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之1935该不该嘲讽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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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1935年,是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巅峰。及该年末,运动已覆盖全国25省市1355县14条铁路,拥有劳动服务团6万余人。

但运动在当时及日后饱受诟病,批评与嘲笑的声音从未停止。历史,究竟该给这场运动一个怎样的评价?

时人并不理解蒋氏借新生活之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用心

“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这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亦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

蒋氏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如德国,“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1934年农历新年元宵节(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乐群电影院“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发表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蒋氏之讲演,开宗明义即明白表示,搞“新生活运动”之目的,是为了“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蒋氏说:

“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道德愈高知识愈好的国民,就愈容易使社会一天比一大有进步,愈容易复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

蒋氏还以德国为例,对“国民道德”、“国民知识”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详尽的阐释,感叹道:“(德国)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详细]

要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蒋氏的药方是提倡符合礼仪廉耻的“新生活”

如何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呢?蒋氏的药方就是搞新生活运动,从衣食住行入手,使“所有的国民个个人都过整洁朴素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为什么要从衣食住行入手呢?因为“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

为说明基本的衣食住行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蒋氏将自己在江西的观察和早年留日的经验做了一番对比。据蒋氏说,江西“一般准备要做国家和社会中坚人物……的中学生”,“现在虽然大多数比较好了一点,但是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

反观日本,“他们虽口里没有提出礼义廉耻来讲,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为野蛮,不爱国。我们晓得:常常洗冷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还有最要紧的,不致耽误时间。别看这个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所以日本人全国如此;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人能终年用冷水洗脸?普通那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往往因为没有热水而不洗脸,或因为等热水而耽误几个钟头。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详细]

蒋氏实际上是想借“新生活”之壳造就一种全民的军事化,但时人并不理解

蒋氏提倡“新生活”,是其对中国出路长期思索的结果。或许鲜为人知,对国民党自北伐以来的“革命”,蒋氏基本上持否定态度,1933年11月,蒋氏在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讲话中曾毫不留情地说道:“几年来,我们革命的成绩,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政治上不进则退的恶影响,已将过去一切军事胜利,销蚀无余,整个社会的惰性或旧势力,已早将十五年北伐所造成的革命新时势,完全拉转来倒退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更支离破碎更腐败黑暗更纷乱贫弱的社会。”

既敢于坦言国民党政治上的黑暗与失败,蒋氏自当努力思考对策:“我们要起死回生,免于灭亡,那只有改革政治……将不适于现代生存的旧社会,彻底改造出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来”。而蒋氏“改造出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的手段,正是“新生活运动”——早在1932年7月19日,蒋氏已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甚思提倡复兴运动,与民族德性,而以劳力为主,以礼仪廉耻为体,以艰苦忍耐为用,以树立纪律,整齐秩序为目标。欲救中国,如不从救人心入手,则缘木而求鱼也。欲救人心,如不从注重德性入手,则亦不能见效。”礼仪廉耻、艰苦忍耐、树立纪律、整齐秩序,这些关键词,全是日后“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此亦可见“新生活”背后有蒋氏长期的深思熟虑。

福建“新生活运动”十年(1934-1943)中公开禁止与提倡的主要事件

但对一般国民而言,“新生活运动”孜孜于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问题,与民族复兴似乎很难扯到一起。即便是当时的前沿知识分子如冰心等,也难以理解这其中的关系。1935年11月,冰心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嘲笑了“新生活运动”:“这,都是非常可笑的,这些事据说该由教育部或内政部管理的,而现在,……到绥远去那次便有这个笑话:那边小镇上都有赶集的,但在新生活运动推行到了那里之后,有许多乡民竟不敢出来了,因为怕强迫扣钮子,他们本来便习惯敞胸或竟不用钮子的。”(《冰心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一卷第五期)冰心不知道,她所嘲笑者(乡民怕强迫扣纽扣而不出门),恰恰是蒋氏所深恶痛绝者。蒋氏素不务虚,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已经很清晰地阐明了“新生活”关注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细节的缘由,那就是:“讲到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让一般国民吃饭有吃饭的样子,穿衣有穿衣的样子,居室要符合基本的卫生标准,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切看似琐碎,实质上都是为了养成一般国民的自制力(汪精卫称作“制裁力”),这种自制力培养,实际上等同于一种“全民军事化训练”。执政者的这种用心,自然非冰心一类文人所能轻易理解。…[详细]

借壳搞“全民军训”的一个重要隐衷,是为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做准备

“新生活”以“全民军事化训练”为最重要的目的,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战准备有莫大关系。《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氏有感于日本“全民洗冷水脸”,对比中国,不胜痛心疾首:“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它的讲什么!”此段言论,已将“新生活”与抗战准备之间的关系点明。1934年3月7日,蒋氏又说:

“就整个国家之前途观之,世界大战必将于最近爆发,国家之存亡兴替,即决于此。吾人……必在大战之前夕,竭力准备。但目前因时间之迫促,人力物力之缺乏,与乎国家之迄未统一,一切准备已不能以全国为范围,亦不能百废而皆举,只能在整个国家与民族利益之立场,择定条件最完备之区域,集中人才物力准备一切,使成为民族复兴之最简式的根据地。予以为此种事业大概有两种,一曰明耻教战,即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一曰交通及基本工业之建设。”

蒋氏所谓的两种为抗战做准备的事业,前者即新生活运动,后者则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正因为“新生活”肩负着为抗战做准备的重任,1935年3月24日,鉴于运动进度“未能尽如吾人之所期”,蒋氏再度强调“新生活”须遵循“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三大原则:“军事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重秩序,守纪律,一切动作能迅速确实,共同一致。生产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消极的崇尚俭朴,减少消费,爱用国货;积极的更能勤苦工作努力生产,多为社会服务。艺术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尚整齐,爱清洁,一切事物由整洁而自然美观。”

蒋氏虽然屡屡强调“新生活”的全民军事化目的,但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在公开发表的有关新生活运动文件和演说中,蒋氏始终不曾明言“抗日”二字。1935年2月27日,蒋、汪还曾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国民党中政会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恰与前引蒋氏3月24日的讲话所强调的“军事化”、“爱用国货”等内容南辕北辙,何为虚情,何谓真意,自不难判断。外交上努力周旋拖延、内政上竭力预作筹划,同时避免刺激日军,是国民政府此一时期抗战的基本策略。到1938年,全面抗战已然爆发,蒋氏也就无所避忌:“老实说,我从前倡导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以及合理化(或是艺术化),希望一致做到整洁简朴、迅速确实的程度,就是因为鉴于国家的危险,要大家有应付非常事变,担当非常责任的准备。到今天,我们的同胞可一致明了我的意思了。这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力量,就是我们民族抗战最大的武器。”1948年,蒋梦麟亦撰文回忆说,1936 年,蒋介石曾在北平对他说过:“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个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详细]

02

“新生活”为何未见实际成效,反闹出许多笑话?

“新生活运动”自启动伊始,即饱受批评与嘲笑,如与宋氏姐妹交好的项美丽说它是“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冯玉祥说“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最刻薄者,莫过于James Thomson的评语——“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这些讽刺,建筑在“新生活”的失败之上。“新生活”何以会失败?

蒋介石承认,新生活运动“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运动缺乏成效,是其备遭嘲讽的主要原因。运动两周年之际(1936年),蒋介石曾发表纪念讲话,并不讳言其成效之微末:“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团体和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衣、食、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是少了。”

运动三周年之际,蒋氏又总结道:“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在推行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社会上层,而未及于下层;只注意到通衢马路,而未及于街头巷尾。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因其流于形式,“新生活”在当日已演绎出许多笑话。以禁止妇女烫发为例,因屡禁不止,湖南常德县别出奇招,颁布法令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以资区别。此令一出,效果顿生。非但一般妇女不愿再烫发,连规定要烫发的妓女舞女们,也转而把头发弄直。无独有偶,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曾要求重庆各理发店在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企图让那些喜好剪发烫发的“闺秀名媛、知识女性、公务人员之主妇”能够望而却步。更恶劣者,如长沙市长王秉丞,将禁止女性烫发上升到中西文化优劣层面上来,说什么“现行烫发,学自西洋蛮俗,……有伤风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而今用火焚炙,有乖孝道”——宋美龄向媒体解释禁止烫发,其理由也不过是“崇尚朴素”;到王秉丞这里,却成了荒唐的中西文化之争了。…[详细]

失败原因一:运动本身“形、神分裂”,挂羊头卖狗肉

1930年代,“民族主义救中国”是国民政府竭力推行的一种“国策”。受这一“国策”指导,政府在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可商榷之处很多,譬如由中央政府出面将所谓的“中国传统武术”提升到“国术”的高度;再如将迄今尚未取得学术界共识的“四大发明”当作历史定论写入教科书,等等。“新生活”运动也不可避免地与这一“国策”结合到了一起。蒋介石说得很明白:“新生活运动者,……即求国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仪廉耻’为基准也。”

1937年5月,延安城南悬挂的“欢迎中央调查团”、“实行新生活”的大标语

蒋氏一方面说一般国人在衣食住行上“吃饭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餐具零乱,吃饭以后弄得菜汤饭屑狼藉满地……”,简直“和野蛮民族一个样”;一面又搬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礼仪廉耻),正是为了平衡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事实上,蒋氏并不号召国人向古人学习,他提供的学习对象,是分散中国各地的外国侨民和传教士。蒋氏说:“我国今日复兴民族,救亡图存,亦惟有模仿外人,实行新生活”,“在中国内地一般普通华侨,其生活习惯、精神、行动,无不符合新生活之原则,吾人应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外侨之生活为新生活之实际模范”;“我视察各省,嘱各省军政长官,应与当地教会团体联络,因若辈之生活,多半合于新生活”。

一边打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外人学习,这种奇特的“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正因为存在这种“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动“新生活”的贺衷寒和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出现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观。贺衷寒说:“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张学良却大唱反调:“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将许多想要尊孔复古的人物和势力吸引进来,另一方面又不免将许多抵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适),“新生活”当日被知识界扣上一顶“尊孔复古”的帽子,并非无因,宋庆龄1937年就曾在纽约《亚洲》杂志上刊文《孔教和现代中国》,斥责“‘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基础是本质上反动的传统儒家哲学。……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详细]

失败原因二:国民党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自然无法推动“新生活”

“新生活”何以不能有实质的大成效?蒋氏夫妇本人虽然可以身体力行过标准的“新生活”,以为国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未变,楷模的力量其实也很有限。法学家章渊若当日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只有在一个赏罚分明、贪污绝迹、纪律振肃的国家,社会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众才会明礼义,知廉耻,有纪律,守秩序。否则,在好人终是吃亏的变态社会律下,有谁愿肃身自好呢?”说到底,能够做到让自己的行为忠实遵从内心的道德律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一般国民,其行为依据,仍然是决定现实利益的社会游戏规则。

既然在现行“变态社会律下”,民众无意向楷模学习,无意主动去过“新生活”,当局的强力推动就显得至关重要。但蒋氏对是否以政治力量推动“新生活”,表现得相当矛盾。一方面,要求各级党部“将新运列为党务考绩”。另一方面,又再三强调:“新生活运动乃是一种社会运动,应当要拿从事社会运动的精神来做,而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来做”、“新生活运动的推行,绝少依靠政治之力量,而必须大家以身作则,来做‘潜移默化’的功夫。”这种两头摇摆的结果,是主持新生活长达十余年的黄仁霖,也搞不清楚“究竟这一个运动,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社团组织。”

蒋氏之所以摇摆,原因有二。其一,当日部分知识分子对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新生活”本就相当反感,如胡适就曾公开刊文,劝告蒋氏: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生活是一种习惯,生活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进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其二,国民党即便欲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动“新生活”,也是力有未逮。国民党名义上号称“一党训政”,但“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如高华所言:“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1934年,曾有国民党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愤怒声讨“一党训政”的有名无实:“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其组织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党既不领导政府,也不领导军队,甚至连基层的“地方自治”,也几乎见不到党的影子,“号称数百万党员,……但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决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联系”,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国民党在基层的党力如此脆弱,蒋氏也就只好寄望于社会的自觉了。但如前所言,“变态社会律下”,社会是没有过“新生活”的自觉的。所以,运动最后完全走形,闹出各种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详细]

结语

山东军阀韩复榘演讲云:“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人靠左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左走,那右边留给谁呢?”在一个各级政权遍布“韩复榘式人物”的时代,蒋氏的“新生活运动”用意虽好,但要想办出成效,实可谓痴人说梦。

网载 2013-02-19 12: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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