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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邓一小一平点名批判　　　　　

从大一饥一荒到文一革，目睹毛的卑鄙残忍，心想只要有机会，一定要说话，揭露这个害死千万人的独裁者。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出版，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如果问共一产一党一统治一中国近六十年最大的劣迹是什么？回答不是土改、镇反、反右、文一革、六一一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导致的三年大一饥一荒。为什么？评估世上任何灾难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至为重要的标尺，那就是人命的丧失。中一共尤其是毛一泽一东一独一裁时期，大规模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过“百万”这个数量级，但是，三年大一饥一荒的死亡人数无论是官方透露和海内外各种研究成果，都达到“千万”数量级。这数千万人丧生的责任算在共一产一党身上，有无根据？是否合理？这就形成了对这场大一饥一荒两个最根本的质疑：一、究竟饿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杨继绳推翻官方对大一饥一荒的定性

让我们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对饥荒死亡人数，若干高干说过一些概略的数字，但近五十年来，官方从未发布一个大一饥一荒的正式死亡数；对于饥荒原因却有一个着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一以来党的若干一历史一问题的决一议》，这是一个权威的文件，在邓一小一平主持下制定，主要为了应付当时党内外的批毛浪潮。决议批判了五八年大一跃一进运动，指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大一饥一荒的描述只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现在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对大一饥一荒的上述一段话的定性，从未改变过（或者各届领导人对此闭口不说）。换言之，对大一饥一荒，中共至今没有改变毛时代的定性，名称叫“三年一困难一时期”，原因有三：“大跃进的错误、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结局是“重大损失”。这个定性是抽像的、不负责任的、违反事实的。

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有良知的学者，一直采取“你不给说法，我来给说法”的求实态度，对大一饥一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学者蒋正华、李南、金辉、曹树基等，但这些大陆学者偏重于根据一些人口统计资料，作死亡人数的推算，而对饥荒原因、饥荒惨状的分析显得不足。直到今年八月，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巨着：《墓碑》，才给大一饥一荒研究树起一座纪念碑。杨先生是北京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他为调查大一饥一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实的资料，完全推翻了中一共当局对大一饥一荒的定性。他认同“三千六百万”的死亡数字。

我的“大一饥一荒情结”由来已久

杨继绳来港校阅书稿时，我曾和他见面，对他治学着述风格的朴实严谨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换过研究大一饥一荒的情况，谈到过八十年代在香港搜集大陆人口资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们出版《共产中国五十年》时，我曾简单地回顾过我一九八四年被邓一小一平点名批评的事。现在想来，有必要对此作一些比较详细的交待，因为这并非个人的得失毁誉，而是有关中共大跃进政策的一个旁证。

我的“大一饥一荒情结”由来已久。和杨继绳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一革前，因从事水利技术工作，经常下乡去水利工地与各地农民接触。多次听到那些贫下中农主动向我们诉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甚至有公社干部说四清开“忆苦思甜会”，农民不忆旧社会的苦，反而忆共一产一党大跃进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阳港一游，见到外婆家的老佃农谌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该乡地主），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小时候记得的谁谁谁，一个二个地都饿死了。使我心里十分震动。

后来，文一革中批判彭德怀，看到他的材料深为他感到不平。文一革中，我作为“四类”反党份子挨批斗。从社会上大量负面材料中，终于看清了毛“反修批修”发动文一革的本质，都与那场“大跃进”的失败有关。心想有朝一日，能说话时，一定要揭露这“千古奇冤”。一个闯下弥天大祸的独夫竟然还发动（文一革）这么大的运动，去打倒为老百姓说了两句公道话的老战友（彭一德一怀、刘一少一奇），且置于死地而后快，天下还有如此混帐的事吗！

从大一饥一荒到文一革，耳闻目睹，我的世界观完全成熟，对毛和他的制度彻底幻灭。

因此，八○年来港，八一年进入新闻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编辑）后，我的政论立场就是批毛不遗余力，留意相关资料。每逢遇到对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乡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红都风流录》的作者夷叔老先生来香港，他是高级统战对象，对毛知之甚深。他对我表示：共一产一党老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树，也要剥他两块树皮！

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出版

在香港虽然更深地接触资料，了解到不少毛一周一王朝的内幕，但大一饥一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来的生意人王俊铭先生告诉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出版了，你可以找来看看。对数字绝不陌生的我，拿到这本满是数字的书，一下子便发现，他们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统计资料！因为以前的官方统计，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显然是将大一饥一荒四年的资料封锁起来，见不得人。现在这四年的人口等数据都有了。

虽然，并不理想，如一九六○年人口锐减一千万整，没有零头——这哪像统计资料嘛，但好过没有。我兴奋而不眠地在数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千五百三十万。后来，我又看到一套《中国人口》丛书（联合国资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册，不仅有数年人口数，还有死亡人口的“绝对数字”，我到处寻找，于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数据，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数，来估算四年大一饥一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得出二十四个省死于饥荒的总人数为二千零四十万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国三十五年专题中发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国三次大挫败〉，其中主要论述是“大跃进”引致之大一饥一荒。文中提出饿死人数之估计，还以官方数据，驳斥大一饥一荒的自然灾害之说，从外贸资料指出大一饥一荒期间粮食出口太多，进口大减，是令饥民处于死亡线的原因之一。当然，公粮征收超过正常标准一倍，更是饥荒的主因。也驳斥了苏联撤援的说法。

邓一小一平内部批评牧一夫文章

一个月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总编辑李怡叫我谈话，告诉我中大教授李南雄传话，有大陆学者来港打听牧夫是谁，邓一小一平点名批评牧夫〈三次大挫败〉一文，指示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国内流传。李说，昨晚他又将我的文章详读一遍，觉得写得持平，没有情绪化，都是根据官方资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视？

接着，李怡召集编辑方苏一道商讨这件事。李说，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邓要维护党；方说，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说，不准别人说。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则表示，这篇文章份量不轻，有新观点，把批评具体化了，他们受不了。你可以笼统批评大跃进怎么错，但要具体批就不行。我还谈到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感受，说那么惨，提起来都会哭……我还表示，邓的批评显示杂志的影响力。

过两天，十四日，李怡请大家在合和中心饮茶。他笑着说，牧夫已是“邓一小一平级的人”，应该由他来请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据我当年日记摘录的部分细节。

中共领导人点名批评一名香港的评论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将披露邓的批评，但他没有做。我也没有“跟进”。

这件被老邓点名批评的事，经过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这样写出来并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实上，我的一点功夫比之后来几位学者的研究，是很肤浅和简约的（例如曹树基查过上千册县志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过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结论没有大的问题。我没有忘记李卜克内西的一句话，他说，知识份子斗争的武器是论据。值得解读的是：

邓一小一平为什么要批评我的文章？

一、邓点名批评的真实性。我虽然没有专门去做证实，但估计是可信的。根据是，当时《九十年代》这个刊物和北京一当局的关系，不是香港一般媒体可以相比。虽然，该刊在八○年之后，言论方向已向右转，但组织关系如何，是外人很难明白的。该刊七○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中共统战海外青年知识份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过今日《镜报》月刊。由于其七十年代追随文一革的极左路线，而中共已否定文一革，其言论向右转乃是不得不为的选择。但该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还维持着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内部联系，仍是一份有统战价值的中共高层重视的内参读物。而透过官方学者传话，并非小道消息。

二、邓为什么要批评牧夫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比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一共一高层，尤其是邓一小一平这号人，完全了解中一共内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开地揭露其要害。具体说我的文章令老邓不安之处，不在于估算了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大小（我的估算明显偏低），而在于确凿地指出饿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们维持多年的谎言，将饿死这么多人的罪责完全归结到中一共政策上面：苛政猛于虎。

邓一作为毛的亲信，是何等精明的共一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几十年统治，就是“大一饥一荒”这一关过不去，其他问题都可以推到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四人帮之类遁词上去。这位总书记绝对知道饿死的几千万人都是农民，是中一共口口声声依靠的贫下中农！而有无天灾、苏一联是否逼债（现有资料显示，苏共非但没有逼债，还减轻了中国的债一务）？他比谁都清楚！他相信拥有的绝对权力可以定一个铁案。

杨一继一绳的书，惊人地揭示一九六一年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全国少了几千万，报告给周一恩一来一毛一泽一东二人。周恩来阅后通知周一伯一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还特地电话追查一次。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杨继绳采访所得，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可见，中一共一高一层对酿成大一饥一荒的犯罪恐惧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阴暗！

毛制造大一饥一荒的罪责终将清算

我的文章，是《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后，第一个公开的回应，邓一小一平的紧张应可以理解。重要的是，这是中共领导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对揭露大一饥一荒真相作出的反应。

两年后，我发表批周文章〈另一一个周一恩一来〉，在香港舆论界亦激起一片涟漪，并引起北京决策方面（邓一力一群）的注意。后来我们又出版《红一朝一宰一相：周恩来人一格一解一剖》长销至今，去年东京发行日文版。但是周助纣为虐的一面（多次逢迎毛意，曲解大一饥一荒，有案可查）仍然被官方强力的粉饰所掩盖。

最后应指出毛对大一饥一荒造成巨大死亡的态度。众所周知，毛曾多次在党一国重大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大谈“杀人”经，杀了多少，杀与不杀……从历次运动杀人策略说到原子大战死一半无所谓。霸气凌人，不可一世。殊不知在现代政治中，尤其是死刑已遭到质疑的潮流下，举世没有一个领袖敢于在殿堂之上这样炫耀杀人的权力。毛承继苏区“杀人放火，占山为王”的土一匪作风统治一个大国，毒化千万干部，杀人如麻、死人无动于衷便是必然的局面。看看杨一继一绳书中，那些人吃人的悲剧，今人不可置信。

但是，没有记录看到毛这样公开说“大一饥一荒”的死人问题，他有忌讳。当我们读到刘原一九九八年文章，写父亲刘一少一奇六二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无语。但是他记住了。为刘这句话，他就该下台。害死三千万人，罪不可恕。但朕既为霸一王，岂容你等得势？张一一戎毛传披露，刘少奇在饥荒最惨烈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一契尔一沃年科，中国已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大一饥一荒三千万冤魂决定了毛要以“亚洲最大的政治一流氓”（刘一宾一雁语）的一切手段，不计后果地铲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帐的人。虽然如谢一韬教授这样的智者幸免于死，终于在去年《炎黄春秋》上呛声：“三年大一饥一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然而，这位古今中外最大的暴一君，仍然被供奉在北京一红一庙里。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公开出来，十三亿人却无一人站出来直斥其非。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这是林一一昭的名句。三千万条人命是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的一笔血债，中南海的贪一权一食一利者，以为凭几杆一破枪一袋臭一钱就可以毁灭一个民族的记忆，西谚有云：“你可以长久骗一部分人，也可以骗很多人于一时，却不能骗所有的人于永远。”杨一继一绳宅心仁厚，建议天安门立大一饥一荒纪念碑，这是中国人起码应该做的事。

（2008年9月25日 纽约）

牧夫 2010-07-15 08: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