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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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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
卢兄:
谢谢你的来信。你问道,为什么说美国的宪法第12修正案,是又一个古典政治远去的信号。
它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措施吗?
说起美国的第12宪法修正案,还是要从费城制宪会议制定的选总统方式说起。
制宪会议规定的选总统办法,其实非常简单。每个州推选出的选举人投票选总统。宪法规定,
每人可以投两张总统票,其中一名必须不是本州人。最终选出票数最高的人为总统,次高的为副
总统。
这样的制度设置,源于一种思路,就是“选好人”。是设想每个投票人都会挑选自己心目中
最符合总统标准的人。标准很自然,就是道德和能干。而大家对于“好”的理解,更偏重于道德。
就像在制宪会议上,富兰克林对于政府的忧虑非常典型:“我们知道第一个总统会是个好人,可
是,谁知道后面会选出什么家伙来呢。”大家都知道,他指的“好人”是华盛顿将军。
在费城会议上,所有的人都有同感,因为华盛顿将军的道德,是久经考验、有目共睹的。也
就是说,假如他们能够确信,以后的候选人都是华盛顿这样十全十美的“好人”,也不用费神设
置那么多监督机制了。所以,费城会议上有关“选举”的概念,是“尽可能”选出“好人”来。
“不够好”的,让制度来制约他。
这是一个单线选择的思维方式,所有候选的政治家都是排在一条队伍里的。他们排队的先后
次序,是依据他们“好”的程度,就是道德和能力水准的程度。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最好的
两个,让他们分任正副总统。而且既然是道德最高尚的两个人,他们也必定会合作、配合得最好。
宪法被批准之后,1789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这次选举完全是按照富兰克林的
预料、其实也是大家预料的方向完成的。华盛顿全票当选,亚当斯以次多票当选。开始第一届的
“好人政府”。
首次选举的特点是,没有竞选。因为在这样的概念下,不竞选才是正常的。一方面,经历了
1776年独立战争之后,大家对于“老一代革命家”,对他们的品行心里都有一个谱。因此认为,
根本不用竞选。“施政如何”是和“总统个人道德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好人,当然会尽力
以最公正、最好、最廉洁的方式来管理这个国家。候选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竞选、要出来说明
自己将来的施政纲领。因为不论是在选举人或者候选人的观念中,竞选就是道德和能力的高下之
争。假如自己出去竞选,就是一个人到公众面前去宣扬自己是如何道德高尚,这样的行为本身,
就不符合绅士们谦虚的美德,就已经“不那么道德”了。
再有,就是候选人没有党派。在绅士们看来,结党没有必要,甚至也是不道德的行为。
华盛顿和亚当斯就是这样古典政治中的“好人”,他们的一个特点是,宗教生活使得他们一
生都在自省之中。以致他们离开青年时代,步入中年、晚年之后,都会不断在书信和日记中,认
真地提醒自己的为人之本,如诚实、正直、尽职。似乎那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永远要追求的人生
目标。
华盛顿的“好”恰体现在最初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时候,他表现出的中庸和克制,成为后世
的典范。那个时代,反对党派和政府其他分支的平衡机制还没有成熟。所以需要行政分支尽可能
自制,不恶性膨胀起来。如亚当斯对自己副总统职权的克制,如华盛顿总统竭力维持中立、小心
听取两派意见,都是很重要的开端。他们的这种克制、谨慎,几乎表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华盛顿总统刚刚上任不久的1790年4月17日,制宪会议上年龄最大、有着极高声望的富兰
克林,在费城去世了。众议院通过决议,在议会搞了哀悼仪式,可是参院和行政分支却拒绝这样
做。按说,这本来是向公众表现自己对战友和先辈“有情有义”的一个机会,可是华盛顿对提出
要求的杰佛逊说,他觉得最好不要开这样的先例,因为一旦做了,他不知道以后怎样来制定标准,
什么人才能够享有这样的殊荣。他们对于由官方出面的给个人的“崇拜”,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华盛顿总统的克制、不“作秀”,其实反映了他的道德自信。
对于华盛顿你已经很熟悉了,我再给你介绍约翰·亚当斯。
亚当斯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者,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律师。他虽然没有参加制宪会议,可是,
早在1776年,《独立宣言》刚刚发表、离制宪会议还有11年的时候,他写下了一本小册子《关
于政府的思考》。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已经指出,“人民的幸福才是政府的目的”,共和制是“法
治而非人治”的。他还指出“独立的司法体系”是司法公正的关键。他特地指出司法权必须和行
政权、立法权分离,这是他对当时殖民地政府的反思。
1779年,在费城制宪会议的八年前,亚当斯在出使欧洲、短暂回国的间隙里,就为他所在
的马萨诸塞州起草了宪法草案。现在我们去看,美国宪法几乎就是它的翻版:参、众两院的立法
机构,一个有否决权的州长作为行政长官,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由最高法院任命的、表现良好
即可终身制的法官。在前言里,还有一篇“人权宣言”。这部由亚当斯起草的《马萨诸塞联邦宪
法》,现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还在使用的宪法。
最令人折服的是,他在早期的律师生涯中,就能够不为民众和大的政治局势所左右,坚持在
办案中不偏不倚、让证据说话。1769年,在英军强行上民船抓壮丁当兵的事件中,他为四名在
被抓时抗命、杀死了一名英海军军官的美洲水手作正当防卫的辩护,并得以胜诉。可是,一年后
的1770年,坚决主张美国独立的亚当斯,在被人们称为“波士顿惨案”的事件中,为开枪打死
了民众的英军士兵辩护。当时,已经没有一个律师肯为这些士兵辩护。亚当斯却逆着民众的怒潮,
接受了辩护的邀请。他诚实地分析案情、提供证据,做出了逆民众愤怒而行的判断和辩护,使得
几名英军士兵得到了公正的裁决。他自己的律师业务因此大大减少,还被愤怒的民众攻击,可是
他依然坚持了法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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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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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讨“对英合约”的时候,他和汉密尔顿的观点不谋而合,就是不能任意没收“亲英保皇
党”的财产;欠下的外债、包括对英方政府和个人的欠债,都要偿还。要知道,在当时的对英谈
判中,他的这种看法是孤立的少数。可是他始终坚持美国不论经济状况多差,在可能的时候,一
定要还债。他认为,否则的话,那是美国的耻辱。
他是最早提出美国独立主张的,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奔波在欧洲,为独立战
争筹款。直到制宪会议结束,他还是在任驻英国和荷兰大使。照理,他不是像华盛顿将军这样的
领导战争的实战英雄,又一直在海外,到大选前夕才回到美国,选举好像应该没有他的什么事儿。
可是,他的资历,他千辛万苦的外交努力,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当时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他会当
选为副总统。
不过,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功能,差别简直太大了。这种差别,可以说一半是由宪法规定
的,另一半也是在运作的过程中确立下来的。
从亚当斯的个性来说,他习惯了高声雄辩,在欧洲见过大世面,又在外交生涯中练就了口才。
一开始,他也是凭着对副总统名称的期望,认为副总统就是作用仅次于总统的政治家,大有作为。
直到上了任,才发现自己的位置最好是“尽量克制自己”。
美国宪法规定,副总统是参议院的议长,也就是参院开会时的会议主席。从费城制宪会议上
华盛顿的主席角色中,你一定已经看到,美国会议的主席,承袭的是英国的议会传统,他不是一
个开口洋洋万言、指导方向的领袖,他只是一个维持会议公平的人,他自己的意见很可能根本没
有机会表达。按照宪法规定,这个议长又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投票权,只有在选票持平的情况下,
才得以投出定乾坤的一票。事实上,这样的机会很少。在亚当斯的整个八年副总统生涯中,他只
有三十多次的投票机会,已经是迄今为止的副总统中,投票机会最多的一个了。
可是,宪法并没有规定执政过程中,副总统不能参与总统的决策。他们两个人应该如何协调、
合作,光看宪法,就完全不清楚了。因此在实践中,副总统完全可能耐不住寂寞,冲到前台,“发
挥更大的作用”,也可能就起了干扰的作用。因此,“第一个行政当局”的样板非常重要。在这个
过程中,亚当斯逐渐理解总统单独决策的重要性。他认为,是这个国家“以其智慧为我设计了一
个最不重要的位置”。亚当斯为此后美国的副总统们建立了不成文的规范,就是“克制自己的雄
心”。他仅有的投票机会,都用于对总统的支持。
八年下来,他基本上固定了美国副总统的实际位置,就是参院的一个尽职的会议主持者,一
个总统的预备候补人。只要总统没有什么不测,他就基本让总统全权做主。他的克制,使得此后
的美国副总统的定位,基本都按照这样的模式形成传统。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竭力去施展政治
才华不难,而为了公众利益,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自觉地抑制自己的能力,却大概只有绅士政
治家才能做到。所以最初的总统任期由“好人”担任,对美国来说是很幸运的。
华盛顿挑选的内阁,也是他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挑选的。四名部长都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参与
者。托马斯·杰佛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主要就是处理外交事务。可是,在政治倾向上,他的侧重
明显和总统是不一致的。华盛顿最初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他只有四名部长的小小内阁,
就因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看法不同,率先开始了对立政治观点的激烈冲突。
在华盛顿和亚当斯任正副总统期间,美国经历着最初的动荡和危险,在华盛顿的支持下,汉
密尔顿财政改革使得美国渡过了经济危机,可是,一场政治风暴又随着法国的巨变而袭来。法国
革命就发生在他们上任的那一年,整个事态就在他们的任期内发展。远隔大洋,可是消息不断传
来。这对于美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冲击。
一方面,美国自己刚刚“革命完毕”,而且是在法国的帮助下,从英国手中独立的。在民间,
听到“革命”就容易热血沸腾,亲法仇英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因此,尽管华盛顿和亚当斯
都避免介入党派活动,可是,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明显使得所有的人,至少在政治观点上站队分
开。而华盛顿和亚当斯,显然和当时以杰佛逊为首的一派观点相悖。建国之初,美国真是自己的
麻烦已经够多,还偏偏刮来如此强劲的一阵法国风。
在他们这一届政府走马上任,随即爆发法国革命之后,杰佛逊认为,华盛顿、亚当斯以及汉
密尔顿,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持有保留,必定是因为他们倾向君权;并且认为,美国的共和国处在
君权复辟的危险之中。正是为了反对这样的“君权主义”,他才和麦迪逊等人一起,组成反联邦
主义者的政党,叫做“民主共和党”(简称共和党),以表示和“君权主义”的对抗。他也认为法
国的雅各宾党人“和(美国的)共和党爱国者是一样的”。
这些原来的好朋友,独立战争期间的战友,此时的看法是如此不同。在杰佛逊对路易十六被
砍头表示支持的时候,亚当斯对一名英国记者说,人类最终会发现,假如大多数人失去控制,他
们和不受约束的暴君一样,会变得专制残暴。
这些观点上的分歧牵涉到外交政策,就变得严重起来。英国已经对法宣战。1793年,由法
国雅各宾党人掌控的政府,向美国派来使节。顶着当时法国最时髦的头衔“公民”的法国使节热
内,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登陆,一路演讲,而且高唱填写着“自由”新词的马赛曲。他受到美国
共和党和民众的热烈支持,美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量组织起来。热内除了传播革命精神,还要出
资武装美国的私人船只,让他们攻击英国商船,破坏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以实际行动支持法国革
命。
在华盛顿接见这位法国使节的时候,华盛顿总统冷静、正式地表示,美国严守中立。这使得
这位法国使节认为,华盛顿的美国政府一定也快要被“革命”了。形势确实有危险,在美国各地,
亲法的政治俱乐部们在壮大。杰佛逊因此认为,这正反映了人民反对政府“冷漠的谨慎”,而且
高兴地看到“1776年的老革命精神又在燃烧”。但那已经是1793年,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随即
马上到来。同时一场吞噬了5000人生命的热病袭击了费城。法国革命的三巨头也很快被“革命”
吞噬。消息传来,激情涌动的美国民众回到常态,转而支持华盛顿对欧洲战争的中立立场,杰佛
逊也终于表示,他支持华盛顿的中立政策。
杰佛逊几乎是不相信革命、自由、人民,这样美好的理想也会有问题。虽然和汉密尔顿在财
政改革上的矛盾成为他1793年辞职的导火索,可是作为华盛顿任命的内阁成员,一个国务卿,
也就是外交部长,和总统的外交观念及判断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也是他辞职的一个原因。杰佛逊
就是在1793年的最后一天辞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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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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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佛逊的辞职,其实已经反映出“好人政治”在行政分支组成思路上的重大问题。华盛顿在
组阁的时候,他的选择标准是好人内阁,而不是和他的执政理念最一致的内阁。他考虑了道德和
能力的标准,却没有考虑顾及到对政策看法的一致性。
还在危机之中的时候,1792年,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大选。这次选举还是按照宪法原来的规
则和思路在走。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最高票、次高票的两位候选人来担任正、副总统。
看上去,似乎和第一次选举的情况一样。连结果也一样,华盛顿以全票当选为总统,亚当斯以次
高票当选为副总统。
可是,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并不能掩住整个社会氛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从华盛顿和亚当斯,美国这一对最早的正副总统来说,虽然在竭力避免属于人事的结党和
党派之争,可是,他们仍然是有自己的观点倾向的。他们的政策就在反映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倾
向,其实,这就是“一个政治派别”的基础。就美国社会来说,虽然在第一次大选之前,就有了
“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说法,可是那时还不是清楚的政治党派,而在美国第二次大选
的时候,它们已经是明确的两党了。对第一届政府行政分支的政策,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
社会已经清楚地划分出了民众不同的政治倾向。反对党派有了自己的报纸,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
批评攻击总统和他的内阁。在第一次选举之前,那个对华盛顿几乎是众口一词颂扬和崇敬的美国,
已经消失了。
就华盛顿总统来说,他还是坚守原来的古典政治的概念。他认为自己当选,是大家认为他的
品行适合于担任这个公职,现在看到有些漫无节制的报纸已经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就觉得,自
己几乎失去再留任的意义了。就是说,大家认为我好,那么我应该为公众服务,既然你们认为我
不好了,我自然就应该下去。同时,在华盛顿总统的观念中,党派纷争仍然是完全负面的事情。
而当时党派活动的不规范,出现大量个人攻击,更促使他坚信自己的想法。而他也看到,假如他
继任,几乎无法避免要顶着一个党派的称号。因此,华盛顿在第二次大选之前,已经根本无意连
任了。
亚当斯也是如此。大选前的整整几个月,国会休会,他就回了老家。直到联邦党人的汉密尔
顿给他写急件催他回首都,说是“我知道你本人对选举没什么兴趣,不过我不希望你对建立一个
好政府也如此冷漠”。
所以,虽然有了党派竞争,可是总统候选人还是没有要竞选的意思。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
华盛顿最终接受大家的劝告,相信自己必须再服务四年。从选举结果来看,大家权衡下来,也都
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华盛顿再次全票当选。
选举方式和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变化,可是选举的本质已经在变化中。虽然由于华盛顿的声
望,反对党还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虽然第二届的总统、副总统还是被选举连任,可是他们的当选,
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再次代表他们个人,即两个好人当选,而是“联邦党人”当选了。
由于华盛顿和亚当斯连任了第二届的正副总统,因此这个为“选好人”设置的选举制度,在
一个已经形成政党的社会里可能出现的问题,就被掩盖了。
1796年,在华盛顿、亚当斯的第一、第二届政府运行将近八年之后,美国面临第三次大选。
华盛顿虽然两次以满票当选,却坚决不再竞选连任了。1796年的美国的大选,由于华盛顿
的主动离去,失去了具有压倒优势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摩拳擦掌,两党完全可以争一争了。因
此,这一年的大选,就有了更明确的党派之争。
可是,选举制度还是原来的。1796年的总统选举方式,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两
个获最高、次高票的人,来担任正、副总统。可以说,当时美国社会的党派政治发展,走到了选
举制度的前头。
虽然时至今日,总统的道德,仍然是美国人在大选年关注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党派,民
众再也不会仅仅是以个人道德的高下来选择总统。而是哪个党派的执政纲领更符合自己理念和利
益,成为民众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第三次选举的结果是两党势均力敌,票数最高、次高的人,就自然成了两个对立政党的候
选人。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美国第三届政府的正、副总统,亚当斯总统和杰佛逊副
总统,分别代表了党派观点的两极。原来在制度设置的时候,料定票数最高的两人,他们必定是
两个“最接近的好人”,因此能够合作得好、带来最高效的行政分支,这样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1796年的大选,给美国的行政分支带来的是一场危机。总统和副总统南辕北辙。在古典政
治的概念中,他们既然得票最多,他们就应该是最相近的两个人。可是,他们却是现实施政中差
异最大的两个人。这种差异,不是说他们一个是“好人”,另一个就是“坏人”。他们可以都是道
德上的好人,可是,在治国理念上,却完全可能是对立的两端。他们不但不能密切配合,还带来
许多问题。例如,副总统不赞同、甚至反对总统的政策,给总统的工作当然带来困扰。可是,从
副总统的角度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单纯的在野党领袖,可以公开地、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的政策,
那是正常的监督。如今他却兼有“在野党领袖”和“体制内”副手的身份,地位变得不伦不类、
不朝不野。
在他们意见相左的时候,杰佛逊只能在背后领导他的党人们反对亚当斯的政策,变得像地下
活动。而亚当斯也想不通,为什么副总统没有恪尽职守地支持他,如同他当年对华盛顿的支持那
样。他很自然地把一切归咎于杰佛逊的党派性太强。显然他们双方都觉得整个状态是不舒服的,
可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是制度的错失,造成了杰佛逊政治地位不应当出现的双重性。
在亚当斯就任总统之后,面临的是另一场战争威胁。1795年美国和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
那是一个和平条约。可是,英法在开战,法国就把这个条约理解为英美的结盟,并且拒绝美国派
去作解释的平克尼将军。也许你还记得,这位将军也是当时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现在,对
英和平了,却轮到法国开始在公海上大肆骚扰攻击美国的商船。虽然从来没有宣战,可是,法国
在海上对美国航运的事实战争却一直没有间断。
在亚当斯的执政期间,他最焦虑、最疲于应付的,就是如何不断地调节对法关系。曾经一度,
所有的人都认为,和法国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副总统杰佛逊和他并不合作,亚当斯独力支
撑这样的局面,几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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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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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第一次在战争的威胁下,面对可能的、由移民造成的内部敌人的问
题。这里不仅有大量的法国移民,还有大量有着仇英情绪的爱尔兰移民。很多人惧怕在内部产生
敌人。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而当时批评政府政策的媒体,大多是反对党在支持,媒体还没有
任何节制的习惯,往往是要么不开口,开口就是攻击。
结果在1798年,美国国会在“战时状态”、“临时措施”的口实下,通过了《外侨和叛乱法》。
在这样强大的外部战争压力和内部的刺激下,亚当斯总统则赞同并且签署了这个法案。
其实这是一系列的法案。其中的《客籍法》给予总统驱逐“危险侨民”的权力;而《惩治叛
乱法》规定了,凡对美国国会和总统发表“谎言、诽谤和恶意诋毁”文章的作者,凡企图“挑唆
美国的良善民众、激起他们的仇恨来反对总统和国会的人……或煽动叛乱者”,都将处以罚款和
监禁。
可见,德高望重并有着极佳人品、保守持重的政治家,并不能保证就是好的管理者,也并不
保证不会把他的政治倾向推往极端。一个高高在上的管理上层,在某种特定的刺激之下,手中又
有权力,就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他身为平民的时候,不会做出的决定。
虽然亚当斯总统从来没有运用过《客籍法》的权力。可是,《惩治叛乱法》不仅直接违反了
有关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付诸实行。虽然联邦党人和亚当斯后来一再解释,这是“战
时措施”。可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曾经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
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不得制定”条款,是给国会拦出的铁的界限。今天,在实践中已经完善了制度的美国,知
道可以用很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就是走向法院,让监督和制衡国会的司法分支,来判定这样的法
律“违宪”。可是,在美国初建时期,最高法院还是最弱的一个分支。司法分支的“司法复审”
权力,还有待于五年以后的1803年,才由最高法院的马歇尔大法官来确立。所以,当时即使有
了宪法,一个显然是侵犯人民权利的法律,还是顶着“战时措施”这样的借口,由一个民选的立
法机构建立、由一个曾经是最优秀律师的“好人”总统,签署出笼了。
当时的副总统杰佛逊感到,美国制宪会议上的忧虑,看来不是平白无故的杞人忧天。短短11
年以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可能侵犯人民的权利。虽然上述法案只有两年半
的有效期,可是,凭什么政府就有权剥夺人民两年半的基本自由呢?
而且显而易见,总统和国会的联邦党人,是被报纸骂得吃不消了,所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治
治他们讨厌的报刊。于是,在《惩治叛乱法》整个有效期间,总共有25人被捕,入狱的大多是
共和党一方的报纸编辑。其中也包括了富兰克林的孙子,那个尖刻的费城共和党报纸的编辑,罪
名是诬蔑了亚当斯。他的被捕掀起了民众反对《惩治叛乱法》的浪潮。
也许,这些报纸是在发表极端言论,是在对国会议员和总统造谣和进行人身攻击。在美国的
媒体日益成熟之后,他们越来越理解,必须有出自职业道德的自律,从而使得这样的情况迅速减
少。可是,他们也认为那些有过激言论的报刊能否存在,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标志。
杰佛逊是副总统,也是参院的议长。一方面,他显然是倾向于他领导的共和党的报刊和编辑;
另一方面,他一贯倾向的立场,就是关注民众的个人自由。他当然反对《惩治叛乱法》,而且愤
怒之极。
可是,虽然身为副总统兼参院议长,却是在法案将会被多数通过的局面下,他甚至连投票权
都没有。作为副总统,虽然宪法没有具体的规定,可是在他的理解中,显然又不应该公开表示和
总统完全相对的意见。因此,在法案即将通过时,杰佛逊干脆避开,回他的弗吉尼亚老家去了。
在美国,副总统反正是个不重要的角色,他在家一待就是半年。
这些法令的出现,距离费城制宪会议,仅仅11年。它们的出现却有必然性。美国宪法所设
计的国家政府,是一个代议制的共和政府,是精英管理的政府。在最初阶段,大众的参与只限于
选举众议员。由于一些州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大众的政治参与还是有限的。可是,美国一
开始就是一个幅员辽阔,南北差别很大的国家,各地和欧洲各国有密切的商贸和文化联系。那是
一个技术进步的时代,在少数精英组成的政府外围,必然会有民间的政治和文化活动,这种活动
难免会出现“反对”的面貌。
这种活动在思想和言论上以“反对派”角色出现和存在是必然的,早晚要出现。美国特别的
地方是,第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是副总统杰佛逊在家里写信联络起来的。联邦政府应该怎样对
待这种反对派,亚当斯总统没有经验,他对这种有组织的反对党在美国历史上将有的地位缺乏远
见。他想把反对党压下去,把推行政策的路铺平。
有意思的是,亚当斯总统是一个优秀的律师,虽然新的法律是顶着“战时措施”的帽子出来,
但法律本身的问题,他是不会看不到的。这就是美国国父们对政府本身感到忧虑的原因。因为在
政府开始成立、运作之后,自会有它自己的走向和规律。同样一个人,在野的时候看得很清楚的
问题,在当政之后的想法会自然改变。例如,一个行政分支的当家人,会在推行一个也许是关键
的、正确的政策的时候,遇到反对派的批评、攻击,因此而难以推动。他本能地就希望能够有一
种方式使得这样的阻力消失。可是关键在于,首先他不能保证他永远是对的。政府掌握巨大权力,
假如没有批评的声音,从长远来说,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更何况,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人
们建立一个政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受到压迫。
杰佛逊不能公开反对总统。当时,最高法院对违宪法案的“司法复审权”还没有“发展出来”。
杰佛逊似乎无计可施。他不相信民众的基本自由就应该束手待毙。于是,他想出自己的一套反抗
方式,就是从州一级立法,否决联邦法。他秘密起草了一篇文章,抗议联邦《外侨和叛乱法》。
可是他身为副总统甚至都没法把文章拿出去,结果是一位肯塔基州议会的朋友从他那儿讨走了文
章,提交给肯塔基州议会通过,这就是《肯塔基决议案》。此后,他的朋友麦迪逊也起草了《弗
吉尼亚决议案》,1899年这两个法案分别被各自的州议会通过,它们都是针对《外侨和叛乱法》
发出的抗议。
在一次演说中,杰佛逊一方面强调,必须“绝对服从多数的决定,这是共和政体的主要原则,
离开这一原则就只能诉诸武力了,而武力是专制的主要原则和直接起源”。另一方面他又告诫说,
多数派的意愿并不是天然就合理的……“大家也都会记住这一神圣的原则,即多数人的意愿总是
应该采用,但是那个意愿必须公正而合理;而且,少数人也有同等的权利,必须受到平等法律的
保护,如果加以侵犯,那就是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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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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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1798年起草的《肯塔基决议草案》中,宣布国会和总统的若干侵犯个人言论自由和人
身自由的法案法令违宪,其中有许多的精警的论述。他说:
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信赖人,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制约他不做坏事。
如果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保障我们的权利,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幻想:那个信赖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专制之母——自由政府是建立在警惕而不是建立在信赖上面;是警惕而不是
信赖,规定了限制权力的宪法,以制约那些我们不得不托付以权力的人:我们的宪法已经相应地
为我们的信赖确定了界限,不能让信赖超越这个界限……
谈到立法机构权力过大时,杰佛逊强调,多数人的暴政,并不比一个暴君的情形更少压迫性:
把这些权力都集中到同一个机构,恰恰是暴君政府的定义。这些权力之由多数人行使,而不
是由一个人行使,并不能减轻暴政的程度。173个暴君肯定会和一个暴君一样富于压迫性。让那
些怀疑这一点的人们去看看威尼斯共和国吧。即使他们由我们自己选出,也将很少有益于我们。
一个选举产生的暴政并不是我们为之而战斗的政府;我们为之而战斗的政府,不仅应该建基在自
由的原则上,而且也应该把权力分开,使其平衡,使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不能越出它们的合法的
限度之外,使其得到有效的抑制和制约。
恺撒说过,用钱我们将得到人,用人我们将得到钱。我们的议会不应该被他们自己的目的的
完美无缺所骗,并且断定这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将决不会被滥用,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想滥用它们。
他们应该想到,不久将来的某个时候,在这个国家,腐败将会像在我们的母国一样,侵袭我们政
府的首脑,并且通过他们传遍人民大众。那时他们将购买人民的选票,并且使他们付出代价。大
西洋两岸,人性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会受同一个动机的影响。我们应该在腐败和暴政袭击我们之
前,去防止腐败和暴政的到来。与其在狼进羊圈之后拔它的爪牙,不如防止它进来。
从法理的秩序来说,由州立法机构来判定联邦立法机构违宪,不是一个“顺”的关系。联邦
的基础,联邦立法机构,因此可能彻底失去效力。因为假如各州可以纷纷立法来否决联邦的立法,
那么,整个制度结构就危在旦夕了。可是,杰佛逊认为,他宁可和联邦脱离关系,也不愿意放弃
自治权利。所幸的是,能够对违宪法案做出判定的司法权,在1803年由于马歇尔的判决而“上
交”到联邦最高法院。从此,人们有地方可以申诉和解决像《惩治叛乱法》这样违宪的立法,而
不是由州立法来否定联邦立法。各州分崩离析的可能,被堵住了。
1800年,美国面临第四次大选。大选的时候,《惩治叛乱法》还在有效期内,共和党充分地
利用了民众对这个法案的愤怒,作为竞选的武器之一。例如有编辑有意“触法”入狱,然后竞选
议员成功,造成轰动效应。虽然亚当斯以极大的政治智慧,最终避免了和法国的战争,又为美国
争取了一段关键的和平时期。可是,《惩治叛乱法》大大损害了他的声誉。
1800年大选用的还是老办法,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两个获最高、次高票的人,来担
任正、副总统。没想到,这样的投票制度还引出了一场意外的选举风波。亚当斯完全落选了。同
属共和党的杰佛逊和伯尔当选。出人意外的是,他们两人所得到的票数相等。
在竞选的时候,共和党是主推杰佛逊当总统的,杰佛逊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要比伯尔高出
一大截。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竞选过程中,他受到对方党派的攻击也更多,最后,阴差阳错,
他和伯尔的得票数反而被拉平了。按照宪法规定,再由众议院一州一票在两人之间决出正副总统。
出于共和党原先推选候选人的设想,杰佛逊希望伯尔能够做出一个相应的表态,可是伯尔就
看着众院一轮轮投票,三十几次都达不成协议,他还是不吭声。就这样僵持起来,变成一个选出
了正副总统,却决不出正副的危机。当然,最终还是有了结果,杰佛逊当上了总统。可是这次投
票,显然变成了大家记忆中的一场噩梦。
1804年,又一次大选即将来临,回想1800年的大选僵局,大家再也不想冒这个风险。就赶
在大选之前,补上了这个漏洞。所以,你说得对,它是非常技术性的一个修正。
1804年,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2修正案,规定各选举人可以选一名总统,再选一名副总统,
其中一名必须不是本州人。从此,在选票上把总统选举和副总统选举分开了。
在通过这个修正案的时候,大概谁也没有想到,它从此完全改变了美国民主政治的面貌。
在此之前,是在选“好人”,可是就在正副总统的选票分开之后,就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是
政党轮流执政了。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就不会正副总统还是选出不同政党的人来呢?
直至今年大选,我还看到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说: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你选出一个共和党
总统,加上一个民主党副总统的可能,也是存在的。是的,按照宪法第12修正案,这样的可能
性是存在的。因为是两张选票,你可以在一张选票上选某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另一张上选另一党
的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事实上,选民们都是在投票给与自己的利益和理念接近的政党。他们投
票内含的意义,是在投票给执政纲领和理念,而不是投给一个“个人”。
因此,自从正副总统的选票分开以后,实际结果就是,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就都是配套的了,
同一个党配出一套正副总统人选,选举的结果,总是要上一起上,要下一起下。就这样,“来自
不同政党的总统轮流执政”作为一种现代政治观念,替代了美国建国初期的“两个好人”执政的
古典政治概念。这是政治哲学的革命。
这个技术上的修补,事实上是在制度上确立了美国的现代政党政治。也就是说,没有“好人
政治”、“绅士政治”的概念了,对立派、对立的政党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常态,不再把它视作洪
水猛兽,不再把它看做是不道德的事情,不再试图寻求一致和在同一观念下的团结,而是两种观
念、两个政党的平衡和制约。美国不再对最高得票的两个人“一定是两个密切合作的好人”抱幻
想。也从此习惯了属于不同党派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内阁一套班子的轮流执政。
“好”的概念本身也被改变了。政治家们不再是排在一条队伍里,不再能对他们按照一个标
准,判断其高下。不是执政总统所属的党就是“好的”,在野的、对立的党们就是“不好的”。它
们只是有不同的倾向,侧重不同阶层的利益,代表不同的理念和偏重不同的政策。原来,不论人
们对“好”是怎样理解的,都是一元的思维方式。可是,在第12修正案之后,那是一个和社会
本身同等丰富的多元选择。民主的概念,从由一些好人、一些文明进化程度高的人来确定一个社
会管理方式和发展方向,变成了民众高度参与的多极选择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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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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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统候选人们逐渐感到竞选是理直气壮的事情,既然“美德”不再是主要标准,竞选
也就不再意味着是绅士的道德自夸,而成为不同的施政纲领在理直气壮地竞争。
每到总统大选,民众表面上的“分化”就会被强调出来。我也在想,为什么竞选的政治家们
就不能都往中间走走,取中庸之道?其实,这才是民主本来的意义。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观
念,都大声为自己的利益呼喊,推出自己的代表。他们在竞选的时候,要竭力区别于他人的观点,
既要有非常特殊的治国方略,又要兼顾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假如竞选各方都是中庸的,民众就
只能回到“选好人”的路上去了。而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的竞争,在逼迫政治家的智慧和对管
理社会方案的改进,在促使大家看到自己注意不到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因为,有对立派在那里。
而最终在竞选各方的张力之下,社会得到的是平衡的利益。因此,在朝和在野,选上和没有选上,
不再是对“好”、“坏”的评价,他们可以都是“好”的,只是侧重面不同。
一个政党,由于其对立面的存在,而产生完善自己的动力;也由于对立面的存在,它不可能
走极端。因为,只要多走一步,它就可能在下一次被选到台下。对立的政党,即便在执掌政权,
也不可能摆脱对方,也不可能再利用权势压服、甚至消灭对方。《惩治叛乱法》所尝试的方式,
显然无效。相反,在民众面前,当政者必须表现得有风度,赢得起也输得起。而在野的政党,也
不再尝试政变,因为没有必要。对立的政党,也成为对立的合作伙伴,每过四年,它们就要在同
样的游戏规则下,再玩一次竞争游戏。
这样由实践产生的修正,是在费城会议上,人们并没有料想到的。从此以后,美国政治就是
一种有反对派的政治,由制度来保障反对派的存在。任何政治家,不管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必须
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对立派,以民主制度的要求来对待“政敌”。任何政治家都失去了在道德上贬
低反对派的机会,因为在制度上,你不过是你的反对派的反对派而已。从此以后,反对派的存在,
也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象征,成为政治开明的判断标准。
这封信写长了,下次再聊。
祝好!
林达民主先知杰佛逊民主先知杰佛逊
卢兄:
1800年大选之后,美国迎来19世纪,19世纪的第一个总统是托马斯·杰佛逊。
在美国立国先贤中,托马斯·杰佛逊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杰佛逊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名门望族,生下来就不知道衣食之忧。他在弗吉尼亚最古老的小镇
威廉斯堡上学,上的是当时南方最尊贵的威廉和玛丽学院,跟随当时最有名的法学家怀思(Wythe)
研习法律。后来,怀思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
杰佛逊是一个以思想为特色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思想产出者。他博览群书,涉略广
泛,崇尚理性,长于思索。他是一个继承了启蒙精神的人,熟悉法国百科全书学派,本人也是一
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又是一个性情浪漫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文化气质上也更
接近法国启蒙思想家。
对于弗吉尼亚州受过良好教育的庄园主来说,从政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事业,就像哲学、艺
术一样。杰佛逊一到20岁的法定年龄,就试着参政了。他开始竞选县里的法律职位。25岁那年,
他被选为州议员。他在州议会里第一件出风头的事情,就是提交了一份关于允许解放奴隶的提案。
虽然他自己就拥有奴隶,他的奴隶来自他继承的遗产,而且数量之多,可能是州议会里拥有奴隶
最多的人,可是他从理性出发,一直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他洋洋洒洒地宣扬要解放奴隶,废
除奴隶制度,尽管他知道这在当时还远不是时候。提案果然被否决了。
美国革命前几年,托马斯·杰佛逊是最早几个组织各殖民地,共同向英国王室和议会提出殖
民地权益的人。1774年,杰佛逊向州议会提交了一份文件《英属美洲的权利之总结》(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这文件使杰佛逊一夜成名。文件迅速地传到了英国议会,
杰佛逊的名字立即出现在要以叛国罪惩办的一批名单中。这一文件,被认为是美国革命初期重要
性仅次于《独立宣言》的文件,因为它奠定了这样的思想:人的自然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在自然
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反抗是正义的,是合法的。这大大地惊动了英国议会。而着名的英国保
守政治家艾德蒙·柏克,也是从这个文件开始,对美国革命抱同情态度,并以此文件为根据,在
英国议会里为美国革命辩护。
正是从这份最早的革命文件开始,所谓“美国革命”的本质被宣扬出来了。改变统治者,改
变政府,只是它的表面结果,美国革命的真正起因并不是为了改变统治者,不是权力斗争,而是
为了维护自然权利。
1776年5月6日,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弗吉尼亚议会决定要制定《权利宣言》和州宪
法,为此而组成了34人委员会,其中为首者是乔治·梅森。托马斯·杰佛逊当时不在威廉斯堡,
他正在出席大陆议会。史家研究认为,杰佛逊和梅森在此期间保持了紧密的通信联系,最后的成
果中有杰佛逊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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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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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6月29日,弗吉尼亚议会一致通过了弗吉尼亚宪法。这个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成
文契约建立自治政府的文件。它马上就成为北美其他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建立自治政府的样板。
它坚持最终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能力建立一个自治政府,政府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
意。这样的原则,被写进了最高法律文件。
在经过一番曲折,“独立”的诉求终于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时候,杰佛逊受大陆议会委托,起
草《独立宣言》。就在后来召开费城制宪会议的市议会厅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旅店里,托马斯·杰
佛逊关起门来,写了两天。然后,他交给委员会修改。本杰明·福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只做了
很小的修饰。接下来文件提交给大陆议会。大陆议会召集全体委员会,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
长达几天的争论中,杰佛逊这一派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删改了一些杰佛逊最重视的观点,特别
是谴责英国在北美殖民地进行奴隶买卖的语句。
杰佛逊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不仅文字表达得清楚、优美,而且他有自己的思考。今
天,大家都很熟悉了他在《独立宣言》开头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
福的权利。”
美国建国者们的思想源头是欧洲,“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说法,显然受
约翰·洛克的影响。那个时代的美国精英,都受过英国启蒙思想的洗礼,都熟知约翰·洛克关于
人的自然权利的论述,即作为一个人,天生具有不可剥夺的最基本权利的理论。洛克提到的是“生
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杰佛逊把洛克提到的“财产权”,改为“追求幸福的权利”,引出后代历史学家的各种猜测。
最直观的原因,还是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文本本身的“目的诉求”。《独立宣言》的诉求是
独立,它要宣示自己已被侵犯的权利,来作为独立的理由。洛克的“财产权”改成“追求幸福的
权利”,是杰佛逊的思考。它的基础是“人”在人格上的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他也
许并没有想到,这成为此后美国民众争取自然权利最响亮的口号,并且从此形成了美国人的平等
观:平等并不是均贫富,并不是财产的平均,而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即追求幸福的机会之平等。
许多研究者认为,以后200年的世界历史证明,平均财产是一切革命动荡的诉求,是发动群
众的最便利口号,却也最容易造成灾难。私人财产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费城制宪
会议上,代表们对保障财产权几乎没有一点异议。对当时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说,财产权即使不能
说是神圣的,也至少是毫无疑义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人会认可破坏财产权。但是,
人有贫富差距,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巨大贫富差距之下,何来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没有发展机
会的平等,追求幸福权利的平等,来平衡事实上的财产贫富差距,美国人认为他们的自由理想就
是不完整的。
于是,在杰佛逊的笔下,人生而具有的权利就成了“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
幸福的权利”。在杰佛逊看来,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现实中的财产权,本身是不平等的。富
人的孩子生下来就拥有财产,从而拥有好的营养,拥有闲暇,拥有教育的机会,拥有舒适的生活;
而穷人的孩子,生下来就一无所有,缺乏营养,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很早就必须劳作以养活自己,
一辈子都没有舒适的生活。这是不平等的。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我意识到平均分配财
产是行不通的,但是既然这种巨大的不平等造成人类大多数处于悲惨地位,为了重新分配财产,
立法者提出的方案再多也不算过分,只是要注意让这种财产的再分配不要违背人之常情。因此,
各种遗产平均分配给所有子女,或所有兄弟和姐妹,或其他亲属,是一个政治措施,并且是切实
可行的措施。另一个静静地减轻财产不平等的方法便是豁免所有财产在一个数量等级以下的人的
税捐,而对于财产在这个数量等级以上的人们,按几何级数征税。无论何时,不管在什么国家,
只要有未经耕种的土地和失业的穷人,那么显然财产的法律已经扩张到了违反自然法则的地步。”
这一前瞻性的思想,带有革命的性质,在当时是很少人能够认同的。杰佛逊没有公开地发表和论
述这一调整财产权的思想,但是一直在思考,一直在修饰这一思想,以期表达得能为人理解和接
受。在给麦迪逊的信第一次提出这一说法以后,整整34年里,他几次给麦迪逊的信中重复这一
思想。最后一次完整地阐述,已经是80岁高龄了。
独立战争期间,杰佛逊在弗吉尼亚从事地方政治,一度当选为独立后的弗吉尼亚州长。在州
长任上,事实证明他当时并不擅长也不喜欢行政事务。最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似乎他更愿
意回到安静的读书和思考之中。山中的乡居之所,似乎成了他不愿意离开的世外桃源。
1779年,独立战争期间,杰佛逊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他和他在威廉和玛丽学院的老师,着
名法学家乔治·怀思,以及艾德蒙·平特尔顿等一起,提议全面修正弗吉尼亚的法律,使之符合
独立后的现实。他们向州议会提出了126项法案。这些法令涉及了杰佛逊对一些根本性政治问题
的思考,其中包括杰佛逊起草并引以自豪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可是,州议会搁置了审
议通过这些法案的动议,而杰佛逊本身随后被大陆议会派往法国。这一拖就拖了五六年。
1784到1786年间,詹姆斯·麦迪逊主持弗吉尼亚州议会。在历史上,弗吉尼亚的主流宗教
是Anglican,即英国国教在殖民地的分支。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几乎是政教合一的体制。1785
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里,有人提出征收一项税,用以支持“基督教的教师”。在麦迪逊的带领下,
弗吉尼亚州议会否决了这一税收法案。麦迪逊趁热打铁,重新提出了杰佛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
并且得以通过。从此,打开了美国用法律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大门。
杰佛逊在《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里写道:“如若我们允许政府官吏把他们的权力伸张到
信仰的领域里面,容许他们假定某些宗教的真义有坏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布它,那将是
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它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因为在判断这些宗教的倾向时,当然是
这个官吏做主,他会拿他个人的见解,作为判断的准绳,对于别人的思想,只看是否和自己的思
想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赞许或斥责。”
对杰佛逊来说,宗教自由是一种自然权利。这种权利,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宗教自由是自由中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那就是意志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人的内
在状态的自由。宗教自由的法律意义是双层的:第一层是,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干扰和侵
犯,每个人都有权信仰和崇拜自己的上帝;第二层是,政府不能使用公权力来扶植或打击某个宗
教,任何宗教也不能侵入政府事务。用现代的术语讲,前者叫做宗教信仰自由,后者叫做政教分
离。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短短三节文字的最后一节中,杰佛逊对着子孙后代说了这样一段话:“虽
然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议会,只是人民为了立法上的一般目的而选举成立的,我们没
有权力限制以后议会的法令,因为它们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权力,所以,如果我们此时声明这个法
令永远不得推翻,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但是我们还是有自由声明,同时必须声明,我们在
这里所主张的权利,都是人类的天赋权利,如果以后通过任何法令,要把我们现在这个法令取消,
或者把它的实施范围缩小,这样的法令,将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
那是1781年夏天,美国还没有打赢战争,还保护不了杰佛逊。为逃避英国人的追捕,他躲
在自己家的偏远种植园,给一名法国贵族提出的问题认真作答。他记下答案,集在一起,就是着
名的《弗吉尼亚笔记》。杰佛逊一生写了无数的文章书信,这却是他惟一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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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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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有关弗吉尼亚和美国的百科全书般的着作。杰佛逊使用他的读书笔记,分23个问
题,叙述了大至山川河流,小至花草动物,从典章制度、人种宗教,到历史文化、共和宪政。只
有杰佛逊这样的人才会写这样的书,既涉猎广泛,又有一定深度。在政治哲学领域,杰佛逊精彩
地叙述了“自由政府”的概念,特别强调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教会和政府的分离,以及代议制政
府优于专制政府的道理。这本书几乎是杰佛逊知识追求和智慧的象征。
妻子病重,在独立战争期间,他基本上留在自己家中。在妻子早逝之后,杰佛逊有了非常大
的改变。他离开了人们以为他不舍离开的家,接受了出使法国的使命,一下子远去欧洲。此后,
杰佛逊一直以他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在政治和具体的公众事务之中。
杰佛逊对他能见到的世界怀有全方位的兴趣和探索,这是一种极为难能可贵的素质。他的这
种品质在他出使欧洲、具有更辽阔和更丰富的文化视野之后,被推向了极致。他完全不顾自己的
财务状况,广泛收集他有兴趣的东西。多年后在美国需要建造首都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收藏里翻
一翻,就马上送来了成套、可供参考的欧洲各大首都市政规划和建筑图。
托马斯·杰佛逊可能自己也知道,在思想和文化气质上,他是前瞻的自由派,美国革命却是
保守的革命,可能法国人更容易理解他。《弗吉尼亚笔记》1785年首先出版于巴黎,立即受到法
国人的欢迎和好评。杰佛逊认为,这种好评是因为法国哲学家头脑更开放,更能接受诸如宗教自
由和民主改革这样的概念,更赞同美国应该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等观点。这些观点,在美国本
土不一定像在法国那样受人欢迎。杰佛逊说,他只希望让母校的大学生都读到他的书,也希望一
些能够理解他的人来读他的书,而并不指望他的着作在美国广为流传。由此可见,杰佛逊自己也
知道,他在思想上走在美国其他人的前面,是和其他人有一段距离的。他的观念预言了美国走向
民主的未来。
杰佛逊是启蒙时代那种尊重思想、崇尚探索自然和社会的人。他们把学问、探索、思想等活
动看得很神圣,最忌讳的就是预定的框框,特别是由政府权力来预定框框,认为这是对人类思想
的一种冒犯。共和体制相比帝制之所以优越,首先就在于帝制是必然要给民众的思想套上框框的,
是要规范民众思想言论的,而共和体制的本意就是不给民众套思想框框,是尊重民众知的权利和
反对被愚弄的权利。
杰佛逊认为,人类的尊严来自于思想的自由。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则,杰佛逊在立国先贤中是
最明确地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因为任何宗教一走极端,必然规范信徒的思想,妨碍探索和思想
的自由。杰佛逊和富兰克林、华盛顿等开明思想家一样,他们都生活在普遍信奉基督教的社会,
从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是在宗教信仰上不偏执、不狭窄。他们相信人有怀疑、探索的权利,
宗教不应该妨碍这种权利。他们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不拘泥于《圣经》的教义。在宗教上,他们
更接近自然神论。这种宗教观使得他们同时能够吸收启蒙时代的知识和思想,使自己的宗教观和
探索自然、独立思想的原则相统一。在这方面,杰佛逊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人。他曾经想对《圣经》
做一番辨伪存真的工作:用剪刀加浆糊,把一整本《圣经》拆开,剪去他认为经不起推敲的以讹
传讹的东西,留下他认为可信的东西。这样一番修剪,《圣经》只剩下了1/10的篇幅。这就是
后来所说的“杰佛逊版圣经”。在那个年代,能够对《圣经》动剪子,这本身是非常特别的,没
有很强的对理性的信念,根本就不敢那样做。这同样也说明,杰佛逊不是所谓无神论者,而恰恰
相反,他是有宗教信仰的。他对原则之正当性的信心,不是来自无神论式的纯理性推论,而是来
自信仰。在他脑子里,信仰和思想是一致的。
1789年费城制宪会议一结束,这个会议上三位最重要的人物立即分别把美国宪法的拷贝送
达巴黎的杰佛逊。华盛顿将军送去一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送去一份,本杰明·富兰
克林送去一份。可见杰佛逊在当时政治家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可见大家都想知道杰佛逊是什么
看法。
杰佛逊对宪法有两点不满。
第一点是,宪法缺少一份权利法案,即有关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在他参与制定的弗吉尼亚
宪法、其他各州的宪法,都有类似的法案。杰佛逊认为,一份宪法固然是关于政府的组织功能,
是人民把权力转让给政府的授权书,但是,它应该包括限权的条款,明确指出什么权利是人民的,
不能转变为政府的权力。这些权利就是个人的自然权利,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新闻自由、人身
保护令状、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等等。他说,权利法案就是人民有权和地球上一切政府相抗衡,
这种权利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侵犯的。
第二点是,宪法没有设计出政府官员轮换的规定。他认为宪法规定的立法和行政官员的任期
太长,应该限制连任的任期。这是为了防止官员在权力位子上待长了,想方设法霸住权力不放。
杰佛逊认为,应该一开始就预防这种情况。政府应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要不断变动轮
流,这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
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作为美国政府派往法国的外交使节,杰佛逊按照惯例不能涉入法国的
内部变故,但是在思想上他却不可能置身于外。他和以拉法耶特为首的改革派来往密切。而从美
国独立战争返回法国的拉法耶特,也理所当然地把杰佛逊看做是最可信赖的参谋。面对当时法国
动荡的局势,杰佛逊以他对自由政府的信念,认为法国应该改革,应该建立宪政自由的政府。
另一方面,杰佛逊毕竟是美国人,相比大革命时期冲动而愤怒的法国人,他是更务实更冷静
的。他认为,法国的改革是有限度的。他为拉法耶特筹划的改革计划,是保留国王的宪政制度。
他认为,由于法国没有美国那样广袤而尚待开发的土地,法国没法像美国一样,为每一个人都创
造在自己土地上创业的机会,不可能像当时的美国那样有较好的消弭贫富差异的土地条件,能实
现机会平等,所以,法国的前景不如美国。可是,正在发动起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与杰佛
逊的想法恰恰相反。
在1789年,杰佛逊帮助拉法耶特起草了法国《权利宣言》的一个文本,其中几乎是全盘写
进了杰佛逊关于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在1789年夏天,法国通过《权利宣言》以前,拉法耶特
还把宣言文本送给杰佛逊,请他再提供修改意见。这份用铅笔修改过的法国《权利宣言》,和杰
佛逊抄录的最后通过的宣言,后来都带回了美国。杰佛逊把它们交给主持美国众议院的麦迪逊,
建议美国尽快通过一份权利法案,在制定时可以参考法国的《权利宣言》。
在杰佛逊用铅笔修改过的文本上,有些词用铅笔画了括号。这些词是杰佛逊认为应该斟酌修
改的。其中,在公民基本权利中,“财产权”就给括号括了起来。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杰佛
逊思想中,用“追求幸福的权利”来代替“财产权”的又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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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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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说法,和约翰·洛
克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说法十分接近。在洛克的概念里,这三种权利就是欧洲自由市民的
权利,它们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财产权也包括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身体和能力,自由地工作,自
由地享受工作的成果:挣得财富,享受财富。应该说,在洛克的财产权里,含有工作权的意思,
也就已经接近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托马斯·杰佛逊更倾向于用后者,认为“财产权”
这个词本身,是民事契约中用到的词,也就是说,可以看做一种民事权利。而正如托马斯·潘恩
在巴黎的杰佛逊住处与他通宵讨论自然权利问题以后,写下的四页备忘录中说的,自然权利和民
事权利有明确分野。杰佛逊显然也同意这种看法。
华盛顿总统内阁里,主要的不和,发生在国务卿杰佛逊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之间。汉密尔顿
是所有人中最主张集中政府权力的人,他不信任普通民众,不相信民主能搞好。他希望有一个行
政主导的政府,政府就是统治者,政府的功能就是统治。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
者的关系,理想的目标是建立较为和谐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不是削弱或模糊这种关系。所
以,汉密尔顿在致力于国家财政和经济制度建设的同时,写文章表达他的主张,一再使用的就是
“政府”这个词。
杰佛逊却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宪法所设计的分权制衡的政府,是用权力制约权力,避免权力
膨胀独大以后侵犯民众。所以他看到口口声声“政府”如何如何就很不满意。在他的影响下,在
众议院里,詹姆斯·麦迪逊也取杰佛逊的态度。宪法通过以前,麦迪逊曾经和汉密尔顿合作发表
《联邦党人文献》,切磋和宣扬共和主义的政治观。现在,麦迪逊和杰佛逊一起,针对汉密尔顿
的观点,提出反对。麦迪逊曾发表文章,批评在讨论国家大事时滥用“政府”这个词。他写道:
在一个共和政府里,把行政长官称之为政府,是不是合适?显然是不合适的。他说,这是外国政
府,比如英国君主政府的说法。在美国这样的共和国里,行政分支不等于政府,行政分支只是政
府三权分立中的一支。
杰佛逊相信,共和政府应该体现多数的统治。在内阁任职期间,他经常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
反对政府采取和民众对立的立场,甚至反对政府对底层民众暴动的态度。1794年,当宾夕法尼
亚发生“威士忌叛乱”的时候,汉密尔顿认为这种叛乱是美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式的政治暴动,
是有政治目的的团体发动的,是为了推翻政府;他说服华盛顿总统,命令逮捕了一些参与叛乱者。
虽然,这些人很快被释放,杰佛逊仍然对此非常愤怒。他认为,这种叛乱是底层民众遭受不公待
遇时,没有别的出路而被迫铤而走险。而民间团体讨论、发表和集会表达政治观点,是公民的权
利。他和麦迪逊大声疾呼,为民间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辩护。杰佛逊认为,华盛顿总统听信汉密
尔顿而抨击民间团体,是最大的政治错误。他对总统说,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应该允许别人把他
当做行使讨论自由、写作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时的抨击对象。
另一方面,杰佛逊对上层精英的小圈子组织却大不以为然,特别反对独立战争的功臣们结社。
当独立战争后的退伍军人组成辛辛那提俱乐部的时候,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种仿照军事贵
族组织的团体,在一个由全体自由人组成的共和国里是不合适的。他在巴黎的时候,华盛顿将军
写信给他,征求他对辛辛那提俱乐部以及自己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一事的看法,他马上回信表示反
对。
在华盛顿总统的内阁里,杰佛逊和汉密尔顿的矛盾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激烈,华盛顿总统不
得不出来干预,对双方都加以批评训斥。华盛顿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比较重视杰佛逊的意见,而
在财政和制度建设的要务方面,更倾向于联邦主义者的观点,更重视汉密尔顿。杰佛逊和华盛顿
总统都是弗吉尼亚人,他们都认同弗吉尼亚上层精英的价值观和处世方针,但是杰佛逊是一个读
书多、重理论、理想主义、性格浪漫的人;而华盛顿是一个踏实的现实主义者。从务实来说,华
盛顿总统更接近汉密尔顿。
我们还是回到1800年的大选结果。1801年,杰佛逊总统上台,他自己说过,那是一场“第
二次革命”。今天有不少历史学家延用和赞同了这样的说法。
其实,1800年的第一次政党轮换,在美国就出乎了一些人的意外。两党表现得如此对立,
经历如此激烈的竞争,共和党才赢得总统选举。可是,杰佛逊总统上台后,并没有进行非常激进
的大改革。尤其是汉密尔顿制定的财政改革,虽然杰佛逊曾经激烈反对,可是在他上任之后,财
政改革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杰佛逊并没有在经济上逆转前任的政策。
那么,“第二次革命”指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当时的共和党报纸针对1800年亚当斯下台而
提出,从1776年开始的美国“第一次革命”结束了。他们指的是,联邦党人强调政府的强大和
稳定、强调法律和秩序,对美国民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持谨慎的限制,是一种保守的倾向。而现
在,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时代结束了。
另一方面,“第二次革命”在另外一些人那里,是指这次非同以往的执政轮换本身。在美国
联邦政府成立之后,这是第一次由一个明确的反对党派通过竞选,从连续执政12年的对立党派
手中,赢得政权,并且完成和平交接,从此开始推行某些完全不同于前任政府的政策。
杰佛逊总统一上台,《惩治叛乱法》已经到期,当然就没有再续,等于是废除了这个法律。
杰佛逊还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赦免权,赦免了所有因《惩治叛乱法》坐了牢的人。共和党领先的
国会也做出决议,由国会归还了所有因触犯该法而缴纳的罚款,并且由国会支付了利息。杰佛逊
还废除了华盛顿总统时代造成农夫暴动的威士忌税。民众看到了在联邦政府的层面,由于执政党
派的轮换,做到了政策上的平衡和纠偏。但也有一些政策的改变,是引发很大争议的,例如,杰
佛逊大大削弱了由前任亚当斯总统兴建的海军。亚当斯认为,鉴于12年来不断的战争威胁,美
国必须开始建设常备军,而杰佛逊认为,这完全是浪费公款。
杰佛逊最大的政绩,是在拿破仑打算廉价出售法属北美洲殖民地的时候,非常及时、坚决地
购置了这片土地。这就是着名的“路易斯安纳土地购置案”,使得美国的土地在他的手里扩大了
一倍。虽然当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可是,杰佛逊的这个决定得到了他的前任、已经退休的亚当
斯总统的支持。事实上,亚当斯任上参与的对英和谈,签下的条约也曾经使得美国的土地比独立
战争之前翻了两番。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而亚当斯总统的儿子、后来的总统约翰·昆西·亚
当斯,当时是国会的参议员,在国会以自己的赞成票给了杰佛逊实际的有力支持。
杰佛逊理想中的幸福生活,还是田园牧歌式的农庄生活。面对移民潮,他非常关心美国是否
始终有足够的土地,来提供给民众一个“幸福生活”。因此,在差不多整两百年前的1804年,杰
佛逊派出了他的私人秘书路易斯(Meriwether Lewis),以及克拉克上校(William Clark),带领
了31名探险队员,对刚刚购置的土地进行勘查;希望能探测密苏里河上游,寻找一条经由哥伦
比亚河到太平洋的陆上通道。他们在1804年5月14日出发,翻过洛基山脉,直抵太平洋。1806
年9月23日,全队33人全部平安回来。这次历史着名的西部大探险,成为美国开发西部的一个
最重要的推动。
而杰佛逊在美国历史上表现的“革命性”,更多的是指,他一生在呼吁的:把“追求幸福的
权利”向底层平民扩展,把上层的注意力引向民众的利益。他坚定地相信并呼吁:民众有管理自
己的能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权参与。他热情讴歌民众的自然权利,要消除精英们对民众管理
自己的能力的疑惑。他是法国启蒙思想热情洋溢的直接继承者。他有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充
满激情,因此,这些理论从杰佛逊那里出来,就会有极强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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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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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着当时美国这一批建国者们的资料,你会发现,在《独立宣言》之前,对于自然权利,
对于自由政府的思考,杰佛逊绝不是偶然的孤例。一大批北美洲的知识精英们,他们分散在各个
州,在用小册子、通信、宣言等等方式,阐述着几乎同样的声音。例如,被人们誉为“权利法案
之父”的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再如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他在1774年就出版了一
本小册子,不仅表述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还论述了“所有合法政府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
同意,方能成立”。又如我以前已经介绍过的约翰·亚当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
可是,在这样的共同目标之下,怎么就出来了这“第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的说法?在
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在那个时代,甚至直至今日,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总是分为似乎是
对立的两个阵营。读着这些历史,感到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同时代人中间,特别容易引起注意的,
就是亚当斯和杰佛逊——这两个所谓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革命、代表了两个对立党派观点的美国总
统。
他们曾经是那么相近。亚当斯比杰佛逊年长,因此,早在杰佛逊涉入政治十几年前,亚当斯
在他起草的《布伦特里指示》里,就提出了殖民地在英国国会“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在《独
立宣言》五年前,亚当斯就把自己称为“独立之子”。在和英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开始,“独立”
并不是普遍的诉求,而杰佛逊和亚当斯两人,是最坚决主张独立的。后来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英
国要惩处的叛逆名单上。当杰佛逊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抨击奴隶制的时候,最热情地为杰佛
逊的文本辩护的,也是约翰·亚当斯。他们对于独立、自由、自由政府、政教分离、废奴的一系
列观点,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差别。
杰佛逊和亚当斯的经历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曾经同时代表新生的美国出使欧洲。亚当
斯在欧洲的时间更长一点。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在异乡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因此,了解他们在
政治上的分歧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假如说杰佛逊是前瞻的自由派,那么,亚当斯可以说
是美国当时的保守派形象。而这是美国至今为止仍然存在的两大政治派别。
从最本质上来说,杰佛逊热衷于改造人性,也对人性的向善存着很大期望。而亚当斯只是认
为有必要了解人性,却不认为人性是有可能改造的。这样的差别甚至使得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有
些困惑。其实,这和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有关。
亚当斯的最终出发点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对亚当斯来说,他的自由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上
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人的平等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自然权利的
观念,也是以宗教为出发点的。亚当斯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从对自己心灵深处的开掘去了解人性,
理解所谓“灵魂被救赎”之必要和艰难。他也受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可是,他从来没有改变
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因此,他从宗教体验出发,从对自己的深度了解出发,对人性有着根深蒂固
的怀疑。于是,在相信民众应当得到自由平等权利的同时,他又对民众本身抱有某种程度的疑虑
和戒备。亚当斯是智慧的,却还留有“上帝之下”的最后一点愚钝。他眼中的世界不是百分之一
百能够用理性解释的,他是有疑惑的。
杰佛逊的出发点更多是欧洲启蒙思想所坚持的科学和理性,他的浪漫性格也同时和法国的激
情合拍。杰佛逊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从理性出发,凭着他的智慧,他毫无困难地就可以从
逻辑推导出他的思想。他是自信的,由于没有亚当斯对人性的深刻怀疑,杰佛逊对人民大众的自
治能力、对最广义的民主充满信心,并且尽一切努力去推动。
杰佛逊出使欧洲返回家乡的时候,给欢迎他的乡亲们写过这样的信:“让我们用实践来证明,
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才是人权的惟一扞卫者,这是每个社会的自
然法则。也许大多数人的意志有时也会出错,但它犯的错误是诚实、个别、暂时的。”
亚当斯在基本理念上和杰佛逊没有差别,他只是总在提醒大家人性的弱点,他在文章中不断
强调不加约束和失去平衡的民主会产生危险。即便对代表民众的国会也是如此。他在法国大革命
之前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担心法国还要经受“好几次严峻的考验”,他认为,如果大多数
的意志失去控制,可能会导致“恐怖的浩劫”。“我在政府问题上的一个信条是,永远不要将羊羔
托付给狼。”在亚当斯看来,多数人如果没有约束,一样可能演变成“狼”。他对法国的担心不幸
而成为事实。1800年大选,以及政治党派的相争,曾经一度严重地伤害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可
是在此之前、和在他们晚年恢复友谊之后,他们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表达和交换过自己的看法。这
些讨论是非常有意思的。
杰佛逊虽然没有参加1789年夏天的费城制宪会议,但是早在1789年9月,就在被召回国
离开巴黎以前,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到想把他对美国宪法的批评和长久哲学思考写下来。
他写了以后,就动身回美国了,已经没有必要邮寄,他可以在到了美国后当面交给麦迪逊。在海
上漂泊的日子里,他还在思考。到了美国以后,当麦迪逊第一次来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自己给他
写了一封信。可是在访问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交给麦迪逊。他还在想信里思考的问题。一
直到1790年1月,他作为华盛顿总统内阁一员到纽约上任,见到在众议院的麦迪逊的时候,他
才把这封思考了几个月的信交给麦迪逊,并且附了一个纸条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考,我没有
改变我的看法,现在提请你考虑。
托马斯·杰佛逊提出了什么想法呢?
托马斯·杰佛逊在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观念和制度,下一代人是
否受其约束?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大地总是属于活着的一代人。”
这一思考,这一结论,这种表达方式,是托马斯·杰佛逊特有的。正是这种特质使得杰佛逊
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建国先贤,也不同于有史以来的所有政治家。他是一个手里有权的政治家,是
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国务活动家,但是他也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一个文人学者、一个思考者。
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认为,“土地的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不属于死去的人,这个原
则,就像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一样,也是“不证自明”的。人死了,就什么权力也没有了,也没
有任何权利了,因为他们死了就消失了,和他们的生存状态一起的自然权利,也随着他们的死亡
而消失了。所以,他们生前的权力和权利,不能用来约束后来活着的人。
根据这一原则,杰佛逊认为,具体个人的财产权不是神圣不变的。具体的财产权,是一种民
事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大地属于活着的人类,大地是让人类来居住、耕作和利用的,这是人的
自然权利,人人都有权来利用大地,生活在大地上。可是具体的地块的所有权,却是一种由人为
法律保障的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随着土地财产权持有者的死去,土地就回归为活着的人的
自然权利。上一代人死了以后,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约束下一代活着的人。下一代活着的
人,可以重新修正已有的法律,建立合乎他们需要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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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古典政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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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杰佛逊甚至推导出这样的想法,每一代人都应该修正宪法,让宪法符合新一代活着的
人的需要。杰佛逊甚至对人的寿命进行一番计算以后,推算出修正宪法的时间是大约每隔20年。
杰佛逊因此在给亚当斯的信中说,“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
区分人的自然权利和民事权利,是杰佛逊这一番思考的核心。杰佛逊这一思考的出发点,还
是他十几年前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留在他内心的问题,什么是人人
平等,怎样保障这种平等?现在,他的答案出来了,人人平等是自然权利的平等,其中有“追求
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所需要的起码物质条件,原则性地包括在自然权利中。杰佛逊
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包含这样的意思,人人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权分享属于活着的一代
人的大地,土地应该有他的一份。他在这土地上,可以辛勤耕作,满足生存的需求,用自己的工
作“追求幸福”。
杰佛逊是属于农业时代的人,他是南方的庄园主,他理想中的国土是农业国。他没有积极预
料到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没有想像到未来城市里脱离土地的庞大工业人口,想像不出工业时代
的大银行大公司所拥有的惊人财富。在他的脑子里,“追求幸福”的物质条件,还是一小块土地。
“大地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的思想,为后世由政治制度保障的调整社会财富的做法,打开了思路。
美国在一百多年之后完整地建立了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征收高额财产继承税,等等一整套抑制
财富过度集中,扶助穷人的制度。追根溯源的话,都源于杰佛逊在两百多年前的思考,宣布富人
死了就不再是富人,不应再占有大地和财产,宣布穷人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穷一辈子。杰
佛逊的思考,预言了不断动态调整贫富的时代必将到来。杰佛逊的局限在于,在他看来,财富就
是土地,可是他又无疑是反对“分田分地”,反对剥夺已有土地权,反对破坏财产秩序的。那么,
怎样让未来将要出生的人,未来活着的一代,都能有“追求幸福”的自己的“一块地”呢?杰佛
逊的想法是,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因为美国西部有广袤的未开发的土地。西进,这是杰佛逊
长久的哲学思考,在现实中反映出来的一个理想。由此,萌生了杰佛逊作为第三任总统期间最伟
大的成就:勘查西部和“路易斯安纳土地购置案”的实现。
亚当斯对杰佛逊“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
生活不是这样的。他说,假如杰佛逊真的如此认为,那么,他们之间对未来的看法,显然存在根
本差别。亚当斯在给杰佛逊的信中写道,“一代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取决于另一代人
传下的文件。社会契约和法律最终必须归于书面材料。遵守这些文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惯例,
这些文件不应该因革命而变更。革命是代价高昂的东西,人类会很快吝惜自己的鲜血和财产,不
再频繁地诉诸革命手段。”
即使是今天社会逐渐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产生了调整贫富的制度,也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
实行,如何掌握这样的分寸,和提出这样的思想同样重要。就美国的遗产税来说,就是美国至今
为止仍然在争执的议题。
人们认识到,这不是简单地帮富人还是帮穷人的问题。经济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假如贫富差
距过大,要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需要调节。同样,在政策上过分伤及富人,伤及企业,也可能
因此而更深地伤及穷人。今天美国遗产税的开征起点仍然非常高,可是,据美国独立商业联合会
的统计,在这样的制度下,还是有1/3的小私人业主,必须出售全部或部分企业来缴纳遗产税,
并且有很多家庭业主无力将企业传给后代。同时,也有人从法理提出,慈善捐赠是一回事,对合
法收入,依法交纳高额所得税之后,再征遗产税,是另一回事,它牵涉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对合
法致富的惩罚。这样的争执,使得社会思考变得不再简化,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得到关照。简
单地偏侧一个阶层的利益,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出发,都很可能适得其反。
正如杰佛逊所预言的:“从政府成立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党派分歧,今后还会存在
下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今天美国的争论,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杰佛逊和亚
当斯的争论之中。
杰佛逊的最后一篇为独立日50周年准备的演说稿,是杰佛逊理念的经典。他已经垂垂老矣,
仍然热情洋溢,“我相信(美国独立)这是一个信号,能唤起全世界民众的觉醒,禁欲式的无知
和迷信曾令他们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今天他们要打破束缚自己的锁链,……所有的眼睛都睁开了,
看到人的权利。科学的普及已经让每个人都触摸到了那看得见摸得着的真理”。下面,他引用了
历史上一名英国士兵在临刑前的着名演说:“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
的人驱使的。”他说,“让每年的这一天都提醒我们记住这些权利吧!”
亚当斯对于民众的态度始终是谨慎的。他在法国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认为仅仅选出表
达民众意愿的立法议会,而没有行政和司法这两个分支的制约,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制约和平衡
的力量,那么民众权力独大的立法机构,只可能是“巨大而持久的灾难”。亚当斯说,自己从1776
年开始,一生都在相信自由平等的原则,可是他不能接受“将理性作为一种信仰”的主张。在法
国革命发生的时候,亚当斯说:“我无法理解如何建立一个由1300万无神论者组成的国家。”
对于亚当斯来说,人必须有最后的一点敬畏之心,人必须对自己的人性弱点有起码的认识和待救
之心。一个完全撤去这条界限的国家,是可怕的。亚当斯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个预言法国革命将带
来暴乱和恐怖的人。他因此很少讴歌式地赞扬民众和自由,却常常发出另一面的警告。在最后岁
月给杰佛逊的信中,亚当斯依然在表达他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众暴力的担心,认为民众如若失控,
就会如酒醉者骑上烈马,“猛烈抽打他们的坐骑,拼命加速狂奔,直到马送了命,自己也摔断脖
子为止”。亚当斯直到最后都认为,他的人生观和信仰,“就是接受上帝的审判”。
在美国,杰佛逊的思想变得越来越辉煌,随着美国民众水准的提高,民主的逐步扩展,人们
看到了他所预言的民主在实现。使得他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先知的形象。而亚当斯所代表的保守思
维,使得美国始终有一个反向的思考和质疑。美国民主能够稳步向前,多半由此而来。
也许,必须向你说明的是,我无意在此对他们做出褒贬。我只是让你了解,就个人来说,人
性都是有弱点的。这种弱点也可能导致政治倾向走向极端。不论是哪一种政治观点的实行,都必
须在一定的时间、条件和地点,维持在一个适度的分寸中。可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
反对派的存在,对立观点的存在,才是可贵的、必需的。对立的双方如同一对孪生儿,他们彼此
在避免对方走极端,而任何一个方向的极端都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对立派,依靠自身来取得中庸
几乎是不可能的。
杰佛逊和亚当斯曾经是最亲密的朋友,又因政治党派对个人感情的伤害,多年不相往来。最
后在晚年,他们相互通信,为美国历史留下了建国初期最宝贵的资料。就在美国独立日50周年
的那一天,在美国已经站稳脚跟,举国欢庆的那一刻,杰佛逊和亚当斯在同一天去世,成为美国
一个真实的传奇。而他们最后的通信,似乎在预示着美国对立党派此后的关系,他们是一致的,
他们又是分歧的。对立是最触目的,而在最根本的立场上,他们的共同之处,可以追溯到遥远的
《独立宣言》。
如杰佛逊晚年给亚当斯的信中说的:“我们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并肩战斗,为实现人类最宝贵
的东西——自治权而奋斗。”这个共同的出发点是理解美国政治非常关键的一点。他们并不是一
边是要君权独裁专政,而另一边要某种其他形式的专政。他们的共同理念和追求的目标,都是保
障《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建国的那一天,建国者明白,美国远非是完美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目标。这个国家还有历
史遗留的奴隶制,还有无数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状况。可是,给处于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以自然权
利,是建国者们的理想。随着民智开启,也成为多数民众越来越认同的立国目标,逐渐成为良性
互动。强势对立党派的差异,往往只是路径和方式的不同。因为,要获得多数选票,必须不偏离
这个立国之本。对立的观点共存和平衡之下,美国得到的收获是“中庸”。
美国此后的政党渐多。国际上的种种思潮涌入,什么奇奇怪怪的激进政党和政治组织都有,
有些激进组织可能在一时似乎有极壮大的趋势,左的右的都有。可是,只要是走得太远的、走极
端的,最终只能是成为一个弱势党。不是政府在扼杀和限制他们,而是民众不认同。这种趋势,
也随民众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这也是美国在政党轮换上台之后,一般都不会发动“翻天覆地”社会变革的原因。
好了,下封信再聊。
祝好!
林达
林达 2013-08-20 08:26:08
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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