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黃》之十、北方教授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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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天地玄黄》之十、北方教授的抉择

叶圣陶1948年回回月日记（摘抄）
5日（星期五）日来徐州蚌埠间又见紧张，谣言甚多。国军已不能战，殆成普遍认识。其将续通不幸，恐属必然。夜间，白尘、克家二位来。言沙汀患病甚重（殆是胃溃疡），穷困无以为医，友朋宜量力资助。余出三十元。二人去，听书一回而睡。
6日（星期六）晚饭后，夕卜洗浴。上一次讨八角，此次付六元，倍数不少。然听浴室中人言，令少一包大英牌香烟，即需五元矣。
8日（星期一）抢米之事已有所闻。买米无从，而米价时有所闻，几乎无刻不涨。八一九限价时，规定米每石二十一元。迫于今日上午，至六百元，下午则传一千二百余元矣。予同谈，同济向复旦借米，复旦不予，同济学生声言将列队就食复旦、三官学校已改吃稀饭，校长学生商量半天，毫无结果。首需有钱，穷学校穷学生何从得钱。即使得少数之钱，一千二百元之米能买几许。且不得其门，虽愿花大钱亦不可得米。学校如是，升斗之民将堪设想。
9日（星期二）今日铁路人急，车运停顿数小时，经发米发钱而解决。夜间传水电厂将罢工，群闻之，起来蓄水。
10日（星期三）致觉来访，询问近事。渠在法藏寺粗饭不能下咽，素菜无油，甚苦之。欲与进素食于素菜馆，访之则门闭不开。递送之归，各怅然。伯祥尤啼嘘。
15日（星期一）陈布雷以前日去世。……陈久为蒋氏幕僚，已在倡优蓄之之列，今当危急，忽而自戕，必其所见所闻有甚不可告人者。其遇盖深可悲也。报载张阆生（宗祥）挽联，感慨愤激，堪称传作，亟录之。“蹈东海而亡，昔闻其说。秉中书之笔，吾借此才。”
16日（星期二）南京方面以徐蚌战事紧急，人心惶恐，政界中人与富有者皆迁家作避难计。传说此辈分三级，高级游美国，中级往香港，又次则至台湾云。
18日（星期四）圣南妹为我家买得米一担，值三百八十元，颇称便宜。
28日（星期日）饭后，与墨及二官至城隍庙群玉楼听书。江云芳说《金枪传》，钱雁秋说《西厢记》，杨振雄说《长生殿》，各一小时。杨常于收音机中听之，今与对面，确属不恶。客特来听杨者特多，一楼座满，殆将二百五十人。五时散。
这是46岁的大男子与11岁的小男孩，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谈话，是仿佛已经完成的大作家与一切还没有开始的未来的工程师之间的对话。时间是在那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炮火震荡大地的年头。眼下却是寂静的庭园、寂静的夜，烛光摇摇……“爸爸，人家说你是中国的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中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地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怎么，一写就那么多？”“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一分钟后，小小的呼鼾从帐中传出，一定睡得怪甜的。大人的心里也是柔和得很。他于是写信，给他的“三姐”。“小妈妈”：她得知这场“相当精彩”的对话，该怎么想呢？①
不用说，这位和孩子一起想象着、设计着“未来”的作家，正是沈从文。他说这一切像是在“作梦”，一个“奇异”的梦。——他或许已经感觉到，他的“梦境”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或许正是因为环境的不适，才使他越发迷恋于这梦境？
不管怎样，那些日子，他总是在不断地向人们宣布他的种种计划。他早在战争期间就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要创造“20世纪新的‘经典”’，“希望好好写30年，到20世纪末还有读者”。现在，他更向来访的记者具体透露：“他打算写湖南十城记，已写的有《边城》、《芸庐记事》、《小寨》……将来有机会打算旅行，顺便写些游记”，“他要写昆明的八骏图续篇”；“谈起了茅盾的《清明前后》，他高兴地说，他已有意写剧本，而且一定要在《大公报》上连载”……——这位记者笔下的城里的乡下人：他“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淡褐色的毛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子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揉的普通话”，却不断地“发傻气”，向记者吹了一大堆自己的创作梦不够，还要说一番“糊涂话”：“丁玲他们为什么去了，反倒没有什么作品了呢？”/2/总之是够天真、也够不明智的了。他的学生也回忆说，他拟写一部历史剧，起意很早，战前就有，“在昆明时也一再提及，和接近他的学生分享构思”。据说“他这部剧的英雄角色，是穆天子（非黄帝）与蚩尤，成功与失败，相反相成，出于历史舞台”，据说还打算借鉴京剧中的象征手法，“无话不歌，无动不舞”的传统……除了将《长河》写完之外，还想写诗——叶公超在战前就说过：“缺乏诗的素养，无法了解沈从文。从文下语之妙，笔端有画。”/3/
沈从文如孩于般跃跃欲试，是有他充分理由的，甚至是蓄之已久的：他早已在孕育着自我生命与艺术生命的突破，由1948年上溯大概有十年多的时间。关心沈从文的创作的人们也许早已注意到，他在1934年10月写出了他的乡土小说的经典之作《边城》之后，几乎有两年的“沉默”，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解释说：“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于这个社会明天可能产生的意义。”④接着是战争，沈从文又度过了一段他所说的“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的人生“旅程”。/5/在昆明的郊外，他长时间地面对自然，“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的）微妙关系”，“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作家这样写下了他的心灵（生命）的膻变：“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之中。”/6/他试图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并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概念：”‘生命”、“爱”与“美”，提出了‘神在生命中”的命题。/7/同时，他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战争对人的生命的残杀，政治压迫对牛命的压抑，以及商品经济对人的生命的腐蚀。就在这理想、生命与现实的冲突中，沈从文感觉到他最终发现了“写作对于生命的意义”：他设想，通过文学艺术建立起“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沈从文因此而怀想起在战争中寂寞地死去几年的。“美育代宗教”的提倡者蔡元培老先生，他自觉是在“发扬光大”“五四”先驱者的未竟事业/8/：他的“通过文学艺术类似宗教的作用，改造（升华）人的精神，进而实现国家民族的重造”的思路，从根本上是属于“五四”启蒙主义的话语范畴的。——只是他是接着蔡元培“往下讲”的，与同时期的自觉继承鲁迅的胡风有所不同。对于沈从文个人，也许更有意义的，是他由此而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他这样写道：“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古典庄严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用一只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沈从文是清醒的，他明白，在选择“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历史角色的同时，他也选择了一种局限：生活中“与社会隔绝”，写作上“与社会需要脱节”。这同时也是一种宿命：对于一个“只信仰生命”、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一切无信仰”的生命个体，只能是寂寞与多磨难的。/9/
但沈从文仍然执拗地向着“世界级大作家”的梦想之路直奔而去。正像一位年轻的研究者所说，他“力图确立一种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体系，在世界本体（生命本体）。审美主体的沉醉状态，对社会文化的批判等方面，都作出自己的独特表述”，“同时，为了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他进行了多种文本实验”，“构成了他40年代创作的主体。这些实验中，他更注重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追求他后来所说的“抽象的抒情”，同时焦虑着语言文字的限制，感叹着“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11/他说他“为抽象而发疯”，为生命的“形式”陶醉，/12/“怎样写”成了他关注的中心。创作于1941年7月、重写后发表于1943年7月桂林《新文学》创刊号的《看虹录》，即是这样一篇实验性的作品。小说的核心（第二部分）看起来像是一个第三人称的情爱故事，却写得扑朔迷离：一对没有姓名、身份的男女，在一间“酿满一种与世隔绝的空气”的小屋里，度过了一个微妙的、充满暗示的雪夜，忽而男主人讲述着在雪中猎鹿的故事，忽而女主人又在读男主人谈葡萄、瓷器、元人素景、雕刻、百合花。…··的书信。小说有一个副题：“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并且有一个“套子”（一、三部分），写“我”从一个夜晚到第二个夜晚都在读“一本奇书”（即小说的第二部分），却陷入了紧张的生命体验与思虑中，“我”“向虎空凝眸”，“用抽象虐待自己肉体与灵魂”，“到未了我便消失在故事里了”。这样，整篇小说都成了一种隐喻，作家精心描绘的女人与鹿的身体，都·251·显然不是肉欲的对象，而是“神性”的凝结，抽象化为～种“古典。庄严、雅致的美”的“形式”，这正是作家殚精竭虑想为这个世纪保留下来的。而笼罩全篇的焦灼。迷乱的情绪，也暗示了作家的追求与现实的不谐。小说也许写得并不算十分成功，处处露出“实验”的痕迹：这远不是成熟之作。但作家着意将“抽象的抒情”引人他所熟悉的小说叙事中的努力，尽管造成了新的不协调，却展现了一个成熟的作家敢于突破自己的胆识与不断探索的精神，从而为沈从文的，以及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但作家的这番苦心却根本不能为更不成熟的中国文艺界所理解，他们按照“惯性（一种历史的惰力广过于轻率、残酷，也过于性急地对作品宣判“死刑”：先是《新文学》编者主观指从小说表现了作家“一贯的肉欲追求”，接着批评家许杰将《看虹录》列人“色情文学”，指责其“毒害青年”/13/，最后是郭沫若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以“粉红色的反动文艺”的罪名，给予了致命的一击——他又是如此的粗心，竟把《看虹录》说成《看云录入所有的论者都只关心如何讨伐文艺与政治上的异己者，却没有一位愿意考虑作家可能作的艺术上的探讨：这个事实也许是更可悲的。它说明，沈从文所热衷的“实验小说”，至少在1948年前后的中国文坛，还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甚至危险。
但醉心于艺术的暗示的沈从文，却丝毫不能（或者根本没有想到）领会上述政治上的暗示（警告），他依然兴致勃勃地做他想做、并且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在战后的人心浮动中，他除了在北大上课。自己写作外，居然一个人主编了四种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文学副刊》，并且毫无顾忌地向读者、也向年轻的作者鼓吹（更确切地说，是倾诉）自己的文学追求：“真正现代诗人得博大一些，才有机会从一个思想家出发，用有韵和无韵的作品，成为一种压缩于片言只语中的人生观照，工作成就慢慢堆积，创造组织出一种新的情绪哲学系统。它和政治发生关连处，应当由于思想家的深湛纯粹品质，和追求抽象勇气，不宜于用工作员的社交世故身份，以能适应目前现实为已足”/14/，“诗应当是一种情绪和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诗必须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诗可以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15/，“慢慢地把传统作广泛吸收，消化，综合，而又努力将这个传统抛弃，试用种种方式来在我所接触的人生，作种种塑造重现试验”/16/，“三十年来理论已够多了，少的是肯用三十年功夫来实验的诗人。…··德要一群胆大。心细、热忱、勇敢的少壮，从更广泛一些工作态度上来试验来探索。企图把作品由平易和现实政治作更紧密的结合也好，这原是个异常庄严的课题。希望用作品由个人对于自然与生命的深刻观照带来一阵新鲜空气也好，这更是个值得鼓励的探险”/17/，等等。可以看出，沈从文孜孜以求的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思想家与诗人（小说家）的统一，抽象与具象的统一，同时又提倡在多元·253·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多样探讨与实验。而且在他的周围，已经集聚了一批颇具实力的“少壮”。沈从文在一封通信中，就点出了诗人穆巴。郑敏、袁可嘉、李瑛，批评家少若，翻译家盛澄华等人的名字，说他（她）们是以“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18/在与前述记者谈话中，他也是不断地提到他的那些“小朋友”，最推崇的就是小说家汪曾棋。/19/据袁可嘉在80年代末回忆，此外还有诗人杜运熨、柯原，小说家刘北汇，翻译家王佐良、金限，文学研究界的吴小如、萧望卿、吕德中等人。/20/这是一群严肃的思想与艺术的探索者。他（她）们或提倡“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的现代诗学（袁可嘉、穆巳、杜运熨等）/21/，或视短篇小说为“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汪曾棋严，都显然受到沈从文的影响，却又有自己的独立创造。他（她）们更注重创作实践，并有可观的实绩。即以1948年而言，这一年出版的穆巴的诗集《旗》（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盛澄华的论文集《纪德研究》（12月，上海森林出版社），先后发表的汪曾棋的小说《鸡鸭名家》（载《文艺春秋》6卷3期，3月）、《异秉》（载《文学杂志》2卷10期，3月），袁可嘉的诗论《新诗戏剧化》（载《诗创造》12期，6月）。《诗与民主》（载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0月30日）等，不仅是这一时期，而且是整个现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可以毫不夸大地说，40年代末，一个以沈从文为中心的，以“探索。实验”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体，正在形成中。他们与沈从文的同辈人，如朱自清。冯至、废名。朱光潜。李广田诸先生一起，在战争的废墟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高压。经济混乱之中，坚护着文学艺术的阵地，以诚实的劳动，显示着坚韧的民族文化精神。但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她）们对文学艺术的忠贞却很容易被看作是对革命政治的一种消极抵抗，并且根据“非革命（为人民）即反革命（反人民）”的逻辑而受到批判。一篇题为《1948年小说鸟瞰》的文章，即怒气冲冲地指责“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幻美倾向”，并且具体点名批评汪曾棋的《鸡鸭名家》“发掘了民间特殊技人而加以美化”，以“一种幻美的迷力”，“蒙蔽了人们面对现实的眼睛”；而在本年度《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上连载的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被指为“厌世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代表作”。/23/另一部这一时期很有影响的实验性小说《围城》（钱钟书作），也被视为“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图”遭到猛烈抨击。/24/这样，这批作家的“艺术实验”终未持续下去，甚至前述已有的成果也逐渐被遗忘，消失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之外，直到世纪末才被重新发掘。这种文学史上的“中断（超前）现象”引起了今天的文学史家的兴趣，是自然的。把这种现象完全归之于外部的压力，固然是简单、明晰的，但是否也有内部的原因，例如沈从文已经意识到的“与社会需要脱节”这类问题，这也是文学史家们正在研究、思考的，这里不必多说。
对于沈从文个人而言，事情更要复杂一些：他关心文学之外，也还关心着政治。沈从文当然不是政治。中人，他也实在不懂政治，但他却与中国的传统文人～样，喜欢书生议政。如《沈从文传》的作者金介甫所说，“他把自己看作精神上是19世纪的人，却想救治20世纪积存下来的病症。他认为中国40年代的嗜杀成性和物欲主义是现代道德堕落的表现，是世界文明的彻底失败”，他因此想以“美育（文学艺术）”“代替政治，代替战争，凌驾一切”/25/。“从这样的理想出发，沈从文曾多次撰文对正在进行的国、共两党的战争，进行猛烈的批评。直到1948年10月，他还在批判“肯定国家长期流血为合理，并信赖一方战争胜利是国家之福”的观点，其矛头所指自是十分明确。“这样，尽管沈从文与任何政治集团都无联系——他从根本上是厌恶政党政治的，但他却因坚持反战观点而被视为反对“人民革命战争”的“第三势力”的政治思想L的代表，而遭到了更猛烈的反击。本来这种反击完全是政治上的，却因为沈从文是作家，而必然涉及他的文学，以致出现了郭沫若那样的把文题都弄错了的“粗心”，连沈从文前述对青年作家的苦心培植，也都被怀疑为要争夺领导权。这类的“误解”虽说事出有因，给沈从文心灵的创伤却是异常深重的。
但残酷的现实终于使沈从文有了新的“觉悟”，这是他在写给一位年轻的朋友的信中透露的——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于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未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如生命正当青春，弹性大，适应力强，人格观念又尚未凝定成型，能从新观点学习用笔，为一进步原则而服务，必更容易促进公平而合理的新社会早日来临。/27/
人们很容易就联想起20年前朱自清和他的朋友所面临的“抉择”，都是认定时代将发生巨变（朱自清他们认为将由“个人思想自由”的时代转向“党统治一切”的时代，与沈从文这里所说的由“思”的时代向“信（仰）”的时代的转变，也是惊人的一致的）；/28/而且他们都对这种变化并不持反对、抵抗的态度，他们也期待着一个“公平而合理的新社会早日来临”．只是认定自己不能适应，而必须作出“退守”的选择。退向何处呢？这里，他只提到了可能要“搁笔”，即“放弃”自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写作”，这自然也就意味着让他如此人迷的“做世界级大作家、中国的托尔斯泰”的文学梦的彻底破灭。——距离本章伊始所写到的那个难忘的夜晚．仅只有几个月，这般变化真是无情。世纪末学者们重观这段一点也不轻松的历史时，把它称作沈从文作为一个创造性的作家的“生命的消失”，即所谓“提前死亡”。这“消失”（死亡）却是“缓慢而又痛苦的”/29/，现在只是开始。人们注意到这一时刻沈从文写下的两篇文章：《收拾残破》与《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其中谈到了历史学家向达（也是沈从文的湘西老乡）“为炮火轰炸下历史文物有所呼吁”，以为这是“国内多数学人（的）共通愿望”。沈从文因此而提出了“文物保卫”，期待通过故宫博物馆的改造，特种手工业的扶植，新的文物、美术教育的开拓，“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30/沈文强调：“对传统有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学人专家，本身也大都快老了，要为国家，为人民，为文化，真正作点事，正是时候，再迟恐来不及了。”/31/他是不是同时想到了自己呢？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后半生的选择此时已在酝酿中了，尽管他要最后下定决心“搁笔”也还要再经一番磨难。——晚年的沈从文曾向他的西南联大的学生提起当年曾一起吟诵过的李义山的诗句：“投岩麝退香”。据说，“麝生性绝爱其香，让人紧迫追逐时，爪剔出他的香来，还给大地，然后抽身投射高岩结束自己的生命”，沈从文解释说：“麝退香，大约是进行生命的补偿吧。”/32/这显然是以“让人紧迫追逐”的麝自许，而“退香”的选择更会给人以悲壮（悲凉？）感。但他的学生却要问：“沈从文欠了我们什么了？他给的不是太多了吗？”……/33/
为国家、民族保留最后一点文物，这样的想法似乎并不仅属于沈从文个人。女作家赵清阁在1948年末曾有一次“北行”，见到了许多着名的文化人，据说梁实秋在与她的谈话中，最为关注的也是文物的保护与抢救。/34/——更扩大了说，“退守”到文化阵地，正是1948年末，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后抉择：他们满怀着“新时代将带来文化毁灭”这一海涅式的恐惧与不安，试图作最后的抢救与坚守。
早在本年6月20日的《纽约时报》的一篇发自中国的专稿中，就已经透露了如下信息：“据与北平各大学有关系的中美人士估计，北平一万多大学生一年前约有半数倾向共产党，这个比例到今年暑期已增加到70％。教授中亦很多赞成共产党。有大部分教授本来稍倾向政府的，现在亦憎恶政府，已准备接受共产主义。”/35/到1948年年底，“准备接受共产主义”更成了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仍然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大学教授们的去向就更加引人注目。这时，固然仍有人坚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理想，例如朱光潜先生直到这年10月还在写文章呼吁国民党“善意地扶植出”一个包括“所谓社会贤达与自由分子在内”的“第三党出来”，以挽救危局；/36/但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退守到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其实，张东荪先生早在本年初（2月）出版的《观察））4卷1期上就已提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今天已是过去”，也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共和国的理想已经破灭，据说现在所要争取的是“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而所谓“文化的自由”，即是争取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个容忍的态度”。/37/同时提出的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一些知识分于开始反省自由主义自身的不足，例如“未能伸根于广大的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中去”，“忽略了多数人的福利”等等，进而探讨“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距离是否可以缩短至最小可能”，论者以法共为例，认为“通向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惟莫斯科一条”，显然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将采取不同于苏共模式的更为宽容的政策，以为自由主义的发展留下一定的余地①：这当然只是一个一相情愿的“梦”。另一位很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梁漱溟在民盟被查禁以后，即已宣称：“政治问题的根本在文化”，表示“将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陆续以其思想见解主张贡献国人。对于时局，在必要时是要说几句话的，但不采取任何行动”，他后来果真写了《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郑重请求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要重新考虑并纠正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o这请求自然是无用也无力的，但确实反映了自由主义教授们的忧虑，即如张东苏所说，“恐惧将来的变局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40/张东苏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做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41/这倒是相当真切地说出了一部分教授的内心矛盾：他们既不能不接受“必成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公民”的现实，但仍期望保留最后一块“思想文化自由”的天地。
正是在这样思想背景下，1948年11月7日，一个冬天的晚上，在沙滩北京大学蔡于民光生纪念堂，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今日文学的方向”。主持者是学生文学团体方向社，与会的多是文艺界的“前辈”，有朱光潜、沈从文。冯至。废名等着名的自由主义教授（但他们此时的各自立场、态度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看下文便可知）。会议主席袁可嘉出的题目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三方面探讨“今日文学方向何在”，讨论却自然集中在文艺（文学家）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提出了如何对待“红绿灯的指挥”问题，这都关系着每个发言者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的选择（立场，态度，等等），为保留历史的真实，我们还是作一点直录——金限：又学是否必需载道呢？目前有人认为文学非载政治的“道”不可。不知道诸位先生意见如何？冯至：又学史上第一流的文章都是载道的文章，如韩退之的文，杜甫的诗。作家对某一种“道”有信仰，即成为他自己的信仰。至于应否强迫别人同“道”是另一个问题。废名：金瞑所说的是指作家对社会的态度，不指作家自己的“道”。我以为又学家都是指导别人而不受别人的指导。他指导自己问时指导了人家。没有文学家会来这儿开会，因为他不会受别人指导的。我深感今日的文学家都不能指导社会，甚至不能领导自己。我已经不是又学家，所以我才来开会（全场大笑）。历史哪有一个文学家是别人告诉他，要这样写，那样写的？我深知，文学即宣传，但那只是宣传自己，而非替他人说话。文学家必有道，但未必为当时社会所承认。一个大文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才，豪杰，圣贤。无天才即不能表现，但有天才未必是豪杰。有些人有天才而屈服于名利酒色，故非豪杰。如是圣贤，则必同时是天才，是豪杰。三者合一乃为超人，不与世人妥协。好的文学家都是反抗现实的。即（使）不明白相抗，社会也不会欢迎他的，如莎士比亚。有那一个天才、豪杰、圣贤不是为社会所蔑视的？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棋：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即是承认它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各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第一次大战以后，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问了，看见红绿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见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废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一突时，还有二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钱学熙：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是对的，那么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冯至：这确是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
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
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
的。/42/这里已经谈到了：文学（文学家）在“今日”（也即新的时代）可能有的各种选择，以及每一种选择可能造成的困境，可能产生的后果。——但以后历史的现实实现却远比这些预测复杂得多，似乎也残酷得多。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