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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出生于公元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２３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天津东门里二道街路南一处平房内，病殁于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天津英租界(今和平区泰安道２０号)私宅，享年８５岁，归葬于北仓，墓碑题名：“水竹邨人之墓”。

　　徐氏家族上可追述到十代均为达官要人，其本人１８８６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早与袁世凯结为异族兄弟，在清末民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上颇有影响。一般是袁世凯在前台“冲锋陷阵”，徐世昌在幕后指挥裕如，但徐给人的印象是“和事佬”、“与世无争”。１８９５年，袁氏在津门小站创练“北洋新建陆军”，第二年袁特“奏调”徐以翰林身价兼营小站军事营务处。徐世昌时年４３岁，人到中年，刻苦攻读英语，大量翻译东、西方的兵学新书，小站练兵全盘“仿德国营制”，又结合中国实际，对北洋新建陆军的领导体制、组织建设、招募格式、将士标准、训练方法、教育制度等进行改革。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徐世昌得随慈禧西行，有机会接近西太后，以编修、练兵处提调、内阁学士候补影响朝廷实行君主立宪。１９０１年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继李鸿章后汉族封疆大吏中能左右国家军国大事人物。袁身兼八大臣；而徐任商部左丞、兵部左丞、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巡警部尚书等，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天津袁、徐)”的政治新格局。天津由此实成为北京的外府、陪都，关于“新政”改革，“京、津使者往来络绎不绝”，在当时中国的地位无与伦比。

　　１９０６年，徐世昌奉命偕同载振赴东北考察日、俄两强环视形势，上《密陈通兼东三省全局折》，并得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势在全国所有督抚之上。徐在东三省实施大规模近代化建设，演练“新政”使三省“旧貌换新颜”。解放后三省人民重印徐氏《东三省政略》以为研究与怀念。

　　１９０８年１１月，小皇帝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次年徐内调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大臣，主管中国路、电、邮、航四大要政。“实业兴而大利自开，交通便而政权益敏。”徐上任伊始，即返家乡，坐镇天津，整饬弊混。徐氏破天荒地对“即无出身又无官职”的詹天佑“给予五品顶戴”，做到“奖励勤能，升赏有度”。

　　他任用的专门人才有留英、美之胡贻谷、项骧、王世征、李方、熊崇志；留德之施愚、马德润、郑诚、水钧韶、周启廉；留日之黄为基、尊彝进等。同时创办《交通官报》，宣传和普及交通、信息知识和筹办邮传宪政。凡此种种，为中国实业、信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成功，徐助袁出山。但自己“力辞太保”，避处青岛，暂时退出政治漩涡。

　　１９１４年５月，徐被袁聘为国务卿，人称“相国”。但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开历史倒车。徐多次提出辞职，进行坚持抵制，“连日书牍往复，总统(袁)又屡请左右丞慰留，辞志仍决”，终“交卸印、钥等件，即回五条胡同宅”。当袁称帝前夕，徐劝袁说：“称帝一事，暂不论其是非，就其利害而言，观察时局，确难料定会成功，如若半途而废，将何以回旋?”他谢而不受袁所谓“嵩山四友”优宠，在家中自书“谈风月馆”一匾悬于书斋(此匾现仍在)，表示不闻政治之意，并在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人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

　　１９１７年７月，张勋复辟，以“上谕”方式敦请徐世昌入京，徐氏闻“张勋拥清帝复辟，愤叹，曾两次电张勋，劝其离军引退。仓促发难，遽更国体，假托名义，号召全国，断无幸成之理”；实“鲁莽灭裂行动，为国家之祸首”。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直系冯国璋与皖系段祺瑞矛盾激化。冯任代总统期满下台，而段又一时难上台，于是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届正式大总统。此时一战结束，国际社会“劝告”中国南北“停战议和”，方可出席巴黎和会。徐抓住机遇，极力提倡“偃武修文”，“文治天下”，于是南北上海“议和会议”于１９１９年２月召开。他宣誓：“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体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但因当时中国北方皖系、安福系处处作梗；南方政学系、桂系、滇系与国民党、北洋政府重权，使“议和会议”一无所成。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开幕。徐世昌组成以陆征祥、顾维钧等一批外交政要以及成立专门外交委员会如梁启超等大批精英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严正提出四项要求：①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利，此种利益不得由日人继承；②取消１９１５年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③取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殊利益；④结束德奥等国在华之政治与经济利益。这就是徐世昌大总统的外交方针。巴黎和会因美、英、法的背信弃义，中国交涉宣告失败。不能保全国家主权，必然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因此，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１４日，徐世昌邀集段祺瑞、两院议长及全体阁员开联席会议，讨论学潮与外交问题。段主张镇压学潮；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声称：“首先罢免蔡元培”；而徐世昌则下令挽留蔡元培校长，“所谓解职，着毋庸议”；徐对莘莘学子，晓以大义，予以爱护，释放学生。外交问题，徐不承认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青岛主权之方案以外的问题，拒绝补签和约及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与此同时，徐大总统批准严修、张伯苓以私人之力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并带头慷慨解囊捐资最巨———１６７４４．７１京钞。徐与严是同年考进士之挚友。１９０４年，袁、徐特聘严为直隶省学务公所督办(次年迁至天津)，首建南开中学堂发展为系列(包括重庆南开中学)私人学校。百年树人，桃李广布，培养了两位共和国总理和百名院士，成就了天津私人办学的丰功伟业，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在世界实属罕见。张校长承诺：凡徐家后人入南开勿庸考试，而徐家从未享此殊荣。

　　不仅如此，徐世昌特派旧交通系叶恭绰往法国协助中国代表团进行外交交涉事宜，接触了巴黎大学校长班乐卫及学者伯希和等名人，从而得知外国学者颇重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叶将此信息报告徐总统。而徐氏早萌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之想，并趁机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一项建议，决定以每年出资两万法郎在巴黎大学内创立中国学院。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由于总统的高度重视、热心、奔波联络之功，政府投资于１９２０年３月正式开学。这一盛举，引起轰动，不单是在世界各国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极大地推动了中法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而且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初，中国一大批青年和革命者———周恩来(经张伯苓校长推荐)、邓小平、李富春等能够赴法国留学或从事革命活动。徐还计划在所有发达国家之首都均创办中国学院。但终因中国时局动荡，本人亦于１９２２年被直系逼宫下台而未能如愿，但徐氏获得了法国文学暨法学博士，论文为《欧战后之中国》。

　　１９２２—１９３９年，徐世昌退耕做天津寓公，息影政坛，着书立说，诗、书、画一体三面，自号东海老人、水竹邨人。书房匾额“退耕堂”，辑《退耕堂政书》，明志曰：“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信佛)。他除纂辑典籍，吟诗作画与书法外，还在英租界宅前开辟一片田园，手执锄头，亲自耕田种菜。徐氏编书、刻书３０多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世昌声明：“中国只有抗战，才能救亡”；“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抗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西安事变，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必然会与东北军、西北军大动干戈，从而使内战扩大，为日本提供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坂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大佐屡约徐世昌定期会见。不但遭徐痛斥，而且愤怒指责汉奸败类金梁、章梫“贪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晚节不忠”。徐世昌拒绝“出山”当日本傀儡，保持了人生最宝贵的爱国爱民大忠大义、晚节可风! 郭晖
 

郭晖 2010-07-15 0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