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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王元涛

在各类杜氏传记中，有一个小人物被忽略了，他就是王国生，杜月笙最初落脚上海，在他开的潘盛源水果店打工。

入黄门前，杜月笙所能走的路，与大多数赤脚进城的乡下少年一样，因受教育不足，眼界狭窄，人生没有方向，极易沾染恶习。杜月笙的毛病，是好赌成狂，竟私自挪用水果店的货款，在输个精光之后不辞而别。可是，王国生却抢先一步原谅了他，在他饥寒交迫、病饿无着时，又将他接回店内，全无责怪，信任依旧。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在杜月笙的早期经历中，却应该占据重要位置。杜从小见惯了各色势力眼，包括亲族，包括乡邻。你坑我？没关系啦，我转过头来也害你就好了。这种对等的恶恶相报，是他耳濡目染的生活常态。而王国生却让他得以识见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从而觉悟到，原来，人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向善的选择。这很可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为他后期出污泥而试图不染提供了动因。

学者廖保平这样评价杜月笙：“作为一个暴力色彩浓厚的江湖老大，竟没有被政治权力消灭，还能将自己的黑社会身份不断洗白，在江湖与政治之间穿梭自如，呼风唤雨。”事实上，杜月笙并没有像廖先生说的那么“自如”，但他对自己身属黑帮这一事实，却一生不甘，一直在挣扎洗白，这倒是真的。

杜月笙讲过，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达官贵人的聚会，但见座中高冠峨服，衣香鬓影，再仔细打量，那些有身家、有地位、有教养的绅士，没一个人戴他手上那种惹人注目的大钻戒。杜月笙立时自惭形秽，在桌底下捏住戒指转了一圈，把那颗大钻石紧紧握在掌中。回到家，他直接把钻戒扔进了保险箱，并从此日日长衫，风纪严谨，即便是三伏暑天，在家里，也绝不袒胸露臂。因他的表率作用，一时间，整个上海滩，至少脱下上万只钻戒。

杜月笙知道，想洗脱黑社会形象，仅改变外表还远远不够，内里也必须有货。凭他的识字水平，可以勉强读书看报，可要完全理解内容还存在困难。他自有办法，设专职读报秘书，每天听报。听完一段，有不懂之处，就详加追问，一直到弄通为止。这一习惯几十年不辍。另一个学习的捷径，是听评书。从春秋起，经秦、汉、唐、宋、元、明，直到大清，他把两千年的历史听了个滚瓜烂熟，从中找经验，找常识，找启示。这一习惯，也是几十载不变。1949年移居香港后，还专程从上海请过评书先生。

创办恒社，是杜月笙试图从组织上摆脱青帮阴影的又一努力。他也清楚，不管他个人如何自洁，只要还拥有众多门生，就永远无法让人忘掉他的青帮背景。现在，他创立一个公开合法的社团，就可以用新名义在租界内外行走了。恒社成立于1933年5月，发起人19名，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朱学范。

与黄金荣出身小康之家不同，杜月笙3岁丧母，5岁丧父，先随继母生活，后继母不知所终，他就成了吃完上顿无下顿的孤儿。可是，与黄相比，杜的洗白又有天然优势，因为在他入黄门前，大部分脏活累活都由黄金荣干了，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在此意义上说，杜是黄的2.0版，可以站在黄的肩膀上坐享其成，双手无需再接触太多的脏东西，因而向合法化转型相对容易得多。

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东南局势渐告稳定。国民政府一向主张废除租界，清理黄赌毒，杜月笙对此心知肚明。正是在此前后，他开始逐步退出贩毒和赌博行业。因此，他的洗白，除了个人追求之外，还有大势所趋不得不为的因素。

杜月笙创办了多家合法公司，部分由他直接管理和经营，涉及航运、金融、纺织、面粉等行业。还有一些朋友或徒子徒孙开办的公司，主动要求挂他的名为董事长，他也一概欣然应允。最多时，他拥有七十多个头衔。如果按今天某些人士的习惯，把所有的职衔都开到名片上，那么杜的名片恐怕要八开纸那样大才行。

一个人，即使换了芯片大脑，如果身兼七十项职务，恐怕也会经常短路死机吧。从杜月笙这种无害的贪婪中，可以隐约看出，对于正常的社会身份，他的补偿心理有多么强烈。

抗战胜利后，毁家纾难的杜月笙属意上海市长的位置。在他看来，这是洗白的最佳机会。可是，蒋介石没有答应他。随后，杜又参与竞选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国民党高层同样意见歧生。于是，杜及门生安排了一次奇葩的选举，先让杜高票当选，随即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这是一种变相的抗议，表达了杜的极度渴望与无奈。

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话，据说出自杜月笙之口：“我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夜壶，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实际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看许多大好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作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他并没有专门针对蒋介石，那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无论杜月笙怎样不甘，其实他也明白，一朝为贼，终身为贼，人们的这种惯性认知，是他洗白的最大障碍。

1934年，大上海高层政商人物合影。从左至右坐着上海巨商杜月笙、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外交家蒋廷黻、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市保安处长杨虎。

台湾《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这样评价杜月笙：“名闻天下，对民国政治有影响，有贡献，但究属黑社会人物起家，借烟赌发迹，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并非没有。可以说有誉有毁，有恩有怨。”

是的，他可以不甘，可以努力洗白，只是，一旦核心利益遭到触犯，他做出的第一反应，依然难脱黑社会本色。

上海有一位金融巨子，素来鄙视杜月笙，发现同乡或晚辈与杜结交，就会训斥他们：“怎么可以跟这种人来往！”后来，巨子与一位良家女子有染，女子怀孕后不依不饶，非嫁他不可，否则就要新闻曝光。巨子怕了，左右求告无门，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杜月笙。杜关照各报馆，不准刊登相关新闻，然后亲自与女子谈判，只花用了不大一笔钱，就将事情平息下来。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杜月笙控制新闻有两大招法，一是直接买报馆，自己当老板。再有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情怀的新闻人，也没有办法和老板叫板，否则铺盖就会出现在大街上。第二招，是广交朋友，定期给新闻界名编辑名记者发放高额津贴，换来他们的言听计从。

1933年，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发动“闽变”，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这让相距遥远的上海国华银行摊上了大麻烦。事情是这样的，“闽变”主力19路军，一年前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收到上海人民捐的一大笔钱，一时用不完，直接入股了国华银行。现在因为他们“闹事”，上海有些人生气了，召开民众大会，要求索回当年的捐款，还要追究国华银行的责任。

等到国华银行老板唐寿民获知相关情报，急忙向杜月笙求救时，已经太迟了，民众大会通过了十条决议，其中一条是：没收19路军款项，敦请政府勒令国华银行停业。消息传来，杜府内众人面面相觑，杜月笙却神闲气定，不慌不忙打过几通电话后，转身上楼听评书去了。第二天，在上海所有报纸报道民众大会的消息中，十条决议变成了九条。

如此操弄社会公器，实为一大罪恶。可杜月笙的弟子后来在台湾给他作传时，依然将此视为了不起的事迹大书特书，洋洋得意之态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新闻自由这种高级理念要在中国落地生根，该有多么艰难。

1937年，上海沦陷，杜先赴香港，后去重庆，一直遥控指挥留守上海的老班底，配合军统戴笠的地下工作，抢救要员，暗杀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即死于杜月笙门生之手。抗战中期，高宗武与陶希圣脱离汪伪政权，逃奔香港，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这就是史上着名的“高陶事件”，其背后，也有杜月笙参与谋划。

可是，有这样一个细节却颇堪玩味：在重庆期间，杜月笙经常与前军阀范绍曾等大佬赌博取乐，赌规是，每人每天至少带法币5万元。这5万元，相当于战时60位国军上将的月薪，或2230名在前线流血拼杀的二等兵的军饷。

可以说，在偌大的上海滩，只要与杜月笙有交情，几乎没人敢说从没接受过他的钱物馈赠。而且，杜月笙还有一个习惯，给朋友送钱时，一定要一对一，绝不让第三者在场，以保全受钱人的面子。

杜月笙曾深度介入上海多起罢工事件，据杜的门生陆京士称，1928年至1932年，上海工潮的十之八九，是通过杜月笙居间调停得以平息的。他做中间人，一手托两家，全力弥合劳资分歧，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杜先生”的口碑，由此深入民间。

1930年，法商水电公司中国员工罢工，法租界巡捕当街开枪杀人，劳资矛盾极度激化。杜月笙受法国驻上海领事委托，参与和解谈判。他身在资方，却心在劳方，开出优厚的补偿条款，复工草约得以顺利签订。可是，法商公司却临阵赖账，不肯支付两千三百多人罢工期间的工资，更不肯答应月增工资四角的条件。工人群情激愤，复工眼看就要流产，这时，杜月笙“言话一句”，扭转了局势：“法商公司答应不下来，全部由我付了。”

为此，杜月笙足足支付了30万大洋。

浦东高桥人向以杜月笙为傲。杜给家乡造了23座石桥，修了医院和小学，并且全免费。抗战前，浦东二百余户贫困人家，会按月到杜府支领生活费。而且在上海，如果贫苦家庭有人去世无以殓丧，就可以请杜家施送棺材衣衾。从1935年到1937年，杜月笙捐款达150万元。他的一生捐款多少，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统计。

他这样花钱如流水，手面阔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潇洒固然潇洒，漂亮也固然漂亮，可实际上，他已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觉。他一定以为，钱是洗白的武器，散出去越多，效果就越好。殊不知，这种违背常规常理的用钱方式，反而会让人时时刻刻联想到，他的钱来路不正。

而且，他赚得多，花得更多，实际上是个穷人。尤其自1932年起，他彻底退出暴利的烟赌两行，收入应声大幅下降。可是，来钱的渠道变窄了，花钱的渠道却和原来一样宽，他根本停不下来。因此，每到年关，对杜月笙来说，都是难过的一关，手头没钱打点各路人马，他有时会急得直跳脚。1933年春节，对杜月笙来说，是最寒冷的严冬。传说，他向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借款30万元，被张一口回绝了。

但据章君榖先生称，这不是事实。恰恰相反，张公权一口答应了，可其他银行听说杜闹饥荒，争先恐后表示愿意借款。经过一番商议，最后由中国、交通等四家银行共同出资，抵押物是杜家的房产。房契被裹在一张报纸内，黏合处盖有杜的图章，由中国银行代为保管。报纸里头是不是真的有房契？没有人拆开查验过。也就是说，一张报纸盖个章，就可以借出30万元来，这一点，是让杜月笙最为自豪的。

“别人存钱，我存交情。”杜月笙向来这样说。

这条原则，他倒是一以贯之，坚持到了最后。1951年，杜月笙病危，他当着家人的面，把朋友欠钱的借条全部烧掉了，涉及的具体金额不详。据匆匆翻看过借条的家人回忆，其中有一张，是数十根大金条。

这样，当杜月笙临终前躺在病床上亲口说出，他的钱只有十万美金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怔错愕。谁也想不到，大半辈子挥金如土的杜月笙，留给庞大家族的遗产，居然如此之薄。这笔钱要分给4位太太和四儿三女，一个人能到手几文呢？难怪清高如孟小冬者，也忍不住当场脱口而出：“这么一点钱，怎么活？”

网载 2015-08-23 08:4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