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第三部分：《和平运动曲线救国》第三部分之一：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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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三部分之一：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独裁的倾向越发明显化，以前支持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也转而加入了反蒋的战线。１９３１年２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又引发了另一次反蒋高潮。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在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９月１８日在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借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到７月７日，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对策。所谓“东方会议”，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这里“东方”就是指中国。虽然中国在地理上位于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却把中国称为东方，而自己称为西方，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与当时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思想有关。当时日本人说：“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却是属于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
　　在东方会议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强硬派代表森格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了满蒙分离，武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强烈反对，认为这样明显地违反了九国条约，对中国进行露骨的侵略，势必在国际上引来巨大的麻烦（九国条约是１９２２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九国共同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国承认和保证现有的外国租界及特权）。在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万一中国的内战波及到满洲，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但现在已经证明，这份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有关的资料。现在有证据显示苏联的情报机关伪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战争，因为苏联最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相互火并。尽管日本的军政界高层在“东方会议”上商讨过满蒙分离问题，但并没有制定一个征服满蒙的计划，也没有制定征服中国的计划。
　　东方会议以后，一些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１９２８年张作霖战败后，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为主谋，策划了铁路爆炸事件，炸死了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张作霖一死会引起东北的内乱，关东军可以用东北内乱为借口出兵满洲。但张作霖死后长子张学良平安接班，关东军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后来日本军部以河本大作违纪私自挑发事端为由，将河本解除了军职。
　　不过河本大作却说：他很爱中国，也很爱中国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国那些欺压民众的军阀土匪，他只与中国的军阀土匪为敌，从来不与中国人民为敌。河本还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后化为中国之土。河本大作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解职退伍后在满洲铁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连郊外修建的高级住宅现在还被用作高级宾馆。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并没有回国，而是到山西的阎锡山那里作高级顾问。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太原战役中，河本大作作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枪，参加了阎锡山的太原保卫战。阎锡山出逃太原时，曾经邀请河本一起走，却被河本拒绝。太原战役中共有１１００余名原日本兵参战，战死７００余人，４００余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后，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经是策划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谋，希望他写一些回忆资料，但被河本拒绝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河本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尸体埋在太原城外的无名坟地，实现了他死后化为中国之土的念愿。
　　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１９０１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后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后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后，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３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１９２８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１０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于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１２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６５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么时候故宫中属于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１９３０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正是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可乘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５３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５０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关东军侵占东北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们的激忿。学生们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怒，自９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针的责任者，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辞职。１２月初，各地学生来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１２月５日，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１８５人，即所谓“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１２月１４日，各地学生再次进京，打砸外交部，殴打了出来讲话的蔡元培等人。１７日，一万多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报社，受到了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３０余人，逮捕数百人，制造了“珍珠桥事件”。
　　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虔诚悔过”，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等４８１人党籍的议案。广州政府的“四大”则于１１月１８日在广州召开，由于各派争吵不休，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二百余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开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四届一全会，此时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的人马组成，蒋介石派在政府中居于明显劣势。不过为了搞好团结，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府的实际领导，陆海空军总司令则暂缺。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有一只忠于他的私家军，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别人根本指挥不动这只军队。所以蒋介石虽然在政界失势，但仍然是最有实力的实权者。
　　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入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
　　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就在此时，又爆发了让孙科难于应付的上海事变。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在此情况下，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海的民间反日团体。
　　由于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上海事变的战斗打响后，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于１月２５日辞职。新国民政府于１月２８日成立，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２月８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５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３月６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宣告结束。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产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国的想法。汪精卫看到没有蒋介石出面国民政府就无法统领军队的窘境，只好提出让蒋介石复出领导军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的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由于上海为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在列强们的调停下，中日开始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派外交次长郭泰棋和日本谈判，双方于５月５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但停战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却在中国的民众中间引起了愤怒，上海的愤怒民众把郭泰棋责骂为卖国贼并将其打伤。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卫率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去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问题。汪精卫在北平时找当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却一直称病不见，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游船，使汪精卫深感气愤。７月１７日，日军在热河发起了新的军事进攻，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却声称汪精卫无权过问军事，出兵要有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念及张学良过去帮他打赢中原大战，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汪精卫在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精卫出国后，日军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进攻山海关，２月中旬又占领承德。热河省的大片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则提出条件说：他回国主政的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介石也无法袒护张学良，３月９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３月１０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于３月底回南京复职。
　　汪精卫在复职后一方面批评张学良的避战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释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敌必日益骄横。今后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须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不久汪精卫遇刺，被一名抗日军人连发三枪至重伤。此后汪精卫不得不再次告别政坛，前往欧洲疗养。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主和避战的“主和派”，汪精卫则是主张抗战的“主战派”，抗战初期积极抵抗的十九路军也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这和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时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掌握军队实权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避而不战，使没有军队的汪精卫的抗战计划成为一句空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