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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家彭晓辉广州性博会演讲遭‘反色情大妈’泼粪”，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在网上看到这则新闻时，第一感觉是：“彭晓辉代整个中国性学家集体受委屈了。”

他和性学家李银河本来也被邀请参加广州性博会，也在“反色情大妈”们想要泼粪的名单上，只因有事未去，逃过一劫。

“反色情大妈”给这些性学家罗列的“罪名”大体相似：鼓吹同性恋、手淫、乱伦，鼓吹卖淫合法化。总之，宣扬淫乱、危害国人。

方刚很想跟这些大妈们解释一下，性学家只是研究并告诉人们性的科学知识，你可以根据这些知识自主做出选择，更快乐和负责地享受自己的性，同时也更包容其他人的性。

他为此还在网上和一位反色情大妈聊过，终究是无法沟通。“在她们眼里，谈性就是色情，同性恋就是病，她们不具备也不相信有关性的基本常识，比如自慰无害，比如性不可耻。”至于性学家为之奋斗的让社会“人人自主，个个性福”的目标，在大妈眼里则是流氓言论。

“你既然研究性，那你私生活一定很开放”

彭晓辉(资料图)

因为“反色情大妈们”的四处举报，最近这大半年来，方刚被扫黄打非大队、教育部各种机构轮着找，“一度曾经半个月来一次”。

“没有哪位中国的性学家没被人或明或暗地‘泼过粪’。”方刚说，“你看一看互联网上对李银河、潘绥铭的诽谤就知道了。”因为难以忍受部分网友的谩骂，性学家李银河、潘绥铭、方刚先后都关掉了博客评论。

“我们正视换偶、同性恋这些性少数者的存在，支持他们的权利。但有人就会误解我们是鼓励大家向这些人学习，误解我们会去换偶，我们是同性恋。他们不明白的是，一个人尊重、理解性少数群体的性选择，不等于就会去实践他们的性选择。”

方刚曾听一位女性同行抱怨过，“每个访问对象，都说想跟我上床”，后来她选择了转行。“你既然研究性，那你私生活一定很开放——很多人对性学家都有这种误解。性学家通常有很包容的性观念，但这不代表性学家的性生活就很随便。”

研究过婚外性、虐恋的李银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明确说过，她个人喜欢一对一的有爱的性。同时她会强调，她向往的性爱合一并不比其他人接受的性爱分离观高级，只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虽然被大妈举报弄得不胜其烦，方刚还是有点同情这些大妈，“她们其实是性教育缺位的受害者”。

如果时间倒流到1993年，25岁的方刚脑子里对性的看法和今天的“反色情大妈”并无多大差别，“那时候，我的想法和当时社会主流是一样的，觉得性是羞耻、禁忌、不可说的，同性恋都不正常。”

那年，还在做记者的他偶然看到一条讲同性恋的新闻，在好奇心驱使下他去采访这群人。改变由此开始。

第一次访问是在路边的小饭馆，这群人大声地在餐桌上谈性。那是他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场面，彼时已婚的他，面红耳赤的同时心脏狂跳：“那是1993年！是谈性色变的年代！我前面25年听到的性话题加在一起，再翻十倍都没有那天晚上谈的赤裸、直白！”

“原来性可以这样大大方方地谈！”轰然一声，他脑子中某个硬的东西碎了，伴随着内心隐约的快感。

在方刚眼里，这些同性恋者礼貌又热情，“除了他们喜欢男人，我觉得他们和我没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歧视他们？”他很快认同并接受了他们。

方刚出身“黑五类”家庭，三岁时，父亲自杀身亡，他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一直被欺辱，在想反抗又不敢反抗中度过。他太了解身为少数者、异类，被欺负被侮辱的感受。“我从三岁起，就一直是弱者、被歧视的人，所以我会本能地和性少数者这些社会性道德上最弱势、最边缘的人站在一起。其实做性学研究这行，尤其是关注性少数者权利的这些人，对主流、对大众的声音都是抱有警惕的。”

方刚认同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曾说过的话：“我们在讨论各种性的道德观念时需要认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张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是被别人潜移默化地灌输进来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来协调我自己的，还是用来指责别人的？”

1995年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出版时，他在1993年采访过的几位同性恋者因为不堪歧视，已经自杀离世。

多年后，方刚和他的前辈学者李银河一样，成了性权派，提倡在不侵犯别人人权的前提下，每个人有自由选择性倾向、喜好的权利，“异性恋，同性恋，换偶，禁欲，群交……只要不伤害别人，都是平等的”。

他在自己开设的性心理学课堂上常对学生说：“你现在还很侥幸身为一个主流社会的异性恋者，但是你并不能保证你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他们都这样，你希望他们受歧视吗？如果你不希望他们受歧视，就从现在开始改变。”

“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我们一定有某一方面是弱势的，比如秃顶、乙肝，如果我们内心相互歧视，那谁都免不了歧视。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

研究的底线和方法

“我们欢迎你带老婆，如果你老婆不愿意，我们接受你带情人，拒绝小姐。”

方刚在做换偶研究时，一位采访对象邀请他参与。

如果纯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一次难得的观察换偶行为组织方式的机会。“这种研究方式叫‘全参与观察法’，研究者成为你的研究群体中的一员，能够获得更多更深入也更真实的信息。”

方刚拒绝了。“如果被发现，不会有人觉得你为了做学术研究好拼啊，只会觉得你在聚众淫乱，你在犯罪。”

在美国，有学者研究裸体主义者，带着学生一起去天体营裸体，边体验边观察，“要是搁在中国，这教授铁定被开除”。方刚在做裸体主义者研究之前被明确告知过，如果他去天体营，教职就没了。他于是换用深入访谈法做研究。

早些年，身为性少数者，一旦被曝光，往往意味着身败名裂甚至身陷囹圄的危险。在方刚开始做性少数者研究时，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找到那些栖身暗影里的受访者。做男公关研究时，他寻觅受访者用了一年时间，最后靠一位早年读过他着作的深圳“同志”相助，才找到了一家有男公关并能让他进去做研究的夜总会。

去之前，方刚心里有些忐忑。很快，他发现男公关们其实很好相处。他们并非传说中的单靠色相吃饭，反而是靠情商生存。这行里有句话叫“靠嘴吃饭”，就是要能说会道，善解人意，至于长相身材倒是其次。

方刚说，“很多男公关长得都不好看，但都是‘人精’，而且给你感觉是，他们不假，很真诚。这和他们接待的是女人有关系，多数女人要被懂得，要有安全感，才能上床。”

一周前，方刚还接到当年那家夜总会“爹地”的电话。这位“爹地”后来考了公务员，现在当警察。方刚对此一点都不惊讶：“他因缘际会做过这行，就是一时一地的事，现在也是正常过日子，和我们其实没太大区别。”

因为研究地点是夜总会，研究对象为男公关，不少人猜测方刚是以研究之名过着花天酒地的风流日子。这让方刚哭笑不得。当时方刚是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入那家夜总会。夜场里，抽烟喝酒是必备应酬技能，方刚为了从中脱身，还编了个理由说自己有痔疮，烟酒会导致流血。

在男公关们没客人，聚在一起聊天时，方刚会加入其中，借此机会访谈和观察。整个过程不能用录音笔，方刚就凭脑子记——每隔一小时，他就会提醒自己回忆，刚才大家都说了什么，然后跑去洗手间，在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写几个关键词。每天凌晨一两点下班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笔记，经常坐书桌前写到天亮。

他也不像媒体报道那样，以“卧底”身份“打进”夜总会，而是从一开始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研究目的。“这是基本的研究伦理”，方刚做调研的原则是“自己公开，被访者保密”，他会明确征得研究对象同意。他不会问对方的个人身份信息，比如姓名、职业。他的访谈笔记、论文在发表前会请受访者审读，允许他们删掉可能会暴露他们身份的内容。

和主流不同的另一种声音

方刚今年数次被查的经历里，有一次是扫黄打非总队接到举报来学校查他是否“涉黄”，他们找到了方刚所着的《“乱伦”研究》和《换偶者：亲密关系研究》等书。

最后，扫黄打非大队并没有处理方刚，但给出的原因是：“这些书不是大陆出版的，我们不管。”——方刚所写的性少数群体研究着作大多只在台湾出版。

在国内做性少数者研究，不仅很难出书，也很难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按学校规定，副教授每四年要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至少4篇论文，方刚是靠发性教育和性别气质研究的论文来达到这一要求的。“如果我只做性少数者研究，那我教职都保不住。而且性少数者群体研究也是不可能申请到国家课题，拿到科研经费的。”而在国内学术圈，能否申请到国家课题是衡量一个学者学术能力的标志。

方刚做换偶、裸体主义者等性少数人群研究都是自费。为了减少研究开支，他会利用去不同城市开会、讲学的机会，当面访问此前有过邮件联系的受访者。

潘绥铭曾说做性学研究得有点“自娱自乐”的心态。这让人想起性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彭晓辉的感慨：目前国内性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属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完全靠性学学者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兴趣来决定。

在方刚看来，性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论文、专着，即使顺利面世，读者永远是小众的，很难进入公众视野，真正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是性学家对社会事件的发声。李银河也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在媒体上发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使会因此招来非议。”

从2008年开始，方刚和十几位学者一起推出了“中国社会十大性／性别事件”评选活动，希望通过评选本年度性与性别的重要事件，推动社会性观念与性别观念的进步。

他们的声音往往和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不同。

比如，2008年某高校传出师生恋事件，很多人呼吁老师自律，要求校方出台规定禁止师生恋。但方刚的评论则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是不存在权力关系的，师生恋并不必然有权力介入其中，而且大学生有自主选择和决定恋爱对象的权利，师生恋不应受干涉。”

2010年，他们则为“教授换妻案”辩解，认为成年人的性爱在不违反自愿、隐私的原则下，不应被定罪。建议取消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

2012年，网络艳照反腐的新闻频出，全民为之喝彩。他们则认为，这种反腐方式是“偷窥、曝光、滥用个人隐私，是公然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性暴力行为，会使当事人个体，尤其是女性当事人，受到更加深刻的伤害”。这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到2013年，网上又曝出“艳照反腐”事件时，舆论有了分化，部分网民也开始质疑：“这不是又回到那种利用私生活打击人的时代吗？”

在“反色情大妈”看来，这些性学家的“高调谈性”是鼓吹淫乱。“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发声给大家提供另一种看问题的思路和角度，在人云亦云的时代，倡导独立思考，宣扬多元、包容。”方刚说。

处于“调情”阶段的中国性教育

方刚给小学生讲解性教育展览

1995年，《同性恋在中国》出版后，方刚收了两麻袋全国各地同性恋写来的感谢信。其中有不少人说：我本来想自杀，看了你的书，我活下来了。2000年，方刚被告了，因为有同性恋认为《同性恋在中国》中有对同性恋歧视性的语言。而如今回头来看，方刚也觉得《同性恋在中国》一书的确有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我写的时候，一边说，同性恋者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但书里也会有‘还是做异性恋好’这样的话。”

“从1995年到2000年，同一本书，同性恋读者的感受会从‘你为我们正名’，到‘你对我们污名’，可见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发展多快。”

在方刚看来，对中国性现状起到最大改变作用的并不是性学家，而是互联网。如今性少数人群从同性恋到SM爱好者、恋足者、恋动物者都在互联网上有自己的社区。

方刚的同门师姐黄盈盈也有同样的看法：“互联网让大家看到性少数人群的存在，而且，这些人‘活得还挺好’。”反色情大妈们即使不喜欢即使恐慌，也无法否认这个社会的“性”（行为、关系、观念）在走向多元化。

方刚的老师潘绥铭曾总结，“文革”之后，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性革命，但这又不等于西方走向自由的性解放运动。在如今的中国，不同人群之间的性观念差异巨大，最保守的和最现代的观念并存。

和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年青少年所接受的性教育，用方刚的话说，依然停留在“调情”阶段，“总是说，做吧做吧，但就是不做”。

曾有学者在一所中学调查，问学生：“提到‘性’，你想到什么？”所有学生写下的都是“强奸、性骚扰、疼痛、怀孕、性病、流产”等负面词汇，没有一个人写下“愉悦、快乐、爱、亲密关系”这类正面词汇。

“如今孩子们接受的性教育还是反性侵教育，只谈性的害处，不谈性的正面价值。这和我们当年所受的禁欲教育又有多大不同呢？”

方刚在2013年申请了一个基金会项目，编中学性教育课的教案。他的项目组里除了学者、老师，还有性少数者以及4个中学生。大家在讨论课程里如何介绍自慰时，有老师脸色变了变，“学生不会对自慰感兴趣”。方刚立刻问在场的一个学生：“你们真的不感兴趣吗？”那个学生看看一屋子老师说：“我觉得吧，多数学生吧，多数时候吧，应该感兴趣。”说到当时的场景，方刚拍桌子大笑。

他觉得，假如不改变中国性教育目前的状态，性学家被泼粪的事恐怕还会一代代重演。

Vista看天下 2015-08-23 08: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