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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书屋》2011年第9期，原标题为“鲁迅和胡适精神世界的同异”

　　在学界和坊间，一些人士爱在鲁迅与胡适之间制造对立，或扬鲁抑胡，或扬胡抑鲁，好像要看到他们捉对儿厮杀，心里才乐。鲁迅与胡适之间是有过分歧，有过不快，但并没有引发尖锐的冲突。查阅两个人的文稿，胡适谈到鲁迅，基本是褒扬，偶有不满，也只是旁敲侧击。鲁迅说到胡适，虽有讥讽之语，但相关文字不多，点到为止，极有分寸，远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火药味。两个人有相知相重的一面，也有相背相离的一面。

　　曾经携手

　　鲁迅与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抨击传统文化，呼喊思想革命；改造古汉语，建设白话文；疏离贵族文学，倡导平民文学等等。在这些方面，他们完全一致。

　　他们同属《新青年》阵营，两个人都希望刊物的风格偏重学术、思想和文艺。当陈独秀不断加重《新青年》的政治色彩，把刊物推向“赤裸的宣传”时，胡适很担忧，致信鲁迅，邀鲁迅一块劝阻陈独秀，并提出要在杂志上登“不谈政治”的宣言。鲁迅在回信中说：

　　……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很明显，鲁迅的看法与胡适基本一致，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比较豁达、大度，没有胡适那么谨小慎微。

　　对胡适的才干，鲁迅一向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佩服陈、胡（陈独秀、胡适），却亲近半农（刘半农）。

　　在学术研究中，鲁迅与胡适相知相重的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的学术代表作，凝聚了鲁迅很多心血。这部书上卷一出版，鲁迅就给胡适寄了一册。胡适读完，写信给鲁迅，肯定了论着的功绩，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不足是“论断太少”。鲁迅虚心接受了胡适的意见。在回信中，鲁迅说：“适之先生，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乎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印成。”

　　鲁迅并不像某些文士所说那样，心眼小，容不得批评。对于诚恳的意见，他不但不介怀，还很感激，从书信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得到。彼此都坦坦荡荡，没有那么多的鸡肠鼠肚。

　　鲁迅一向很看重胡适的学术研究。胡适写完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寄给鲁迅一份，征求意见。鲁迅回信，推崇备至：“大稿已经读讫，精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鲁迅治学严谨，求实求真，一丝不苟，有清儒所擅长的那一套考据功夫，不轻易相信同时代其他学人的观点。但对胡适，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信任。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引证胡适的观点，不仅次数多，而且每次引证，对胡适的观点照单全收，没有半点怀疑。举例来说，论着第十五篇谈到《水浒传》一百一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同异，以及金圣叹为何把《水浒传》拦腰截断，只留了七十回，鲁迅完全采信胡适的观点。在论着后面的篇章中，论及《西游记》作者的性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身世、《镜花缘》的主题思想等问题，他都引了胡适相关的见解，作为立论的依据。

　　胡适对鲁迅的学术研究也是欣赏有加。在《白话文学史》一书的序言里，胡适不吝其辞称赞鲁迅的专着《中国小说史略》：“在小说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析别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的精力。”当胡适的好友陈西滢诬蔑《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时，胡适毫不犹豫站出来，替鲁迅辩护。盐谷温的着作后来在中国出版，一对照，真相大白，陈西滢的谎言不攻自破，自己也觉得没趣。

　　胡适在为亚东图书馆版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序言中说：“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在为亚东图书馆版本《海上花列传》所做序言中，胡适照例引用了鲁迅的观点：“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史上很不容易做到的境界。”后来张爱玲论《海上花列传》，把“平淡而近自然”的观点说成出自胡适，显然是她读序言时疏忽，张冠李戴了。

　　除了学术观点互相激赏，鲁迅与胡适还分享彼此珍藏的典籍资料。胡适手头拥有许多孤本秘籍，别说借，平常即使好友也难得一见。独对鲁迅，他网开一面，借给鲁迅《梦花琐记》等数种古籍，为鲁迅的小说研究提供了方便。鲁迅也没有亏待胡适。胡适研究《西游记》，需要收集作者吴承恩的生平资料，鲁迅博览群书，对相关资料了如指掌。他借给胡适《西游补》一书，还把几种平常容易被人忽略的《淮安府志》、《山阳县志》、《茶余客话》、《山阳志遗》等史籍中有关吴承恩的资料摘录下来，寄给了胡适。这不仅提供了珍贵资料，还免去了对方检索的辛劳。胡适写考证《西游记》的论文，用了这些资料。鲁迅还向胡适介绍了其他一些与《西游记》相关的资料，如《太平广记》第四六七卷中讲述的猴精的故事，《纳书楹曲谱》中所收《西游》曲谱等。胡适对《水浒传》的版本很感兴趣，鲁迅牵线，帮他从自己的好友齐寿山哪里买到了一百二十回的版本。以上这些事迹在胡适和鲁迅的通信以及胡适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渐行渐远

　　鲁迅与胡适后来有了分歧，彼此渐行渐远，其中的缘由很复杂。

　　两个人性情不同，气质有异，体貌有别，生命的类型迥异。

　　鲁迅是诗人性情，狂躁，易怒，不假掩饰，不顾情面，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胡适是学者气质，温文尔雅，长袖善舞，遇事多温柔的坚持，在淡定的微笑中蕴含着原则和力量。

　　鲁迅身材矮小，身高不到一米六。他从小又得了肺病，身体消瘦，脸色铁青。照好友郁达夫的描述，走近了看，鲁迅活像鸦片鬼。不过，他的眼睛很有神采，脸部轮廓分明，黑白照片上似乎容貌还不错。很多人忽略了鲁迅其实很在意自己的体貌，一向自卑。萧伯纳来中国，鲁迅、宋庆龄等人与他合过影。鲁迅曾嘀咕照片中他本人的形象不够好。鲁迅与创造社的人笔杖，几个创造社成员都玩起了人身攻击的把戏。郭沫若写过一篇文章，含沙射影，把鲁迅比作爱斯基摩人。叶灵凤则骂鲁迅的脸是阴阳脸。世人常说鲁迅刻毒，殊不知真正刻毒的不是鲁迅，而是另外一些人。只是他们的文章不好，少有人阅读，反倒成全了他们，让人误以为他们仁厚了。加上肺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鲁迅的自卑又添了一重。他曾经给自己取名“俟堂”，意思是“等死的人”。他一向对周作人特别关照，希望弟弟有所作为。他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周家的前景恐怕要寄托在弟弟身上了。鲁迅一度自我封闭，深居简出，抄古碑，抄佛经，也与身体的疾病有关。自卑的人时时感受到蔑视，也会蔑视别人；时时觉得受到攻击，也会攻击别人。胡适身材匀称，儒雅俊美，举止洒落，风度翩翩。他一直是交际场上的宠儿，同性欢迎，异性青睐。有好的体貌，他的心态会更自信，更平和。

　　鲁迅爱憎分明，爱得热烈，憎得也不同凡响。他一生四面招风，八方树敌，一旦与人交友，却总是掏心掏肺，把自己整个交出去。他重感情，讲义气，有平等心，交友不拘年龄、辈分和地位的差异。他一生多知交、至交乃至生死之交，比如老友许寿裳，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还有一大批青年友人，诸如柔石、冯雪峰、萧军、萧红等等。胡适不温不火，不显山，不露水，给人谦谦君子的印象。他一生奉行的是有距离的交友之道，普通的友人很多，真正的至交、生死之交极少。即使跟徐志摩、陈西滢等比较亲近的人，他也总是保持一段有礼貌的空间，彼此不是那么热络。

　　鲁迅吃苦耐劳，一生多数时间都在拼命干活，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还惦记着要看一个青年翻译者的译作是否登出了广告。他赞美墨子、大禹、玄奘等历史人物，因为他们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他自己也努力这么做。他说自己连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利用起来，绝非虚言。想一想，一个身体柔弱、患了不治之症、只活了五十多岁的人，留下了那么多的创作及翻译作品等，不玩命，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别的不说，单单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涉及那么多的材料、书目，需要一一阅读、考证、辨析、评判，足以吓倒绝大多数学人。这些年来，有人存心要贬低鲁迅，故意夸大鲁迅生活的优越，只要他们把鲁迅留下来的各种作品粗粗翻阅一遍，心里的想法大概会有所改变。

　　胡适很注重生活的情调和趣味，懂得享受人生。胡适爱打牌，从他的日记和友人的回忆中可以找到大量确凿的依据。他处事圆融，懂得人生的行藏取舍，升降进退。他能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高喊思想革命。当现实弥漫着腥风血雨，他又感到了害怕，便又一头钻进故纸堆，陶醉在国学中。胡适还一度像模像样当起了外交官，任驻美大使。

　　鲁迅的生命属于感觉型和激情型。他有敏锐的感觉，有饱满的激情。面对西洋文化，他自然而然亲近以感觉和激情为主导的诗性浪漫主义，对以理性为主导的英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却有些生分，有些隔膜。在他的名文《摩罗诗力说》中，他所心仪的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都是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诗人。跟这些诗人一样，鲁迅对未来有理想，却没有蓝图。这里所说的“理想”是指人们对未来隐约模糊的期待，而“蓝图”是指人们经过理性的思考、严密的推理，对未来的社会制度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胡适的生命属于理智型和分析型。他留学美国，很快接受以理性为主导的英美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对有些狂热色彩的诗性浪漫主义却很警惕，乃至拒斥。胡适对未来有理想，也有蓝图。他极力提倡宪政民主，提倡三权分立，提倡新闻独立，在政府的制度建设和人权保障方面，有一套清晰的方案。

　　歌德说，每一个杰出的人物都是以他的某个弱点与时代相联系。鲁迅有鲁迅的弱点，胡适有胡适的弱点。也许正是某种弱点，让人获得对一个时代独特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我无意责难任何一方。

　　两个人的社会信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很不一样。

　　1925年，《京报副刊》设“青年必读书”专栏，邀约文化名流开列书单。胡适开列了很多古书，书目之多，连老派人物梁启超看了都大摇其头，以为那么多古书，叫旧学功底好的长辈来读都困难，更何况青年人。鲁迅索性一本古书都不开，还劝青年人少读或竟不读古书。他以为，在变革时代，青年人应当直面现实，拥抱未来，整理国故叫老年人去做就可以了。

　　在同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鲁迅原本很低调，只想在思想文艺教育领域发挥自己的能量，无意直接参与社会政治运动，更不主张让学生冲锋陷阵，去送死。但当学生受到了迫害，他还是坚定地与学生站在一起，反抗政府当局。为此，他被免去了教育部佥事一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没有为学生说话，反替政府当局辩解、开脱，还诬陷鲁迅煽动学生闹事，引发了鲁迅与陈西滢等人的大论战。尽管胡适没有与鲁迅正面交锋，但他的基本立场与“现代评论派”其他成员并无二致。他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周作人、陈西滢等三人，语气平和，息事宁人，劝三个人不要闹纷争。表面看来胡适的信很公正，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写得很高明，用了春秋笔法。信中大量引鲁迅在杂文中说过的话，劝导大家心胸要像大海一样宽广，不要意气用事。他暗示鲁迅说得很好，自己却做不到，言行不一，等于是用鲁迅的话来砸鲁迅。稍加揣摩就知道，信名义上写给三个人，意图却只是对着鲁迅一人旁敲侧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不少学生被枪杀，鲁迅写了名文《纪念刘和珍君》，痛斥军阀，哀悼学生。胡适没有为学生发一言。

　　1932年，宋庆龄、鲁迅、胡适等人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1933年，这个组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两项要求，一是释放政治犯，二是公布监狱中犯人受虐待的情况。鲁迅等成员都认可的这项举措，胡适却认为是颠覆政权之举，坚决反对。鲁迅与胡适态度迥异。不久，该组织的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组织只好解散。从事情的结果来看，胡适的谨慎和忧虑或许有道理。但既然要有所作为，总得有所付出，鲁迅的态度更叫我尊敬。

　　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提出了两个有趣的概念，用来考察知识分子的心态：幽闭恐惧（Claustrophobia）、旷野恐惧（Agoraphobia）。置身洞穴里，不得其门而出，失去一切自由。害怕自己落入这种状态，就是幽闭恐惧。置身旷野中，没有路，没有房舍，不知走向何处，不知要做什么，不知会不会有虎狼劫匪出没。害怕自己落入这种状态，就是旷野恐惧。在社会转型时期，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很难逃脱这两种恐惧。因为“自由太少，受干预太多”，他们会陷入幽闭恐惧。这个时候，他们要反抗传统，反抗现存体制。但是，当传统和现存体制崩溃，新体制又没有建立的时候，他们又陷入旷野恐惧。他们看到“自由太多”，人们胡作非为，没有是非标准，没有约束机制。这个时候，他们渴望安全、秩序和有力的权威。

　　在鲁迅的内心深处，两种恐惧同样强烈，相互交织着，冲突着。他的一部小说集的名称“呐喊”，点出了鲁迅的幽闭恐惧，铁屋子就是幽闭的象征。鲁迅渴望自由，反对专制，反对酷刑，反对政府迫害学生，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他的另一部小说集的名称“彷徨”，点出了鲁迅的旷野恐惧。鲁迅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数“无赖”瓜分国土的状态。他希望“沙之邦”能成为“人之国”，他希望百姓在和谐有序的生活中享受安宁、快乐。他曾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不喜欢前一种时代，也害怕后一种时代。他对曹操某种程度的好评，跟他的旷野恐惧大有干系。

　　对胡适来说，旷野恐惧似乎更甚于幽闭恐惧。尽管他向往自由主义，想在中国开启一片自由的空间，但他更担心中国会陷入一片混乱。胡适的内心有一只自由主义的雄鹰，但他无法在中国找到空间，放飞这只雄鹰。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他只能骑在实用主义的鸵鸟上面缓步前行。做学问，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顾问政治，胡适也很有讲究，可用“大胆设想，稳步推进，小心斡旋”来形容。无论何时，他不愿意跟现行的政权冲撞，只想做谋士，做政府的“诤臣”，走改良的道路。他曾与清廷合作，与吴佩孚合作，与段祺瑞合作，后来又与蒋介石合作，一路妥协下来，其中的良苦用心让人感动，但也充分暴露了胡适精神世界的重大缺陷。胡适的自由主义缺少足够的胆魄和行动的支持，终究沦为可怜的理想主义。他的实用主义，渗入了太多个人名利、地位的考量，终究沦为可鄙的机会主义。追捧胡适的人不必否认，胡适很怜惜自己的羽毛，很看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当信念与个人切身利益剧烈冲突，他会牺牲信念。鲁迅当然也看重个人的得失，他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佥事，也拿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津贴。但他信奉尼采的个性主义和托尔斯泰的博爱精神，总是力图坚守个性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当个人利益与内心信念不能两全时，鲁迅愿意牺牲个人利益。

　　从两个人的婚恋也能看出鲁迅和胡适精神世界的差异。鲁迅受父母之命，娶了妻子朱安。他不爱朱安，从没接受过对方。照朱安的话来理解，两个人未曾圆房，说白一点，就是没有真实的性关系。鲁迅背负传统伦理的重压，迁就父母，委屈自己，也牺牲了朱安。他渴望拥有自己的爱情，又觉得愧对朱安。可想而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内心要忍受多大的煎熬。经历了一番挣扎，他终究还是走出了道德的阴影，鼓足勇气，和恋人许广平结合在一起。当时很多人借此攻击鲁迅。既然做了决定，鲁迅也就不再畏惧流言，干脆把他和许广平的通信编成集子，以《两地书》的名义出版。时隔很久，到了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抛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对鲁迅的婚恋大泼污水。胡适也是受父母之命，娶了妻子江冬秀。江冬秀泼辣、刁蛮，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胡适与她很少精神的交集。他爱上了别的女人，可以查证落实的，至少有两段爱情，一是与美国女子韦莲司，一是与中国女子曹诚英。两个女子为了他终身未嫁。曹诚英后来去峨眉山做了尼姑，与古佛青灯作伴。胡适也想离开江冬秀，和心爱的女子曹诚英结合。他渴望自由，一遇到阻力，却总是很快妥协。在政治方面如此，在婚恋方面也差不了多少，实用主义的稳妥依然压倒了自由主义的张扬。坊间传说因为江冬秀拿菜刀威胁胡适，扬言要杀儿子杀胡适再自杀，胡适才收回成命，从此不敢提“离婚”两字。我觉得这只是皮相肤浅之言，真正的要害还在于胡适本人精神世界的纠结。他的婚恋好像是一个精神的隐喻。胡适精神深处有一个正当妙龄、充满活力的青春女子，还有一个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小脚女人。

　各有曲折

　　鲁迅和胡适都是思想巨子、学问大家，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色彩，各自都是一条滂滂沛沛的生命之河，有自己的流向。历史的安排使得流向本不相同的河流在特定的时空里交汇了，《新青年》杂志为这种交汇提供了方便。过了交汇点，他们各自沿着自己的河床流淌，各奔前程，两个人后来所走过的道路都有些曲折和辛酸。

　　鲁迅独自一人背着思想的剑戟，在旷野上行走，太寒冷了，他期盼着远方的火光。和西方许多富有人道主义情怀和正义感的作家如罗曼·罗兰、萨特等人一样，鲁迅也把苏俄社会看成了人类未来的希望。那就是“火光”，他谨慎地向前走去，可是遭到革命阵营内部文士们的攻击。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许多人，以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艺理论家的姿态，用他们革命“丹炉”里烧出来的火猛烈地烧烤鲁迅。有人说鲁迅是最后一个封建余孽。其余文士也没闲着，争相罗织他的罪名。他还得承受某些文化新官僚（鲁迅称他们“奴隶总管”）的火力攻击。一只飞蛾想投奔光明，羽翅被烤焦了。生性敏感的他看到某些人漂亮外衣里的不洁灵魂，看到新盒子里的旧货色。他有许多话不便直说，不便多说。他告诫革命者“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苦心呵护人道主义。他大量翻译俄罗斯“同路人”文学，那些作家已经被苏联政府打成反革命，杀的杀，放逐的放逐，他却给了很高的评价，惺惺相惜。他还翻译日本自由主义思想家鹤见佑辅的文集《思想·山水·人物》。他越来越感到某些新派人物给他带来的威逼和挤压。他曲折其词，慨叹“新贵”不容易侍候。在为《阿Ｑ正传》俄文版写的序言里，鲁迅早有预言。他说，只要中国以后有革命，就会有阿Ｑ式的革命党出现。至今，阿Ｑ的话仍在我耳边回响：“第一个该死的是小Ｄ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在1935年，也就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给友人写的两封信，颇耐人寻味。在4月23日给曹靖华的信中，他说：“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在7月11日给王冶秋的信中，他说：“现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

　　胡适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遥想当年，他主办《新月》，批孙中山，批国民党，何等意气风发。他说的一句名言常被人引用：连上帝都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此举叫人回肠荡气，可以给胡适加分，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气急败坏，查封了《新月》。后来，蒋介石召见胡适，笼络胡适，胡适渐渐靠向了国民党。再往后，他继续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即便如此，他没有丢弃自由主义的信念。在他觉得适可的范围内，他尽力播撒着自由的种子。晚年在台湾，他曾劝蒋介石卸任总统职位。他还暗中支持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雷震、殷海光等人办刊、着文，抨击国民党的政治专制。“美丽岛事件”爆发，相关刊物被查封，参与的人士有的被关，有的被杀。胡适有心做事，无力回天。有友人回忆说，“美丽岛事件”后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话说得有点夸张，但大致能反映胡适精神的失落。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一面鲜艳的旗帜，而他的实用主义则是旗杆，插在现实的污泥浊水中。旗杆一点点下沉，旗帜自然也难以高高飘扬。

　　有一件事让人感到欣慰。晚年的胡适把鲁迅引为同道，一次在美国，他对着名历史学家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对这句话，我有所保留，也有所赞同。

网载 2015-09-05 22:31:24