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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界泰斗之一，宗白华先生学贯中西，思想博大精深。在西学强势入侵之下，当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走入困境，宗先生辩证地把握中西美学的关系，积极汲取西方美学的精华，肯定和张扬中华美学的个性精神，开拓了中国古典美学转换和发展的新空间。他的美学思想今天已经成为宝贵的财富，其美学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也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
　　宗先生的美学思想生成和发展于中华民族面临多种危机的特殊历史时期，祖国饱受列强欺凌，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学术领域，西学的强势入侵，致使主张走西方之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成为一时的主流倾向；而国粹派学者，由于担心民族文化被吞没，主张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本民族文化看成全世界无往而不适的最高文化”，① 固守着“国粹”而盲目排外。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宗先生既没有失去民族自信而主张全盘西化，也没有盲目自大而故步自封，而是理性地提出了“沉静的深思和周详的检讨是寻觅中国人生的哲学基础和理解我们文化前途的必要途径”，② 从中西学术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探寻中国学术、特别是古典美学向现代转化的出路。
　　一、探寻中国古典美学冲破困境的出路
　　中国古典美学主要是一种发散性思维引领之下的“诗化”理论，以诗性智慧的、禅悟般的话语传达非逻辑、非概念性思想的呈现方式，使得中国传统美学形态显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是与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理性建构相冲突的。因此，如何实现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转化，使得中国古典美学走出困境，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美学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学贯中西的宗先生从现实的学术环境出发，不断探索，闯出了自己的思路。
　　首先，宗先生对于中西方美学的根本差异具有深刻的认识。
　　一方面，宗先生认为中西美学的生成土壤不同：“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③ 而“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④ 另一方面，宗先生指出了中西方美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东西古代哲人都曾仰观俯察探求宇宙的秘密”，⑤ 但是，西方哲人倾向于拿“逻辑的推理、数学的演绎、物理学的考察”⑥ 去把握规律，中国古代哲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心灵与自然的合一，与此相呼应，他们习惯于拿“‘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⑦ 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直接起源于对自然美、生命美的发现和感悟，人心与万物相通，万物皆有人情，于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悟就成为中国古典美学阐释美的方式。西方古典美学观念则起源于对宇宙数学规律的发现，宗先生进一步指出，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学和声学的结构上挖掘，发现了美的基本因素——和谐，这个发现对于哲学、美学的影响就是使人们在研究中习惯于穷极思辨的方式。
　　在宗先生看来，两种具有异质的美学思想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彼此之间存在互补性。中国传统的美学是艺术家创造美的经验总结，是欣赏美的诗性记录，它们生动形象，丰富多彩；西方美学大部分仍是哲学家的美学，它们是抽象思辨的产物，智慧争辩的结晶，它们充满理性的魅力。中国美学以体验、领悟的方式观照美的现象，能够充分地把握妙不可言的美，但却难以有条理地言说美的规律；西方美学以逻辑思辨的方式研究美的现象，以周密的理论描述美的规律，但是，当面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就美学研究而言，美学是逻辑的、思辨的，要求对思想进行明晰的表述，美学的对象却是现象的、经验的，它的意义体现为在不可言说之中能够唤起美感的魅力。由此看来，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个性化思想内涵，对于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但是，在“西化”的学术语境中，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习惯于以西方美学为标准，突出西方美学的个性价值而忽略中国古典美学的个性传统，美学研究及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西化”特质。在美学研究中，宗先生也主张借鉴西方美学的有益成果来促进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但是他立足于中国美学，以突出中华美学个性传统为宗旨，将西方美学的理性成果内化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梳理和阐发之中，并以此来激活和重建中国古老的美学概念和思想。
　　其次，宗先生主张大力弘扬中华美学的个性传统。
　　在美学研究的实践中，宗先生非常注重对中华美学个性精神的寻绎和阐释，主张通过对中西美学的比较，“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⑧ 这一学术思想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
　　宗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是隐含在人们心灵中的精神灵魂，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诸多历史挫折使得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信仰出现了危机。为了使国人“不至于丧失民族的自信心”，⑨ 宗先生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倾向于中华民族在艺术和哲学思想里所表现的特殊精神和个性”。⑩ 他这样做，也是源于亲身感受。在国内掀起西学的热潮之时，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的艺术和思想，1920年，宗先生奔赴西欧学习，实现他要学习哲学的留学初衷。宗先生在德国期间，德国正兴起一场“中国热”。心理学家荣格对这场“中国热”曾作过描述：“东方的精神的确拍打着我们的大门。我觉得，在我们这里，实现这种思想、寻求天道，已成为一种集体现象，这种现象来势之猛，超过了人们的一般的想像。”(11) 宗先生在这里发现德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目睹“德人从事翻译吾周秦古籍，倾慕东方文化之热望”，(12) 亲身体验到西方人对于自身文化的危机感和对东方文化的渴求。宗先生以书信的形式向国人表述了自己的感慨：“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绝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譬如中国的画，在世界中独辟蹊径，比较西洋画，其价值不易论定，到欧后才觉得。所以有许多中国人，到欧美后，反而‘顽固’了，我或者也是卷在此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了。”(13) 由此可知，西欧之行使得宗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文化个性的重要意义，而发生在德国的“中国热”使得宗先生更加坚信中华民族文化的个性魅力。
　　因此，宗先生虽然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学术还是艺术都已经被欧美超越了，但是，也反对照搬西方文化，因为在中国旧文化中，有许多精华是不可消灭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不可替代的。故此，宗先生提出了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构想：“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精华，掺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14) 那么，如何建设新文化呢？宗先生认为：“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还是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专门模仿，模仿的东西是没有创造的结果的。”(15) 明确提出了发挥文化个性，是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从此，“参照西方文化以阐释中国民族文化的真精神、真蕴含，成了他全部学术工作的中心课题。”(16)
　　 那么，什么是宗先生所言的中华民族文化个性呢？在《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一文里，宗先生首先引用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宗先生指出，西方哲人倾向于运用逻辑推理去把握宇宙的规律，但是，中国古代哲人却是拿“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生生不息的节奏。什么是“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什么又是宇宙生生不息的节奏呢？在宗先生看来，四时的运行、万物生长老死的绵延，展示了宇宙节奏的秘密：和谐。而像庄子那样“把他的精神生命体合于自然的旋律”，以这样“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就可以体悟到宇宙和谐的秘密。当我们把宇宙的秘密渗进现实生活，就会创造社会的和谐，将和谐的秘密表现在艺术中，艺术将会启示着生命和谐的旋律。显然，“和谐”是宗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个性思考的核心思想，它通连宇宙、人生、社会、艺术，具有多维复杂的内涵。
　　二、从中华民族个性精神出发的美学思考
　　在美学研究中，宗先生对中华美学个性精神的理解是多方面的，但是，和谐——这个宗先生认为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个性的核心思想，在宗先生的美学研究中又格外受到重视，成为内置在诸多具体研究实践中的立足点。以下几个例子可见一斑。
　　其一，关于“美是什么”的追问。
　　什么是美？中国古代美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只是表现在对艺术作品的感悟之中。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美学有着一场关于美的本质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深受西方理性思维的影响，大多数美学家卷入了美是或主观的或客观的或主客观统一的西方式的思维里，而丢失了中国古典美学对美的诗性观照的传统。宗先生坚持理性思辨和感悟体验的协调，坚守中国美学诗性的个性，将对美的思考置于诗性的阐发中。从来没有直接论说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而是将美和生命紧紧联系起来统一纳入生命体验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宗先生认为：“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17) 认为美体现为主客观的和谐。首先，宗先生以诗意的语言表述了美的客观属性，认为美对于你的心，你的‘美感’是客观的对象，它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关于这一点，宗先生以罗大经所着的《鹤林玉露》中记载的某尼悟道的诗为例来阐述：
　　尽目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宗先生认为，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艺术的美，一是自然的美，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都是从目观耳听的世界里寻得她的踪迹。”(18) 但是，在审美活动中，“梅花”是在人的内心成为“美”的意象，审美主体在自己感情、情绪里找到的不是作为自然中客观存在的梅花，而是通过感觉、情绪、思维找到美，发现梅花的美。宗先生非常重视主体的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他说：“什么叫美？……‘自然’是美，这是事实。诸君若不相信，只要走出诸君的书房，仰看那檐头金黄色的秋叶在光波中颤动，或者来到池边柳树下看那白云青天在水波中荡漾，包管你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这种感觉就叫做‘美’”。(19) 显然，被宗先生称为“快感”的美，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一种体验，它的获得是以主客体和谐统一为前提的。宗先生认为主客融会统一形成的和谐是美的根本特征。在他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里，他就以自己心中的至美——“意境”作为分析对象，认为意境是造化与心源的合一，是客观的自然景象和主观的生命情调的交融化合。
　　其二，关于美感的产生。
　　西方关于美感产生的理论影响很大，宗先生虽然受到西方美感产生理论的影响，但是他立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认为美感的产生是主客交融、和谐统一的过程。他的这一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
　　首先，关于美感的产生，宗先生提出了“同情”的思想。宗先生所言的“同情”，是指以一种物我相通的眼光看世界，以超然物外的视角看待宇宙人生。宗先生从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出发，认为阴阳之道化生万物，宇宙世界流动着生动气韵，自然世界具有精神化的生命，因此人类之同情能够“扩充张大”到普遍自然中去。同情的思想也是西方关于美感产生的重要理论，德国哲学家里普斯就曾指出，“一切审美的喜悦——都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同情感”。(20) 但是，里普斯认为宇宙世界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审美主体可以设身处地想像自己在事物的位置上，推己及物，由己及人，从而使得物我获得一种同感。显然，宗先生和里普斯在对自然本身有无生命的认识上存在根本差异，宗先生认为自然和人因为共通的生命可以获得同感。在《艺术生活与情感》一文里，宗先生指出，山水云树、月色星光，都是人们有知觉、有感情的“姊妹同胞”，并且提出美感的动机产生于同感，强调物我同情是获得美感的重要条件。
　　其次，多年之后，宗先生在同情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物我和谐是产生美感的根本所在，对美感的产生提出了新的思想，这就是“移情”说。“移情”思想也是西方美感理论的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里普斯，他认为，人在审美活动中把自我的情感移注到非自我的对象中，使原本没有生命的东西仿佛有了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产生物我同一的境界，自我在欣赏对象的过程中产生美感。这种观点把主体的感觉、情感等提到了审美对象的地位，否定了审美对象的客观性。宗先生的“移情”思想虽然受到西方影响，但是他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认为“移情”不是简单地把主体的情感转移到客体对象身上，而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互交融的活动过程，是“移我情”和“移世界”的和谐统一。
　　宗先生结合中国传统的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在《美从何处寻？》一文里指出，“移我情”和“移世界”的统一，除了要有主体方面的主观心理条件以外，也离不开客体方面的“物的方面”条件。“移世界”就是改变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为美的对象，夕照、月明、轻雾、灯光就是助美产生的有利因素，现代的照相术、舞台布景也是这样，它们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所起的正是“移世界”的作用。“移我情”是指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情感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自我的私欲和利害计较，这样才能把“美”如实地、深入地反映到自己的内心。他认为，这“移我情”是审美活动最关键的一步，因为心的洗涤、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现和体验做准备的。他进一步指出“空诸一切，心无挂碍”的心灵体味万象就是“静观”，通过心灵的“静观”，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并且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光辉，审美主体凭借“静观”的心灵才能真正体味世界，达到审美过程中主客体和谐统一的境界，这种主客体和谐统一的时刻才是艺术品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显然，在宗先生看来，审美活动中的主客体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才能达到和谐，而审美主客体的和谐统一是产生美感的根本所在。由此可以看出，宗先生的“移情”思想立足于中华美学的传统，体现了中国美学和谐、完满的个性精神。
　　其三，构筑意境思想体系，凸显中华美学的魅力。
　　意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21) 是中华传统的艺术至境形态，集中体现了中华美学个性精神。宗先生非常重视对意境的研究，视自己的意境研究是在“创造新国魂”，(22) 因此， 意境研究成为宗先生弘扬民族文化个性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实践。
　　首先，宗先生通过对意境中情景关系的研究，突出了中国美学承传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传统。
　　宗先生认为意境不是情景的简单相加，这个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23) 认为诗人、画家在将自我蕴含在“虚灵”中进行艺术创造时，也就是将自己的心灵来映射宇宙，将自我全身心地投入宇宙生命的过程。艺术家“为天地立心”，也为自己的生命获取超价值的意义，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安顿之所。所以他说：中国传统艺术，包括乐、舞、诗、书、画、园林等等，从本质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生命观——“天人合一”、“万物化醇”。宗先生认为意境是“艺术家凭借他深静的心襟，发现宇宙间深沉的境地”，(24) 体现为艺术家主体心灵和宇宙诗心的和谐统一。由此可以看出，宗先生所言的意境不仅是一种艺术境界，还是一种生命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了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传统，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其次，宗先生提出意境形而上结构的命题，突出中国哲学承传的和谐、完满的精神。
　　宗先生认为任何民族的优秀艺术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贯穿着该民族的宇宙意识。意境作为中国人理想的艺术至境形态，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和谐的宇宙观和生命精神。在对意境哲学渊源的表述中，宗先生提出了“道”、“空白”、“舞”等观念，认为在中国艺术的空间中，即在庄子所说的虚白里，流淌运行的是创造万物的本源之“道”。中国诗人、画家用心所在，是用太玄、太虚、混沌、迷茫来暗示或象征“道”。宗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艺术的空间中流动的“道”具有和谐的生命律动之美，他的依据是《易经》的宇宙观。《易经》认为阴阳二气化生了万物和生命，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的生命是有节奏的，而“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25) 艺术家将生命的旋律表现在艺术里，艺术表现的是节奏和谐的生命律动之美。为了更感性地阐释艺术表现的生命律动的和谐之美，宗先生提出了“舞”之美，即“飞动之美”，认为“舞”是宇宙生命本体——道、气在意境心理空间进行自由流荡趋势的感性显现，是“道”在“空白”中流动的生命轨迹，“舞”以动静相宜的和谐形式最能直接地启示宇宙本体内部的和谐与节奏。
　　再次，宗先生提出意境的启示价值，在更高的层面上肯定了中国美学追求和谐、完满的精神个性。
　　宗先生认为，在中国艺术的至境中，物我和谐、主客交融使得人们可以超越具体有限的物象，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静观的心灵远离一己私念，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宇宙、人生获得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正如他所言“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26) 宗先生认为，艺术最高的价值就在于启示宇宙人生最深的意义，即“心灵的价值”。(27) 在这里，宗先生通过对艺术最高价值的阐发，不仅肯定了意境的价值，而且在不言之中突出和肯定了中华美学承传的物我和谐传统的意义。
　　总之，在西学强势入侵的时代里，宗先生非常重视中华文化个性精神，并期望通过中华文化的个性魅力来重振衰退的民心，激起民众的自信，从而建造一种更加灿烂的新文化。就美学研究而言，宗先生着眼于中国传统的美学实践，借鉴西方美学的理性成果，力求通过对传统的美学思想研究，凸显民族美学的个性精神。但这还不是宗先生的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借助西方美学的理性成果，以民族美学的个性精神为灵魂，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现代意义的梳理和反思，促进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转化，使中国美学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这才是宗先生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学术实践已经证明宗先生的这种责任意识是宝贵的，宗先生的这种学术研究视角和方法也为当代美学、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16) 汪裕雄、桑农《意境无涯——宗白华美学思想臆解》第46、2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⑨⑩(23)(26)(27)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351、351、475、361、357、7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版。
　　③④⑤⑥⑦⑧宗白华《艺境》第274、274、170、170、170、3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 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编者后记》第2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13)(14)(15)(22)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323、321、102、321、104页。
　　(17)(18)(19)(24)(25) 宗白华《美学散步》第236、14、269、74、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 《西方美学史》（下）第6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1) 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第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文艺理论与批评京121～126B7美学王怀平20062006
王怀平，安徽财经大学文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作者：文艺理论与批评京121～126B7美学王怀平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1: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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