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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个时期（民国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在广州的制共定乱，和十六年四 月十二日的全面清党，对中共颠覆本党，假借国民革命来赤化中国之 阴谋与暴行，予以致命的打击。中共此後的苏维埃路线，至民国二十 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於是他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指 使之下，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采取中立战术，先求 政治解围，再图武装发展，使其死灰得以复燃，更企图在我抗战最艰 苦的阶段，以散播失败主义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达到莫斯科独占 中国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对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号，及其 对民主各国所用的政治攻势和中立战术，都是以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 三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共对我国民政府所用的方法为蓝图，因此我认 为这一段历史事实，在今日尤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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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节　中东路事变与李立三路线
[58]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 正是史达林於击败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转向布哈林「右派」斗争 。为了进攻「右派」，史达林的政策转向左倾。在他这左倾的动向之 下，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继续其过去已告失败的暴动政策， 并且更加激化。大会决议案以「推翻国民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 级的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 李立三路线」的根据。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军队 侵入我东北之满洲里与海拉尔，压迫东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 日订立伯力协定。苏俄承袭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 面化了。莫斯科更对中共加紧鞭策，要他们承认「革命高潮是到来了 」，要他们配合城市暴动与农村暴动，「夺取几个政治和工业的中心 」，「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匪区内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 组织叫做苏维埃，其土地政策由农民平分土地转向农奴式的「集体农 场」。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匪军乘我们中央讨伐西 北叛军的时候，乃侵入长沙，并企图进攻武汉。莫斯科共产国际兴高 采烈，炫耀其「工农兵联合行动的胜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匪军 被我们当地的部队进剿不支，乃於八月三日从长沙溃退，同时他进攻 武汉的企图也化为乌有了。
[59] 　　李立三执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胜利了，那就是史达林的成就 。现在是失败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恶。於是这年九月，中共的党乃转 入米夫（Ｐａｖｅｌ　Ｍｉｆ）所领导的留俄的国际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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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节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暴动
　　民国十六年，中共「八七会议」的指导者纽曼，亦名纽堡，乃是 苏俄的暴动专家。中共当时的南昌暴动、汕头暴动和广州暴动，都是 采用他俄共暴动的理论和方法来实施的。十七年以後，纽堡的「武装 暴动」（Ａ．Ｎｅｕ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Ｕｐｒｉｓ ｉｎｇ）乃成为中共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的教程。从我政府所搜获 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於各地组织「行动委员会」煽动 群众、实行武装暴动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据这个教程为 其组织与行动的准则。
　　当时共匪对於城市，组织「赤色工会」为工人的基本组织。一方 面在总工会之下，组织各种产业「同盟罢工行动委员会」，发动总同 盟的政治罢工；另一方面，组织赤色先锋队，使其党员受军事训练， 准备武装暴动。对於农村，仿效苏俄的贫农团（Ｋｏｍｂｙｅｄ）， [60] 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当地团队武装，以武装其匪党农民队伍，实行 「农民协会专政」。然後由其所谓「工农军事委员会」纠合城市与农 村的武装暴力，组织「工农革命军」，来「争取数省或一省的首先胜 利」。
　　但是共匪学会了俄国式的武装暴动方法之外，还采取了中国旧时 流寇式的暴动方法。据共匪自己的军事训练教材「中国红军发展小史 」，说明民国十六年间共军流寇化的起源，是这样的﹕
　　「井岗山是湘赣边区的罗霄山脉。山区原有两股土匪，一个叫王 　　佐，一个叫王文才。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到了这里，不能不和他们 　　讲统一战线。」
　　此後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赎、筹款， 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 苏维埃政权」。
　　最初在「李立三路线」之下，共匪还是相信「以城市领导农村」 的原则，而其在农村中所制造的武装暴力，仍以夺取大都市为其最後 目标。这个时期，俄共的暴动方式还是占着优势。到了十九年九月「 立三路线」被清算之後，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在中共匪徒 中，就渐次抬头，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为中共暴动的主要路线了 。
[61] 　　不过中国农村是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之自治团体。同姓的家族以 血统为其纽带，异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联系，即使地主与佃农之间， 世代相处，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浓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们 这和平的农村中，制造斗争，发起暴动，若单是宣传煽动的一套方法 ，乃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以他们要特别采取打家、劫舍、绑票、撕 票，与洗村、裹胁的流寇方式。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 他的工具，使他们屠洗地主富农，杀害儿童，蹂躏妇女，逼迫受刑者 自掘坟坑来活埋自己，以及实施其灌水、灸火、轮奸、剖腹等等残忍 的暴行。就是这样，他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 佃农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 ，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 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 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以对其青年两性生 活的放荡，特别鼓励；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 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军每当侵入一个乡镇之时，他们就肆行其烧杀劫掠，煽动 其清算斗争，到了他从这一乡镇撤退之时，当地的壮丁被其裹胁以去 ，而残存的老弱妇孺，仍受其地下组织的控制和监视，不敢与国军交 [62] 谈，更不敢与国军合作。
　　特别是其共匪所盘据的地区，他对於民众的控制与消息的封锁， 乃是以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学方法，混合使用，来发挥其暴行 的效用。至於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 能，而发生心理的变态和生理的畸形，为惟一的手段。他们这样的刑 具，据当时各地民众向我政府所控诉的，乃有七十二种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详举这种恶毒秽亵，残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刑具名 称及使用的残酷方法。这是他们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其在各省匪区制 造暴动，以及今日大陆上，在各乡镇中控制民众的情景，自始至终， 还是有加无已的在那里实施。我们在这一点上，认为中共匪徒对民众 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是 青出於蓝，变本加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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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四节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内
　　国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两次集中兵力，围剿湘 赣山区的匪军，都没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 三次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无端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於渖阳。於是 [63] 国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调剿匪的部队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党 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机会，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 动学生，集合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国民政府毁谤侮蔑，无 所不至。同时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离间，造成「非蒋下野，无 法对日」的局势，使我不能不於当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党匪军重新 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此後中共匪军的活动，就是对准这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着着进 展，无异是其双方对国民政府，内外夹击，互相策应。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 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 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於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 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 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 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国难。我乃於淞沪停战之後，宣布攘外 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 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画，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 [64] 十一月，国民革命军击溃了豫鄂皖边区，徐向前匪部西窜川北。同时 鄂西洪湖贺龙匪部亦败窜鹤峰。但是正在国民革命军决胜的关头，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又侵入了榆关；三月，长城之战 继起。国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调大军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围剿计画又 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长城之役停战以後，我即於当年十月，复在南昌召集剿匪会 议，订定第五次剿匪计画，对江西匪区，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方针，一面禁运物资，封锁其经济，建筑碉堡，截断其交通；一面 开拓公路，步步为营，节节进剿。正当剿匪着着胜利的时候，共匪乃 策动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琛等的叛变，在福州组织所谓「人民政府 」。但是事变不到一月，迅归平定，剿匪工作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至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赣鄂豫皖五省匪区乃束小至赣南 山岳地带，其面积不过四千方里，与二十一年相较，几乎是五十与一 之比。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赣南的所谓苏区，外受国民革命军的压迫 和封锁，步步缩紧其包围圈，而其内部的农业集体化又造成农业生产 的衰落，和农业人口的减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窜与崩溃的一条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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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3-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五节　匪军的西窜
　　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期，共匪奉行其共产国际命 令，作成决议，认定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企图进攻长江中部的大城市 。但是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究竟能否成功，俄共与中共内部屡起争执。 莫斯科派罗明纳兹再度来到中国，视察匪区。罗明纳兹回俄後的报告 ，认为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必归失败，主张中共放弃瑞金，西走四川， 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史达林对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到了二十三年，在 我国民革命军围剿之下，八个游击区完全瓦解，残余匪军不能不化整 为零，突围流窜。於是莫斯科共产国际过去在其六次大会指使中共的 武装暴动、苏维埃组织、「土地改革」、对中国整个的赤化计画，至 此乃告一结束。
　　徐向前部窜入川北，企图入陕，我国民革命军迎头截击，并由军 事委员会参谋团联络川中各军，督率会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泽东 部亦由赣南窜到贵州，企图偷袭贵阳不成之後，潜渡大渡河，与徐向 前部会合於懋功松潘一带，两路残匪在毛儿盖会议中又告分裂。徐向 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转入云南。毛泽东彭德怀率部北上，展转流窜， 转入陕北，投靠当地土共刘子丹与高冈的老巢。其所残余部队共计不 过五千之数，在军事上实已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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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3-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六节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势
　　民国十八年苏俄侵略者的满州里事变，与二十年日本军阀的九一 八事变，明白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要从日 俄两个邻国夹攻之中，打开一条血路前进。中东路事件虽以「地方事 件」而暂告解决，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装暴动策应日阀 的侵略行为，仍然是这两面夹攻的变形。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安内攘 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谋抗日。这一决策的坚持不变，就是第五 次围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军对於国民革命军的围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窜。 他到了军事已走到绝境的时候，乃假借「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口 号，求作政治的解围。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 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Ｇｅｏｒｇｉ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在 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对於中国主张成立「广泛的抗日反 帝统一战线」。这当然是史达林的决策，也当然成为大会的决议。中 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一决议，在史达林指使之下，执行其「统 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新战略了。
　　这时候，朱毛匪军转徙川黔，渺无出路。八月一日，他们从毛儿 [67] 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其所谓「全国人 民联合国防政府」。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为了解救陕北的粮荒，派刘子丹部，伪称「 红军抗日的先锋」，渡河侵入晋西产粮地带。但匪军在同蒲路被国军 击败，刘子丹就歼。朱毛至此自知无力再作军事冒险，便不能不向国 府乞降，要求「停战议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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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七节　共匪的中立战术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谓「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 九一八」四周年宣言，以中立的姿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口号。这种中立团体在共产国际操纵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国各大 城市青年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立和发展。
　　就华北来说，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了 反对日军在华北设立「冀察自治区」，游行示威。这本是爱国运动， 却被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来执行其中立战术。单在北平天津和华北 各省，就有所谓「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 、「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三十个以上的团 体，出版各种报刊，千篇一律，为共匪国际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 传活动，平津华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样的不能例外。 [68]
　　「人民阵线」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开政客式的活动，挑拨地 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对政府与匪军，采取中立路线，来破坏政 府剿匪安内的政策。
　　「人民阵线」的作用是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 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 「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 阵营的背後，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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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八节　中俄复交与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军事上两面作战的危机。此 後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九一八事变之後，日本军阀在我东北制造伪「满洲国」，接着又 制造内蒙自治，制造冀东特区，并且制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国二 十三年之秋，发表一本「敌乎？友乎？」的小册，对日本提出警告。 其中说明日本军阀如不彻底觉悟悔改，停止其对华侵略，则中日两国 [69] 斗争的结果，就是同归於尽，并且一再明白的说﹕「日本必能明悉， 窥伺於中国国民党之後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 生如何之影响？」但是日本军阀并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继续施用 压力，企图孤立中国，以遂行其军事的侵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一 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政变，威胁其天 皇及政府。广田内阁成立之後，把他们侵华的计画，综合为「善邻友 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 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 就是灭亡。这是我们对日外交的一面。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断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两国复交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颜惠庆与李特维诺夫在日 内瓦公布中俄复交。但此後中苏关系没有进步，并且苏俄侵犯我中华 民国主权的行为继续发生。二十四年三月，苏俄不顾我国抗议，出卖 中东铁路於伪满洲国。这对於日本侵略政策，当然是一种鼓励。到了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广田三原则，我认为对苏 交涉应该积极进行。我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会谈，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西和平的途径。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 蒙互助协定是公布了。鲍格莫洛夫企图阻止我国民政府的抗议，竟到 [70] 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布秘密谈话相要挟。我政府对於他这一无赖 的插曲，置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向苏俄提出严重抗议。
　　这时候苏俄的对外活动是两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缓和国际 间对他的防范，故他对外进行着「和平外交」。而他的国际共产党部 却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对西方各国进行着反战运动和颠 覆工作。他的远东政策也就是这两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对中日冲突表 现一种中立的姿态，并且对日本力谋妥协；他的共党对中国则通过其 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各种团体，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同时发起「联俄」运动。这是我们对俄关系的一面。
　　然而当时环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并不是单纯的日俄两国的斗争。 具体的说﹕日本要求我们与他「共同防共」，并不是要求中日两国共 同对付苏俄。共匪及其外围团体的联俄运动，也不是要求中俄两国联 合对付日本。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要迫使我们 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 割。日俄两国固然各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但是他们为了共同对付西 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所以当时如果 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又或 [71] 於抗战发生以後，接受德国的调停，与日本停战议和，则日本究竟是 北进，还是南进，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抗日而联俄 ，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的覆辙，则莫斯科究竟是为了独占中国而对 日作战，还是挟持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促使日本南进，亦是不可 得而知的。总之，当时我们中国无论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 祸者总是西方国家。如果这样，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是将要 改变一个写法了。
　　当时我们政府乃撇开这两条危害国家生存，并破坏世界和平的道 路，而最後的决心，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之中 ，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的关系。二十 五年十月，我特派蒋廷黻继颜惠庆为驻苏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 等的基础上，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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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九节　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侵占芦沟桥事变发生。 中苏的谈判更是加紧进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 协定。其主要的条款就是﹕
　　　　「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 [72] 　　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 　　具。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 　　国家，对於彼此为任何侵略。」（第一条）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 　　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於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 　　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 　　不利於受侵略之缔约国。」（第二条）
　　我中华民国是受侵略国。我国此後与日本的「冲突全部期间」是 八年，中苏协定应该是这八年之内，两国和平共存的准则。我们且看 协定订立後，莫斯科对於这个协定，实行到如何程度，并且看他这八 年期间的作为，及其所发生的事实与结果，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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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节　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 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於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 解除，而後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 治任务。
[73]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 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後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 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 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 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 且他们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於九月 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 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 个报告，对於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後， 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 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 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74]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後他们终於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 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後作最後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 以陕西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 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 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分子及其外卫 组织的活动，於是「第三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 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 安坐镇，并准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 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 作用所在，使之不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 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 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 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 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会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 及今悔悟，尚未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 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 [75] 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 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 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刻亲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对他说 ，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 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 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 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 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 ，立即下命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 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以送我 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 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 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 ，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 了圣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於无条件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後才得完全明了。此事 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为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 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 [76] 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 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程度，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 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 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 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 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 北人，关於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 近有什麽重要消息麽？」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 谈。其他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谎言，不要说他，自然 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 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麽？」他忽现惊骇之 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着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 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是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 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 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 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 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 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 [77] 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 紧要。他就问我对於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 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 以後，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 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 ，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 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 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 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 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後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 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 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 。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作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 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围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 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 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 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 [78] 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 ，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攻心战 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後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 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 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 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 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麽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 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 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单 当方面军任务以後，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 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敌对作战的，但 由他收编以後，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 人，後来和谈後，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 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 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後， 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 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他 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 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 [79] ，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於一片爱国的诚意，那里知道对共 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於不伦，所以其他一切推断，亦就大 错特错了。
　　最後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後二 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 自知其预定的计画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 前所想像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 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三日才决 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 （杨虎成）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 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围组织的中立主义活 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 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注）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 　　　（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七）确实遵行　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 　　　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围团 　　　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 　　　政府为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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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3-1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一节　中共问题的解决-「共赴国难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着手收编共军；其关於党与 政治的问题，由周恩来到南京续行商谈，仍以四项原则为根据。二月 十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商谈的结果，致电本党三中全会，提出如 下的四项原则﹕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 　　　　　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受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 　　　　　共同纲领。
本党三中全会於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根绝赤祸案」，针对共党的四项 原则，决定四点原则如下﹕
　　（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 　　　　　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 　　　　　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义之武力；
　　（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 [81] 　　　　　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 　　　　　苏维埃政府」及其他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
　　（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相容，与 　　　　　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 　　　　　赤化宣传；
　　（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 　　　　　种种之对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於夺取民众与 　　　　　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 　　　　　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 　　　　　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 　　　　　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 　　　　　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82] 我为了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於二十三日发表谈话，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 　　。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 　　，皆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 　　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 　　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 　　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於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 　　，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祸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 。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 。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 ，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 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 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 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 战胜利的朕兆。
[83] 　　不料共党此後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太 过，卒至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 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 ，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这一事 实的严重教训，虽对於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於今日自由世 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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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二节　国府改编投诚的共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布收编投诚的共 军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 指挥；共辖三个师，其兵额是二万人。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 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长官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编叶挺项英的江南各地共军，成立新编第四军，以叶项 为正副师长，共辖四个支队，其兵额是一万余人，列入第三战斗序列 ，归顾长官祝同指挥。
　　以上所述本党的「根绝赤祸案」，中共的四项诺言，以及共军编 [84] 入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战时期国共「和平共存」的根据。现在我们就 拿这些根据，来检讨此後共党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样发展和转 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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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三节　国民参政会议与抗战建国纲领
　　二十六年七月，长期抗战决策之初，中央召开牯岭茶话会，实即 为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集会。抗日战事既已开始，中央复邀约 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领袖，成立国防 参议会，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设立国民参政会， 由各党派、各民族、各职业、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组织之。其第一次大 会即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这一纲领确定了三民主义为救国建国最高指导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最高统率的统一领导权。
　　这一纲领确定了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国际和平机构，促进国 　　　　　　际合作之外交方针。
　　这一纲领确定了战时民主制度和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的原 　　　　　　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培养国民道德，维护中国文化的方针。
　　这一纲领更是各党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据。
[85] 　　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议会。每当开会时期，政府提出 军事政治报告；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政府亦随时提出报告，徵询大会 的意见，并取得大会的支持。国民参政会的建议案虽是供政府采择或 参考，但其重大的决议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实施。
　　一般人常以为国际共产党反对议会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实际 上，在这抗战期间，中共所坚持的战略原则及其最後目的，虽为「召 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但是他亦与其他政党一样，仍然指派 代表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我们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间，四届国民参政会 里，共党的议会战术是这样的﹕
　　（一）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使一般国民相信共党是坚决 　　　　　抗日的，共军是勇敢作战的
　　（二）联合各党派无党派一部分参政员，以中立的姿态，在共党 　　　　　对政府作斗争，及共军与国军冲突时，转嫁其责任於政府 　　　　　；
　　（三）在他的宣传不能发生效果，或一般参政员不予以支持时， 　　　　　共党即拒绝出席，或中途退席，来破坏或阻碍大会的进行 　　　　　。
　　但是国民参政会仍然得到一般国民的信任。抗战建国纲领更是全 [86] 国国民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准绳。
　　我国民政府对於这个会议始终是尊重的，对於这个纲领始终是信 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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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四节　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姿态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 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 　　　　　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 　　　　　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 　　　　　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 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
[87] 　　（一）「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 　　　　　，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即共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 　　　　　的地位。」
　　（二）「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 　　　　　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
　　这就是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路线。此後八年之间，他的行动，当 然是跟着这一路线。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 领史达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 後的行动，得到确切的证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鲁舍尔九国公约会议开 会的时期。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 ，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 可以向日开战。」
　　二十七年，日德义三国缔结同盟已具体化。莫斯科对於我们中国 对日抗战，认为可解其东顾之忧。莫斯科这时对中国抗战的长期化的 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军企图进攻武汉之时，苏俄与 中国的密切友谊，及其对抗战的援助，都是基於他这一希望。而中共 对政府的态度不过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达林来函对中国抗 [88] 战的必胜，表示其「坚决信念」。九月间，中共所谓「中央六次全会 」在延安开会。周恩来不待会毕，即携毛泽东函到武汉来见我。其中 说道﹕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 　　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 　　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於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 　　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 　　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领导之下，严防与 　　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 　　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 　　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 　　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 　　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 　　终必能於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 　　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於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是「两党之长期合作」，闭口 [89] 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的口吻，反使我发生疑 虑。而且他所谓「长期合作」，另有其实质的要求。周恩来这时向我 们本党建议四点﹕（一）是停止两党的斗争；（二）是共产党员可以 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 （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 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籍。於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 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间的惨 痛经验，是不再上当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对着民族抗战所激 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以及全体民众心理与舆情压迫之下，他自 不能不信守其诺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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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五节　史达林的转变
　　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内阁总理达拉第，为了安抚希特勒，而举 行慕尼黑会议。这个会议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焰，欧洲局势已临到爆 炸的边缘。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达林突然在俄共第 十八次党大会发表演说，指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第二 年，这个战争从上海到直布罗陀，卷入了五亿人民。」他强调苏俄今 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并且说苏俄为了和平而努 力与一切国家保持和平，与邻邦建立亲切的友谊。这一演说就是史达 [90] 林从「统一战线」转变为「保卫祖国」的信号。
　　史达林这一演说，显然鼓励了纳粹主义的侵略行为。三月十四日 ，希特勒分裂捷克，接着就把捷克整个并吞了。史达林此後与德国秘 密交涉，同时仍然公开与英法谈判。我们国民政府当然希望苏俄与英 法的谈判成功，来阻止欧洲的烽火。这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在莫斯科， 於六月十六日与苏俄订立商约，他向史达林转达我的一封信。我在这 封信里对英苏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史达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 语句﹕
　　　　「我们与欧洲诸国的谈判，如果这谈判可得圆满的结果-- 　　并非不可能--那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步骤，使爱好和平的国家 　　在远东也可以联合起来。现在时机已到，使这种集团可以成功。 　　」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含混的。他所谓「与欧洲诸国谈判」与「爱好 和平国家的联合」，可以解释为英美法苏的联合，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一种联合。但是他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德日义苏的联合，那就是日本 军阀与德国纳粹所希望的了。
　　史达林这时还不希望我们发生过大的怀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说道 ﹕
　　　　「因为两年战争，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开始慌张，不深加 [91] 　　考虑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苏以及外蒙共和国。这实际已是日本力 　　量在衰弱的徵候，日本此种行动将使大家一致对付他。苏联已给 　　日本以应得的反击，英美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加害日本。我们不 　　怀疑日本在很短的将来，会得到中国的一个一百倍的打击。」
　　他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我们抗战表示好感，并且标榜其俄 日在我们东北诺孟罕冲突的战役，来证明苏俄亦从事反日斗争。但是 他提到日本攻击「苏联和外蒙共和国」，这里面就伏着一个苏日谈判 的根源，并且抵触我中华民国对外蒙的主权。
　　八月二十三日，史达林竟公开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助协定，促成 了欧洲战争。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中立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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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六节　中共的转变--第一次商谈
　　国际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 进行的。此时，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苏俄，竟一转而与纳粹主义 的德国订立互助协定，促使其对西方民主国家作战。於是国际的共产 党不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并且要在「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 号之下，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互相策应，来破坏西方国家 [92] 备战和作战的工作。中共此时亦跟随莫斯科而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赞扬苏德协定是苏俄外交政策的胜利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以为「这个协 　　　　　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 　　　　　争的阴谋，打破了义、德、日反共集团对於苏俄的包围， 　　　　　巩固了苏德两国的和平，保障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进 　　　　　步。」到了欧战爆发之後，中共更公开指斥其为帝国主义 　　　　　战争。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安演讲「第二次帝国主义 　　　　　战争」，明白指出「不论是德、义、日，不论是英、美、 　　　　　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反 　　　　　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他所 　　　　　提出的政治主张，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 　　　　　争」。所以中共在这个时期，公开反对美英「帝国主义」 　　　　　，攻击我们国民政府与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发起其联 　　　　　俄运动，并企图将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为其所谓「革命 　　　　　战争」即内战。
　　（二）在军事行动上，中共的「七分发展」，乃更趋於表面化， 　　　　　而在其实质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国际反战运动的一个 　　　　　支流。同时，毛泽东更企图从此实现他在抗战初期所预定 　　　　　的「三阶段论」之第三阶段计画。（注）
[93]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改名）进入山 西。此後即自由行动，最先建立晋冀察军区及晋冀豫军区，并继续进 入冀鲁豫平原，更到处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 ，以扩充其实力。并进入冀中的吕正操部，在博野一带围攻中央的抗 日民军张荫梧部。进入冀鲁边区的邢仁甫部，在盐山袭击中央的第五 十三游击支部，杀害其司令孙仲文。刘伯诚徐向前部在冀中鲁西收缴 团队枪枝，攻击河北山东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职权。
　　二十八年三月以後，中共的态度更是恶化。他组织了陕甘宁边区 ，成立特区政府，又在镇原宁县一带策画暴动。其「山东纵队」进入 苏北，肆行暴动。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团军更成立「五台晋冀察绥边区 政府」，又在晋南煽动韩钧部队叛变。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见周恩来叶剑英，规诫共军，应信守诺 言，服从政府命令，执行国家法令，解决各地的纠纷。二十九年一月 ，参谋总长何应钦对共军参谋长叶剑英提示﹕中共违令扩充之部队及 军区应加纠正。但共党的要求是十八集团军的兵额扩充为三军九师； 其「陕甘宁边区」不仅保持，且再加扩展。商谈乃陷於停顿。
　　此後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锺麟部及朱怀冰部，为共军所迫 [94] ，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晋西北之赵承绶部，河东之王靖 国部，均为共军所袭击，全省局势更趋混乱。山东方面，鲁西之孙良 诚高树勳各部亦为共军所迫，退至黄河以北。共军更从鲁西向豫东皖 北伸展，企图与江南向北移动的新四军打成一气。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统率部为消弭各地的冲突，作成提示案， 由何总长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同意，交周恩来於二十四日到陕北 交朱德彭德怀等遵行。我统率部同时命令各部队避免与第十八集团军 及新四军冲突。提示案之要点如下﹕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为「 　　　　　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 　　　　　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 　　　　　为战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 　　　　　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於奉令後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 　　　　　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 　　　　　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
（注）参看本章第十四节，第八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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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3-1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七节　新四军事件
　　各地军队对於统率部的避免冲突令，虽一体服从，但十八集团军 对於提示并不遵守。这年（二十九年）八月，鲁西共军向鲁南进攻山 东省政府所在地之鲁村。省府主席沈鸿烈为避免冲突，撤出鲁村。同 时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 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 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
　　统率部鉴於共军在鲁苏各地造成的严重局势，乃於十月十九日， 由何总长以皓电重新布达这个提示案，限新四军於十一月底以前，开 赴提示案指定的黄河以北作战境内作战。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对朱德 彭德怀叶挺项英下令，将黄河以南的十八集团军，於十二月三十日以 前，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的新四军，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 至江北，并於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
　　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三十年 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於三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将叛军解散。一月十七日军事委 员会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拿获，交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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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3-1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八节　苏日中立协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於访德之後 ，访问莫斯科。苏俄外交部次长於三月二十七日对我驻俄大使说﹕「 史达林接见松冈，是纯礼帽问题。」四月十一日，驻华之俄大使潘友 新对我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 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於其隔日--四月十三日公布了 。
　　这一协定，日本承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苏俄亦承认所谓 「满洲国」，不仅妨害中华民国领土主权，而且是更进一步粉碎了「 解决中俄悬案大纲」与中苏互不侵犯的协定。我们只要看他共产集团 的首脑部--莫斯科破坏国际条约到了这个地步，而其中共对於他的 一切诺言是怎样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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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九节　德俄战争与中共的态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战争爆发，迫使史达林再转变 。在史达林转变时，毛泽东也就随着转变。中共此後对於国民政府， 保持着一段平稳的态度。
　　三十一年八月，德军深入苏俄的高加索，进逼伏尔加河。九月， [97] 德军直迫史达林格勒城，由十月到十一月，俄军与德军就在城里逐屋 作战。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派林彪到西安来见我。林彪陈述意见，极 力表示中共拥护抗战建国，及其「精诚合作，永远团结」的诚意。他 对我陈述有如下的要点﹕
　　　　「毛泽东一再告学生，今後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 　　片』，以求现在能『精诚合作』，更求将来『永远团结』。此种 　　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 　　为政治上全党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决不能照恩格斯马克斯列宁与史 　　达林之具体办法，依样实行。彼等所主张与实行者，决不能依样 　　行之於中国。」
　　　　「即如　孙总理在三民主义中所指示革命救国之方略，与中 　　央对於抗战建国所决定之方针，凡此规定，中共均无异意。」
　　　　「目前因为彼此作风各异，一时尚难强同。吾人唯依三民主 　　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努力，期无违国民之公意，而共趋团结抗战与 　　统一建国之鹄的，此则中共所盼於　委座领导之下，奠立稳固基 　　础以底於最後成功者。」
　　毛泽东这一态度仍然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反映。也就是这年十月 [98] ，潘友新回俄述职。他返任时，携来史达林十二月十一日函。史达林 和平共存的表示，显然就是毛泽东和平共存的意见的蓝本。这封信的 要点如下﹕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艰苦尝试过程中，处处表现。将 　　来必能坚而且笃，久而不渝。」
　　　　「在战争完全胜利之後，此种友谊，必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 　　之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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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节　苏俄侵略外蒙及其并吞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 梁海。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苏俄乘德苏战争的时机，并吞 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梁海。本节略述苏俄侵略我外蒙古 的经过，及其并吞唐努乌梁海的步骤。
　　民国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发表宣言，明白表示苏俄放弃其在 蒙古的特权。但是民国十年，西伯利亚俄军即藉口追击白党，侵入外 蒙。这年七月，俄军进入库伦，即由俄共所制造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设立其所谓「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国十年八月，西伯利亚俄军侵占我外蒙所属一部之唐努乌梁海 [99] 。苏俄政府即制造其「土文独立国」，并公布其俄式「宪法」，乃成 为苏俄的第一个附庸。
　　民国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成立，其第五 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并尊重在该领 土内中国之主权。」苏俄政府并承诺两国将来商定有关苏俄由外蒙古 撤退其驻军的问题。
　　但是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 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其俄式「宪法」，改称「蒙古人民共和 国」，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的条款，一笔抹煞。於是外蒙古乃成 为苏俄的第二个附庸。
　　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军侵入苏俄。土文傀儡组织召开其苏 维埃式的「呼鲁丹」大会，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到了同年八 月十七日，苏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请愿」，并入苏俄领土。 十月十三日，莫斯科「最高苏维埃」批准其为苏俄的一个自治区。於 是唐努乌梁海乃从苏俄的一个附庸变为苏俄赤色版图的一个自治区。 这一转变，也就是此後苏俄处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历史先例。（注）
（注）苏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乌梁海，并为其一州，实 　　　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时期，帝俄策动哲布尊丹巴 　　　呼图克图宣布成立所谓「大蒙古帝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 [100] 　　　年）十一月三日，帝俄公布其所谓「俄蒙协约」，并要求其驻 　　　华大使要求中国承认其协约有效。民国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 　　　与帝俄订立「中俄协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中 　　　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民国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与俄蒙签订 　　　「中俄蒙条约」，规定外蒙为中国领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 　　　而实际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独占贸易与建设铁路的特权。 　　　同时复将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分离，而纳入帝俄的版图，直 　　　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称为唐努土文。民国六年，俄国革命爆发 　　　。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愿，重回中华民国怀抱 　　　。但苏俄仍袭取帝俄的传统手段，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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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新疆归向中央
　　苏俄并吞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的翌年，新疆脱离苏俄的控制，而 归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盘据东北，窥伺冀察的时期，也 正是苏俄侵入新疆，操纵行政，掠夺资源的时期。民国二十二年（一 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苏俄策动新疆政变，以盛世才为督办。苏俄 对新疆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说是步步加紧。
　　二十三年一月马仲英部队围攻迪化，苏俄派遣红军进入新疆，助 [101] 盛攻马，这就是他对新疆的初步军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 年）苏俄以防止日本侵略为藉口，派遣正规军「红军第八团」进驻哈 密。於是苏俄对新疆的军事控制计画，及其隔绝中央与封锁新疆的计 画，完全实现了。
　　苏俄对新疆的侵略，是军事与经济并进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年），苏俄假借「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五百万金卢布 借款合同，中国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获效果。二十七年，苏俄引诱 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产党。此後苏俄对新控制更为加强。全省各 机关密布苏俄人员。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苏俄乘德苏协 定之後，欧战方殷之际，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签订「租借新 疆锡矿条约」，托词开采锡矿，将新疆全省随地设置铁路、公路、电 话、电台，及测量、探矿、建筑、居住，与驻紮武装守卫等权，一律 归於苏俄，其期限为五十年。此无异是苏俄并吞全新野心的一个铁证 。
　　前面（注）说到毛泽东残部，於二十四年八月，从川北向西北流 窜，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图从新疆取得苏俄的支援。後来因为 他在陕甘边境被我国民革命军中途阻截，才转往陕北，依附刘子丹和 高冈的土共。
　　新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久已列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亚洲 [102] 心脏部的战略基地，只有完全隶属於我中华民国主权之下，才有贡献 於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民政府虽在这抗战期间，全付力量 都用到对日作战，而对於我大西北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仍尽力保持 ，决不许苏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国际路线，与苏俄打成 一片，来改变整个亚洲的形势，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苏俄对新疆压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 胁。三十一年四月间，苏俄在新疆的领事及特工人员共同制造政变， 企图推翻盛世才，来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我在是年八月间，巡视 西北陕甘宁青各省，并派蒋夫人同朱少良将军飞往新疆省会之迪化， 慰问当地军民，乃与盛世才商决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与还政於中央问 题。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即接受中央命令 ，完全输诚了。此时苏俄闻讯，立派其外交次长赶赴迪化，要求盛世 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苏俄所作的在新疆施行共产主义之诺言，并 以此相要挟，未得结果，怅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 中央所委派之军政各机关主管长官入新到任，於是新疆之收复工作， 大体就绪，乃由我中央要求苏俄将其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及在迪化 郊外头屯河飞机装备厂之驻军及其他机关，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 政与主权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苏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军进 [103] 驻哈密。此正苏俄宣告第三国际解散的时候，也是苏俄正向世界反侵 略国家强作笑貌的时候。
　　但是史达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势已不可挽回，乃令苏 俄大使潘友新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递一 个节略，指责盛世才对俄的措施为「非法的及仇视的行为」，另外他 把「盛苏密约」交给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坏中央对 盛世才的信任，同时制造盛世才对中央的疑惧。但是这个密约，盛世 才在决定归顺中央的时候，已经全部报告了，所以他这种反间计不曾 得手，徒然显出他自己邪恶的无赖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复新疆以後，莫斯科立刻策动苏俄与新疆阿尔太山区域 的哈萨克游牧民族，发生边界上的武装冲突，来寻找他侵略的藉口。 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间，苏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员，又发动其挑拨反间 的惯技，从事活跃，几酿政变。但是中央立即采取宽大政策，公正处 理，旋即平定；并调盛世才到中央服务，将新疆军政事权直接听命中 央，纳入常轨。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苏俄认为其在迪化，已无隙可乘 ，乃只有利用其潜伏在伊犁之俄谍及共产分子，给以大量军械，突袭 伊宁城市，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嗣後并攻陷我飞机场军 事据点。三十四年迪化苏俄总领事馆人员，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 态和方法，促使伊犁叛党对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决。省府为谋取暂时 的平定，乃允其叛党首领，加入省府，任为副主席。在中央以为此一 [104] 宽大之处置，可以化除当地反侧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的阴谋 ，自有其一贯的步骤。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战局不利之 际，这一「联合政府」中所收容的分子，遂首先策动叛变，推翻中央 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我们必须指出﹕这第 一个俄共所倡导的小型「联合政府」，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後，他们 在其附庸国家所设联合政府之典型。
（注）本章第五节，第五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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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在华特权的撤销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同时进攻 菲律宾、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造成了中美英并肩作战 的形势，也注定了日本侵略主义失败的命运。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华民国与美、英、苏等 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 表示共同作战，争取最後胜利的决心。我们认为这一共同宣言签订之 後，全世界只有一个战争，一个同盟和一个前途。而我们中华民国的 任务不仅是与同盟国共同「解决日本事件」，并且要与同盟国共同建 立世界永久和平。
[105] 　　这年十月九日，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向我国驻美英的大使馆表示 ，两国政府为了加强其对中国盟友的友谊与合作，决定放弃其在中国 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并将於最近期内，向我国提出新的草案。次 日为我中华民国国庆日，美、英两国政府复同时就此一决定发表声明 。
　　我在战时首都重庆各界庆祝国庆纪念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并 且说明﹕「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 除，　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 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 ，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期无愧为同盟国的一员。」这 时我全国国民，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国必成的热望。
　　但是莫斯科对中国的政策却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战争未爆 发以前，俄共希望中国长期抗战，阻止日本的北进。中共更要在长期 抗战过程中，发展他的武力，扩大他的地盘，达到他分裂中国和征服 中国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国参加华盛顿同盟宣言以後， 史达林就要打算怎样破坏中国抗战胜利的成果，阻止我们独立统一而 强大的中华民国的复兴。毛泽东也就要替莫斯科这一全面转变作准备 。而其首先的一着，要使美英两国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的重大步 骤，不影响中国国民，使其发生任何亲西方的倾向。莫斯科及其国际 [106] 共产党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苏俄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引起中国 国民对俄的好感，乃成为中共组织建立与发展的契机。而美英两国在 中国抗战艰苦的时期，作此重大的宣布，这在俄共对我们中国正在进 行及将要进行的野心企图，不只是对其政治阴谋上的一大阻力，而亦 对於其历来虚伪宣传上一大讽刺。所以俄共与中共从此集中其全力， 要在国际间，破坏我们国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誉；并在中国国民中间 ，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 着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 ，多方扬言中国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此其 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 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但是中国全体国民都珍视盟国美英这一历史性的友好行动，而且 竭诚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对於他们这些反宣传，都认为是谎谬 怪诞，更知其用心叵测，故在社会上并没有发生丝毫影响。不过国际 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恶意宣传，却指摘这一平等新约的行动，是英美「 对中国统治阶级的安抚政策」，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向日本投降」 ，并且是「为了增高国民政府的威望，帮助他战後对於全国的控制」 。这一派的国际共党同路人的论调，可以爱卜斯坦所着「中国未完的 革命」一书，作为他们的代表。（注）这当然是对於我们国民政府有 [107] 意的毁谤，同时也是对我们盟国歪曲的诬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与中英平等新约公布。我全国各界人 士热烈讨论战後建设的各种问题。我政府确立战後第一期经济建设方 针。我更提出战後十年建设计画，要求全国国民集中其意志与力量， 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准备抗战胜利之後，善用独立自由的地位，欢迎 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合作，建设中国为统一民主的现代国家。这一要求 ，得到全国国民一致的支持，却受到国际共党恶毒的攻击。当然，我 们如能在抗战胜利之後，以独立完整的主权，本於平等互惠的原则， 与西方盟友合作，来开发我国家丰富的资源，提高我国民生活的水准 ，建设中华民国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自是我们 全国国民所企及的。这一计画却是莫斯科及其侵华工具中共党徒所不 能容忍，而必须加以阻扰和破坏的。
（注）爱卜斯坦所着「中国未完的革命」一书对於盟国撤废其在华特 　　　权之诬蔑，乃有露骨的叙述。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ｆｉｉｎｉｓｈ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３４１－３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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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　第二次商谈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军驱德军於史达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 [108]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军开始肃清高加索区的德军。就在这个 时候，中共的态度又转强横。江苏山东的共军乃重新起而袭击各地的 中央抗日部队。
　　其在长江北岸新四军残部，复乘我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部与 日军正在激战之际，他们就在我江北作战基地之涟水，袭击中央军的 预备队一一二师。同时十八集团军亦在山东方面袭击中央所指派的于 学忠部队。
　　而其周恩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晋谒何总长时，亦提出四项新的 要求，即（一）共党取得合法地位；（二）其军队希望编为四军十二 师；（三）其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四）黄河 以南各军开入中央指定之作战区域，请俟战後。何总长重申二十九年 皓电提示的原则。周恩来表示其对原则业已接受，但对开拔的时间与 军队的数量，要求重新商谈。
　　这次商谈，周林显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而没有得到具体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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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四节　中共全面转变的准备--整风运动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这整风运动乃 是中共准备全面叛变的基本工作。在这抗战期间，民族意识发展到最 高潮。中共要背叛国家，要破坏抗战，要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 [109] 府，必须从他每一个党徒的思想中，毁灭其民族性；为了毁灭民族性 ，必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 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其所谓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势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下，对於民 族思想与自由思想，痛下攻击，而其对於党徒的最後要求，就是「以 阶级性克复民族性」，乃至「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在整风运动中， 王实味说了一句话﹕「史达林伟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严厉 的检讨，最後是失踪了。这「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风运 动的第一个宗旨。
　　中共这次的整风开会，参加的干部前後总计三万人。自三十一年 二月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报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 中间还举行了四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 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建立「毛泽东的一元领导 」，就是整风运动的第二个宗旨。
　　苏俄布尔雪维克以其自己的模型，来制造各国共产党。所谓「毛 泽东主义」就是史达林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的一元领导」也就是 史达林个人独裁的中国型。自史达林格勒之战以後，史达林更加彻底 使马克斯主义俄罗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废弃了的帝俄时代一些 [110] 偶像重新标榜起来。例如彼得大帝、古图佐夫（Ｋｕｔｕｚｏｖ）、 沙伏洛夫（Ｓｕｖｏｒｏｖ）、米宁（Ｍｉｎｉｎ）、波兹哈斯基 （Ｐｏｚｈａｒｓｋｙ），这些俄罗斯民族战争的人物，至此都成为 民族英雄，而史达林亦俨然自比於彼得大帝，於是共产主义也就成为 大斯拉夫主义的外衣。中共为什麽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为什麽要建 立「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显然出自史达林的指 使，要共党把权力集中於毛泽东一人之手，好叫他翻云覆雨，卖国害 民，不仅要将现在四亿五千万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并使我中华 民族灭绝人性，世世充当他大斯拉夫的奴隶牛马，而不复自觉其为黄 帝子孙。这就是他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及其实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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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五节　共产国际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布解散共产国 际，使全世界为之震动。我亦信以为这是俄共对美国精诚合作的表现 ，而决不是伪装的姿态。因为我相信，如果像共产国际这样各国共党 的司令台，并且是他们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达林竟将其撤销，这还 不是真实的而是伪装的话，那就是他对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产，此後 就没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为了。所以我当时曾对罗斯福总 统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这第二次大战中最大的胜利。」 [111]
　　不料史达林解散共产国际，在表面上，是针对着德日义三国反共 盟约，而促进世界反轴心的民主战线之团结。但在实际上，这仍然是 史达林的政治战术与宣传手法，也就是他在史达林格勒之战得到胜利 之後，对世界施展其国际阴谋的张本。因为共产国际既已「解散」之 後，各国共党在莫斯科的战略计画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阴谋暴行，而 莫斯科就可不负任何政治责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通过其统一战线 的决议以後，共产国际系统之下的劳工国际、青年国际以及妇女国际 这一类的组织，逐渐改变为区域组织并改变其名称，以便利其在外卫 群众中发展。直至此时，共产国际本身亦转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 布其解散，完全是史达林当时运用其「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政治战 术与宣传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战略计画之中，我们中国仍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他为了开始对这一目标进行攻击，首先就要隐蔽莫斯科与中共的直接 隶属关系。於是延安的整风运动，提出了「马克斯主义中国化」的口 号，指出「毛泽东思想」，认为他就是「中国的马克斯主义」。这一 着亦是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作准备。所以中共的整风运动是从三十 [112] 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为止，而共产国际也就在这年五月宣布「解 散」了。
　　自此时起，在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宣传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 产党，不再是苏俄的工具，而是中国农民的「民主党派」和「土地改 革者」。自此时起，莫斯科与延安就开始对我国民政府毫无忌惮的作 猛烈的政治攻击。
　　美国共产党这时亦改名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以掩蔽其苏俄 间谍的本质。但莫斯科赋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美国 舆论和政府中，直接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信誉，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 系；间接为中共宣传其抗战努力，实力强大，和「土地改革」与「新 民主主义」，描写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几乎是 乌拖邦的理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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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六节　罗果夫通讯--「两个」中国之说的由来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 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Ｒｏｇｏｖ）批评 中国政府的长篇通讯，诋毁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 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 力。并且说「他们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冲突，极力想破 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 [113] 动」。他在通讯中明白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导致美国朝野误信 中国国民党内，真有一班制造内战的「顽固派」。这就是俄共的塔斯 社积极为中共全面转变时作宣传的准备。於是美共的机关报「工人日 报」及其他二三报纸转载罗果夫的通讯。中共的通讯社「新华社」更 引用这篇通讯，说是「同盟国家的舆论，猛烈攻击重庆当局的倒行逆 施」。
　　太平洋学会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远东研究」，刊载毕生 （Ｔ．Ａ．　Ｂｉｓｓｏｎ）「中国在联合作战中的地位」，更提出 「两个中国」的论调，指中共匪区是「民主的中国」，中华民国是「 封建的中国」。今日国际社会中所流行的「两个中国」的论调，也就 是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旧调重弹。
　　自此以後，国际共产党努力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上打击中华 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誉。一切「贪污」、「无能」、「反动」、「独 裁」的名词，反覆积累，加於我中华民国国家、政府和我个人，其目 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陷於孤立，并乘国民政府对日抗 战最艰苦的阶段，使抗战归於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这就是 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图，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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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3-2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七节　日苏瓜分中国的蓝图和两个战争合流的徵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革命之後，列宁乘德军的神秘棚车，穿过德 军的前哨，回到俄国，策画政变。「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宁立即 发布两道命令，一道是土地归於农民；一道是对德表示和议。这一种 利用失败主义来取得政权的阴谋故智，中共於民国三十二年整风运动 结束之後，即企图其在中国照样实施。
　　远在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淞沪战争爆发之後，苏俄驻上海的总领 事馆由虹口迁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苏德协定激起了欧洲战争， 俄总领事馆又由法租界迁回日军军事区虹口的原有馆址。此後日本军 部特务机关与俄领馆之间，联系日密，亦并不因苏德战争而有所间断 。其实当时南京汪伪政权之成立，乃是受到苏俄的鼓励。因为俄总领 事透过日军特务机关，表示莫斯科对汪伪组织，将於适当时间予以承 认。
　　日本与苏俄秘密谅解的基础，就是两国瓜分中国领土的计画。二 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日本参谋本部驻在上海的特 务机关，立即与汪兆铭积极进行其「组府」的谈判。日方所提的「日 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说明了日本军阀与俄共分割中国的全盘企图。 他们在北方以东北伪满洲国为其大陆政策的根据地，而割取其所谓「 [115] 蒙疆自治区域」及「华北紧密协力地带」，包括山西、河北与山东各 省；对华中以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沿长江而上，直达宜昌；在华南， 以台湾与海南岛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据地，而以福建广东为其外缘。至 於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之大西北区域，则承认其为苏俄 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为苏方所谅解的条件。当时我获得 这个情报，并不为奇。我相信苏俄之志，决不在此，日本军阀出此一 着，徒见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一月，「日支新关系 调整要纲」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来，而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乃大 白於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苏中立协定」不过是这个野心计画的一 角。上海苏俄总领事对汪伪组织的支持，更是不成问题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战，三十三年平汉路南端之战，中共 将我国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画，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 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抗战大後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乘机突破国 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我川黔 抗战根据地。所以国际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的全面宣传攻势，其幕後 还有全面军事攻势，着着进行。
　　在中共与日军呼应的时候，苏俄亦与日军侵华战事相呼应。三十 [116] 三年三月，日军对华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蔓延粤汉路。 其时陕北共军集中兵力，企图乘此时机，侵入甘肃，打通延安与苏俄 的交通路线。苏俄驻迪化的总领事馆也就在这一年内，策动新疆一联 串的事变。（注）
　　这是中俄及国共「和平共存」中的一个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 对华直接而公开的战争，与苏俄对华间接而无形的战争，这两个战争 合流的一个事实及其内容。
（注）本章第二十一节，第一零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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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八节　第三次商谈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苏俄对德军的夏季攻势，恢复了俄境以 内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国的最後失败已见端倪。史达林对战後世界的 全盘计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确立。他拒绝参加开罗会议。他於这 年十二月，怀抱着整套阴谋，到德黑兰与美英首长举行会议。在欧洲 方面，他击败了邱吉尔所主张的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提议，促成盟 国在法国登陆的计画。这是史达林世界战略第一回合的胜利，注定了 战後东德沦亡的命运。
　　三十三年一月，俄军解了列宁格勒之围。二月至三月，俄军收复 [117] 了畿夫，从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进，并击退了克里米亚的德军。 在这个时期，中共对我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当然也更进一步的 积极展开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谈，中共的要求，愈谈愈高，最後更完全变质。 从这一谈判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全面政治斗争的动向。
　　中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与政府代表王世杰等会谈中， 提出十七条，其内容还是与过去两次要求，相差不远。关於军事问题 ，中共要求四军十二师之数，於战後转移至指定的防地。关於边区， 要求改为行政区，隶属行政院，不受陕西省政府指导。关与党的问题 ，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此外则首次提出「 撤除陕甘宁边区军事封锁」。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关於解决目前若干急 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乃将历次商谈的内容，几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条件如下﹕
　　一、关於共军数目，改变要求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关於陕甘宁边区，改组行政区，改变为要求政府「承认陕甘 　　　　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 　　　　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118] 　　三、关於移防问题，改为「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 　　　　抗战结束後，另行商订」。
　　中共关於边区问题，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请政府公平分配於 　　　　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二、「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取消对於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 　　　　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此次更提出「关於全国政治」的条件如下﹕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 　　　　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这次商谈，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变，其所提条件一次比一 次苛刻，当然得不到何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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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九节　史迪威事件-中共对魏德迈将军的排斥
[119] 　　我对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别说明的，就是中共关於盟国 军援的分配及边区封锁之解除两点。这两点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症结。
　　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工作，在缅北作战，我时时感怀他的劳绩，对 於他平时的各种建议，亦无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缅战场的时期， 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爱国民主党派」 ，同时诬蔑我个人是顽固和反动法西斯的时期。他也是受了这种宣传 的影响之一人。他误信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他向我要求把国 军和共军同等装备起来，将共军开出边区作战，同时也将晋、陕两省 被共军牵制而防备其叛乱的国军，开出作战。可惜他对於共党的阴谋 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过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 的事实。他也没有预想共军得到装备，开出「边区」之後，将取何种 手段来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史迪威将军後来对我的争执，完全是共 党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两国军队在中缅战场上的合作，几 乎因此而完全破坏。
　　我自己觉得我对史迪威将军最大的遗憾，就是在他来华服务之初 ，不管他对我所说的话，信与不信，我应该把俄共对中国革命与抗战 的阴谋及其目的，以及经过事实，明白告诉他，使他事前能够了解和 预防。但是我以为自己与他初次共事，互信的关系并未完全建立，所 [120] 以没有向他切实说明。惟有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错误。这 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迈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 Ｃ．　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继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任中 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来华就职之後，纯粹尽心於军事的 反攻，而中共问题则由赫尔利大使接洽和处理。
　　但是魏德迈将军对於中共问题，仍然继续研究其实情，把握其焦 点之所在，并且赫尔利大使就其对共商谈所得的经验，和史迪威将军 在华任职的经过事实，予以分析，作为佐证。所以魏德迈将军深切了 解中共的阴谋，而毫未受其任何宣传於包围的影响，他与赫尔利大使 二人，在华任职期间，对我中国军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无间， 而其成绩更是优越显着了。
　　三十四年五月，魏德迈将军为了策画全面的反攻，巡视华北，遍 历陕西绥远的前线。他途径延安，却拒绝了中共的邀请，没有在延安 下机访问朱毛。因为共党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阴谋诡计的人，魏德迈将 军就是了解共党真相的一人。於是中共对他怀恨在心，而国际共党及 其同路人也就毁谤他，反对他在华任职。
[121] 　　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国在中国调解国共，统编共军的时期 ，而魏德迈将军亦就不得不调任离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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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节　　中共的军费和政治资本
　　　　　　（一）军费转作政治活动
　　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指责国民政府歧视十八集团军，不按照 他扩充的兵员给予待遇，并且不给以国军同等的待遇。实际上，国民 政府所核准为第十八集团军，其所编成的三军六个师及五个补充团， 即是依照国军同等的待遇，按期发给军费的。但是中共从国民政府所 领取的军费，并没有用到他的军队，却在就地津贴其外卫团体和文化 机构，用作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抗战阵营的组织、宣传、渗透与颠覆 工作的政治作战经费。如重庆新华日报，各地的生活书店，以及群众 杂志、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等，都是由我国民政府 发给他十八集团军的军费来支用的。而其各地共军的粮饷，乃是他非 法向其「特区」和「边区」民众，以及就地用土改斗争与制贩吗啡等 各种税捐徵发而来的。
　　　　　　（二）走私为其经费来源
[122] 　　中共的政治作战经费第二来源，是日军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走 私贸易。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封锁日军占领区，中共却由五条路线走 私。
　　第一条路线是由包头经绥德入陕北，再由陕北往陇东宁夏。如绥 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就是买卖日货的总机关；
　　第二条路线是陕北边区沿黄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团军驻防的渡 口，都有日货运入河西，向陕西的中部及陕南倾销；
　　第三条路线是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
　　第四条路线是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
　　第五条路线是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
　　中共走私贸易所筹得的利润，就地使用其为对自由区作宣传战、 组织战和颠覆工作的经费。
　　　　　　（三）推销鸦片与私发伪钞
　　中共走私之中，破坏国民政府禁令，危害国民健康的一种贸易， 就是推销鸦片。鸦片的来源有二﹕
[123] 　　第一是从日军占领区特别是热河等产烟地区，经十八集团军驻守 的道路与渡口，向自由地区倾销，中共收取过境税，每两鸦片要缴纳 法币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 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脊，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 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
　　中共由其「特区」向自由区运销鸦片的路线有二﹕一条是由特区 运至宜川韩城；一条是由「特区」运至耀县柳林。
　　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 金；一部分就地扩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
　　上述的事实，可以说明中共指责国民政府对其十八集团军不发军 费以及克扣军费，乃是他完全伪造的谎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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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一节　第四次商谈
　　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从第三次商谈以後，更加积极 展开，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无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 中共不断的邀约美国特使赫尔利将军亲赴延安，商谈要务。赫尔利将 [124] 军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飞往延安。十日赫尔利将军偕周恩来飞回重庆 ，携有毛泽东与赫尔利共同签署的「协定」。这一协定显示了什麽是 中共的政治条件﹕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一致合作，以期统一 　　　　所有中国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
　　二、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代 　　　　表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代表，立即宣布一新民主政策，规定 　　　　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之改革，并使其发生实效。军事委 　　　　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 　　　　组织之。
　　三、联合国民政府拥护　孙总理之主义，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 　　　　府，实施各项政策，以资促成进步及民主，树立正义及信仰 　　　　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 　　　　、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 　　　　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此项军 　　　　队应遵守并执行其命令。
[125] 　　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 　　　　之合法地位。
　　这一「协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民主」、「自由」 、「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所最爱听的名词，并且把「新 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等西方国家所感觉其为冠冕唐皇的字句， 亦全盘托了出来，而要求其订为条款。当然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失 为国共和平合作的一个很进步的方案，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 灭亡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战术。我们今天是在波兰被卖和捷克 政变之後，自然已经熟悉「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作用之所在 ，但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 ，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统制东欧的这一个公式，我们只是拿民国十三年 到十六年国共合作的历史所得到的教训来处理。我决定对这个协定中 「联合政府」一点，拒绝同意之外，其他各项尽可一一商谈。但是周 恩来回延安後，致函赫尔利将军，谓中共中央对所商各条都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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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二节　第五次商谈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来到重庆。这 次商谈，完全是他一种政治的宣传攻势，其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联合 政府」。其所摆出的面貌亦愈变狰狞。而他在此次宣传攻势之中，不 [126] 但公然诋毁政府，而且公然诬蔑赫尔利大使。因为赫尔利大使曾经声 明﹕「美国不以武器支助中国拥有武力之政党」，所以他到了最後亦 成为中共攻击的对象。
　　这样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谈，自然无法得到结果，至五月遂告停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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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三节　宪政实施的决定
　　我们中国国民党秉承　国父孙先生的遗教，国民革命的目的，对 外求国家的独立平等，对内为建设民主政治，实行民生主义。本党的 训政，乃是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对日抗战的发生，早 在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大会即已召开，民主宪法早已实施。当抗战之 初，本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举行於武汉，发表宣言，预期 抗战胜利之後，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间，抗战虽极艰苦，而胜利已经在望。 我战时首都重庆对战後建设计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共惟恐我国民 政府获致胜利的果实，所以他在此时破坏抗战、颠覆政府的阴谋，更 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我为了完成民主政治，准备战後建设，决定提 早实施宪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演说，宣布政 [127] 府准备於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制颁宪法。七 月七日，国民参政会开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议案。但是中共对於 这一决定民主政治进行步骤的会议，反而拒绝出席，并且另筹召开其 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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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四节　中苏谈判中之共党企图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的雅尔达会议中，史达林 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胜利。关於波兰问题、德国占 领问题，以及联合国宪章上的否决权问题，都是史达林占了优势。特 别是我中华民国在外蒙的主权与东北的主权行政完整，竟成为苏俄参 加对日战争的牺牲品。同时，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的整个阴谋策画之 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国的任务，是继续扩大其「反华倒蒋」的宣 传活动；同时中共及其外卫党派在中国的任务，是政治颠覆和军事变 乱。此後的事实都是确切的证明。
　　这年六月，正是中苏谈判互助同盟条约的时候，陕北的共匪煽动 淳化保安团队，占据县城，与当地国军冲突。同时浙东、浙西与绥南 、绥北等地匪军到处袭击国军。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机大肆宣传，反 诬蔑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以军火援华。美共与 [128] 中共执行史达林所赋予的任务，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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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五节　第二个时期的结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战时期，中俄两国及 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发展，及其所得的结局。他们在 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对我政府输诚求和时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与卑恭的 笑脸，以及其在抗战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项诺言， 毛泽东所谓「永远团结，精诚合作，彻底统一」等谎话，到了抗战末 期，乃就转变为其全面的武装叛乱与颠覆国家的张本。这时候，中共 何尝不想蹈袭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败主义颠覆其临时政府的故智，来 夺取我国家的政权。但是我全国国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终是集中 的。国民政府对於战局的控制，始终是稳固的。而且我国民革命军对 於共军的防范，始终未稍松懈，再加以抗战胜利之提早来临，未曾给 予中共以颠覆政府的机会。但是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於我中华民国从 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画，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际，便全面 展开了。

蒋中正 2013-08-16 15: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