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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看点】一个从未离开故土的青年人，今天享有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源自异国他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以地理疆界标识的那个“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了清晰的轮廓，中国人的价值、准则和规范风格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归结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归结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焦虑的问题。本期腾讯书院邀请香港着名作家陈冠中与学者刘擎、作家王昭阳共同探讨当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找寻精神层面意义上的“纯粹”中国人。

[导读]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的价值、准则和规范风格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归结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归结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焦虑的问题。

编者按：一个从未离开故土的青年人，今天享有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源自异国他乡。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超出了原有的地方性，与更遥远更开阔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以地理疆界标识的那个“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汇入了正在浮现的新的地平线。有人赞美“开放”，有人哀叹“混乱”，但无论如何，空间上横向的现代文化与时间上纵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深刻地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了我们“纵横交错”的背景和视域。“我们”是谁？中国有多特殊？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

图为活动现场，左起分别为王昭阳、陈冠中、刘擎

2013年6月21日，香港着名作家陈冠中、学者刘擎、作家王昭阳齐聚腾讯书院，就“纯粹的中国人”这一话题与读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共同探讨当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找寻精神层面意义上的“纯粹中国人”。

【要点1】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比较复杂，在当时的情况下，居住在香港的人既不能叫自己中国人，也不是英国人。那怎么办？所以“香港人”，这个带有点无奈意味的“尴尬”身份就应运而生。

【要点2】香港是一个在变化中的、夹缝中的一块没有稳定身份感的地方，作为没有稳定身份感的人，在一片没有稳定身份感的土地上，感觉非常自在。在这里，不感觉自己是一个另类。

【要点3】用汉语来书写这种失去身份的状态，通过这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语言让我找到了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如果我们没有家乡，没有熟悉的地方，没有自己被认同的东西，如果你找不到一种干净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重新让你回到一种家乡。

【要点4】任何一种地方性的特殊性的认同概念是很复杂的，没有纯粹，都有历史的变化，杂糅着各种因素的情景在里面，所以我们追求纯粹是追求某种虚妄。

【要点5】在现在的中国，当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或者更严格意义上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已经找不到什么是纯粹的中国的价值，什么是规范，什么是我们的准则和风格。

【要点6】中国的纯粹性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认同焦虑的反映，这种认同焦虑有现实的依据，又有政治上特别复杂的考量，有的时候是一种接口和托辞。

【要点7】认同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同质性的，而是有异质性的，有各样的东西，每个人有自己相对来说稳固的依靠，而且这个东西也在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完全取消。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有一个“中国”的概念，只是说你不要把它纯粹化，不要追求绝对。因为“纯粹”和“绝对”听上去很美，但它是法西斯起源的根源。

【要点8】你觉得是常态的东西，你觉得世界上天经地义就是这样的，我只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代人都经历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其实过几年现在的规则就全变了，你要记住你现在觉得这个是规则，可能过几年就全变了。我不敢保证会变得更好，但是一定会变。

【要点9】台湾人相比较大大陆人更显的儒雅，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很虚伪，但我想，到底是文明一点吧，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虚伪，而且你把虚伪坚持到一定程度就是文明。

【要点10】认同这个事情是双面的，一方面是带给你我的调性。但是你太固执，太坚如磐石，你就变成一个非常僵化的人，最僵化的极端是死亡的样品。只有死亡说明这个人认同再不变了，而它是作为一个器物，而人是不断变化的。

以下是活动的文字实录：

“香港人”：带有无奈意味的一种“尴尬”身份

陈冠中：我是在上海出身的宁波人，4岁时去了香港。我们是第一代在香港长大的香港人， 为什么？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候，香港只有50万人。然后连续几年到1949年，第一年有90多万人到了香港，1950年初已经到200多万人。就是说后来的所谓香港人很多是从内地过去的，有各种原因过去的。有些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前还在香港的，但是由于打仗回乡了，但是更多因为1949年政局的转变所以迁移到香港。

我想我们被迫迁移到香港的父母都应该算是纯粹的中国人，虽然他们到了香港，他们觉得自己是客居在香港，他们是过客，是侨居。有些可能继续移到美国去，到台湾去，暂时把香港作为他们的故土。你问他是什么人，我问我的父母，问去了香港的很多人，你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会说我是浙江宁越的，不会说我是香港人。但是香港第二代，也是跟所有的移民第二代一样的，我们是本身在香港出生，我的情况是4岁去了香港，基本是在香港成长，青少年都在香港。那一代的香港人跟父母辈很不一样，他们就觉得在成长的阶段，之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他们很难跟人家说，我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在香港，当时中国的情况大家也知道，尤其是六十年代，所以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在想我们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们会说我是什么人呢？这个问号，还是没有跟别人说我是香港人。六十年代这个意识出现的时候，香港人还是不太常用的。很多人开始出国留学，当时是出国之后就不要回来了的心态。到了70年代慢慢的香港经济繁荣起来，他们还是要出国，是回来做事的。因为香港比当时的英国还要好，英国的70年代有经济危机，所以他们会回来。但是他们回来以后是香港发出来的英国护照出国的，这个护照上面当时写着香港两个字。

我们现在的护照是客居护照，跟现在大家的护照差不多，但是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几个字。当时拿英国护照上出去，是不是变成英国人了？尤其是到了英国，你要排队，英国人跟外国人是两条队，你要排另外一条队，不然排到你也叫你重新再排一队。上面多了香港两个字就要排另外一条队，一下子就知道也不是英国人。不能叫自己中国人，也不是英国人。那怎么办？所以就开始说我们是香港人，这个身份就开始出现。

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华人、华裔，笼统地说叫中国人，因为当时的政治上是不太认同的中国的。所以很多人是因为1949年以后来香港的，他们来香港心态就是有点不认同新的政权，他们的下一代往往也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只能叫自己香港人。

这个说法一直到80年代开始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是香港人了，就喊出来了。本来喊不出来的话突然出现了。这也是有一个事实根据。到1950年香港和大陆都没有设边界，内地人和香港人可以来回走，华人是通的。广州叫省府，香港叫省港，省港认为是家的一个方式，虽然已经是殖民地很久了。边界是在1950年才设立的，因为太多人过来了。90万人穿过这个边界，原来只有50万本地人，后来来了100多万。所以边界是1950设立的，但是成立了边界以后，但是还有很多人通过很多方法，偷渡过来。到了香港市区你就可以马上拿身份证，一直到了1980年取消了大陆内地到香港变成香港的身份。到了1980年才没有这个政策了，然后说你们是非法移民，是偷渡客，要送回去的，香港是一种模式，内地是另外一种，中间要有很强的边界。就算你过了边界，抓到你还是要送回去。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晚才出现。

香港人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这一代在香港长大的人身上发展出来的。我们的主体性越来越强，我们香港的文化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几十年，有很多自己的记忆，有对地方的认同，我们看到我们的土地有很大的建设，社会方面有很多进步。这些进步是建立在比较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另外一种。这个香港人，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都是华人。虽然有比我们更早到香港的非华人，比如说有南亚的人，有当年英国雇佣的人，廓尔喀的人，一种很善战的族。很多人是这种原因来的，有很多威海的人过来的，因为英国人把警卫队从威海搬到香港。所以当时的警察都是山东人，就是威海人。但是主体是华裔香港人。

“甲壳虫”来港和股市的大跌宕，一始一终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成长

华裔香港人的文化结构跟同代的中国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常说，我们是第一批真的变成香港人的香港人。我的成长时期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1964年，大家也知道什么情况，大概文革前“四清”才开始的，大饥荒之后。1964年香港发生最大的事情，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来说，英国的甲壳虫乐队第一次出国到美国演出，之后经过香港在香港演出。我们买不到票去听的，就学他们把头发留到这么长，要穿牛仔裤了。这是1964年。当时你这样好像是有点问题了。我们争取留盖到耳朵的头发，为了这个和父母争吵。

第二个我们成长的标志，我们青春期的最后阶段，就是1971年，香港的股市这个时候从1700点掉到100点，要知道投机炒股票是可以发大财的。但在1971年到1973年，香港股市从1700点掉回100点，所以很多人就破产了，跳楼了。这个股市的一上一下完成了我们的青春期，香港一方面是由西方的乐队开始了我们青春时的冲动，最后钱很重要，钱可以这么快地来，可以这么块就走，这样子完成我们的青春教育。我相信跟大陆同龄人完全不一样，就是跟台湾的同龄人也非常不一样。

我们在知识结构上肯定也跟同代人不一样。大陆的同代人从前都看俄罗斯小说，而在香港，就算是文艺青年也不看俄罗斯小说，都看英美的小说。看《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些人爱情观跟香港看艺术长大的完全是两回事。怎么费尽心机去找一个好男人，怎么抓住，这种东西哪有这么浪漫的，还有自己自杀，没有的，根据很不一样。

谁是纯粹的中国人？这个大问题一会儿讨论。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是非常混杂的。正如中国大陆的朋友长大时期也经历着非常混杂的文化。为什么说混杂呢？香港回归之后有一点文化冲击给香港，发觉原来大陆的国情跟文化有不一样的。其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党国文化。这个党国文化就是30年来从第三国际传过来，已经开始。到了1949年以后，变成全国的文化。这个文化有冷战的关系，香港是不知道的，香港人是没有接触过的。到1997年以后，香港人才知道是另外一种国情的。香港有很多潜规则。什么是纯粹中国文化，我现在都说不出来。我先说到这里。由王昭阳兄这个在美国待了很多年的人说一说吧。刘擎兄也去过这么多地方，你们也讲讲吧，我把时间交给两位。

作为一个没有稳定身份感的人，生活在没有稳定身份感的香港最自由

王昭阳：我收到关于这次活动的通知，告诉我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可以顺带推销自己的书。我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我先推销我的书。我的书叫《与故土一拍两散》。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编辑老师给我起的。我这篇文章原来自己起的题目叫《希望》。实际上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原来是《放弃希望》，我觉得希望这两个词更诗意。

回到大家说的主题。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到了美国，但是我说的希望不是说往那边走的一个希望。我在这篇文章里面说的是离开很久以后，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乡，这个时候抱有一种希望。像现在在北京有很多年轻人，要做北漂，蜗居、屌丝。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很多年，也不想再回去了。但是你心里面总觉得有那么一块地方，你有一天是要回去的。

总有一天你回去的时候呢，会发现你心目中这个家乡在你心中是一个守恒的地方，是固定的。但是十年以后你再回到你的家乡，如果是现在的中国，你的家乡可能和你当时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或者小时候的朋友已经都不在了，所以你回家乡抱的希望就破碎了。

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才跟陈冠中老师说，我几天前经过香港，现在我到中国要办签证，所以我在香港办签证。到香港我发现非常热爱这个城市。可是我也很快地感觉到，香港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大变化。我可以从街道的一个角落，耳朵里面听到、闻到的变化。如果有一个香港人他在1995年离开香港，现在再回到香港，我想他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

我在去了美国以后，很多年我没有想要回来，但是我经常和我的朋友们谈自己的家乡，或者谈中国的各种大的话题。然后我从第一次回来，是我出国以后第十年到北京，那是1993年的北京，从我回到1993年的北京以后，我心里面开始有这样一个意识，这个意识让我非常伤心，就是我想可能我永远回不来了，因为我心中那个北京已经永远不存在了。但是我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我以后就一次又一次回来。真的没有，那就放下。

我原来记得那个北京是什么呢？那个北京也是一个变化中的北京。在1980年，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一块地方我想可能是一些农田。在1980年的秋天，我听我的朋友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办选举，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那个事情，但是那是70年代以后第一次大学生选举。我就跑到那里去看热闹。

那个屋子里面也是挤满了人，找不到位子坐，我就从架子上爬到后面一个破桌子上。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有一个人跟我说，你这张脸看着很熟，问我是不是什么政治活跃分子。我说我不是政治活跃分子，他说我看过你的照片。后来他就拿到1980年底的《时代》周刊，上面真的有我的照片。戴着一个大黑框眼睛傻乎乎的，在下面讲话的是一位着名的当时的中国青年思想家。

我回来找的北京，并不是那场选举，但是是跟那场选举相关的一切，就是它周围的学院，它吹过来的风的气味，北京郊区的气味，还有北京人的某种状态。从1980年到1993年这一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主观地认为北京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是盖起了新的楼，而且是内心层面的一种变化，可能从那一段时间到后来一直住在北京的人会有不同的体会。现在是2013年，你们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在某些时候，某种程度上体会到这个变化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纯粹的中国人的问题。在我个人身上，第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我放下了，我的家乡，原来的家乡已经没有了。第二个事情就是像我刚才跟陈冠中老师说的，我到香港办签证的时候，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香港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香港是一个在变化中的，夹缝中的一块没有稳定身份感的地方，我作为没有稳定身份感的人，在一片没有稳定身份感的土地上，我感觉非常自在。我不感觉自己是一个另类。

我看见街上的男男女女，有的人是从小在香港长大，有的人刚刚到香港谋生几年，他们可能对香港不适应，他们回到内地来也很不适应，又要回到香港。我在那里见到几个朋友就是这样。有几个人从四川、贵州到香港旅游一个礼拜，他们发现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对内地游客不满意，什么道理？为什么？就像原来的老北京人，一年一年来了很多外地人，他们可能见到这些外地人就不大高兴，不过现在的北京人都被磨得没脾气了，上海人也一样。香港和北京、上海有一个情况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发现我们世界的生活的变化，我们的科技、发展模式正在把很多人的家乡永远剥夺。我从洛杉矶到纽约再到柏林，到处见到这样的人，所以我也就越来越不孤独。

最后自己还有一小块没有办法，就是我从小在中国长大，中文是我的母语。有一次我不是从一个美国的大城市回美国，而是从小飞机场回美国，那个移民官远远看见我走过去，我拿出来护照是蓝皮的美国护照，他都不看我的护照，大吼一声：你在哪里出生的？我就意识到这个移民官有那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一个因为我最初的母语是汉语，最后就用汉语来书写这种失去身份的状态，这样一种表达过程最后让我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就是说语言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家乡，没有熟悉的地方，没有自己被认同的东西，如果你找不到一种干净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重新让你回到一种家乡。所以我说的最后一句是推销我自己的书。我想就说这么多。

追问纯粹的中国人反映了现实处境下人们存在一种焦虑的认同感

刘擎：陈冠中老师跟王昭阳老师说得都很精彩，我都忘记要说什么了。这个讨论开始题目的选择跟我写的东西是有点关系的。我是提这样一个问题，或者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最近特别是在我们主流的报刊上，或者在舆论讨论中，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是我们的方式，这个不是我们的方式等等这些问题很多。这些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突出？而且是我们的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刚才两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陈冠中老师是讲任何一种地方性的特殊性的认同概念是很复杂的，没有纯粹，都有历史的变化，杂糅着各种因素的情景在里面。所以我们追求纯粹是追求某种虚妄。王昭阳兄是有亲身的历史，他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永远漂泊的人，他有一个想象中的故乡，这个故乡每次来了以后，没有那种回归找到安宁，找到怀抱的安全。最后他找到语言。

他刚才用的字很奇怪，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回美国。他的那个回，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因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他们是很特殊的人。如果我们是普通的从小生活在中国大陆，在一个城市长大的，我们是不是有这样“我到底是谁”的问题？像王昭阳兄讲到语言，这个语言不干净了，从某种意义上不是那么纯粹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清洁语言的计划。中央电视台某个部门说我们不能用外语说缩写。CCTV不能叫，就应该叫中央电视台。那么一些东西的表达就遇到一些麻烦，DVD怎么说呢？英语翻译过来叫数字化视频的光盘，非常麻烦。碰到NBA这种我们非常熟悉的，翻译过来非常长，而且有一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你会发现我们的语言也是在流变当中。

不光是这样一种外来的语言，还有网络上造出来的语言。有学者做这样的工作，研究今年新的流行语，屌丝什么的。你会发现屌丝怎么会形成？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可以追溯到一个百度的吧，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特别是每天都有一些人在造，为什么有的被接受了，有的没有被接受？我觉得语言是一直在变迁的，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它变，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如果一个变化我们是伴随着它渡过的，我们并没有觉得很明显。一般来说，你们的好朋友有一个孩子，过了几个月，过了两年，见面会觉得孩子长这么大了，而他们的父母没有觉得。中国现在变成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从文革后到80年代一直没有变化。我第一次出国回来是5年，也是感觉到了很大的变化，就在这个土地上一直生活的人在变，语言也在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于是这时我想我们是不是中国人？这里有一个现实的处境在里面，并有一种焦虑的认同感。为什么我是什么地方的人会给你带来一种确定性，带来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比如说我是中国人，我们是在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在生活，这就意味着某些价值、规范、准则、风格，价值是我们肯定的价值。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知道尊严，讲孝敬，这是我们肯定的价值。规范，我们做有些事情是有自己的所谓的规矩，准则是更明确一点，一些规则。风格就是比较文化，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中餐，我们说话是用中文。

我想成为一个中国人或者成为一个香港人，就意味这价值、规范、风格是相同的。因为作为香港人的一套东西完全不明确，还没有明确形成，是在斗争、建构当中。在现在的中国，当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或者更严格意义上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已经找不到什么是纯粹的中国的价值，什么是规范，什么是我们的准则和风格。或者说它是一组东西，但是变得不那么清晰。我们随便讲一个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很多孩子很年轻，有一些我的同龄人，父母年纪很大了，我们是把他们送到养老院还是在家陪他们住在一起尽孝心？我们中国人的做法应该是尽孝心，送到养老院那是不孝的。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你并不是能够为父母做那样的牺牲，有一个人能够辞职，然后在家悉心照顾，结果就造成了很多老人年纪大了有走失的情况。几乎每年都有老人走失的情况，当你们声称有孝心，把老人放在家里面住，而你不陪同着他，造成老人走失，你这算是尽孝心吗？如果说有一个很好的敬老院，他们24小时有专业看护，你每个星期去看他。好像在风格上可以西化一点，是用专业看护来做的。这样反而更是尽了我们的孝心，这就变成了一个辩论的问题。这中间有很多选项，是不是请一个保姆等。于是乎我们中国人的一套价值，不能说完全混乱，但是有一定的变化。还有生活里面，比如说这个不是我们中国的，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是民主，这是西方的东西。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执政党宣称的意识形态，发明人是一个德国理论家。所以我们国家从来没有拒绝过一个来自西方的理论，而如果现在因为这个理论是来自西方的就不接受它，这是不太说得过去的。当我们可以拒绝一个理论，拒绝一种说法，但并不是因为他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对于我们是不是适用，是不是合宜，是不是好？就像我们不用必须拒绝养老院，我们要看他在这个处境当中是否合适。

所以我说中国的纯粹性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认同焦虑的反映，这种认同焦虑有现实的依据，又有政治上特别复杂的考量，有的时候是一种接口和托辞。大家想想这个事情在中国发生，这个是在现代每一个地方都会发生的一种转变。

比如说在三四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在西方发生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古代的东西失去了，但他不会说我们变得像中国人了。而中国因为是一个后发性的国家，在现代化的意义上，我们受现代的影响很多是受西方的影响。但是这个变化是在全世界不同地区先后展开，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变化，经历过这样一个认同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说原来的比较稳定的规范、价值、准则、风格变得不那么稳定，变得被有所抛弃，有转化。只不过中国人在现在这个特定的时候经历的变化特别剧烈，而且跟西方有关。所以会表述为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剖析看，中国人的问题本身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从来都不是清晰的。不光是我们现在，哪怕是在晚晴，大家就知道有三千人有大的变化。中国的文化到底有没有特别清晰的本质，我们说儒家，但是我们有佛教的影响，文化一直是在变动的。一个大的文化，它的传统内部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他们之间构成紧张，有的是中心的，有的是边缘。构成紧张以后才有文化的变迁。

与其说寄希望于恢复一个中国纯粹的认同，我觉得还不如来思考我们当下真实的处境和我们能够借用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想回归一个找不到的故乡，王昭阳兄终于放下了，那是一个梦，一个永远都不能实现的梦。

所以我们可能是要放弃这样一个纯粹的问题。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这个社会非常混杂，如果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扎扎实实的，坚如磐石一样的一份认同，我们回归它会找到一种安全感，我觉得这是一种幻觉，而且是不成熟的状态。以前康德在启蒙时代讲，要成为成熟的人士，发散地域的理性。他似乎有一个预设，我们用了理性可以重新找到确定性。我认为现在所谓启蒙、成熟的人你要勇敢和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时代共同进步。这是对人更高的挑战和考验，我认为不会有别的办法能够成就一个纯粹的认同。

语言的认同会带来归属感 两岸三地谁的中文最“正宗”？

陈冠中：我再说一点。首先我非常同意刘擎说的观点，我也想说一下语言。纯粹的语言现在在个人来说可以建立，但是客观上还有没有这个问题？我在大陆住了差不多十五年，在台湾住过六年，其他的大部分时间我在香港。而且我做的是跟文化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很清楚地知道，三地的语言都不一样，虽然我们都是在用中文。我现在说的还不是北方语系跟南方语系的巨大差别，而是说书面语。香港书面语、大陆书面语和台湾书面语都非常不一样。

我以前做过电影，那个时候香港有一些电影制作人，字幕就是把广东话写出来，那谁看得懂？我们就找说普通话的朋友来重新把这些字用普通话写出来，然后卖到台湾去，用国语写的。谁知道卖到台湾他们还是看不懂，他们的书面语跟香港说国语的书面语都不一样。台湾有台湾的写法，大陆有大陆的写法，这个写法还不见得谁是比较正宗。

为什么？按照道理是台湾比较正宗，从民国就移过去，整天说尊重中国文化的台湾政府，理论上他们是正宗。但是是不是香港最不正宗呢？其实恰恰不是，因为香港没有经过五四的洗礼，没有经过文革，香港的文言是特别盛行的。大陆后来去香港比较出名的学者，黄子平。香港的文言文一直保持到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色情小说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很多流行小说是文言文的或者加一点白话。这个已经不是香港跟粤语结合，台湾跟闽南语结合，还不是这个问题。

香港现在的句子还是比较短，里面更多文言的，往往省了一些字，大陆几乎是两个字两个字写得比较清楚。香港人一般看大陆的文字觉得太长了，句子也太长了，而且最欧化语法的是大陆。香港有英文字进去了。有一些字NBA会写进去了，但是并不是在语法上用了英文，语法是文言。句子结构是欧化了，文化是中文的。现在三地的流通比以前多很多，比如说香港的作家可能又通过网络，大陆这边看得到，台湾也是。

更多流通，香港开始知道这边的网络语言，香港也开始流行了。三种书面语跟这么多语言混杂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对写作者有很大的挑战。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没有办法说谁的中文更纯正，肯定不是大陆的中文。台湾的中文我都看不太懂，如果大家看台湾小说你们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香港的中文也是很有问题，书面语有时候跟当地的方言做结合。胡适是鼓励白话加方言，他反对文化加文言，最后方言减少书面语没有太大变化。文言再回到书面语比较厉害了，现在其实都是文言回来。

另外是欧化的语句，我们的书面语可能比其他的更重要。但是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的中文完全是不一样的。彼此看不太懂，如果努力看一下也能够看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到底谁才有权利拥有纯粹的汉语？在北京总觉得“找不着北”

王昭阳：我特别同意陈冠中老师说的这些话，我想讲一讲今天我从上午到中午的经历。我上午去银行办事，在银行里坐了七分钟，银行的小姐给我解释金融账户的问题，我计算了她用了10个英文字跟我讲。当你解释一些商业性的词汇，北京的白领、年轻人加了英文字可能感觉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几乎是一种强势语言。我在银行里面觉得很闷，结果就到公园里去了，结果公园里人很多，全是老头、老太太。然后我看到一群老头老太太在唱歌，那歌我还知道那是什么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我刚才谈到寻找家乡，那些老人唱这首歌有没有寻找家乡、寻找认同的问题？他所唱的不单是首歌，而且是一种语言。那些老先生那种语言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到银行里面，那位小姐跟他说英语。

还有一段两个月前的一个经历。我带着两个中国记者朋友到西雅图的一家台湾中餐馆吃饭，我们坐下来后，进来了几位大概是二十岁上下的东方人，看样子不大像台湾人，不大像香港人，应该是中国大陆来的。他们跟过去的老留学生很不一样，中间有一位大声唱着一首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唱我亲爱的祖国”。这个故事不是我编的，然后他“哐”地一声坐下去。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我过去不怎么看国内的网，“愤青”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概念。我当时就惊诧一下，今天是不是就遇上了。我们在说一些事，两位记者在说一些国内的事，后面的小伙子显然不爽，他们说话很大，似乎向我们进行某种挑战。我们没有回应他。可是我后来感到非常好奇。这个小伙子唱得歌和公园里老头老太太唱的歌又是一种语言。

刚才陈冠中老师讲的台湾汉语，我最近也教了两位台湾朋友，我觉得他们的汉语非常好，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他们对中国大陆还很有兴趣，他说到大陆的时候，跟我说到大陆的时候，不是观点不一样，而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想语言的一个根本是不是还是一种感情的“场”。实话说，刚才说的老头老太太唱的歌，那种汉语是我非常讨厌的，我不觉得他有权力说他的汉语是纯粹的汉语。但是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又何尝拥有汉语的纯粹权力。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有很沉重的包袱，有失落感，但是大家也放松了，像北京人说的大家都“找不着北”。

对于中国人的认同是异质性的，不要过于追求纯粹化

刘擎：清洁语言的运动，官方需要语言有规范，不然高考怎么考？我们为什么学古文呢？语言的演化从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流变的。我刚才听到昭阳兄讲老头老太唱这样的歌。我们九十年代有一段传来一盘录音带，《红太阳》，全是红歌。我们一下子很震惊，怎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唱这个。你会发现唱歌的唱法也变了。它会激起一些人的青春体验，我觉得老头老太太唱的歌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唱的歌，他们唱的是追忆他们的时代，他们岁月当中的故乡，那是一种很不好的中文，可能是。也是一个很不好的青春时代，但却是他们仅有的青春和他们熟悉的仅有的青春的语言。对他们来说那个就是可以依傍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依靠的东西。在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很漂泊的，我们都需要找到某种确定性。像公园里的老头老太那是他们的确定性。大家我们找的确定性都不是绝对的确定性，可能对你管用，对其他人是不管用的。

刚才讲银行的小姐讲夹杂着英语的语言，很专业的，她觉得很舒服，跟她的文化教养一致。但是放到有些人，就好不习惯，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加这个，你好装。他不是装。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受的训练：上MBA的课程，课程全是英文的，交流做小组讨论，一个project，另外一个project。他们就是喜欢这样说，他自己感觉舒服。你每个人的认同都是相对的。所以这个时候给整个中国找一个统一性，是非常麻烦、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某些层面上找到一些基本的大的共识，这个东西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的基础。但是按照某种理论来说这种共识是非常薄，它的内容要非常少。

我们讲人要人要相互尊重，不管是老头老太太，不管是白领，不管是外国人大家都能接受。因为政治要求的共识，如果特别多了以后，有的人能够接受，有的人就不能够接受。比如说你必须要能够熟读论语，要不然就不能被录用工作。而有些人就特别认同孔子，于丹老师会很高兴，但是有的人就说我不爱学那个东西，像银行的白领，天天看美剧的，商业书。他觉得这个是强加给我的。政治上的东西会要求非常少和基本的东西。

我们的认同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同质性的，而是有异质性的，有各样的东西，每个人有自己相对来说稳固的依靠，而且这个东西也在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完全取消。随着刚才陈冠中老师说三地的中文完全不一样，谈的久了大家也能够相互明白了。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有一个“中国”的概念，只是说你不要把它纯粹化，不要追求绝对。因为“纯粹”和“绝对”听上去很美，但它是法西斯起源的根源。

北京绝对不是最宜居的城市，但是我们都在北京

观众提问：外国人都知道现在有四类中国人：新加坡中国人、台湾中国人、香港中国人、大陆中国人，哪个地方的中国人在老师们心目中是最纯粹的中国人？这四个地方的中国人差异在哪里？如果我以后想去长期居住，三位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下？

陈冠中：首先我听过一个故事，有大陆的人去到新加坡，看到新加坡，你们是中国人？他们会觉得很奇怪，我们怎么是中国人？我们是新加坡人。首先，新加坡不见得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除非他们是第一代。第一代移民过去会有很强的认同，会有思乡之情。但是第二代已经不会了，第三代更不用说了。台湾，现在都不一定有（这样的）认同（指对“中国人”这一名称），但是你让他换一个字，行不行，这个是困难的。你说是华人，现在很多人新加坡中国人说我们是华裔，我是华人。但是他不见得说是华侨，我们不是侨，我们是当地人，所以我们是华裔。你问台湾人是不是华人，很多人可能会同意。大家都要武装一下自己，都要辩论一番华人。但是“华”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华”这个字最早比“汉”这个字还要早，在广东语里面是“唐”这个字。“华”比“汉”更早一点，汉语辞典、汉族用“汉”。更早一点，东南亚境外人都比较爱使用“华”这个字。“华”是不是就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华”吗？那么我们55个少数民族都是华族了？他们在边境以外的侗族、傣族、瑶族是不是也是华人呢？都不能说得这么满。相对好一点说“华”，问你是不是中国人，这在新加坡几乎是走不通的。香港，现在分开来问，得到正面的答复会比较大，比如你是香港人吗？你是中国人吗？大概也是。

香港往往是很多人你要选一个人，那问题大了。如果你问上海人，你是上海人还是中国人？你来选，只能选一个人，说不定很多上海人都说选上海人。关于适合长期居住的城市，这得看你做什么，北京绝对不是最宜居的城市，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北京。

台湾，把虚伪坚持到底就是文明

刘擎：刚才讲到华裔之辨的时候，我是从上海来的，不是真的“华”，是被慢慢统治出来的。现在，比如说复旦大学姚大力先生做的研究，从基因的构成来说，华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种群。我们讲族性，一类人，中国人不太分国家的（national）；我们讲少数民族，一种民族不同于其它少数民族，这是跟特定的语言、方言、风俗连在一起。而民族主义，台湾是国族，带有政治上的意义。人种意义上，种族是一个生物意义，另外一个是指在习惯、传统以及族群的生活方式层面是一样的。在一个大的民族里，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个很大的混杂性。如果让我自己选，我会选择台北。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台湾学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亲切，虽然他们这些人也留学，留美回来，但是他们有一种儒雅。我知道现在大陆有一些人有理想化台湾的倾向，台湾学者也告诫我们，我们这里也有很坏的人。我想，到底是文明一点吧，他们的说法，表达一种看法：先生我很受教，但是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人说“你干吗搞那么虚伪？”但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虚伪，而且你把虚伪坚持到一定程度就是文明。在中国讲礼，他们虽然经过“五四”，但学术的传统并没有断裂过，一直承袭。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西南联大还这样保留过来。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样子，这个学校还要流亡到那个地方，还要继续上课。我跟台湾大学的同事、同学交流，好像让我觉得我们不要搞西方化的模式，台湾蛮好的。

它搞了西方的某些制度，但是对我来说是有很强的中国情怀的。他们给我写信，开头是：“刘擎教授道鉴”，这种说的话，好像跟我们断裂的东西有一种找到传统的某种感觉。我就觉得蛮舒服的，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东西都是个人的偏信和爱好。

陈冠中：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台北是最宜居的华人大城市。我虽然在香港住过很长时间，但是我仍然觉得台北是一个很宜居的城市。

王昭阳：你刚才讲了四个地方，你把新加坡加到这个里面，可能会得罪新加坡人。若是英美等人这样看的话，那是他们不明白东南亚的政治。三再加上0.5，因为你错过了在纽约的法拉盛这个地方。法拉盛是美国华人最多的地方。我认识一位记者朋友，他到了美国以后，到了纽约以后，不要看中央公园，不要看自由女神，他问我去法拉盛坐车需要多长时间。我问他法拉盛又脏又乱去干什么，他说我要看那边的中国人怎么生活。他去了以后，我那个朋友的反应是：“我一向虔心自由，但是看了那边的中国人生活以后，我认为文化的根更重要。”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可能觉得在法拉盛生活不是那么美好。我的情况跟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的，我推荐香港。作为一个走遍四海的人，待在香港最没有失落感。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家，以后的事我还在看

观众提问：我想问陈冠中老师一个问题，看到您我就想到《盛世中国2013》了，从这本书开始，我对您仰慕已久。最近，美国的斯诺登到了您的老家——香港之后，棱镜门事件带动了《1984》的热销，我想请您谈谈反乌托邦文学，比如说《美丽新世界》、《1984》等，在这几本书里面都根据社会实际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类似高科技的幻想，但是这个高科技的元素又不太大。请问您，如果真存在这样的社会的话，这个高科技会是什么样的位置？比如说谷歌的发展得这么可怕。

还有一本书叫《天鹅绒监狱》，没有过度严厉的审查，但是在特别温和的审查下人们会逐渐丧失斗志，这两种社会将来存在多大的可能性？我们中国是不是将来真像您书中所写的好多言论会成为现实？谢谢您！

陈冠中：我从自己买股票的记录来看，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家，或者是预估未来的学家。我的小说是2009年写的，故事发生在2013年，其实只差几年而已。2009年的时候，人家说中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往前推一点，推到2013年，就编一点故事，虚构的事情，其实是解释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中国新的常态出现了，这个常态从2008年前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能还要延续一阵子。这个新常态是我要写的东西，虽然是2009年写的，但是写的是2013年。我认为书里面叫盛世，大家知道“盛世”是很多年没用的一个字词，起码近一百多年没有用得上，历史上的离我们最近的盛世是康乾盛世，之后中国人还觉得自己活在盛世。但是20世纪不会有人说中国人是在盛世里面，差不多有一百多年都没有用这个字。但是这几年的确是有很多人用了这个字，比如网上底盘、楼盘的广告都写着“盛世典藏”这种东西。

其实有新的常态出现了，这个常态有各种面貌。盛世当然也不永远是有它的光芒，也有它的阴暗。比如说康乾盛世就有文字狱，女性的地位也很低，而且战争很多。“盛世”并不是管理的意思，而是一个新的形态。在2013年发生，但是是2009年写2013年，所以很多评论家把它归在科幻小说一类的。科幻小说有一种类型是“乌托邦”跟“反乌托邦”小说。其实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了乌托邦小说之后，大家很快都很失望，便接着就出现了反乌托邦小说。这个转变是在几十年之间发生的，是从欧洲人对未来有希望突然感觉很悲观的转变。中国也有一个很出名的乌托邦小说，是1903年梁启超写的《新中国未来记》，他就说1960年左右，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繁盛的国家，万国来朝，这种叫乌托邦小说，就是未来很好的，中国在1903年梁启超当时的小说是乌托邦小说，也是中国第一本乌托邦小说。

但是大概二三十年后，老舍写《猫城记》的时候，就写得很不堪，有点反乌托邦的味道。现在这种小说并不是这么强，在西方二十世纪建立了很清楚的类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从杰克·伦敦写的《铁蹄》，这是最早的，然后苏联扎米亚京写的《我们》，然后有乔治·奥威尔写的《1984》，之前还有《美丽新世界》，这些都是着名的所谓反乌托邦小说。我写的时候也知道有人会用他们来看，我就是把时间推前了，我推前有点冒险了，他们一推就推五十年、一百年，我推到几年后而已，所以我写的是现代。有些问题我不一定能够很满足地回答你，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所以还在看。

世界的规则永远都在变，不一定变得好，但一定会变

观众提问：老师好，作为一个九零后大学生，我深感今天各位问的问题都非常深刻，因为毕竟我的个人没有那么深的经历，比较年轻。但是就纯粹的中国人来说，不仅是各位,老一代人或者学者也好，都在探讨个问题，但更深刻地是年轻的一代也在心里面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刚才老师讲例子，就是老年人在唱红歌，他觉得他们是属于那个时代。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是纯粹的，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因为从他们的意识里他们是属于那一块，他们是有归属感的，从精神层面是很纯粹的。但是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我属于哪儿，我以什么样的身份到了一个新环境，我总觉得我在这个环境里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下去或者对生活的一种感悟，所以我们年轻人会发问这个问题，到底什么人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或者我们到底应该属于哪儿？今天就自己的疑问向三位老师请教一下，三位老师认为我们青年人的未来到底如何走下去，或者应该怎样发展？

王昭阳：我先说跟你一个不同的看法。一大群人在公园里唱歌不等于纯粹，这些老人可能在下一分钟就在一个台下小字条上写着，我的儿子多大岁数，什么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女儿怎么样。他可能逼着他的孩子拼命读书，然后逼着孩子去美国留学，孩子可能不想去美国留学，非要逼他去美国留学，然后在公园里面唱红歌。这几种特性可能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他表现得越强烈说明他的身份危机感越强烈。

第二点关于90后，我记得在2000年，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老人了，当时和别人说话，他们说我们是充满希望的，但我当时已经有了失落感，他们说有希望，我就灰溜溜地听着。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所说的是希望的精神状态，那种兴致勃勃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好像很快就过去了。我现在见到一位90后的朋友，至少不会假设你是充满希望的。你说将来怎么样发展，我只能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年轻、你聪明，你看了很多，世界上很多事情你都知道，生命和时间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你觉得是常态的东西，你觉得世界上天经地义就是这样的，我只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代人都经历过，大家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其实过几年现在的规则就全变了，你要记住你现在觉得这个是规则，可能过几年就全变了。我不敢保证会变得更好，但是一定会变。

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中国人在精神意义上的故乡

观众提问：刚才听三位老师讲的时候，我最近看王强老师的书，他里面有一个标题是“心安处是吾乡”。所以刚才我在听对话的时候，一直想到都是这句话，为什么说这个呢？我之前在美国待了四年，刚刚回来。之前我的身份，包括没有稳定的身份感，或者认同危机感也好，王老师刚才说的这些我深有体会，包括甚至是在法拉盛看到那边中国人的生存情况，真的也是专门跑过去看一下，也是同样的心情。看完之后有一个感触，如果说这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话，那我还是要回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寻找到一种认同感，你可能在哪里能够生活地更有尊严，或者说这如果是所谓自由的话，我宁愿不要这样的自由。就是整个这样的状态并不是非常体面或者很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决定回国。回国之后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一种认同感，通过刚才王老师说他是通过语言找到了。但是我觉得我更多是通过肤色，以及你的外貌。基本上在美国，别人看到你是黄皮肤，不管你的英语说得多好，都会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用这种方式把你贴了标签。

到今天为止，仍然觉得在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是最大的就是三位老师是不是认同这个国家可以让每个人都生活得有尊严，或者是互相尊重的话，我认为对我来说，这里是一个你可以去找到一种归属感，以及没有太多问题的地方。

刘擎：我们其实都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中国人的故乡，在精神意义上。故乡的意义不是描述纯粹的，就是你在那儿就感觉在家。上次有一个美国同学是高管，他已经是一个美国公民了。他有一次回来召集大家聚会，然后吃饭，吃饭了就喝水。他也是很早留学，然后留下来。有一个喝醉了就出言不逊，说“折腾了半天不过在美国当了二等公民吧”。他说，“对啊，我原来在国内是三等公民，现在是二等了，等还算是有升高。”

你之选择到北京来，当然是要有一个比较。但是如果你是在安徽跑到广东东莞打工的一个打工妹，或者是在富士康里工作的一个人，然后你到法国去试试怎么样。每个人的处境是不太一样的，我是一个被标签为自由主义的人，但是我确切知道生活当中自由绝不是唯一的价值，也不是你做很多选择当中唯一考量的东西。它甚至有的时候不是最重要需要考量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但是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们中国可以更好。就是不需要这么多人为了非常不得以的原因去移民，去过好像有一种自由的生活，为了所谓狭义的自由付出了很多苦难的东西。为什么中国人要在苦难中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活下来？我觉得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找很多理由说不得不这样，而是有很大的辩论意义，这些可能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是可以做的。

所以刚才那位同学说90后找不到方向，因为你们在一个“小时代”。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盛世，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小时代，这是好事情，因为没有那么波澜壮阔，那是我们经过革命、战争、文革，那种波澜壮阔是有很大的历史美学意义，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很多是很残忍的。你们是个“小时代”，但是“小时代”有的时候会感到迷失。这些东西我应该获得，反而我没有更珍惜，这个就会有问题。

王昭阳：80后面临的房价跟90后面临的房价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时代的。

刘擎：我觉得你要把自己的小感觉、小关怀，可能跟某种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以前选择的有空洞，就是有虚构、虚伪的东西，但是不等于一切的理想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你要投入到一点比你自己短暂的切身悲欢更大一点的东西，你的生命可能就会更有意义。你找的认同就会更持久地支持你，我觉得是要有这样一种东西。

认同是双面的，最僵化的极端是死亡的样品

观众提问：三位老师好，我也是一个大学生，我也特别理解刚才这位同学说的。可能在我们眼里，在我们能够感观到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全球化的流动、流通，还有时代变迁的日新月异。对于现在变化的恐慌，或者说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才让我们有了思考。不仅是对于我们的长辈，还有我们都有一种的认同的危机感或者恐惧感。我一直知道一句话，“我们相对于他们有的不同才产生了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感。”所以它强调的是一种差异，但是至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在我们这种相互的交流和融合当中，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解决这个问题是要强调包容性。在对于自身认同感、差异性的需求当中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包容问题当中，怎么样去寻找一个好的契合点？

还有一个，因为我在去年去了马来西亚，是一个华人特别多的地方，我在那里做一个NGO的工作，他们是华裔孩子和印度籍的孩子。当我去了之后，这些华裔的孩子会表现出了非常大的热情，说你是从中国来的，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就会说有这种身份上的认同感或者亲近感。我们在谈论认同或者谈论群体性的时候，也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针对不同的人去谈论这个问题。比如说今天谈论的纯粹中国人和中国人这个话题，就是在两岸三地来谈论，或者说我们跟一个纯粹的土生土长的西方人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不同？谢谢！

刘擎：我觉得“认同”这个事情分析地话挺复杂，首先一个人的认同总是说有多种认同，而不是一个认同。有心理学家讲过，比如说一个女教授跟一群人出去的时候，一般非学术界的人出去的时候自我认同主要是这个教授。然后一帮教授团出去开会的时候。其他都是男教授的时候，她的身份突出的女性，是性别。所以人都是多方面，你刚才讲的认同是通过差异，认同既通过差异，又通过相同。所以“身份”这个词的建构是通过两个动作，其中一个就是个性、特性。所以我觉得认同是跟同样类似相近和差异甚至是敌对的，这两个方向都有。但是建立的认同和包容的关系，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认同建立是获得自我理解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包括你的自尊、价值、规范。

另外包容是跟自己不一样，看你怎么接受他的问题。包容这个词当然有很宽的表现，它可以是非常欣赏地包容，也可以有一点难受地（包容）。比如说我们讲你宽容人家，讲包容性。一般来说针对这个东西我不喜欢，正因为我不喜欢才谈得上宽容。包容，当我自己的认同相对来说比较确定的时候，我倒是愿意跟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打交道。

当我的认同感足够强的时候，我不太需要更多跟我一样的人，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我倒是愿意跟一个和我很远的和我不一样的人，和我不一样的东西并不是说要求我多么巨大的能力来接受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可能喜欢京剧，但是如果我看到一个唱西洋歌剧的人，他跟我喜欢的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去欣赏他，然后会给我带来新的发现，给我的生活增加新的特色。到最后可能是我的认同发现改变，认同这个事情是双面的，一方面是带给你我的调性。但是你太固执，太坚如磐石，你就变成一个非常僵化的人，最僵化的极端是死亡的样品。只有死亡说明这个人认同再不变了，而它是作为一个器物，而人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这是两面都有的。

陈冠中：我非常同意，我觉得人有认同也算是挺幸福的。有地方上认同的人，大概比较珍惜这个地方，希望让地方改好，甚至愿意付出一些事情去做公共的事务，不光是为了私利，这些都需要某种程度的认同，才有激情去做这种事情。

如果完全没有认同可能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如果已经做到只有语言才是是唯一的认同点，那就好像是德国大文学家说我在什么地方，德国就在什么地方。他其实是被赶出去了，已经不能相融。但是他还是认为他没有问题，因为语言在。他就是语言战斗，他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他有这个气派。但是不容易啊，有大格局的人才能说这个话，靠语言活在都没有问题，这个的确是不容易的。

刚才也说到认同很复杂，你多我一个认同，我在台北的朋友，一到过年过节就回乡了。台北人回家是回什么？是回台中、台南、台东，很多台北的朋友都有一个乡下或者小城，或者小一点的地方在其他的城市，他们小小的三天假期也会回去了。他们有另外一个认同，有两个认同的，你问他是哪里人，平常他说是台北人，但其实他可能是台中人。这个挺好的，香港大部分没有一个回乡的概念，出来以后就断掉了，就是香港人，所以我们过年过节就去泰国了，而不是回乡。

台北一到过年交通很好的，普通的中秋节根本不行，交通很好，因为很多人都回去自己的小家乡。所以认同是可以很多的，不光是一个。还有你要知道就算你认为这个地方是你自己的地方，有认同的话，不见得没有其他差异的族群在里面，很多族群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比如说台湾的闽南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后来的外省人更早到台湾，所以他们是本省人。但是他们忘记了台湾本来有很多大洋洲的族群住在台湾，当时是住在平地的。后来经过了西洋人的殖民、汉人的殖民，日本人再来。他们已经被赶到山上了，还上去通知他们。到后来又有汉人过来，这些是比闽南人更早的原住民，他们是不是也有他们的权力，他们说这个地方是谁的？他们是不是声音该更大？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尊重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

这些在台湾现在有很多检讨，但是的确以前像他们不存在一样，就是把他们从平地赶到山上去的。我们的西南少数民族都有千载的传说，就是祖宗怎么从平地上了山的这种故事。我们认为是本土，我们认为是我的地方，其实你要注意到说不定有的人比你更有权，起码他们不是不一样的，他们也活在同一个土地上。

王昭阳：我现在要表达一些偏激和奇怪的观点。

刘擎：我们会包容你的。

王昭阳：我见到那些公园里的老人以后，我就觉得老人应该对年轻人说话，如果老年对自己说话，就唱他的那些歌。所以我现在想对几位90后的朋友说话，而且我要说丧气的话。我刚才说了在2000年我看到年轻朋友充满希望，我还记得在90年代我第一次试图回到北京住下来的时候，一个朋友对我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中国可以赚大钱，再也没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这样的话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也听到了，美国那个时候说历史结束了，从此以后永远发展，全球一体化后不断富裕、不断发财。

然后有一件事情，这是我偏激的认为，就是买单的时候到了。而且对于几代人来说，似乎买单的是现在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我到中国来以前，我去莫斯科、伦敦，听到一些很奇怪的言论，以前在莫斯科听年轻人说我以后想到西方去，以后想怎么样。从前年、去年开始他什么也不说，哪儿也不想去。我说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爱祖国。爱什么国？他说，我就是爱自己这片地方，国是什么也说不清楚。再往下说，爱国是他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下面是生活非常茫然。他跟我算账，找一份好工作，薪水是这样的薪水，莫斯科的房价比北京还要贵一些，永远买不起房子。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掌握权利和资源的人要想一想，就是说在以后的他们下一代，在以后的世界上的年轻人要继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要对年轻人再重复一句话，任何一种规则，你觉得他永远不变，过几年就会变了。

陈冠中：从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角度，就算不想在北京，也不要去香港，香港可能糟糕。台北听说还可以，新加坡说不定也可以，香港是非常糟糕。我是香港人，所以我有权批评香港多一点。

纯粹的中国人不是抽象的书斋问题，它是生活中的一面

观众提问：三位老师讲得非常精彩，但是我听着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就觉得最普通的中国人会不会来关心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够不够格，什么是正宗，什么是不正宗？包括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在家里面，在单位，包括之前大学里面其实我觉得纯粹中国人不是一个话题，大家不会聊这样的话题。如果作为最普通的中国人会不会关心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不关心，那么学者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考虑呢？

刘擎：我们说最普通的民众不一定以这样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但是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假问题。我有一个学生，他每年都要回家过年，但是知道这个纯粹是很厉害的，他跟父母说寒假我就不回来了，虽然学生的寒假还好一点，时间还长一点，但是他是实习的阶段。父亲说你怎么能不回来呢？他说“坐这么长的时间，回来吃一顿饭。我过了年以后3月份再回去，就不行吗？”他父亲就说：“你还是不是中国人？过年不回家，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他说：“我是你生的，我怎么不是中国人？”你看，“中国人”就出现了。

我们的价值、准则和规范风格发生了很多很多变化，我们归结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归结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焦虑的问题。中国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但是是生活中的一面。而且生活中的问题的展现并不是以这样的学术化的讨论，我们是不是中国人。人家会说你神经病。但是当时的父子对话，我的一个研究生跟我说的时候，我确实感觉这不是一个抽象的书斋里面编出来的。

陈冠中：但是的确有一些问题是因为知识界或者有知识的人，不断讨论制造了问题出来，在香港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问香港人，你是不是香港人，他一定说是，你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但是大部分也会说是。香港在做一个调查，让你挑选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让你选一个。每年都做文章，今年中国人又少了一点，香港人又多了一点。香港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去挑这个，但是一定要填一个，他就选香港人，还是挺自然的。刚才我也说了让上海人挑选上海人还是中国人？说不定也有上海人挑上海人这个东西，而不挑中国人，不是说他不承认是中国人。

王昭阳：我多次去法拉盛，没有去过什么安徽的农村。似乎这个问题，在法拉盛的这些打工仔是不关心这个问题的，会关心这个问题的是一些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的人，也甚至是搞文科的一些官方调研者，我去伦敦的时候，我想时间很短，我要不要到唐人街去，最后想去吃一点辣的东西就去了。那儿的街道很短，看到有一个地方做的龙抄手，餐馆名字叫红太阳餐馆，里面挂的人民公社的画。我就看看其他几家餐馆，其他的就是比较传统的，华侨做月饼的那种，因为我太想吃龙抄手，我就去了红太阳餐馆，后来这个餐馆又进了几个年轻的顾客，我进去以后有几个年轻人打扮地非常潮流，比较年轻，比其他的华侨穿得好的多，说着内地的普通话。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中国的身份，第一是龙抄手，第二是遇到一些穿着非常昂贵衣服的年轻人，和墙上挂的人民公社，我是一个外籍身份的中国人。

陈冠中：在海外地区，可能中国人越多地方，跟华裔多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反应。比如说新加坡华人占大多数人，占70%，不要整天强调种族的东西，我们要包容，重视其他的族群，反而要倒过来。比如说马来西亚，20%左右的，他们的形态又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上没有这么强调中国性，我吃红太阳餐馆，并不需要这么多图腾来标识中国性，他们就是好吃不好吃的餐馆。

温哥华华人也是占10%左右，很坦然的，因为中国顾客很多，中国人开一个餐馆名字可能叫狂潮的，新锐的，表示它好吃。北京、香港、上海开过去的餐馆，叫上海小南国这种名字，在美国华人相对少的，不同的等级分得很清楚，去的年纪很不一样。一个新的唐人街，在纽约，旧的唐人街是广东话的，新的是普通话的，旧的是广东话的。还分得这么清楚。

王昭阳：旧唐人街现在被说福州话的人大规模占领。

腾讯文化实习生 王晓霞 2013-07-10 09: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