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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的一部长篇小说《漂亮朋友》(Bel Ami)。

这部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有一个退休军官到了巴黎，一心想要向上爬，他碰来碰去，结识了一个女名流。这个女名流当然是法国传统中常见的，她比过去伏尔泰时代的那些沙龙女主人要低级一点，就是新闻记者那个级别，但是她经常招待各方政要和消息灵通人士。虽然当时的女子还没有选举权，也不能做官，但是她比她那个普普通通的丈夫要NB多了，各方面的资讯要多得多，等於是一个幕後政治的操纵者，院外活动集团的操纵者。然後他就认识了这一对夫妻。他一心想要向上爬，但是在巴黎没有关系，所以这对夫妻对他很重要。後来那个丈夫死了，他就追这个女人，最後娶了她。在这个女人的一路经营下，他最後果然至少是进入了那种可以当国会议员的位置。小说结束的时候，他遥望马提尼翁府，心想我总有一天也要当上议员的。

但是他们两夫妻相处得却并不好，因为他们是政治上的结合。男的是希望女人运用她的关系替自己出头，并不怎麽喜欢这个女的本人。女的以教师爷自居，她觉得你们这些人什麽也不懂，我来调教调教你们，这个安排那个安排。男的不敢违背这些安排，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在这方面利用她，所以他只有听。但是他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他在这种操纵之下一点一点被填入那个前夫的角色。他感觉到，其实谁做这个女人的丈夫是根本没关系的，她会把所有男人都按部就班地调教成她需要的那个样子。作为一个男人，被女人这样对待，他十二分不爽，经常做些小动作来表示不满，但是他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格局。

如果在体制内待久了的话，可能就是这样，各方面的各种预期会把你渐渐调教成为他们需要的角色，而我对这种前途十分不满意。

现在大家以为广东天经地义是一个大钱包，其实不一定。广东很容易恢复到李定国时代和唐继尧时代的那种状态，是北京朝廷吞不下的一个巨大包袱。广东人用他们的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李定国这样的代理人招来很多云南的土司，彪悍善战、而只要一点点钱就能够动员起来、像苏格兰高地人一样的军团。李定国前期的人马是张献忠的产物，但是後期的人马基本上是云南各地土司凑起来的，而土司兵是除了满洲人和蒙古人以外大明朝最能打仗的人马。原先明朝的正规军和清朝的汉军都不是它的对手，关键就是在这一点。而唐继尧时代的作战方式就是，滇军一再进入广东，广东有钱而滇军能打，双方的结合使北洋军无可奈何。

这些事情不需要有人替你设计，设计了顶多是提前几年，有些事情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你只要在地上撒了足够多的糖，早晚会爬来蚂蚁的。你不需要去对某一个蚂蚁窝游说，或者设计某个蚂蚁的行军路线，它们自然会出现的。多中心化的博弈当中，总会有些人歪打正着碰到这条路线上的。

宋明两朝的不同。本来同样都是对付满洲人的威胁，宋朝就割地赔款，延长自己的寿命；明朝就说，宋朝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卑屈地割地赔款了，我们永远不谈判，永远不谈判，永远不谈判，然後一直等着李自成进京。

真的想要产生效果的话，非得流血和出钱不可，这是不可取代的事情。

塔利班凭什麽呢？就是因为它手头有一些军阀和部落的势力。但是塔利班并不能够支配这些势力，你不能指望跟塔利班谈成了以後就有效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像《八十天环游地球》那样，你只要有钱，带着钱到哪里去旅游都是可以的，根本不需要什麽护照。只有在某些开战的地方，出於谨慎起见，你向当地的君侯或者司令官要一张通行证。通行证跟介绍信没有任何区别，法律上没有通行证或者护照这一说。

扬子江流域的军阀打了败仗，去上海就足够了。那就跟现在流亡美国是一回事，就等於是你已经出了国。出了国以後，往事就可以勾销。等到下一轮内战的时候，你再从上海回来就行了。唐继尧遇上政变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跑去香港。同样，广州那些商人或者有钱人当然去香港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按照司马光和传统历史学家的写法，那就会跟《资治通鉴》里描绘赤壁之战以前孙权召开会议的那种结果一样。江东各大佬一致认为：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各军领袖和国民党各大佬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迎接唐继尧，让胡汉民再退休一次。鲍罗廷当然知道，他如果带着这样的答覆回到莫斯科，下一个被枪毙的就是他老人家，他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於是他认为，国民党的成分太不纯了，这些军阀也是不可救药，於是又召集了真正纯洁的革命人士的一个小会。这个小会只有三个人参加：鲍罗廷本人，财政部长廖仲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我们要注意，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凡是发生的事情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如果你气急败坏，觉得这样的混蛋怎麽能够当权，那只能说明你对历史的某一个角落没有看清楚。

宋明在最後几十年其实都是这样的。它们是依靠天朝大国的面子，再加上大量的金帛，贿赂了那些蛮族酋长。第一，那些蛮族酋长觉得我马上就能拿到钱，犯不着去打仗；第二，听他们吹得那麽NB，天朝大国自古以来，说不定是真的呢，犯不着去冒险。直到总有一天，某一个像成吉思汗这样的不信邪的愣头青碰巧试了一下，原来你只有这麽两下子，然後泡沫一下子就破灭了。然後就会出现戏剧性的事情，好像几万满洲人几年之内就从大运河的起点一直打到终点这种荒谬的事情一下子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泡沫破灭，它没有别的。了解经济上所谓的泡沫破裂的人就很清楚，那只能说明你本来就是泡沫，靠忽悠得出来的就是泡沫。所以现在需要的就是像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主动去捅一捅这个泡沫，实验一下他们真实的战斗力。

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道术为天下裂，所有人都只能得到传统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显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都很熟悉的。汪精卫就坚持说，蒋介石才是叛徒，而自己才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者，因为铁证如山，孙中山自始至终是一个大亚洲主义者，他是日本泛亚主义者扶植起来的，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汪精卫他老人家作为一个文人，是孙文文集的编纂者。他认为，孙中山如果活着的话，肯定会向着日本的，孙中山自古以来就向着日本，中日联合才是大亚洲主义的真谛，他哪一点错了？蒋介石才是真正的叛徒。他认为他抓住了孙中山的传统。但是蒋介石也说，孙文越飞宣言也是孙中山传统的一部分，我才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者，我联合苏联人抗日才是孙中山传统的继承。你让知识份子怎麽判这个案呢？这个案是没法判的，因为传统从来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传统时时刻刻都在不断重新发明和重新解释的过程当中。

方块字能够存留下来，像袋鼠和鸭嘴兽能够存留下来一样，是它处在演化边缘地带的一个证据。处在演化边缘地带，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你见的世面本来就少，你平时日常接触的东西都是所谓的“天宝末年时世妆”，本来就是比西亚要落伍很多。好处就是，这样比较落伍的人，比如说内亚的失败者，在这里面很容易变成大英雄。

只要你是在东亚洼地出身的，你很难理解这一点。能够理解这一点的，都是你要有世界历史的素养以後才能够理解得了这一点。这个基数本身就很少。基数很少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就很没有兴趣给别人解释什麽东西。假如你去跟一个小学生对话的话，你要给他从二元一次方程开始讲起，你要上十几年的课才能使他搞懂，你烦死了。你肯定会把他踢给普通的小学教师，然後你自己只跟与你的水准差不多的那极少数人对话，否则的话你会把自己累死或者气死。

我们要注意，帝国的真正繁荣期其实只有几十年，就是靠内外的双重忽悠来维持的。帝国的开创集团是内亚酋长，这时候他像忽必烈一样觉得，有蒙古人自家骨头支持就足够了，降虏高兴不高兴关我屁事。

他们这样折腾的结果，就把本来只是帝国主义弟子的那些民国大学生捧成了大师。於是唰唰唰，大家一起跟风，我写两篇文章悼念伟大的陈寅恪教授，他难道不能写一篇文章悼念伟大的傅斯年教授吗？每个教授都有学生，就算没有学生，也有一帮好事的、想赚稿费的文人。於是，凡是出生於1949年以前的人，过不了十几年，个个都变成大师了。

“‘打天下’和‘金榜题名’是草根群众唯一认可的合法性源泉。这两种方式都体现能力和机运的选择；失败者只能抱怨有才无运，却不能对游戏规则的公正性提出任何质疑。

互害社会恰好有一个特点：所有人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里面破坏别人制造的秩序很容易，而自己制造秩序却很难。

我写书写出来的时间一般要晚两、三年，但是写书的结果一般来说也无非是加了几百个注释，跟我原先想像的东西是相差不算太远的。这种直觉就是建模能力，它像是柏拉图或者诸如此类的人那样，是你大脑里面天生就有的抽象能力。有些人没有抽象能力，得到了很多资讯，但是全都像是搬家时期的一个仓库一样，地上杂乱无章地丢着很多东西。他自己的头脑也是非常杂乱无章的，没有办法从混乱中间提取出来混乱背後的秩序。这个是科学，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科学。

技术就是工艺传统，这跟知识份子没有什麽关系。它靠的是手艺人的默会知识，就是那种你编写一部《游泳百科全书》编不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你写一部《做爱百科全书》说不出来、但是到了床上你自己会知道的东西，那种东西就是动手的人才知道。什麽人能够学得到？就是行会师傅给他的学徒手把手教，你看着我是怎麽做的，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而学会的东西。

东方的神秘主义者，例如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的神秘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缺乏欧洲式的行会工匠传统。有这个行会工匠传统在底下承接，理论家的建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上下一衔接就变成了科学。没有这样的衔接，就变成玄学了。

陈寅恪是一个影射史学家。这不是说他没有学问，而是说他和所有士大夫一样怀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毛来了以後他就想到，当年唐高祖和唐太宗不也是突厥人扶起来的吗，但是他最後还不是征服了突厥吗？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解释体系。如果你不能使自己的世界解释体系合拢的话，你就感到浑身不自在，非得把它合拢才行。

这差不多像是从出生的时候就携带的端粒，人的寿命在出生时期由端粒的长短就已经注定了。

按照某一个笑话的说法，所有的军事家都是在准备上一次战争，这就是他们永远打不好的原因。 马奇诺防线为什麽会制造起来？ 就是因为法国人感到後悔，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马恩河战役和列日之前，像马奇诺防线後来在的那种情况一样有一连串的要塞，德国人是不可能冲到巴黎近郊的。 於是他们就修了这条防线。 

大月氏人在平城生产玻璃的时候唐朝人又不会生产玻璃了，落下闳在洛阳建立天文台以後到东汉末年大家又不会算了，商周的青铜器到春秋末期也不会制造了，是同样的原因 ：技术人员换代了。 

清朝中叶以後就开始实行所谓的满汉联合迫害本土土着的政策。 清朝皇帝容许明国士大夫在实际行动对清朝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之下，感情上和着作上象徵性地哭一哭明朝皇帝，表示出 他们很怀念崇祯皇帝的样子。 这个没有什麽。 出於统战目的，康熙皇帝也可以送一块匾给朱元璋，「治隆唐宋」。

像余英时这样的大学者说周恩来「先机抱器归张楚，晚节藏钩赚大秦」，就是把周恩来当作一个士大夫，而把毛泽东当作江湖草莽出身的皇帝。 

 对於他们来说，这些困难就像是天灾一样，是属於他们不知道原因的现象，或者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给帝国主义的。

完全没有秩序生产能力的依附者一般是秩序意义上，他认为一切都是应该白给的。 圣明天子是一个免费供应秩序的人，消灭了可恶的横行霸道的贵族和贪官污吏，免费把秩序供给自己什麽也出不了、却想什麽都得到的广大顺民。 当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皇帝能够维持秩序的时间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但是对於顺民来说这是最美好的日子，比八旗入关的时候战战兢兢的日子以及天下大乱的时候张献忠横行的日子要好得多，这才是他们最美好的日子。

美是客观的吗？这要看你怎么样定义美。

美从来都有两种定义。

一种是古典的美，就是悲剧美，这种美是有客观标准的。

根据你在自我代入的情况下对你自身的毁灭进行的内在观照产生出来的感情。

从康德和柏克那个时代到现在，这种美的定义一直没有改变过。

但是美还有另外一种定义，就是包括文学上的优雅古雅、喜剧的机智、随笔的纤细优美和诸如此类的文学价值。

这种美不是客观的，它根据读者本人的口味和倾向，各有各的看法。

同一种人心目中的美，在别人心目中可能是另人厌恶的。

像吴梅村那种铺陈排比的修辞方法，虽然也有很多粉丝，但是在龚自珍看来不但不美，而且格调甚低。

但是古希腊悲剧那种意义上的美，从希腊时代到康德时代，从康德时代到现在，定义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认错是一个自我的损失，相当于是，自我的一部分被敌人吃了下去。

维持自我是生命最基本的本能，所以认错是一种超自然的行为。

一般的话，首先是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第二步是，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正确，就要想办法证明对方在其他方面犯有其他错误。

第三阶段就是，把对方正确的部分放到自己的名下，证明自己其实本来说的就是正确的意思。

是你们大家都理解错了，而对方那些跟问题无关的地方仍然犯了诸如此类的小错误。

总之是要掌握设置议题的主动权，掌握了设置议题的主动权以后，就能够扬长避短，像一个战略家寻找有利战场那样，把错误变成正确，把正确变成错误。

最后还有一招，就是适当地选择自己的控制范围，在自己控制的一个小世界内保持永远正确。

在自己控制不住，各种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手段都没有对方的同类手段或类似手段高明的情况下，把那些比自己更能吵的人隔离到圈外，然后在自己的圈内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

我要是竹林七贤的话，那你们就是贾充成济了，你们的女孩就是贾南风了。

那么它自然而然就会传播开来，这种事情很显然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

而且，这么长时间才闹出大事，才是一件真正值得奇怪的事情。

金正日动机的性质，一个没有朝鲜存在的世界是不值得存在的。

资产阶级战争的逻辑是假定双方在战后都会存在。

最后手段要在斯大林元帅的统治下才能够顺利实施。

新闻报导本来就是不必遵守那些规范的，你搞的那些秘密报料人，能够拿出来公开吗？

不能够像袁世凯那样依靠什么同乡、官场关系来办事。

如果都按照图纸办的话，包工头凭什么赚钱？

凑成的体制必然是平时尽量挖空，到关键时刻各种凑不齐。

如果皇帝大臣和督抚仍然是满人，而且朝廷所依赖的武力基础和君统原则仍然是满洲人的，那么哪怕是县以下的官吏绝大多数已经是科举士大夫和地方上的费拉了，这个朝廷仍然是满洲人的朝廷。

组织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费拉容易以为组织是骗钱的东西，恰好就是他们本身费拉性的一个体现。

痛苦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而快乐基本上起的作用都相当于给拉磨的驴子前面放一个胡萝卜。

例如像性交或者其他事情，短暂的快乐的释放，背后都是意味着后面有一个非常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你去完成，所以才会用这个东西来做胡萝卜，引诱驴子前进。

快乐只是一种星星点点的东西，而且它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以追求快乐为目的的人生是凶多吉少的。

时间线的长短，延迟满足的能力大概是天生的，很可能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注定了，以后不会改变。

实际上你在小学这个年龄段，你将来可能达到的最高阶级地位就已经确定了。

游士的燃烧的烟花，智力的成果在他这一代呈现最高峰，但他的后代就不行了，就再也不像他自己的贵族祖先那样能够代代相传了。

张居正企图以皇权的名义独裁。洪宣以来的历届大学士内阁违反了宪法，大明朝的宪法是皇帝独裁，绝对没有说是唐宋那种皇帝与宰相共治天下之类的倾向，但是你们一直都在违反宪法。

幸好有我张居正出来拨乱反正，替还没有长大的小皇帝夺回政权，你们都给我滚蛋。

阶级跃迁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个人逃不开的问题。

英明的帝国统治者，像晁错这样的人，他就正确地指出，吴国如果「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虽然它现在没有反，但它早晚也是要反的。所以，还不如趁它现在还没有反心的时候先把它做掉，不要等它羽翼丰满、已经有了反心以後你制不住。

解决世界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中国奴隶劳动从世界经济体系中间删除出去。

这就是一种精神级别的始乱终弃，因爲没有涉及肉体关系，但是这就叫做精神级别的始乱终弃。知识分子全都是精神级别的始乱终弃者。

费拉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谁都不服谁，谁都不怕谁。越是外人，他们越服越怕，越会相互残杀，希望得到外人的保护。

民小如果分析起来就只能分析烟雾朦胧的意识形态，不能说明任何具体问题。 但是我可以分析出具体的东西来，我能够指出具体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所以，制造既成事实的人永远占便宜，坚持原则的人永远吃亏，无论你坚持的原则是什麽原则。

革命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就是赖债，前朝的债务我一笔勾销，一下子财政形势就急剧好转了。

大明朝征三饷逼出了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这个道理，开支是打在他老人家头上的。

这就好像，明朝必须禁止晋商出关投靠蒙古人，必须禁止吴越走私商人出关投奔日本人。清朝政府为了对付郑成功，它采取的办法是什麽？闽越沿海五十里以内的人口统统撤空，要不然你们肯定要出海去资敌的。如果不撤空的话，郑成功不断得到他们的支持，不断打回来，那麽整个东南沿海就全部变成忠於明朝势力的游击区了。只要郑成功在台湾，你就拿他没有办法。而沿海的居民不断资敌通敌的话，这场战争将会永远打不完。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两个办法：要麽你有一支海军，到海上去打败郑成功；要麽你没有海军的话，那你只有把沿海的居民统统关进集中营或者撤空。集中营是针对壮丁流失的仅有办法，这样可以切断敌方的兵源。它的本质是防御性的，其实它不是进攻性的手段。

在本地搞生产是没有出路的，发财致富是没有出路的，好好读书是没有出路的，打仗最有出路，关键是看你站在哪一边。

对於肯定要死绝的张献忠人口来说的话，他们会像当时山东地区的那些士绅一样，派出自己的代表去，跪求满洲人赶紧南下。我们知道，如果你们不赶紧南下，我们马上就要死绝了。而不能及时向满洲人求援的，比如说像是四川那些士绅，他们就真的死绝了。山东人占了一个便宜，就是他们离北京近，他们的代表很快到了北京。然後满洲人就南下了，在杀了一拨人以後，让剩下的人活了下来。而满洲人开进四川的时候，四川至少是低地地区的人口已经快要死绝了。

当然，你说它是义师还是说它是恐怖分子根本没有区别，真正起作用的就是硬资产 — — 金钱、人力和社会组织消耗的程度。

你知道，蛮族部落和封建领主是经得住消耗的，勇士会有最多的女人和最多的孩子。

军事上最糟的做法是什麽呢？就是分批、少量地把精锐部队投入战场。哪怕是军事爱好者都知道，打胜仗的绝技是什麽？像拿破仑那样，把所有的精锐部队在尽可能集中的时间地点一次性使用。分散投入精锐部队，就是在所有点上都处於劣势，使你的精锐部队慢慢被消耗掉，在每一个点上都维持不住。

崇祯皇帝出於政治原因，他不能让人说他跟宋朝皇帝一样，他最怕别人说他是宋高宗了。

其实他要是做了宋高宗，放弃了满洲的土地，日子要好过很多。结果他必须把还有的精锐部队不断地调到各个点上去，每一个点都打得不彻底。比如说，在李自成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调关宁铁骑到陕西和河南去打仗。刚刚打得有点眉目，满洲边境又出事了，他又把军队调回去了。结果是，李自成没有打完，又死灰复燃了，满洲的战役也没有打赢，哪一个战场上都处於劣势。

如果他乾脆跟满洲人议和，全心全意打李自成，说不定他就把李自成全部打灭了。或者乾脆像李自成後来在山西要求的一样，封李自成做晋王或者秦王，封几个省给他，把所有资源用到关宁，虽然不大可能打赢，但是防守的形势至少稍微好一点吧。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像宋高宗那样。宋高宗把宋朝最後一支能战的部队，就是所谓的西军，在西夏边境跟西夏作战的军队，就是韩世忠的军队，从汴京前线撤出来，像闪电一样撤到扬州去，在扬州镇压了当地的地方性叛乱，维持了临安的朝廷，然後把北方全部割让出来。崇祯皇帝最佳的策略就是，让老弱病残去守卫满洲，去守卫陕西，把关宁铁骑，最後一支能战的部队，像闪电一样顺着大运河撤退到南京去，依靠吴越的赋税守卫长江一线。这就是他的最佳策略，但是出於政治原因，他不能这样。

蒋介石按说不应该跟日本人和苏联人同时翻脸的。他理应用他最精锐的部队来防卫长江下游的五省。把其他地方，阎锡山也好，刘湘也好，都尽可能让他们独立。独立了以後，他们就不会向蒋介石要钱了，你也不需要防卫他们的领土了。而他们出於自身的本性来说的话，他们不可能完全投靠苏联人和日本人的，顶多接受一些援助，或者外交上的勾搭还有可能，但是他们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有自己的子弟兵，怎麽可能完全做傀儡呢？他们可以做缓冲国，就像是辽国和金国替宋人挡住了蒙古人那样。他们夹在苏联人和日本人的边境上，蒋介石可以完全摆脱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大敌，专心经营吴越。这样的话，他再糟糕也是缅甸和泰国那种局面。而他非要把阎锡山、刘湘这些人全部搞掉，让自己跟苏联人和日本人直接接壤，而且还要同时跟苏联和日本开战，他的精锐部队分散地耗到各种地方。

2023-11-24 11:4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