一个人意志是最纯粹的道德理想，不是贪婪的权势之欲。

　　 罗伯斯庇尔以己度人，以己为人民之化身，则必然要把自我道德律令外化为人民的普遍要求，外化为革命的必然进程。他的“世界上的革命已经完成了一半，另一半也必须完成”的宏伟设想，也就从这里找到了坚实的逻辑根据。而当这一进程遭遇世俗阻力时，他不会认为这是社会的反弹，这是必须改弦更张的信号。相反，他会认为这一信号只不过更为映证了“德被天下”的必要，还须加强道德救赎的力度。丹东被捕后，国民公会曾有意让丹东发言，自我辩护。这一同情信号，已在提醒罗伯斯庇尔，不可过度。罗伯斯庇尔拒绝这一信号，大声咆哮： “危险对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生命是祖国的，我心中无所谓畏惧。假如我要死，便死得光明磊落。”D J后人读此，不能不同情，不能不一洒同情之泪。无耻政客尚无资格能犯这样高尚的错误，因为他们善为己谋，有侥幸能避免这种错误。唯有真诚的奇理斯玛，才会发生这样真诚的自我中毒：全然不顾或者颠倒判断外界形势所发生的异己变化。为了强化“德被天下”的力度，罗伯斯庇尔不是内敛收缩，而是外向进攻，强行遏制社会之反弹。他左冲右突，左支右绌，或迟或早会在道德与恐怖之间，最终找到那个逻辑互动的中介——

　　 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

　　 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D K

　　 恐怖一旦踩稳道德的基石，那就是一场道德灾变，恐怖手段百无禁忌，可以为所欲为了。道德嗜血，而且嗜之不愧，端赖于此；恐怖本身不恐怖，不引起恐怖者内心的心理崩溃，端趋于此！

　　 这是杀丹东前一个月，即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罗伯斯庇尔所寻找到的理论依据。上述依据，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题为《关于在共和国内政方面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请注意，它是原则，不仅仅是应急措施。因此，确实有理由说，“它是罗伯斯庇尔共和国的一张草图”。D L杀丹东，只不过是这张宏伟草图上稍带血腥气的小小一笔。有这样的原则作依据，圣鞠斯特１７９４年３月３１日以“道德罪”控告丹东，要比以其他罪名控告丹东更为有力：

　　 丹东，这个可恶的人同情所有邪恶的人，他生活在骄 奢淫逸之中。

　　 丹东，你从山岳党中撤离出来，你孤立了你自己。你试图腐蚀公共道德，你是腐败者的代理人。邪恶的人，你把公共舆论比作娼妓！D M

　　 在道德共和国内，再也没有比道德问题更触犯公怒的了。早在１７９２年９月３０日，罗兰以卢梭式的语言攻击丹东，选中的口实也是丹东的道德问题：“我深信倘使没有道德，便不能有真正的爱国热情”D N。圣鞠斯特揭发丹东把公共舆论比作娼妓，那更是致命一击。

　　罗伯斯庇尔并不残忍。他曾念及与丹东的多年情谊，一再犹豫。但是，压断骆驼背脊骨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丹东对“公共意志”的轻蔑。１７９２年秋季，在罗兰煽动下，巴黎内外出现反罗伯斯庇尔的舆论。罗伯斯庇尔请丹东帮助。丹东却说： “公众舆论是个婊子，而她的后代则是一群傻瓜！”丹东尽管蔑视对罗伯斯庇尔不利的舆论，但他对公共舆论的这种态度，显然流露出一种个人化的非道德倾向（非道德不一定是反道德 ——本书作者），引起罗伯斯庇尔不安。丹东此论使他想起丹东另一天对道德所下的定义：“没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间我和我老婆的情谊更牢靠的了。”罗伯斯庇尔愤怒地认为：“一个毫无道德的人怎么可能是自由事业的扞卫者？”O E从此，他对丹东产生道德上的嫌恶：丹东的手和他的心一样肮脏。处决这样肮脏的人，只不过是推倒一尊“早已腐朽的偶像”。所以，尽管他在圣鞠斯特逮捕丹东的罪行报告中，多处批上了“删去”、 “纠正”、“解释”等字样，最终还是签发了逮捕令，并在国民公会内暴跳如雷，阻止丹东申辩，迅速作出了对丹东的死刑判决。

　　就在决定逮捕丹东的同一天，巴雷尔在国民公会宣布： “救国委员会正在从事一项巨大的改革计划，结果将是摒弃共和国里的不道德和偏见、迷信、无神论”。O F这个计划就是罗伯斯庇尔着名的花月１８日报告《关于宗教道德观念与共和国准则之间的关系》，主题是：呼吁道德立国，道德救国。两件事同一天发生，再好不过地说明：杀丹东，与道德忧患紧密相联；杀丹东，是道德共和国道德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恶亦杀人，善亦杀人。从道德救人，到道德杀人，道德理想主义就是在这里爬上了它的陡坡，转过了它逻辑逆反的弯子，最终扣上了这场道德灾变的逻辑终点——道德嗜血。

　　 然而丹东之死，毕竟是这个道德理想国内部最为重大的 自杀性事件。雅各宾专政的统治基础就此分裂，罗伯斯庇尔失 去了回归道德边界的最后一次机会。

　　 丹东一去巴黎空。议会内噤若寒蝉，广场上响起了民众另 一种声音：

　　 丹东，这位被打入地狱的壮汉，

　　 却被戴上了可怕的面具，

　　 这是连魔鬼也不敢戴的哟！

　　 丹东是唯一值得赞扬的英雄，

　　 却被人们无辜杀害！O G

朱学勤 2013-08-20 15:3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