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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卢梭复活——大革命前的精神氛围

　　 冥冥之中似有命运之手在蓄意播弄，竟安排伏尔泰与卢 梭在１７７８年同一年去世，似乎在催促法国社会在这两个冤家 巨人中及时作出褒贬选择。

　　 葬礼哀荣显然对伏尔泰有利。塞纳河边万人空巷，迎接这 位一直笑到死的哲人遗骨。他的心脏装在一个盒子里，永久存 放于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刻着他生前的一句名言：

　　 这里是我的心脏，

　　 但到处是我的精神。O F

　　 与此同时，卢梭在街上被马车撞倒，继而被路边的狗扑伤。报纸有意将标题写成“卢梭被狗践踏”，咒他快死。卢梭５月听说伏尔泰已去，哀叹：“我与他的存在相互连在一起，他如今已死，我也将不久于人世！”两个月后跟踵而去，临去前只留有一句：“全能的主啊！天气如此晴朗，没有一片云，上帝在等着我了。”O G

　　卢梭还会回来吗？

　　１７７８年，或这一年前后，是法国社会的多事之秋，有几件事可记：

　　１、法国正式出兵，支援北美独立战争，并且获胜，一洗七年战争之耻。路易十四以后的法国王室国际声誉，似乎已臻顶峰；

　　２、米拉波于同一年在文森监狱中写作《密札制和国家现状》，揭露顶峰内里的专制暴政；

　　３、杜尔哥财政改革失败，瑞士银行家内克以客卿身份接管宫廷财政，以俭制奢，激起王室与贵族一片嘲骂。王室破产、国家破产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在民间广泛流传；

　　４、国舅约瑟夫二世从奥地利来访，走遍法国。最后在国境边界离境前，交给王后一篇长达３２页的训词。国舅告诫妹妹安东奈特：“我现在对你的幸福生活能否维系，真是忧心如焚，因为你长此下去是不行的。你如不早作准备，革命将非常残酷。”O H

　　革命从远处走近，还需再走１１年。路易十六的日记里异常平静：

　　 买一百粒做果酱的杏十二路易；

　　 赌钱输一万二千八百七十四路易十二苏；

　　 赐王后一万两千金路易；

　　 无事可记；鹿跑到波尔卢瓦亚尔修道院去了；

　　 整整一个月无事可记O I；

　　 与此同时，他的财政大臣在王宫的另一侧也在算帐：需６ 亿５千零５０万锂才能填补宫庭挥霍造成的亏空，２０亿支援 北美战事的赤字尚无着落。

　　 财政大臣走马灯一般更换。法王不断改革，改革不断失败。改革时颁布自由主义倾向的法令，显然受到启蒙哲学之浸染；失败时则动用纯封建性质的专制措施，又激起民众向自由主义进一步靠拢。斯特拉斯堡造币厂铸了一批金路易，在国王像上面，加上了一个表示凌辱的尖角，以刺王后不贞。人们开始试探改朝换代，在酒馆里换钱，把金路易往桌上一扔，公然说：“把这醉汉给我换了！”O J

　　旧制度在一步步挑逗民众，本身却在一步步脱序，削弱自己能够约束或吸收民众参预的制度整合能力。

　　 贵族自投石党事件惨败，政治上已发不出独立音响。王室迁显贵４０００家于凡尔赛宫，腐蚀其政治雄心，任其在凡尔赛销金窟中花天酒地，民间盛传贵族行为放荡荒淫无耻的种种丑闻；乡间贵族“在自己的城堡里闭门不出，不为君主所知，与四周的居民格格不入”；社会每天都在运动，而法兰西贵族却纹丝不动。他们折磨人民，使人民贫困，却没有统治人民，他们只招人憎恶，而毫不使人畏惧。这样，贵族阶级在丧失权力制衡的政治功能之后，又丧失整合民间行为规范的社会功能；教会急剧衰败。上层主教聚敛财物，私生活充满丑闻。巴黎罗昂宫曾有４位红衣主教居住，并私授衣钵，却没有一个小教堂、祈祷室。每有弥撒，则在红衣主教的“猴厅”举行，周围装饰着众多猴子图画。下层牧师愤懑怨恨，饱读启蒙作品。“在过去，他们劝他们所牧的羊群忍受，现在他们却把自己所充满的愤怒与辛酸灌输到农民脑子里去。”O K修道院关闭，修道士 流失。１７７６年一年关闭５５０所修道院，１７７０至１７８９年，修道 士人数从２６，７７４人减至１６，３３５人。O L这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阶 层，也在流失它传统的道德整合功能；

　　高等法院与王室貌合神离，两者明争暗斗的记录贯穿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朝代。它在王室、贵族、平民这三个世俗政治势力中僭越教会之职，始终以抑强扶弱的道德面貌出现。正如米涅所说，它在路易十四时代于国王有利，打击贵族，在路易十五时代于国王利弊参半，在路易十六时代则帮助平民反对王室O M。路易十六曾解散法院，试图“把王冠从法院档 案室里取出来”，但是被解散的法官与被解散的显贵会议的代 表却在大街上受到民众欢迎，被举过人头，接受人们的夹道欢 呼。这场旷日持久的“院府之争”，大大削弱了王府、王权、王冠 等一切与国王有关事物的尊严，削弱了王朝的合法资源。 教会、贵族、王权，绞股在一起，才能组成一根巨链，拉紧 法兰西这艘大船，使之安然泊碇于波旁王朝的港湾。山雨欲 来，飓风鼓帆，锚链嘎嘎作响。谁在水面下摸索，悄悄解开大船 下的锚链？

　　应该说，解缆者人人有份，不能全部归咎或归功于卢梭一 人。

　　 马迪厄评王后安东奈特不知深浅，强使抨击贵族特权的《费加罗婚礼》上演于法兰西大剧院，留有一番意味深长之评论：“革命在其见诸事实以前，早已深入人心；在造成革命的人物之中，无论如何该把这批最先为革命所牺牲的人也算在里面。”O N

　　启蒙哲学对革命的推波助澜作用，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形式下出现的。

　　 第一，关于理性。理性如酒，是水与火的奇怪结合。理性 在英国，已渡过如火如荼狂飙激进的阶段，沉淀为经验哲学， 以冰镇乌托邦狂想。伏尔泰、狄德罗援引英国哲学进法国，初 衷只要理性如水，不要理性如火，援引其逻辑结论，避免其历 史过程。但是理性一旦引进，并发展为理性法庭，以此判决宗 教权威，适逢法国社会人心激荡、危机四起的动乱年代，这样 的理性矛头怎么可能不越过始作俑者的解释范围，直指人间 政治权威？理性在英国可能为水，在法国就可能为火，不可避 免地要经历一次法国式的如火如荼的历史过程，点燃按理性 设计，大规模营建乌托邦的烈焰。

　　 革命前，狄德罗《百科全书》１７卷和布封《自然史》３６卷畅销巴黎，成了名流淑女必备的闺房陈设；“自然、科学、理性”这三个词全是以大写形式在印刷品中出现；人们既能发现宇宙法则，为什么不能发现社会法则——法律，并按照这一法则有计划地改建社会？牛顿在上，伏尔泰在下，理性反倒成了法国人浪漫精神的护身符！早在卢梭发现的那一深层世界颠覆此岸秩序以前，牛顿的世界在法国已经为他扫清了道路。这两个世界在理论上打架，在实践中却可能合力并流。这两个世界后来在实践中发生了争执，那不过是历史老人狡计百端，在以后所展示的丰富内容。在此之前，无论是伏尔泰还是狄德罗，怎么能够设想在大革命前的混沌之中，他们的经验理性之手会和卢梭先验理性之手被历史老人捉在一起，一起摸向法兰西大船摇摇晃晃的下部，摸向那根民族安危系之一绳的巨锚？然而，逻辑的历史一旦被历史本身捉住，展现为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矛盾，如此吊诡。革命来临，雷吉娜·佩尔努称之为“哲学世纪”的来临，米什莱称之为“法律”的来临，都同样正确。米什莱把“民族、国王、法律”总结为革命第一座右铭，确也精当。它们是“自然、科学、理性”在实践中的大写，只是在它们扫清道路并与卢梭思想短期合作以后，方被卢梭式的革命座右铭迅速取代为：“良知、公意、起义”！

　　 第二、关于进步与乐观。

　　 伏尔泰晚年确曾说有一句，年轻人真幸运，有可能看到我 们看不到的革命景观。但是相比他一生所指挥的乐观主义大 合唱的宏大声浪，这样的声音微乎其微。

　　 法国已有７７年没有侵略、掠夺、破坏、内战、烧杀，人们有什么理由不活得轻松、自信？丰特内尔说：“不关心所看不到的，只相信所看得到的，将是十分愉快的。问题就在于精打细算，智慧的手中应该总是有钱”，P E这是革命前知识界，文化界 的普遍写照。当时的启蒙哲士，几乎人人手中有钱、有土地、有 债券。伏尔泰被尊称为“欧洲教长”，但是他的人间事务所经营 得也同样出色：“我的住所就是人间天堂”，“我想以最保密的 形式，在某个既能保守秘密，又绝对忠诚的公证人那里存放一 笔钱，他可以在一段时间里用这笔钱从事有利的投资活动，而 我在需要时也能马上收回。”伏尔泰最初年薪不过６０００锂，但 死后留下的遗产却达１６万锂。P F据索布尔统计：“至少有１２位 《百科全书》编者都曾在某一个时期得到某个财政机构的资 助，不管他们的思想是多么进步，他们都无可争辩地多少保持 着接近于旧制度社会中渊源最大的产物——特权。”P G在特权 保护下的乐观主义思潮，表面上能起到粉饰危机作用，但在另 一方面却麻痹上层统治者对危机的警惕，反而加深了危机。尤 其是他们宣传的这一种思想，更是促进了危机的激化：富人的 奢华造就了穷人的生计；因此，每个人都应以最完美的形式适 得其所——即达朗贝尔所言：“哲学家满足于揭示人在社会中 的位置，引导人到达这一位置。”如果说，路易十五的名言是： “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那么毫不刻薄地说，哲学家的名 言则为“我死后，怎么可能洪水滔天？”

　　这样喜气洋洋的乐观主义大合唱，麻痹了上层，刺激了下层。要不了多久，人们自然会想起卢梭的声音：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用奢侈来医治灾难，结果它所带来的灾难比它所要医治的灾难，还要深重；都市越引起那些愚蠢的人的羡慕，便越令人看到农村的被抛弃、田园的荒芜、大路上充满着论为乞丐或盗贼的不幸的公民；国家一方面富庶起来，一方面衰微下去……。P H

　　 《爱弥儿》：巴黎在各个方面都是由外省供给的，它花掉了几个省的收入。本世纪的理财家竟没有一个看出：要是把巴黎这个城市毁掉的话，法国要比它现在这个样子强盛得多……。

　　 《爱弥儿》：你想依赖现时的社会秩序，而不知道这个秩序是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革命的。大人物要变成小人物。富人要变成穷人，贵族要变成平民；你以为你能避免命运的打击吗？危机和革命的时代已经来到。P I

　　 第三、关于宗教。

　　马迪厄一语道破天机：“颂扬哲学家之胆大敢言的大贵族们，没有一个曾注意到宗教观念就是当日社会制度的关键。”P J

　　正是在这一领域，启蒙哲学的狂风吹过以后，卢梭留下的影响才越来越独特，越来越占分量。

　　 １７８７年１１月１９日，路易十六颁布敕令，归还新教徒的 公民权和合法地位，恢复南特敕令（１５９８）对新教徒的保护。此 时正是卢梭去世前一年，上距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１６８５） 几乎一百年。过去的这一个世纪，法国新教徒是完全处于地下 状态的世纪，是一个充满迫害、反抗、救赎和英雄主义壮举的 世纪。这一个世纪的精神聚焦为一个焦点，那就是坚持彼岸精 神，坚持对现时秩序的不断反叛，坚持千年福音与世俗历史进 程的尖锐对抗。

　　 完全可以想象，这一份在地窑里酝酿百年的仇恨与愤懑一旦公开释放，一旦接触到卢梭思想道德救赎的火种，将会形成什么样的爆炸局面？令人不安的是，恰恰是在最需要对宗教观念进行吸收、整合的历史时刻，启蒙哲学却作出了相反的反应：以无神论主张刺激宗教观念、挑逗宗教观念。P K

　　尽管启蒙哲学内部尚有分歧，如伏尔泰对狄德罗、达朗贝尔的无神论曾表示不满，坚持他自然神论、泛神论立场，但是启蒙哲学在当时产生的总体效果却是无神论的，而不是泛神论的，更不是有神论的。包括伏尔泰一段时间内所使用的那个着名的信件签名：“éｃｒａｓｅｒ·Ｌｉｎｆａｍｅ—踩死败类”，后来缩写为“éｃｒａｓｅｒ—埃克兰夫先生”，当时人们的理解，败类也是指宗教本身，而不是宗教迷狂。P L

　　在启蒙精神的感召下，１８世纪法国社会流行的格言就是：“要想成为资产者，就必须不信教”，甚至那些发了财的上层主教也是如此行事，如前述罗昂宫内的红衣主教。上层社会对宗教作用的鄙薄，还可以通过他们对宗教实用功效的“清醒”态度，得到反证。银行家内克在其《论宗教观点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中说：“捐税使人民处于沮丧和贫困中的时间越长，对他们进行宗教教育也就越是必不可少。”同时代另一个作家里瓦罗尔说得更为轻松：“当人们觉得这个世界无法忍受时，务必要以来生后世安慰他们”。P M伏尔泰所言“没有一个上 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也应在这一层意义上来理解。 这种貌似有神论的说教，清醒到这种程度，只差说出这么 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是我的鸦片。这种心不在焉、 精明过了头的有神论，实际上是启蒙哲学无神论的一个虚伪 延长。它反而暴露出上层社会的欺骗，加剧了上层社会与下层 社会的分裂，反衬出卢梭道德救赎的诚意，从而为渊驱鱼，给 卢梭哲学召唤底层民众打开了另一条通道。

　　启蒙无神论既催生革命，又被革命打击，两方面的矛盾效果几乎达到悲剧性的程度。首先，它“站在公开的无神论阵地上作战”，大大戕伐了那根大船下面的巨链。尽管它无意，客观上却刺激了革命的爆发，而且在革命的前期阶段战绩辉煌，直至法兰西全境爆发１７９２年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与此同时，它掏空了这个民族与宗教资源相伴相生的道德资源，激化神意饥渴，造成道德抗议运动，１７９４年罗伯斯庇尔之所以创立最高主宰教，重建道德理想，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启蒙政治学理论从英国舶来，本来只限于一种渐进的局部改革，充其量是一场政治革命。但是，它的法国无神论踢马刺却帮了倒忙，刺激着法兰西烈马狂奔不已，踢倒了宗教栅栏，直冲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道德革命相继并发的危险区域……。“那是一个理智和启蒙的时代，同时也是各路江湖骗子横行的黄金时代，人们的信仰时而具有神秘的气味，时而又带有歇斯底里的色彩，从圣梅达尔墓中狂热的冉森派教徒，到圣日耳曼伯爵P N、卡廖斯 特罗Q E、卡萨诺瓦Q F、直到鼓吹动物磁气疗法的麦斯麦Q G，真是 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当时的社会以追慕离奇古怪为特征，乍 看起来同崇拜理智是不太协调，它对宗教的不信伴随着一种 令人困惑的轻信，卡廖斯特罗可以把他的妻子说成是女精灵， 可以自称拥有点金石；圣日耳曼伯爵可以声称自己长生不死； 这些巫汉术士主要靠他们的受骗上当者为生，而这些受骗者 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更多地则是来自上层社会。

　　如果承认在这个‘富有感情和理智的人’身上，还存在着某种需要——这种需要尚未被哲学家的论断所言明，承认他在《百科全书》向他展示的简单而又安全的世界之外，还在寻求某种满足，寻求强烈的刺激，那末，他在哪一方面会很快得到充分满足呢？”Q H

　　这是雷吉娜·佩尔努总结１８世纪末革命前夕的法国精神氛围的一段精彩论述。在这幅躁动不安的巨幅油画前，人们是否应该回忆起路易十六当时的日记？

　　 ——“无事可记；鹿跑到波尔卢瓦亚修道院去了。”

朱学勤 2013-08-20 15: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